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說，我國的所謂“三農問題”就是肇端于五十年前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行。因為自從中共中央領導人而不是國務院直接領導中國農村和農業(yè)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動用國家力量推行人民公社、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以來，中國就開始出現(xiàn)了所謂“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yè)真危險”這一典型的中國“三農”問題了。[1]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可以說，造成1960年開始的導致人口銳減數千萬的三年大饑荒，其最初的所有制上的源頭也正是這個土地集體所有制，因為正是這種所有制給后來刮起的并給我國農村、農民和農業(yè)造成了巨大損失的以所謂“共產風”為首的“五風”鋪平了所有制上的道路。而后來在改革開放中陸續(xù)出現(xiàn)并逐步嚴重起來的許多現(xiàn)今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那么和諧的社會問題，如貧富懸殊、官場貪腐、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公權濫用、法治失衡以及基層民主制度難以推行等等，無不與這種土地集體所有制息息相關。

　　比如，貧富懸殊問題。有資料表明，我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2003年即已達到3.2倍，這兩年又一直在擴大，如果加上社會福利和公用設施這一塊，有人估計已達5倍甚至6倍。據 《小康》雜志社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全面小康發(fā)展報告(2006)》透露，按照中國國家貧困線，目前全國有4800多萬貧困人口，其中農村貧困人口約2600萬人，占一半以上。如果包括土地被征用失地后無家可歸不得不居住在城鎮(zhèn)的無地、無業(yè)、無社保的所謂“三無”農民，這個比例將達到70%以上。而如果根據國際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即為貧困人口的標準，按照世界銀行最近的估計，目前中國約有1.35億人還處在國際貧困線以下，其中也有70%以上是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2] 農民貧困的原因有不少，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卻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農民對耕種的土地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也就很難保證土地所有權中所包含的發(fā)展權和生存權也屬于自己。這樣的土地制度不僅嚴重挫傷了農民從事農業(yè)發(fā)家致富的積極性，同時也給那些圍繞土地交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剝奪農民的土地權益創(chuàng)造了條件。

　　近年來，中央政府一直在企圖增加并實際增加了許多對農村和農業(yè)的投入與補貼，但是嚴酷的事實是，在我們這個新世紀，特別在“三農”投入特別巨大的這兩年，我國的城鄉(xiāng)差別還在無情地擴大。鐵一般的事實已證明，不管你承認與否，只要不廢除這個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無論你如何進行各種次要制度的改革，中國的“三農”問題都是不可能解決掉的。所以，現(xiàn)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無疑是導致占全國人口70%的農民階層普遍貧困并造成城鄉(xiāng)差距巨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如，官場貪腐。有資料說，地產業(yè)是官員腐敗的最厲害的領域。[3]《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但對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問題，該法卻沒有也無法明確規(guī)定。其結果是，實踐中大量的商業(yè)用途披著公共利益的外衣進行土地掠奪。對集體所有土地的國家征用權被政府官員和商人們?yōu)E用了。我國迄今所有的征地，包括無數私人和企業(yè)的商業(yè)投資開發(fā)項目，都是各級政府以國家公共利益名義進行的。這里不僅存在著大量的違法和欺民的政府行為，而且也為官場權力尋租式的體制型腐敗培植了豐厚的土壤。

　　據資料表明，自80年代末以來，僅僅因為土地轉讓中違規(guī)現(xiàn)象所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每年都高達100億元以上。如據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的《關于2005年度中央預算執(zhí)行的審計工作報告》中披露，2003年至2005年6月，上海、天津、江蘇、浙江、江西和四川6個省(市)所屬87個開發(fā)區(qū)中，有60個違規(guī)低價出讓土地7873萬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讓金55.65億元。[4]這些少收的出讓金有相當一部分落入了各級貪官污吏的腰包。迄今所知的已被暴露的貪官污吏幾乎有一半以上是產生于所謂經營城市的范疇內，也就是產生于土地交易或與土地交易息息相關的行業(yè)之中。盡管還沒有一個具有權威性的統(tǒng)計數字，但中國官場的腐敗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向深度和廣度發(fā)展，并在短短十來年時間里就形成燎原之勢，不合理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其源頭之一則是毫無疑問的。

　　土地集體所有制還導致農村財富大量流失。農村財富大量流失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分配不公和社會正義失衡的問題�，F(xiàn)有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也是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比如，據中國社科院2005年的調查報告披露，我國從1987~2001年期間就從農民手里征收了3395萬畝耕地用于房地產和經濟區(qū)開發(fā)以及基本建設，而由于這些土地大多位于城鎮(zhèn)周圍、人口密集之處，每征收1畝地就大約有1.4個農民失去土地。[5]

　　如果加上2002~2006年這5年期間征收的土地，再加上這20年來從農民手里征用的數量可能更加巨大的非耕地性農村土地，我國迄今總共從農民手里征收了至少有1億畝土地。（但是也有另外的說法認為征地面積要遠遠大于公布的數字。比如，有學者就說，僅2003年，“農民土地被各地政府和開發(fā)商以招商引資為名，大規(guī)模圈占，全國一年土地就減少將近2000萬畝。”[6]）這么多土地變換用途后增殖的平均溢價是多少沒有統(tǒng)計資料，反正沿海和內地、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建設用地和房地產開發(fā)以及時間遠近等等都不一樣，但如果將其增殖后的平均溢價估算為每畝30萬元恐怕沒人會有非常大的異議。照此計算，這1億畝農村土地增殖后的溢價就有30萬億元人民幣！同時，造成的失地農民即便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比例計算，至少也有7000萬！

　　可我們給這兩億多失地農民多少征地補償呢？筆者也沒有查到全國的平均補償金額的數字，但前些年許多地方高速公路之類的建設用地每畝平均也只有6000~8000元、水電站征地1.2~1.5萬元、房地產開發(fā)1.5~2.5萬元補償則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由于自然性質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土地的級差收益就可以有幾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差異。但我們在補償農民時仍然是按照《土地管理法》以計算若干年青苗費為主的方式進行的。所以，如果不分農村土地種類（耕地和非耕地）、年代遠近和地區(qū)類別，平均按照每畝征地補償農民2萬元（即每公頃30萬元）計算應該是只多不少的，即使有出入，那可能也是算少了。據此，征用1億畝耕地就表示僅補償了農民大約2萬億元人民幣，平攤到7000萬失地農民頭上，每個農民僅得到將近3萬元不到。

　　另外，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國家統(tǒng)計局農村經濟調查總隊發(fā)布的《2005年農村經濟綠皮書》披露的比例數字也可以作為旁證。這個比例數字是指農村被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格局，即：地方政府占20%~30%，企業(yè)占40%～50%，村級組織占25%～30%，農民占5%～10%。征地成本與出讓價之間的巨額收益，大部分被中間商或地方政府以及腐敗的官員所攫取。[7]

　　失地農民中，生活水平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來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農民則占到60%。這些比例數字盡管沒有列出征地補償金額，但其比例所昭示的內容仍與上面的分析大致吻合。所以我們可以說，如果以上這兩個數字可以站住腳，那么就意味著這十多年來，我們各級政府和經濟組織僅僅由于所謂城市化就從農民那里凈拿走了多達28萬億元人民幣的土地財富！

　　反過來，如果我們設計的土地制度是合理的，是由農民個人擁有土地所有權，政府不再充當土地一級市場的主要參與者，而是成為土地合法交易的監(jiān)管者，并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通過合理的土地交易把這全部的30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的一半留給農民（另一半則由土地購買方通過有效開發(fā)以及各級政府通過對不同土地用途征收稅額不等的土地交易稅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獲得），由7000萬賣地農民平分，每個人便可至少分到20萬元之多（15萬億元除以0.7億人）；
即使攤到全國7億農民頭上，平均每個農民也僅僅因為城市化就可以額外增加4萬多元人民幣的收入。如果土地所有權屬于農民，這些數十萬億元人民幣的土地財富就會在廣大農村中不斷地積累起來，再通過投資不斷地增殖，可以想象，這將會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使我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yè)發(fā)生多么巨大的變化�。�

　　我們目前財政通過工業(yè)反哺和城市支援方式每年增加的1000多億元支農資金（攤到每個農民頭上只有區(qū)區(qū)100元出頭）與每年通過這種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征地從農民處剝奪掉的近2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相比，反差是多么的大呀！而且，其本身還是一種極大的諷刺。我們現(xiàn)在的這種一方面從農民處拿走巨量的土地溢價，另一方面又以各種方式增加農業(yè)補助的做法，用個不一定很恰當的比喻說，不啻于從農民身上用水泵抽血卻用打點滴方式去回補葡萄糖水嗎？

　　由此可見，只要目前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不改革，仍然由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式地壟斷土地交易一級市場，無論怎么改革土地交易上的一次分配制度，也肯定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因為就農民而言，由于土地不是屬于他們自己所有，他們沒有土地所有權項下的土地交易與否以及如何交易的權利，這便致使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土地交易和收益分配已經變成一種國家單方面地對農民的一種行政壟斷式掠奪了。

　　土地集體所有制也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在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造成的貧困、貪腐和分配不公的三重壓力下，農民的因為土地征用而導致的上訪和群體性抗爭事件呈急劇上升勢頭。不少文章和調查報告都說，我國因各種不穩(wěn)定因素發(fā)生的群體性抗爭事件里有70%%以上發(fā)生在農村，而因土地糾紛而形成的抗爭事件又占農村全部事件的65%以上。[8] 根據國家公安部發(fā)言人武和平2006年初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公布的數據，我國2005年發(fā)生的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就達到8.76萬起，平均每天達240次之多，比上年增加6.6%。（也據公安部公布，2004年全國共發(fā)生 7.4萬起抗爭事件，共有 376萬人參與其中，比2004年增長15%。）相比之下，大規(guī)模征地還剛剛開始的1993年這類.事件還只有8700起。十來年時間竟然增長了整整10倍！

　　按照上述兩方面的數據分析，我國僅僅因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而造成的土地糾紛和抗爭性事件光去年就發(fā)生了大約將近4萬起�。�8.76萬x 70% x 65%= 3.99萬）這些增長速度驚人、眾多而頻繁發(fā)生的抗爭事件都是在現(xiàn)有的所謂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下產生的，因此，如果我們仍然把這僅僅歸結于現(xiàn)有土地制度是合理的、只不過需要完善，國家只要嚴格加以管理就可以解決的話，那顯然是自欺欺人，根本解釋不過去的。據有的學者分析，農民的土地抗爭“最集中的地區(qū)是沿海較發(fā)達地區(qū)，其中以浙江、江蘇、河北、山東和廣東最為突出。這些地區(qū)爭議的主要是非法和強制性征地，農民控告的對象主要是市、縣政府�！盵9] 由此可見，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的受害者主要就是農民，而繼續(xù)實行這種所有制也是從根本上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的，并與建設和諧社會的宗旨背道而馳。

　　至于社會治安惡化、公權濫用以及民主欠缺等問題更是無不與不合理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問題一起共生共榮�？梢�，現(xiàn)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已經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不穩(wěn)定因素，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目前，盡管政府和學界在如何改革現(xiàn)有土地制度問題上看法不一，但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界在要否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的這一重大問題上似乎都達成了一致，并無不同意見。那就是：現(xiàn)有的土地制度的設計肯定出了問題，而且問題還挺大，所以維持現(xiàn)狀肯定也是不行了。這是明眼人——只要不是傻子——都可以一目了然的。

　　我們這十多年來因土地征用而造成的社會不穩(wěn)甚至沖突，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頒行《土地管理法》和本世紀初頒行《土地承包法》之后才開始出現(xiàn)并日益惡化起來的。所以，這十多年并不成功的實踐已經明白無誤地向國人表明，現(xiàn)有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以及它們依據憲法所設計的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及其派生的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本身存在著嚴重的歷史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徹底性。它們盡管在歷史上曾經對解放農業(yè)生產力發(fā)揮過積極的和推動性作用，但囿于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在設計土地所有制度時忽略了市場經濟下農民對土地的天然的權屬要求，所以現(xiàn)在到了對其反思和改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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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昌平《給總理的信》，《南風窗》2002年12月3日期

　　[2] 聯(lián)合國開發(fā)署《2005年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新浪網2005年12月16日期轉載

　　[3] 邵道生《反腐敗不斷向新的領域推進》，原載《廉政了望》雜志，新浪網20071月11日期轉載

　　[4] 李金華《關于2005年度中央預算執(zhí)行的審計工作報告》，《財經時報》2006年9月6日期轉載

　　[5] 韓俊《失地農民的就業(yè)與社會保障》，原載《中國改革論壇》，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網。2005年9月6日期轉載

　　[6] 溫鐵軍在安徽某縣的演講《李昌平的悲劇和胡溫的難題》，原載《烏有之鄉(xiāng)》，《學術中國》2005年7月5日期轉載

　　 網址：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171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國家統(tǒng)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lián)合發(fā)布《2005年農村經濟綠皮書》，中國農業(yè)信息網2005年4月14日轉載

　　[8] 于建嶸《中國城鎮(zhèn)化與農民土地權益保障》，中國社會學網2006年3月15日期

　　[9] 于建嶸《轉型中國的社會沖突——對當代中國工農維權抗爭活動的觀察和分析》，《鳳凰周刊》2005年3月5日總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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