摘　要:1948年1月,《大公報》發(fā)表了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在中國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場關于自由主義的討論。這場討論,內(nèi)容涉及廣泛,討論的雙方就個人自由與大眾民主關系、計劃經(jīng)濟與思想自由關系、革命與改良的關系、自由獲得方式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國家命運面臨抉擇之時,《大公報》樹起“自由主義”旗幟,顯示了難得的道德勇氣和批判精神,堪稱中國自由主義的“絕唱”。

　　1948年1月8日,《大公報》發(fā)表了曾留學英國的蕭乾起草的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辟妥協(xié)·騎墻·中間路線》。該社評發(fā)表后,在中國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場關于自由主義的大討論。盡管它對于當時實際的自由主義運動并未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但卻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chǎn)。鑒于國內(nèi)外學術界對這場自由主義討論的認識較為模糊,尚未有專題論文發(fā)表,本文擬依據(jù)相關文獻資料,對這場自由主義討論作一初步梳理,進而發(fā)掘其寶貴的思想價值。

　　一、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挫折

　　殷海光將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分為“觀念人物”與“行動人物”。他認為,在自由主義運動初始的宣傳階段,由“觀念人物”占主導地位,到進一步的組織階段,行動人物則脫穎而出[1]。以胡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多為觀念性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制中的學院派人物,有著固定的職業(yè)和穩(wěn)定的收入,他們雖關心政治,但又不離開自己的專業(yè)崗位,以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資源,通過大學講壇、同人社團和公共傳媒等傳播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對社會公共事務發(fā)表意見。這批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精神領袖,在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努力周報》、《現(xiàn)代評論》、《新月》和《獨立評論》等刊物周圍,發(fā)揮著較大的輿論作用,在起初的宣傳階段更是功不可沒。

　　從1930年代以后,信奉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之中國自由主義者,如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王造時等人,不甘心僅僅停留在自由主義觀念和言論上,而是要通過建立政治組織推進現(xiàn)實的自由主義運動。1934年秋,張君勱、張東蓀、羅隆基等人在北平組建了國家社會黨; 1941年,他們又在重慶創(chuàng)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開始了中國自由主義組織化的運作。從1943年底開始,圍繞著國民黨的“還政于民”、戰(zhàn)后中國政治秩序的安排等政治熱點問題,掀起了一股強大的自由主義運動。

　　戰(zhàn)后中國所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是關于中國前途及出路的選擇。無論是政治、經(jīng)濟或是思想文化領域,中國各階級、各階層、各政派的人們都在為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謀劃著未來的出路。國共兩黨對此問題有自己的設想,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勢力也有自己樂觀的估計。1945年秋,民盟一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及其綱領,提出“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羅隆基起草這份綱領的指導思想,就是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其要旨為:戰(zhàn)后中國應該仿效英國工黨所施行的“中間道路”,在政治上實行英美式的議會民主政治,在經(jīng)濟上參照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平等原則,就是所謂的“拿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2]。民盟綱領提出的這項方案,在1946年初召開的政協(xié)會議上被國共雙方所接受,成為政協(xié)五項決議的藍本。因此,很多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力圖在國共兩黨之外走一條所謂的“中間路線”。

　　政協(xié)會議之后,中間勢力公開闡述了“中間路線”的主張。張東蓀在天津青年會作了題為《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演講,將中間路線的主張作了集中表述:“在政治方面比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jīng)濟方面比較多采取蘇聯(lián)式的計劃經(jīng)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即采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同時采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chǎn)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爭。”隨后,施復亮在《時與文》上發(fā)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將張東蓀的“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發(fā)展成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就是“一條企圖用和平合作的方式來實現(xiàn)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經(jīng)濟工業(yè)化的政治路線”,其基本主張就是“調(diào)和國共,兼親蘇美”,其實質(zhì)是要說明,中國既不能走歐美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只能走中間的、和平的、改良道路,也就是政協(xié)道路。

　　中間路線追求的有三大目標:一是政治民主。其基本要求是,“每一個公民都有說話的自由,并要有容忍別人說話的自由;每一個公民都有選擇生活的機會,并獲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個國民都有選舉政府決定政策的權力,并保有批評政府及政策的權力”[3]。二是經(jīng)濟平等,力求計劃經(jīng)濟與自由經(jīng)濟相配合,“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場,對經(jīng)濟操有計劃的干涉主義”。馬寅初說道:“我們不完全采用英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蘇聯(lián)社會主義一切國營的制度,乃提出一種混合經(jīng)濟的制度,國營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同時并進�！盵4]三是思想自由,楊人楩說:“自由主義始終是這演化關系中的重要份子,決不因遭受左右夾攻而被消滅。自由主義者也能了解其他力量所能具有的歷史使命,決不因所見不同而企圖消滅其他力量。在歷史演進中,各個力量都有其歷史功能,當其功能完全喪失之時,即此力量不復存在之時,這一切只有讓歷史來決定�！盵5]

　　然而,政協(xié)決議的被撕毀以及國共內(nèi)戰(zhàn)的全面爆發(fā),標志著中國自由主義運動遭到了空前挫折。1947年底,國共戰(zhàn)爭進入白熱化,而國民黨的統(tǒng)治也日趨專制化。1947年10月,主張走中間路線、在中國建立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的最大政黨——中國民主同盟被迫解散,似乎說明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在中國行不通。這樣, 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中國思想界圍繞著中國出路問題再次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討論。

　　1947年9月,梁漱溟在《觀察》3卷4、5期上發(fā)表的《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認為國民黨進行的憲政選舉是一場災難,歐美“政黨分立的選舉競爭之一套”不合中國國情,只有“鄉(xiāng)村建設”才是中國政治的出路。張東蓀看了梁文后“深感共鳴”,在《觀察》3卷7期上發(fā)表《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提出了與梁漱溟不同的意見。他認為:中國不能有真正的選舉是由于有“特殊勢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棄走民主主義道路。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所以外來的東西,如選舉制度、警察制度、統(tǒng)制經(jīng)濟的辦法,以及飛機鐵路等,本來是中性的,無所謂好壞,而毛病還是出于中國本身。這誠如梁先生所說,是患的嚴重文化失調(diào)癥�！盵6]隨后,北大教授樊弘發(fā)表《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對梁、張的觀點作了批評,他認為民主政治在中國所以屢屢失敗,“就是因為中國永遠停留在農(nóng)業(yè)的階段,無論任何的階級都不感在維持土地生產(chǎn)力一點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國將來如果發(fā)展經(jīng)濟,需要由“有計劃的集體勞動來領導”。樊弘顯然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明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國失敗的原因,并認為中國的出路在走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接著,樊弘發(fā)表《只有兩條路!》,認為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反動的路,二是革命的路。“反動的路,在把政權放在剝削者階級手內(nèi)”,指出“耶穌、孔子和今日教授們所倡導的第三條路便是這一條路”;革命的路就是“把社會上被剝削的階層聯(lián)合起來,向剝削者階層以和平的或戰(zhàn)爭的手段,奪取政權,根絕或限制剝削者剝削的權利,予以保障被剝削者的生命、健康與自由”。他強調(diào):“中國只有兩條路,更沒有第三條路�！盵7]這實際上是對“中間路線”進行了嚴厲批評。

　　在民盟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受到國民黨打擊的情況下,中間道路面臨著國共兩黨的打壓,實踐中的自由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臨著嚴重的分化。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出路在哪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大公報》發(fā)起了一場關于自由主義問題的討論。

　　二、《大公報》社評引起的關于自由主義論爭

　　1948年初,伴隨著國共內(nèi)戰(zhàn)的烽火,是飛漲的物價和前途未卜的國家前途。處于國共兩大勢力之間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被擠在夾縫里,左右做人難。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1948年1月8日,《大公報》刊出帶有宣言性質(zhì)的社評。該文出自曾留學英國、頗受拉斯基費邊主義影響的蕭乾之手。文章鮮明地提出:“自由主義者對外并不擁護19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mào)易,對內(nèi)也不支持作為資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yè)。在政治文化上自由主義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jīng)濟上,鑒于貧富懸殊的必然結(jié)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tǒng)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愛用的代名詞�！痹撐慕又信e了自由主義的五點基本信念: (一)政治自由與經(jīng)濟平等并重; (二)相信理性與公平,也即是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 (三)我們以大多數(shù)的幸福為前提; (四)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就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 (五)我們認為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并駕齊驅(qū)。這篇文章所反映的不僅僅是蕭乾的個人主張,而是代表了當時中國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

《大公報》這篇社評刊出后,當時思想文化界有影響的報刊,如《觀察》周刊、《正論》、《時與文》等,接連刊載了施復亮、楊人楩等人的文章,中國思想界立刻掀起了一場關于“自由主義”的熱烈討論。

　　1948年1月23日,《時與文》第2卷第16期,刊載了署名“程桯”的《自由主義者與中國現(xiàn)局》,提出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者也可以有他們的施政綱領,產(chǎn)生自己的共同組織,不僅僅是宣傳自由主義理念,而且應該參與自由主義運動。1月31日,《時與文》第2卷17期發(fā)表了杜明的《評大公報對于自由主義的看法》一文;2月1日,《正論》新2期發(fā)表了《自由主義者的道路》的文章,響應《大公報》社評,指出該社評“為自由主義者長了不少氣勢”,但也提出“希望自由主義者,不要為任何個人自由的念頭所支配,也不要為任何帶有全體集權的自由意識所運用”,所爭取的應當是真正的自由——大眾自由。同時,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積極響應《大公報》關于自由主義的文章,集中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自由主義的文章。楊人楩在《觀察》周刊上發(fā)表《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關于中共往何處去?》等文,施復亮發(fā)表了《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等文,明確表示支持《大公報》關于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及政治立場。2月7日,《大公報》又發(fā)表《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的補充社評。3月初,醞釀已久的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正式在北平成立,公布了卅二條國是綱領,并創(chuàng)辦《新路》周刊,提出了“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的主張。

隨后,《時與文》第2卷第18期發(fā)表了馮契的《論自由主義的本質(zhì)與方向》、孟堅的《施復亮先生的“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是什么》等文,對《大公報》及施復亮等人的自由主義觀點進行了批評,對其鼓吹的所謂自由主義道路進行了質(zhì)疑。5月1日,《正論》新5期發(fā)表了署名“成方”的《是“新路”還是舊路》的文章,對《大公報》主張的自由主義道路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對在北平成立的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提出了嚴厲批評。該文認為,從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發(fā)表的政治經(jīng)濟綱領看,它顯然是受英國費邊主義學說影響的產(chǎn)物,名為“新路”,實則是一條國家資本主義的舊路。范承祥也在《時代》第8年第6期上發(fā)表《亟待澄清的幾個問題——總評最近幾篇論自由主義的文章》,杜微在《中國建設》5卷5期上發(fā)表《論一種自由主義》,胡繩發(fā)表題為《為誰“填土”?為誰工作?——斥〈大公報〉關于所謂“自由主義”的言論》,對《大公報》發(fā)起的這場自由主義討論進行正面批評。這些左翼人士的言論發(fā)表后,立即遭到了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的反駁。一時間,處于困頓中的中國自由主義在思想界形成了討論高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場關于自由主義的討論從1948年初開始發(fā)起,到1948年秋隨著國內(nèi)戰(zhàn)局的明朗化而逐漸消寂。這場關于自由主義問題的討論,反映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國共兩黨決戰(zhàn)之時的矛盾心態(tài):當中國面臨大變革的時候,他們對國民黨“厭”,對共產(chǎn)黨“怕”,而“怕”又多于“厭”;兩種情緒糅雜在一起,于是形成一種恐慌、遲鈍和沮喪的失敗主義心理。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由主義”這塊招牌被抬了出來,作為號召團結(jié)中國“第三方面”自由主義者的思想旗幟。對此,有人明確指出:《大公報》所提倡的“自由主義”,實際就是抓住了中國知識分子討厭國民黨但又怕共產(chǎn)黨的苦悶心理,企圖在理論上用“自由主義”的旗幟來號召他們;而“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的成立,則是用行動來團結(jié)這批苦悶的知識分子繼續(xù)走中間道路[8]。在這場關于自由主義討論中,因參加討論者之立場不同,觀點也針鋒相對。左翼人士龐欣在《總結(jié)關于“自由主義”的論爭》中,對此作了集中闡述。他認為,《大公報》所代表的一批“自由主義者”是不承認政治的階級性的,而左翼人士則是明白肯定政治的階級性的。前者不承認政治有階級性,所以認為可以在不推翻現(xiàn)政權的原則下,慢慢地進行社會改良;后者則認為歷史上從來沒有實現(xiàn)過特權階級自動讓步的神話,所以主張如果特權階級不讓步,那便只有推翻它。因為是基本承認現(xiàn)狀并希冀以現(xiàn)狀為基礎徐圖社會改良,所以《大公報》上所刊載的“自由主義者”的文章,都特別強調(diào)“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相信理性與公平”,都提出“和平第一、自由第二”的口號,都衷心耿耿憂心如焚地希望政權者對“自由份子”予以較開明的待遇[9]。杜微批評《大公報》所聲稱的“自由主義本質(zhì)上不崇信武力”的主張時說:“我所知道的歷史上的自由主義者并不如此,他們是勇敢地參加正義的。譬如法國第三階級革命,羅梭的信徒們都參加斗爭�！敃r革命即是為自由而戰(zhàn),自由主義者并不逃避歷史任務,該流血時硬是慷慨悲歌地流盡最后一滴血�！背虠H也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把自由放在第一,把和平放在第二,也可以說,自由主義者不到最后關頭決不放棄和平,一到最后關頭就必定毅然決然放棄了它。”[10]因為是一面討厭舊秩序,一面又怕懼大變革,一面厭惡國民黨的現(xiàn)實統(tǒng)治,一面又怕懼共產(chǎn)黨的革命成功,所以像楊人楩、施復亮等那樣的“自由主義者”,才提出“向兩邊統(tǒng)治者和革命者同時要自由”的說法[9]。

　　在這場關于自由主義的討論中,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與左翼人士之間爭論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關于自由主義的內(nèi)涵。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是一種對人生的基本態(tài)度”�！洞蠊珗蟆飞缭u指出:“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信奉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fā)上與挺立在斷頭臺上,信念得一般堅定。自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上的人生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而且不是消極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與共黨,美國與蘇聯(lián)一起罵的未必即是自由主義者。尤其應該弄清的是自由主義與英國自由黨的主張距離很遠很遠。自由主義者對外并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mào)易,對內(nèi)也不支持作為資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yè)。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jīng)濟上,鑒于貧富懸殊的必然惡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tǒng)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為民主社會主義�！彼�指出:“自由主義不止是一種政治哲學,它是一種對人生的基本態(tài)度:公平,理性,尊重大眾,容納異己。因為崇信自由的天賦性,也即是反對個性的壓迫,它與任何方式的獨裁都不相容。又因為它經(jīng)濟生活的平衡發(fā)展需要制度上的規(guī)劃,它也不能同意造成貧富懸殊的自由企業(yè)。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掉除。正因為自由主義尊重個性,他們之間的意見也容有參差;同時,自由主義者既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施政綱領。但對人生既具有了堅定而鮮明的態(tài)度,對事情自然便有了觀點。”楊人楩也指出:“自由主義是個創(chuàng)造的力量,因創(chuàng)造而求進步,要進步必須反靜態(tài),反靜態(tài)即反現(xiàn)狀,反現(xiàn)狀必須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于斗爭,斗爭的持續(xù)有待于教育,斗爭可能暫時失敗而教育不會失敗,惟不妥協(xié)的精神始可發(fā)揮斗爭之教育意義,而達到所當追求的進步�！盵11]

　　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內(nèi)涵的解釋,并不為參加論爭的左翼人士所承認。范承祥、杜微、成方等人則認為,自由主義“由現(xiàn)實政治退到政治哲學,再退入人生態(tài)度”,這樣把早期自由主義的革命性抽光。針對施復亮所說的“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主義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的提法,范承祥反駁道:“當新興資產(chǎn)階級向封建領主要求自由的時候,作為新興資產(chǎn)階級的先鋒和代言人的自由主義者是贊成革命的。在那個時候,政治民主(自由主義的民主)與社會經(jīng)濟民主(階級平等或根本消滅階級)是一個東西,而革命則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換句話就是說,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革命是一家,并未絕緣。是在法國革命成功,新興資產(chǎn)階級推翻了封建領主,自己爬上了既得權益者的寶座的時候,新的既得權益者對于人民大眾的潛在革命要求深感恐懼,這才硬把政治民主與社會民主隔離,把革命與自由主義分離。”龐欣也認為,今天談自由主義,就必須繼續(xù)過去的革命光榮傳統(tǒng),而不能學法國大革命后的既得權益階級那樣,把“自由主義”這個名詞歪曲了來背叛革命。自由主義本質(zhì)上就是戰(zhàn)斗的,與現(xiàn)實政治血肉關聯(lián)的,決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哲學和人生態(tài)度而已[9]。因此,自由主義者與左翼知識分子在關于“自由主義”之內(nèi)涵的認識上存在著重大的分歧。

　　第二,關于政治民主與經(jīng)濟平等的關系。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強調(diào)“政治自由與經(jīng)濟平等并重”,實際上是把政治自由(民主)與經(jīng)濟自由(社會主義)分開來看,認為英美等國有前者而無后者,蘇聯(lián)則是有后者而無前者,從而主張中國應采兩者之長,兼容并收。這種觀點,是反對《大公報》主張的左翼人士所不能接受的。他們認為,把經(jīng)濟與政治割裂開來,撇開經(jīng)濟問題來談政治民主問題的思路,實際上是受了英美“偽裝自由主義者”的流毒,是需要加以糾正的。范承祥指出:“現(xiàn)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從現(xiàn)代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制度取得其存在基本的。事實上,人類歷史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經(jīng)濟制度是基礎,政治制度是保育和代表這種基礎的存在的東西。封建的經(jīng)濟制度必然產(chǎn)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制度雖然也容許帝王的存在(如英國),但卻決不能容許封建王朝的存在。同樣,建筑在資本主義經(jīng)濟制度上的民主政治形態(tài),與建筑在社會主義經(jīng)濟制度上的政治形態(tài),基本上屬于兩個歷史范疇,在邏輯上是不能拿來相提并論的。尤其不能把政治形態(tài)與經(jīng)濟形態(tài)割裂孤立起來比較,因為這兩者制度(資本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與社會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各自成一整體,各有其具體的內(nèi)容體系,各屬于一個歷史階級�！币虼�,現(xiàn)代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經(jīng)濟制度是密切相連的[8]。杜微也認為:“每個革命都有其政治經(jīng)濟等內(nèi)容,是一體系的;問題要看政權落在誰人手里,誰浮起來,誰沉下去,實行的是什么社會制度�！x開政權的性質(zhì),而空談理想,支解社會構造,美化為獨立的抽象原則。這樣‘中間’一下,掛著渺茫的空想”,是不對的[9]。因此,他堅決反對自由主義者堅持和鼓吹的英美式政治民主。

　　第三,關于中國能否實行歐美式的多黨制�！洞蠊珗蟆窞榇淼淖杂芍髁x者認為,“民主的多黨競爭制”值得中國仿效, 1月8日的社評公開申明:“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逼涓鶕�(jù)有三:第一,自由主義與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堅持每個人的天賦自由,也即是承認每個人起碼的平等。田納西流域的農(nóng)夫聞羅斯福之死而淌淚是由衷的愛戴,希特勒的黨徒懸其領袖的照片令人舉臂示敬是被迫的崇拜。我們反對那種崇拜,因為它是“君權神賦”的繼續(xù),因為遲早那位“超人”的威權必侵及手無寸鐵的個人。第二,在多黨制下,人民與統(tǒng)治者間是由招標而發(fā)生合同關系的。人民這個標主還保留檢選貨真價實的應征者之權,一旦條件不符也還可以更換。應征者間因為有了競爭作用,貨色價碼上一定得分外老實克己。如果這個作用不存在,標主的利益當然毫無保障。第三,就這個幅員廣大,現(xiàn)代化基礎幾等于零的中國來說,事實上由一黨專政統(tǒng)治全國有其根本的不可能處。其強調(diào)說:“我們必須承認政治理想是種籽,社會環(huán)境乃是土壤,單換種籽,不改良土壤,還是無裨于事的。尤其中國這個社會是特別富于吞噬作用的�！�

　　杜微對《大公報》主張的多黨制進行了嚴厲批判。他說:“英美社會有階級,人民利益不同,所以產(chǎn)生了多黨。多黨并存,形式民主,內(nèi)容并不一定民主。五個人五個意見是民主,五個人的意見相同行動一致,也是民主。英美式的民主論客,不了解剝削消滅以后,人民的利益根本相同,已不可能也不必要有多黨。他們是形式的民主論。擁護英美式的多黨,既擁護資本家的多黨輪流去管理國家,置大多數(shù)幸福于不顧�！盵9]范承祥也說:“十九世紀后半葉迄今的歷史告訴我們,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無論如何多法,總是代表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的;至于所謂代議政治,無非是說一切有關工商利益的法案都必須由資產(chǎn)階級代言人占據(jù)大多數(shù)議席的議會予以通過。政黨與議會都有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所把持,這哪里談得上什么民主不民主。在這種制度之下的政治與經(jīng)濟自由,是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與經(jīng)濟自由;絕大多數(shù)的勞苦大眾是根本上既無政治自由,也無經(jīng)濟自由的。至于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由于政權掌握在勞苦大眾的手中,所以勞苦大眾是有政治與經(jīng)濟自由的�！盵8]龐欣贊同杜、范的觀點,認為“僅憑形式上的多黨制與議會政治就認為英美民主是了不得的好,是非常淺薄皮相的說法”[9]。第四,中國能否效法英國工黨實行混合經(jīng)濟。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提倡所謂“混合經(jīng)濟制度”,其藍本為英國工黨正在實行的所謂“選擇性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這種主張,在張東蓀、張君勱成立國家社會黨的政綱《我們所要說的話》中已經(jīng)有了初步闡述。到1948年,張東蓀借鑒戰(zhàn)后東歐的經(jīng)驗,再次明確提出:在經(jīng)濟上是“容納混合的方式”,即“混合經(jīng)濟”,既有私人資本,又有國家資本,還有合作社經(jīng)營。對于土地問題,“實行合理的再分配”[12]。但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混合經(jīng)濟”主張,仍然受到了左翼人士的批評。范承祥對英國工黨經(jīng)濟政治政策加以批判后,特別指出兩個理論上的要點:第一,當作一種社會制度來看的經(jīng)濟制度,在它本身制度上,在它的基本結(jié)構上,都無形中設定了一個界限,是一種經(jīng)濟制度與另一種經(jīng)濟制度的分水嶺。本質(zhì)上實行某種經(jīng)濟制度的國家不能同時又采行他種社會制度。以私人企業(yè)為中心的經(jīng)濟制度,即使我們已明白理解它那自由競爭的弊病,但卻顯然無法依據(jù)采行社會主義經(jīng)濟的計劃經(jīng)濟設計。第二,生產(chǎn)上采取資本主義技術上的優(yōu)點,分配上采取社會主義公平的優(yōu)點,那是將近一百年前曾經(jīng)是英國經(jīng)濟學家彌爾的玄想。社會財富的分配形態(tài)取決于社會財富的生產(chǎn)形態(tài)。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chǎn)出來,再依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分配,在今日稍有經(jīng)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根本辦不到的。根據(jù)這兩個標準,范氏認為:“英國的現(xiàn)行社會條件和社會基礎既然始終沒有發(fā)生過基本上的變化,所以它的現(xiàn)行經(jīng)濟制度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其所以要故意提出混合經(jīng)濟制度之類的名辭,不過是意圖一新勞苦大眾的耳目,緩和一下戰(zhàn)后勞苦大眾要求公平的情緒而已”,實在不值得中國去仿效[8]。

從《大公報》自由主義者與左翼人士爭論的分歧中可以看出,“這次關于自由主義的論爭,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立場和兩種不同的方法論,一方面是有意無意地為了維護舊秩序的,另一方面則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一邊的”。左翼人士認為,問題提出的方式和背景,反映出中國的內(nèi)部斗爭已經(jīng)瀕臨決定的關頭,尖銳嚴重,超越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這次論爭的展開,對于當前彷徨懷疑中的知識分子,當有極良好的影響:那些真心為人民為自由但在思想上含糊不清的知識分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會因這次論爭而澄清許多問題,更加堅定他們的奮斗;那些假冒偽善幫閑幫兇的偽自由主義分子,也將因這次論爭而顯現(xiàn)出本來的面目。所以,這次論爭對于中國的革命建設有很大的益處[9]。

　　三、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新認識

　　政協(xié)決議的破壞、中間路線的破產(chǎn)及民盟的解散,標志著中國自由主義者政治運作的失敗。1948年《大公報》發(fā)起的關于自由主義討論,是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者在現(xiàn)實層面的政治運作失敗后,從學理層面所作的理論反思和思想總結(jié)。如果說上述關于自由主義討論是自由主義者與左翼人士之間產(chǎn)生的分歧的話,那么在這場自由主義討論中,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思想作了積極探索,并根據(jù)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實踐,修正了一些觀點,深化了一些問題的認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思想。這主要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

　　第一,關于個人自由與大眾民主關系的新認識�！洞蠊珗蟆飞缭u公開申明:“我們以大多數(shù)的幸福為前提。如果人類依然逗留在游牧時代,則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無妨或成為同義字。人們既集居一處,且分為國家省郡,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間必須求到和諧。個人根本是集體的成員,一人患貧窮或愚盲之影響全村正如其患麻瘋一樣。放下道義,即單從利己主義出發(fā),資本主義所支持的自由企業(yè)——即是自由剝削,也是死路一條。本此,在經(jīng)濟上我們贊成公用事業(yè)國有,也希望生產(chǎn)工具盡量不屬于個人。中山先生節(jié)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遲早兌現(xiàn)。在文化上,我們擁護至少以初中為標準的義務教育。為了培植民主真基礎,除堅持學校育才之外,不兼營政黨斗爭。在政治上,我們絕對贊成普選,但普選的真實基礎在義務教育,否則普選永遠是一種幻術。在財政上,我們擁護課富的賦稅政策�！痹谶@場討論中,人們對自由的內(nèi)涵、自由主義的理念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張申府指出,今日講自由至少應注意三點:第一必須是人人自由。人人自由,乃無侵略自由、壓迫自由、剝削自由。第二是要積極自由,不要消極自由,要有生存自由、學習自由、工作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第三要切認自由與組織相反相成。無自由,組織不能充實健旺;無組織,自由不得充分發(fā)展。要自由的組織,即有自由的組織;也要組織的自由,即有組織的自由。組織正予自由以機會;自由才使組織有“靈魂”。自由在組織之中,成自覺的自由;組織于自由之下,乃是自覺的組織。他強調(diào):“中國今日唯一可能路線,自也要前進的,革命的;人民的,民主的;科學的,即也要利用科學,發(fā)展科學,更使科學服務于人民。”[13]施復亮亦指出:“自由主義者始終要求進步,不斷從變革現(xiàn)狀中求取進步。進步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沒有進步,就沒有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進步的環(huán)境中才能實現(xiàn)。所謂‘進步’,就是更多的人民獲得更多的‘自由’�！瓐F結(jié)進步的力量,聯(lián)合進步的力量,推動中國走上進步的道路,這應該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責無旁貸的責任�！盵14]

　　第二,關于計劃經(jīng)濟與思想自由關系的新認識。以《大公報》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主張“混合經(jīng)濟”,主張經(jīng)濟民主,效法蘇聯(lián)計劃經(jīng)濟模式。他們認為,以計劃經(jīng)濟增加生產(chǎn),并使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下來,是蘇聯(lián)對于人類的一個貢獻。張東蓀說:“計劃經(jīng)濟是社會主義的救命湯。換言之,即社會主義與計劃經(jīng)濟相結(jié)合乃得到新的生路�！彼J為,計劃經(jīng)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資本主義、法西斯都可采用計劃經(jīng)濟。只有“用社會主義為原則以作計劃方能為進步的計劃經(jīng)濟”。所以,中國今后必須采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jīng)濟,“因為只有這樣方能大量增產(chǎn)”。中國為了發(fā)展生產(chǎn)必須采取計劃經(jīng)濟,尤其必須采取進步的計劃經(jīng)濟,但如何處理經(jīng)濟方面的“計劃”與思想方面的“自由”的關系,張東蓀主張,在采納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時,同時保留思想文化上的自由;既要促進生產(chǎn),又不能損害“自由”。他強調(diào):“文化上沒有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決無法建立自由主義,中國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著這個自由精神的大統(tǒng)。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種子未斷,將來總可發(fā)芽。所以使這二者(即計劃的社會與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將來沒有更進步的制度出現(xiàn)�！鄙a(chǎn)既然要用計劃經(jīng)濟,則勢必影響到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由,如何處理社會的計劃性與思想方面的自由的關系,張東蓀提出了一個基本原則:“計劃是以增加生產(chǎn),使全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為目的的,則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產(chǎn)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產(chǎn)降低,則都應該在限制之列�！盵15]在經(jīng)濟等方面采用社會主義計劃方式,在思想文化方面保持自由,是多數(shù)自由主義者的主張。

　　第三,關于革命與改良問題的新認識。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者多主張和平漸進的改良,不贊同暴烈的武裝革命。但在1948年的討論中,自由主義者對革命與改良的關系的認識有了較大變化�！洞蠊珗蟆飞缭u指出:“我們認為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并駕齊驅(qū),否則一定無濟于事�！遍_始承認革命的合理性。施復亮也指出:“統(tǒng)治者剝削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義者便要毅然決然地站起來反對統(tǒng)治者,為人民爭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權不曾建立起來或人民的自由不曾獲得切實保障以前,自由主義者必然要跟廣大人民站在一條陣線上去反對統(tǒng)治者。自由主義者多半希望采用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各方面的進步,但當他發(fā)見了統(tǒng)治者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的時候,他也會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盵14]在1946年出版的《理性與民主》中,張東蓀對革命是持反對態(tài)度的。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共把革命當作目的,當作一種長期的過程的作法:“我敢正告社會主義者中對于民主有感情的人們:我們在馬克斯與恩格斯的文獻上不是尋著建立共產(chǎn)社會如果萬一竟有不由革命亦未嘗不可的一類話么?可見他們……始終把革命當作手段。手段之使用與否須看目的之達到如何而定。只須達到目的即不限定必用這種手段,而把革命當作過程,且當作必然的過程。一切弊病即出于此。”[16]而到1947年10月所作的《論政治斗爭》中,他卻說:“但我現(xiàn)在來討論斗爭,卻亦十二分承認斗爭是一個鐵樣的事實。斗爭的由來是由于有個斗爭的對象。人類社會所以不能達到理想境界就是由于有人或一些人甘心作斗爭的對象,來和全社會的福利挑戰(zhàn)�！盵17]這顯然是一個重大變化。1948年7月20日,張東蓀在《北大半月刊》第8期上發(fā)表《紀念聞李二先生——民主與革命之關系》,他將革命與民主結(jié)合起來考察,認為民主主義與革命是密不可分的,表示了對革命斗爭的同情。他指出:“須知民主與革命分開這不是民主的原義,乃只是后來的態(tài)度�！彼麆窀婺切┓磳Ω锩闹R分子說:“須知歷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嘗試,只是因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開始即主張革命。民主不易由平和而得,歷史早告訴人們了�！彼麛喽�,“歷史上所有民主的實現(xiàn)沒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換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軌”。他公開承認革命有其客觀性,并強調(diào)革命的爆發(fā)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與實際境況密切相關的問題;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無產(chǎn)階級專政,乃由革命的實際境況決定。他闡述道:“一個國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時候也就只有革命這一條路。”[18]

　　第四,關于自由獲得方式的認識。施復亮指出,自由主義者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別人同路,而且極端歡迎別人同路。自由主義者必須認識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獲得廣大人民中間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廣大人民的利害為自己的利害,以廣大人民的要求為自己的要求。這樣,自由主義者的目光才會看到多數(shù)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數(shù)人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必須以自由的性質(zhì)、種類、范圍,以及獲得自由的人數(shù)的多寡,來衡量一個社會或國家的自由程度。在國共兩黨統(tǒng)治之下,哪一個區(qū)域自由比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這種標準來衡量。自由主義者不但不能滿意國民黨統(tǒng)治,應當努力爭取“自由”,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之下也要有勇氣爭取“自由”;但他所爭取的應當是多數(shù)人的自由,不應當是少數(shù)人的自由。只有這樣,“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施復亮對中國民主自由之獲得方式作了認真研究,認為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爭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賜的。他說:“不僅國民黨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產(chǎn)黨也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國的政權真正被掌握在多數(shù)人民的手里,由多數(shù)人民的意志來決定一國的政策,才算真正實現(xiàn)了民主,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自由。一個進步的政治集團,永遠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夠跟人民一同爭取并保障自由和民主。自由主義者倘若能夠跟廣大人民共同爭取自由和民主,能夠在民主運動中表現(xiàn)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就必然能夠保障自己和廣大人民的自由。我以為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義者自己。而且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要是用來保障廣大人民的自由的,不僅是用來保障自己的自由的�！庇腥苏f:在國民黨統(tǒng)治之下,人民固然沒有自由;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之下,人民也不見得有自由,甚至更不自由;還有人說:國民黨固然不肯給我們自由,共產(chǎn)黨也不見得肯給我們自由。對于這兩種議論,施復亮強調(diào)指出:“第一,中國國民黨不等于歐美各國的資產(chǎn)階級政黨,中國共產(chǎn)黨也不等于蘇聯(lián)或其他國家的共產(chǎn)黨,我們不可用完全歐美政黨的眼光和標準來衡量這兩個政黨;無論好壞,都應當根據(jù)當前的實事。第二,在內(nèi)戰(zhàn)時期,尤其在戰(zhàn)爭區(qū)域,為了軍事的目的,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的,也不會真正的實現(xiàn)民主。在這時期,希望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域?qū)崿F(xiàn)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種空想,要在中共統(tǒng)治區(qū)域?qū)崿F(xiàn)廣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種奢望。要實現(xiàn)真正的廣泛的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只有在內(nèi)戰(zhàn)徹底停止,和平真正恢復以后�！笔⿵土翉娬{(diào)“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義者自己。而且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要是用來保障廣大人民的自由的,……倘使自由主義者能夠這樣來利用自己的自由,那就一定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他認為“這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爭取自由的正確道路”,因為“決定中國前途的力量,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自由主義者和國共兩黨以外的廣大人民。這是第三種力量,也是一種民主力量。這一力量的動向,對于中國前途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施復亮將獲得自由的重任托付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他指出:“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主義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xiàn),必然有待于自由主義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自由批評‘異見’,同時充分尊重‘異見’。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始終堅持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精神來從事民主運動,解決政治問題�！盵14]

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乃至失敗的現(xiàn)實,使不少自由主義者更冷靜地看待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處境及未來命運。張東蓀回顧了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思潮與運動的發(fā)展演變歷史之后,把自由主義分為兩種:即政治的自由主義與文化的自由主義。所謂政治的自由主義就是舊式的自由主義,具體而言就是民國初期的憲政論,如制定憲法、進行選舉等等。這樣的自由主義,在經(jīng)濟方面的放任政策,使資本主義得以發(fā)展,從而形成“貧富不均”、“對外愈趨于侵略”等弊端。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經(jīng)到了推車撞壁之時,中國焉能如西方18世紀那樣實行政治的自由主義?所以,張東蓀認為,這種民國初年的憲政主義“決不足為今天戰(zhàn)后立國與建設之方針”。他承認“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在今天二十世紀已是過去了”。所謂文化的自由主義,在張東蓀看來,只是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忍容的態(tài)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他說:“所謂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卻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可以形成一個黨,或名為自由黨,或名為民主黨。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并不須有固定的內(nèi)容。只是一種‘態(tài)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何種學說或思想,只要由嚴格的邏輯推出,有充分的實事為證據(jù),換言之,是由于科學方法而成,則都可為文化的自由主義者所承認�！彼J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即舊的民主主義已經(jīng)過時,而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義,是“人類文化發(fā)展上學術思想的生命線。中國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進一步要對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更不能不特別注重這個自由”[15]。

　　四、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絕唱

　　《大公報》發(fā)起的這場關于自由主義的討論,是在抗戰(zhàn)結(jié)束后中間路線即將徹底破產(chǎn)、自由主義運動遭到嚴重挫折之時發(fā)起的。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臨抉擇之時,《大公報》豎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顯示了他們難得的道德勇氣和批判精神,堪稱中國自由主義的“絕唱”。《大公報》公開進行的自由主義討論,實際上可以看作中間路線的繼續(xù),是在自由主義政治運作受到挫折后的一次思想抗爭。然而,這種來自歐美的自由主義思想,在國共兩黨那里都被當作可怕的妖魔,遭到空前未有的擠壓。對此,《大公報》補充社評回顧說:“本報那篇論《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的社評刊后出,全國由平津以至京滬港粵都發(fā)生了迥然不同的種種反響�！瓎尉婉g責我們的文章看,來路大約不出三個方向,論調(diào)可概括為五。所謂三個方面,即是代表集團的左與右,及代表個人的‘中間’。在左右陣壘里,又各有‘迎’與‘拒’兩種論調(diào)。右方面‘迎’我們的,說你們主張‘三民齊重’,豈不剛好志同道合?‘拒’我們的則很少正面駁斥。有的比我們作黃老墨家,有的責備該文未以戡亂作結(jié)論,因而還不免‘民族失敗主義’的嫌疑。左方面‘迎’的方面說:‘自由主義不應當反對社會主義及共產(chǎn)主義,因而即不應當反對蘇聯(lián),尤其不可反對共產(chǎn)黨。’‘拒’的方面論點也不一。其中責備我們最嚴苛的是‘此非時也’。因而怪自由主義者‘早不喊,遲不喊,卻在此時喊了自由平等’。”[19]因此,這場自由主義討論一開始便受到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兩種政治勢力的打壓。

　　在國民黨政府的嚴厲打壓下,不僅參與這場討論的眾多刊物受到嚴重摧殘,而且中國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迫害。共產(chǎn)黨領導和影響的左翼勢力對自由主義者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們指責道:“當《大公報》的老板胡政之早已放下了第三方面的假面具的時候,《大公報》卻要來宣傳什么‘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當英法工黨和社會黨上層右翼分子已完全向國內(nèi)外反動力量投降的時候,《大公報》卻要來宣傳什么‘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這當中的陰謀還不洞如觀火嗎?”[20]應該看到,中共對自由主義者堅持和宣傳的中間路線思想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種批判在國共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后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而在《大公報》發(fā)起這場討論后更是直接和嚴厲。1948年3月《大眾文藝叢刊》的第一輯上,身為當時左翼文壇領袖的郭沫若發(fā)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毫不留情地給《大公報》和蕭乾一起扣上了一頂“反動”的帽子:“御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勛就是政學系的大公!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今天你的貢獻就是《大公報》的蕭乾!”[21]言辭相當激烈。胡繩發(fā)表題為《為誰“填土”?為誰工作?——斥〈大公報〉關于所謂“自由主義”的言論》的文章,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刊登了一幅名為《兩“胡”于“途”》的諷刺漫畫,畫的是胡適背著自由主義的紅十字藥箱,挽著《大公報》社長胡政之,胡政之一手舉著《大公報》,一手拉著蔣介石的無頭僵尸。

　　民盟解散后,中國第三方面勢力開始分化。1948年初,民盟內(nèi)部左翼勢力在沈鈞儒、章伯鈞主持下在香港召開三中會議。這次會議檢討了過去的政綱政策,對當時的政治形勢重新作了估計,確定以后應走的政治路線和新的工作方針。按照這一宗旨,全會首先通過了《三中全會緊急聲明》,決定恢復民盟的領導機構,“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政府,為徹底實現(xiàn)民主、和平、獨立、統(tǒng)一的新中國而奮斗到底”!隨后民盟響應中共召開新政協(xié)的號召,走上了與共產(chǎn)黨合作的道路。而此時參加《大公報》關于自由主義討論的民盟成員,多為政治上中性或偏右的所謂自由主義者。他們盡管贊同自由主義,堅持中間路線的主張,但在國共決戰(zhàn)的勝負已有定局,中國的出路已經(jīng)明晰的情況下,也程度不同地發(fā)生劇烈分化:或者傾向中共,或者繼續(xù)保持中立。1948年秋以后,在國民黨的政治高壓和其生活現(xiàn)狀日益惡化的嚴峻情況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臨著更劇烈的分化和抉擇,不僅自由主義的實際政治運作難以進行,而且自由主義的精神訴求也難以為繼。在國共兩種勢力的打壓之下,知識分子本身面臨著生存和出路問題,自由主義的討論更是由此消寂。

　　自由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失敗,顯然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過高地估計了“第三方面”的力量,以為中國社會是中間大,兩頭小,國共分別代表兩頭小的,而自己代表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中間階層。實際上,中國社會恰恰是兩頭大而中間小的結(jié)構,中間階層不僅人數(shù)少,而且因松散而缺乏力量。在國共兩強之間,沒有掌握武力與群眾的中間勢力,難以有所作為。美國學者格里德對中國自由主義失敗的分析,是頗值得重視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并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了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chuàng)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于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chǎn)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么答案。”[22]

　　[1]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 1988: 586.

　　[2]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G].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3: 77.

　　[3]李澈廬.以民主締造統(tǒng)一[J].觀察, 1 (12), 1946-11-16.

　　[4]馬寅初.中國經(jīng)濟之路[J].經(jīng)濟評論, 1 (4), 1947-04-26.

　　[5]楊人楩.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J].觀察, 5 (8), 1947-10-16.

　　[6]張東蓀.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J].觀察, 3 (7), 1947-10-11.

　　[7]樊弘.只有兩條路[J].觀察, 4 (7), 1948-04-10.

　　[8]范承祥.亟待澄清的幾個問題——總評最近幾篇論自由主義的文章[J].時代, 8 (6).

　　[9]龐欣.總結(jié)關于“自由主義”的論爭[J].讀書與出版, 3 (4), 1948-04-15.

　　[10]杜微.論一種自由主義[J].中國建設, 5 (5).55

　　[11]楊人楩.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J].觀察, 2 (11), 1948-05-10.

　　[12]張東蓀.關于中國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J].觀察, 3 (23), 1948-01-31.

　　[13]張申府.論中國的出路——對于自由主義、中間路線、知識分子的探究[J].中國建設, 6 (4), 1948-07-01.

　　[14]施復亮.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J].觀察, 3 (22), 1948-01-24.

　　[15]張東蓀.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J].觀察, 4 (1), 1948-02-28.

　　[16]張東蓀.理性與民主[M].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6: 146.

　　[17]張東蓀,論政治斗爭[J].國訊, 1 (1), 1947-10-10.

　　[18]張東蓀.論真革命與假革命[J].展望, 2 (24), 1948-10-30.

　　[19]社評.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N].大公報, 1948-02-07.

　　[20]于懷.追擊中間路線[J].自由叢刊, 11, 1948-01-28.

　　[21]錢理群. 1948:天地玄黃[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8: 31.

　　[22]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9: 368.68.

　　作者簡介: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鄉(xiāng)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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