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21世紀日本外交的抉擇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內容提要：19世紀后期以來，日本經歷了四次外交抉擇，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歐美和亞洲，曾采納“脫亞入歐”、“脫亞入美”、“入美入亞”、“挾美制亞”等理念，實現軍事崛起和經濟崛起，并開始走向新的政治崛起。如今，日本正面臨第五次外交抉擇。如何為21世紀的對美、對亞外交定位，特別是如何為對美、對華外交定位，是日本面臨的新課題。
關鍵詞：日本外交抉擇 中日關系 日美關系 戰(zhàn)略論爭
21世紀初期，日本處在又一個外交抉擇的十字路口。日本外交究竟會做出何種抉擇？ 本文擬就日本外交抉擇的歷史軌跡簡要做個回顧，然后就其21世紀初期外交政策調整的新動向加以分析，最后就其面向未來的外交戰(zhàn)略論爭及其前景進行展望。
一、日本外交抉擇的歷史軌跡
19世紀后期以來，日本已經歷了四次外交抉擇，目前又面臨著第五次外交抉擇的歷史性課題。
(一) 第一次抉擇：“西方沖擊”下的主動抉擇———“脫亞入歐”
日本的第一次外交抉擇以1868年為起點。19世紀中葉，面對英國擊敗清朝、美國“黑船”來航、俄羅斯日益北上的“西方沖擊”，日本發(fā)生了以“王政復古”為形態(tài)、以維新改制為實質的明治維新。
1885年3月16日，啟蒙學者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了“脫亞論”一文。其中曰：“國內無論朝野，萬事皆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舊習，而且還要在全亞細亞洲中開創(chuàng)出一個新的軸心，其主義所在唯‘脫亞’二字�！薄白鳛楫斀裰�，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與惡友親近者也難免成為惡友。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盵1]
與“脫亞論”相對立而出現的是各種類型的“亞洲主義”(即“亞細亞主義”) ，其基本類型有“亞洲盟主論”式的亞洲主義和“儒家共同體”式的亞洲一體化論。在這一時期，日本確立了以“亞洲對西方”的兩分法模式看世界的思維模式，并選擇了以“脫亞入歐”為核心理念、以軍事崛起和稱霸東亞為目標、以武力擴張為途徑的外交路線。這一路線引領日本由弱到強，實現軍事崛起，再走向恃強凌弱，直至慘遭戰(zhàn)敗。[2] 在這一過程中，“亞洲主義”曾淪落為以編造“東方人對西方人戰(zhàn)爭”的偽邏輯來美化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思想工具。
對第一次外交抉擇的過程及其結局，二戰(zhàn)后的日本政界主流一直未能真正從深層加以總結而達成共識，日本社會也沒有真正從深層進行民族反省而汲取歷史教訓。這突出地表現在對日本發(fā)動的那場侵略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上。[3] 如不少日本人認為，那場戰(zhàn)爭是輸給了美國而不是輸給亞洲，輸在戰(zhàn)爭能力上而不是輸在非正義性上。在這種未能或未來得及進行總體深層反思的情況下，日本匆匆迎來了第二次外交抉擇。
(二) 第二次抉擇：“美國占領”下的被動抉擇———“脫亞入美”
日本的第二次外交抉擇是1945年開始的。日本在二戰(zhàn)中戰(zhàn)敗、投降后，曾被美國單獨占領約七年。在此期間，日本接受了以非軍事化、民主化、地方分權為主要內容的美式戰(zhàn)后改造，在被動抉擇和主動抉擇的合力下確立了以“日美基軸”和“經濟外交”為兩大支柱的戰(zhàn)后外交體系，“脫亞入美”是其理念基礎，“經濟崛起”是其價值追求。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日本實現了經濟崛起，創(chuàng)造了“軍事上曾戰(zhàn)敗，如今卻在經濟上戰(zhàn)勝”的奇跡。
戰(zhàn)后數十年來，日本通過身居“美主日從”的日美同盟框架內而獲得了安全和發(fā)展。與此同時，日本在外交和理念上卻受到美國因素的強烈影響和制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外交自主性。對日本而言，“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外交路線顯然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弊，有得也有失。
日本對美國的態(tài)度，是現實利益與意識形態(tài)重塑相結合的過程，同時也是其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出現了一批為日美關系的正當性進行論證的理論，從而形成了日本人自我束縛而難以自拔的話語體系�！叭毡臼翘窖髢砂秶摇�、“日本是海洋國家”、“日本與大陸勢力為伍必然失敗”、“日本必須與最強的海洋國家美國結盟”、“當年與德國結盟是選錯了對象”、“日美同盟最適合日本利益”等說法，就是其中的一些代表性表現。
日本地處東亞。二戰(zhàn)后，恢復和發(fā)展與東亞各國的關系，是其營造真正具有安全感的周邊環(huán)境和獲得地緣經濟利益的必由之路。從戰(zhàn)后初期到70年代初期，亞洲各國在美蘇冷戰(zhàn)格局下被分割為兩大陣營。在交往對象國家范圍受到冷戰(zhàn)格局限制的條件下，日本在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強烈影響中，逐步推行了以東南亞和南亞的部分國家以及韓國為重點對象的亞洲外交。
(三) 第三次抉擇：“東亞騰飛”下的重新抉擇———“入美入亞”
日本的第三次外交抉擇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從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隨著日本經濟的騰飛和中日關系的發(fā)展，日本政界主流開始重新審視本國的外交路線。其主要背景是，美國對亞政策調整、中美實現和解、日本經濟躍居世界第二以及東亞各國經濟依次實現“雁行”式的騰飛。
中日關系實現正�；⒌玫搅己冒l(fā)展，是日本重新審視并開始調整其對美依附型外交路線的重要條件。1972年中日得以復交，就日本方面而言，首先是美國默認的結果，其次是地緣安全考慮起了作用。田中角榮首相曾說：“日中問題對日本而言，與其說是外交問題，不如說是國內問題�；仡櫭髦我詠戆倌隁v史，這一問題對任何內閣都是最大難題。日中問題解決了，國內問題的三分之二就消失了。第二，中國的八、九億人口和日本的一億加在一起，就是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解決如此日中關系，日本就不可能得到穩(wěn)定。第三，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作為日本，不僅有日美安全條約，也要與中國結成友好關系。如果日美中三國成為等邊三角形，就可以維護遠東和平。日本和中國實現邦交正�；梢猿蔀楸仍趤喼藿⒈奔s更強的安全保障�！盵4]這一時期，大平外相曾表示，要改變一味追隨美國的做法。[5]
這一時期日本確立的新戰(zhàn)略目標是“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其基本外交理念是“入美入亞”，其途徑是開展平衡外交，促進國際社會多極化。為此，日本先是推動“日美關系對等化”和“對美、對亞關系平衡化”，繼而主張“日美歐三極論”，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使用“日美關系和日中關系同等重要”的提法。
1989年6月中國發(fā)生“政治風波”后，歐美國家發(fā)動了對華制裁，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凍結對華ODA、停止高層往來、召回在華日本人等舉措，但在對華制裁問題上卻采取了保留態(tài)度。宇野宗佑首相在1989年6月7日的眾議院會議上說：“應當知道日中關系與美中關系完全不同。我們以往曾與中國處在戰(zhàn)爭關系，如今在中國發(fā)生混亂時應避免發(fā)表黑白論式的言論。”翌日宇野又在參議院會議上說：“采取制裁措施，是對鄰國的失禮�！盵6]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日本也主張“不要孤立中國”。[7] 海部俊樹8月9日出任首相組閣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復對華正常來往的措施。1991年8月海部首相和中山外相訪華，中日關系恢復正常。
可見，這一時期的日本外交，不僅蘊涵著“入美入亞”理念，同時也表現出作為亞洲負責任大國的行為方式。
(四) 第四次抉擇：“中國沖擊”下的艱難抉擇———“挾美制亞”
二戰(zhàn)后頭30年期間，日本對華政策的決策動機，主要不在于價值觀因素，而在于對國際格局、經濟與地緣安全利益的現實主義思考，以及歷史負罪感、文化親近感等感情因素。冷戰(zhàn)后初期，日本外交一度還呈現出“脫離意識形態(tài)”的傾向。
然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世界走向“脫離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潮流中，日本外交、特別是其對華外交卻反而開始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其深層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美國“失去”蘇聯這個強敵后，把中國視為21世紀的潛在對手，制定了“扶日制華”政策，日本亦隨之制定了“挾美制華”政策；
第二，日本國內“革新勢力”衰退、“政界總體保守化”的結果，主張對中國“說‘不’”、擺脫“二戰(zhàn)戰(zhàn)敗體系”、走向“普通國家”的激進保守勢力占據了主流地位；
第三，隨著日本經濟陷于蕭條和中國國力快速增強，日本出現了“中國威脅論”，“挾美制華”的主張在日本決策層中占了上風，“價值觀外交”日益成為美日遏制中國的重要手段。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以來，日本各界精英經過一番戰(zhàn)略論爭， [8]主張繼續(xù)“脫亞入美”的一派意見戰(zhàn)勝了主張“脫美入亞”或“入美入亞”的其他意見，依靠美國的支持來“借船出海”的思路成為日本執(zhí)政勢力的主流見解，“遠交近攻”、“挾美制亞”、“協(xié)美抑華”成為其基本外交方針。
從1994年算起，以“挾美制亞”、“協(xié)美抑華”為突出特征的日本第四次外交抉擇也已經歷十余年，如今該路線日益陷于捉襟見肘、疲于應付的尷尬境地。在不斷變化的內外環(huán)境下，日本外交正處在由第四次抉擇向第五次抉擇過渡的時期，其突出特征是“外交轉型的困惑”，其本質是“走向政治與軍事大國的目標”與“21世紀對外戰(zhàn)略貧困”之間的深刻矛盾。
二、21世紀初的外交抉擇
日本外交如何以及何時實現第五次抉擇？ 21世紀初期登場的幾任內閣首相分別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以一份激進保守主義的政策菜單當選首相。
“小泉政治”的總體理念屬于新保守主義范疇。在擺脫二戰(zhàn)后體制、日美軍事一體化、配合美軍向海外派兵、走向政治與軍事大國方面，小泉比以往任何首相都更急、更保守，走出了一條戰(zhàn)后最激進的保守政治路線。
“小泉政治”的社會依托是新民族主義思潮�！安还苤许n如何反對，一定要在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 ”這句競選口號，迎合了那些鼓吹“重振日本精神”的新民族主義者和企圖抹殺侵略歷史的右翼政治勢力，卻使日本與中、韓等亞洲鄰國的關系深陷“政冷”低谷。
“小泉政治”的外交路線是徹底的隨美主義。戰(zhàn)后日本曾把“西方一員”、“亞洲一員”、“聯合國中心主義”作為應當堅持的“外交三原則”，小泉則將其改造為“對美協(xié)調”和“國際協(xié)調”兩原則，實際執(zhí)行的就是“追隨美國”一原則�！爸灰彰狸P系牢固，對亞洲關系等都會迎刃而解”，這是小泉最喜愛的口頭禪。在“脫亞入美”、“脫美入亞”、“入美入亞”三條道路中，小泉毫不猶豫地堅持“脫亞入美”路線，其意在于通過“對美追隨、對亞強硬”的兩面主義來實現“挾美制亞”的目標。其結果，“對美追隨”加深了日本的對美依附，“對亞強硬”使日本在東亞陷于孤立，尤其是參拜靖國神社，觸犯了東亞鄰國的眾怒，損毀了日本的國際形象。
經過五年半的小泉執(zhí)政期，日本各界出現了“小泉疲勞”、“參拜疲勞”、“從美疲勞”現象�！靶∪巍背闪吮娛钢模喊ㄋ性谑狼笆紫嘣趦鹊娜毡举Y深政要紛紛表態(tài)反對小泉參拜，最大報紙《讀賣新聞》也對參拜說“不”，自民黨內各派爭先打出了“重視亞洲”、“改善與中韓關系”的“政策構想”。各類民調結果顯示，70%以上的日本國民要求改善日本對中韓等亞洲各國的關系。連美國也對日本在亞洲地位的下降感到擔心，開始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強硬做法進行“輕度敲打”。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壓力也與日俱增，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瑞典首相佩爾松、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人紛紛對小泉的參拜行為提出了批評。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對鄰國外交出現了“策略性軟化”，其對華姿態(tài)也呈現“微笑”攻勢和“微軟”現象，諸如恢復先前凍結的對華日元貸款，發(fā)出希望與中國加強軍事交流的信號，等等。小泉外交的鐘擺似乎從“遠交近攻”向“遠交近和”小幅回擺，就連素以強硬姿態(tài)嘩眾取寵的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等人也回避起“參拜”話題，而對鄰國外交立場相對溫和的福田康夫“人氣”一路攀升。
2006年9月26日，安倍晉三當選第90任日本首相。日本告別“小泉政治”時代而進入“安倍新政”時期。安倍的基本政治理念是建設其心目中的“美麗的國家”，其內政與外交政策體系都是圍繞這一理念而構建起來的。[9] 如何走向其心目中的“美麗的國家”呢？ 安倍明確指出，就是要“擺脫二戰(zhàn)后體制”。[10] 在2006年10月3日版《世界周報》上，安倍稱自己屬于日本通過《舊金山和約》重獲獨立后出生的一代，自己的使命是建設“適應21世紀的國家”。
為達此目的，安倍提出了兩大目標。一是“修改憲法”，以此為配合美軍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和自衛(wèi)隊在海外行使武力鋪平道路。安倍認為修改憲法將花費較長時日，可能需要五年，因而目前應通過“改變憲法解釋”來解決自衛(wèi)隊向美軍提供支援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二是推動教育改革，其核心是提倡改變“自虐性的歷史教育”，使學生從小“對國家感到自豪”。[11]
安倍提出要開展“自我主張的外交”，即要對外明確說出日本的意見， [12]并認為目前已到了這樣的時機。[13] 早在競選過程中，安倍就強調“首腦外交”的重要性，表示自己如當選首相就將積極開展“首腦外交”。安倍還主張，將加大對外宣傳日本國家理念的力度，把這項任務提高到戰(zhàn)略高度。[14]
安倍外交的總體架構，一是要強化“為了世界和亞洲的日美同盟”，二是要加強“與亞洲的堅固聯系”。
安倍提出了“為了世界和亞洲的日美同盟”的概念，其意在于粉飾這一雙邊同盟，將其說成是東亞各國應當接受的“公共產品”。在操作層面，安倍表示要繼續(xù)推動駐日美軍“整編”進程，同時強調日本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并提出日美關系應提高“雙向性”(日語為“雙務性”) 。安倍認為，日本在冷戰(zhàn)時期只要追隨美國就可以了，如今在新的時代應分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安倍說：“為了實現(日美)對等，日本更應對美國說出應說的話，對對方更具有說服力�！盵15]顯然，經過無條件追隨美國的小泉外交時期以后，安倍回到了追求“日美對等性”的外交軌道，并試圖在這一軌道上打上新的印記。
在此前提下，安倍一再表示“日中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在“經濟”和“安全”上都極其重要。安倍上任伊始就定下了把中國作為首站出訪國的方針，并不斷向中方發(fā)出友善的信號。在9月底中日戰(zhàn)略對話中，雙方就消除小泉參拜造成的“政治障礙”達成了共識。2006年10月8日到9日，安倍首相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等中國領導人分別與安倍會見并舉行會談，中日關系實現了重要的轉圜。安倍成功訪華，打破了以中日首腦互訪中斷五年為突出癥結的“政冷”僵局，啟動了兩國共同構筑“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進程。
隨著執(zhí)政時間的推移，安倍的另一面即右翼政治理念的一面逐漸表現出來。2007年3月，安倍屢次發(fā)表否認當年日本強征“隨軍慰安婦”罪行的言論，同時大力提倡“價值觀外交”，推動構筑“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和歐亞大陸“自由與繁榮之弧”，欲在中國周圍構筑一道意識形態(tài)圍墻。
安倍的“價值觀外交”經過三階段的發(fā)展。
第一階段是不斷強化“挾美制華”。安倍在其競選階段就曾強調，將致力于促成有著“共同價值觀”的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四國的戰(zhàn)略對話與合作。[16] 出任首相后，這一思路被清晰化為“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構想。
第二階段是初試鋒芒“拉澳入甕”。2007年3月13日，安倍首相與到訪的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簽署了《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這是日本同美國以外國家簽署的首份安全合作文件。
第三步是再試刀鋒“拉印圍華”。2007年8月19日，安倍啟程對亞洲三國進行了訪問，其重點在于印度，意在把印度拉入其心目中的“大亞洲”和“自由與繁榮之弧”中。[17]
安倍一方面倡導“中日戰(zhàn)略互惠”，另一方面推動“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其實就是對中國采取“兩面下注”戰(zhàn)略，即一邊在與中國交往中取得實惠和達到穩(wěn)定周邊的目的，一邊又在戰(zhàn)略上試圖防范和牽制中國。這種戰(zhàn)略，自然引起了中國各界的高度關注和嚴厲批判。
安倍的“價值觀外交”，在其國內遭到了尖銳的批評。2007年3月，日本前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在日本記者俱樂部發(fā)表演講時指出，組建四國戰(zhàn)略同盟“絕非是高明的外交政策”。很多日本學者都對安倍的“價值觀外交”提出了質疑。
2007年7月29日，日本舉行了第21屆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在其改選議席64席中僅獲37席，自該黨1955年成立以來首次從參議院第一大黨地位跌落下來，聯合執(zhí)政的自民黨、公明黨失去了參議院過半數議席。面對在野黨凌厲的政治攻勢，安倍硬撐了一個多月后，于9月12日中午突然宣布辭職。
2007年9月23日，現年71歲、素有“老成持重”、“富有平衡感”定評的福田康夫當選自民黨總裁， 9月25日當選第91任首相。
福田康夫因其父福田赳夫首相曾于1977年提出“福田主義”[18]，其本人又一貫注意相對把握對美關系和對亞關系的平衡，因而備受亞洲各國的關注和期待。福田上臺之前就聲明，如當選首相在任內不會去參拜靖國神社，上臺后又選擇美國為首訪地，從而向亞洲鄰國和美國兩方面都發(fā)出了友善的信號。福田是否將提出新的外交構想體系——“新福田主義”，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福田首相能在日本外交抉擇道路上留下何種印記，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執(zhí)政前景。面對在野黨“逼宮”的存亡危機，福田“臨危授命”，肩負著維護自民黨政權、實現絕處逢生的重任。福田將如何應對朝野各執(zhí)眾參兩院牛耳的“擰勁國會”，能否提出振奮人心的內政方針，能否在國會通過新《反恐特別措施法》和新一年的財政預算？ 就執(zhí)政期限而言，只有贏得一場眾議院大選，福田才有望成為長期執(zhí)政的首相。2008年1月11日，日本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票通過了被參議院否決的新《反恐特別措施法》。福田僅僅跨過了內政上的第一道關口。呼之欲出的“新福田主義”將是對小泉、安倍路線的適度調整，向“福田主義”和“外交三原則”[19]的某種回歸，以及對日本外交新方向的小心探索。
就日美關系而言，福田將堅持重視日美同盟的路線，繼續(xù)推動日美軍事一體化。目前，日美關系面臨諸多問題：圍繞二戰(zhàn)歷史結論的摩擦是否重起，駐日美軍基地調整能否順利推進，日本負擔美軍基地經費額度能否維持，日朝關系與美朝關系能否均衡發(fā)展，日本是否解禁美國產牛肉進口，等等。
就日中關系而言，福田首相面臨的主要課題是：能否繼續(xù)推動“戰(zhàn)略互惠關系”？ 能否消除安倍“價值觀外交”的負面影響？ 能否把中日關系推向戰(zhàn)略和解與合作的更高階段？
2007年11月15—17日，福田首相對美國進行了訪問，與布什總統(tǒng)舉行了會談。此次訪問未能解決日美間的任何懸案，但福田卻在其間提出了“日美同盟和亞洲外交的共鳴”這一新理念。這顯然是取代安倍的“價值觀外交”而亮相的“新福田主義”在現階段的核心概念。
據報道，福田內閣決定， 2008年春季發(fā)行的日本2007年版《外交藍皮書》中，將不寫入麻生太郎原外相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這一“價值觀外交”概念，因為該概念被視為具有“圍堵中國”的意味。[20] 福田在2007年11月18日播放的美國CNN電視臺專訪中表示，中國的軍事力量并不形成威脅。他說：“我們是否對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美國感到威脅呢？ 事實并非如此。中國也是一樣。”
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福田首相應邀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福田把此次訪華定位為繼安倍對華“破冰之旅”、溫家寶對日“融冰之旅”后的“迎春之旅”。在12月28日下午在北京大學所做的演講中，福田提出日中兩國應繼續(xù)深化“戰(zhàn)略互惠”，成為“建設亞洲及世界美好未來的創(chuàng)造性伙伴”，為此建議把“互利合作”、“國際貢獻”、“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作為三大支柱。中日雙方已商定，在2008年櫻花盛開的春季，胡錦濤主席將訪日。這將是中國國家元首時隔10年后再次訪日，其重要意義和預期成果引起了中日各界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這兩次互訪顯然也是驗證日本外交第五次抉擇方向與速度的良機。
21世紀初期的三任首相——小泉、安倍、福田的外交路線，表現出了如下類型特征的變化。
小泉推行了一條“挾美制亞”、“協(xié)美抑華”路線，使第四次外交抉擇出現一個長達數年的高潮，同時也難掩其末期癥狀，表現為其執(zhí)政后期日本國內出現的“小泉疲勞”、“排華疲勞”癥候群。
安倍采取了一條“兩面下注”、“聯西圍華”路線，其特點是改善對華關系和強化對華包圍并舉，其困境也十分明顯，其對華包圍戰(zhàn)略引起了中國各界的高度關注，其“日中戰(zhàn)略互惠”政策宣示的局限性日益得到暴露。迄今為止，福田欲采取的是一條“親美入亞”、“平衡中美”路線，意在探索出一條新的內外環(huán)境下日本外交的最佳路線。在現階段，福田的外交政策表現出新舊路線交替期的動搖性和不確定性。
二戰(zhàn)后日本對美關系調整進程勾勒出了“向心”——“離心”——“向心”的軌跡，其對華關系調整進程則勾勒出了“離心”——“向心”——“離心”的軌跡，兩道軌跡進行著同步逆向運動。21世紀初期，這兩道軌跡開始呈現非同步多方向運動的特征。日本外交鐘擺的擺動周期也日益縮短，這是其內外環(huán)境變化日益加快和“戰(zhàn)略機遇期”不斷縮短在其外交調整進程中的表現。
三、圍繞第五次外交抉擇的論爭
(一) 基本問題：日本有無戰(zhàn)略？
日本有無戰(zhàn)略，或有無清晰的戰(zhàn)略？ 這首先是日本專家、其次是包括中國專家在內的國際分析家們經常議論的話題。
一些日本官員和學者中的一種代表性意見認為，中國學者往往過高估計了日本的戰(zhàn)略規(guī)劃能力，因而總是試圖在日本外交行為背后發(fā)現精心策劃的戰(zhàn)略。另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意見則是，由于二戰(zhàn)后日本外交從戰(zhàn)敗地位重新起步，因而形成了以追求經濟發(fā)展為主、在政治外交上含蓄而不張揚的風格。[21]
不管怎樣，冷戰(zhàn)結束以來日本外交正在經歷緩慢而艱難的重新抉擇過程，這一點則是十分清楚的。
在戰(zhàn)后日本發(fā)展的幾個重要轉折點上，都曾出現一些智庫的著名政策建言報告。以課題組帶頭人名字稱呼的有“前川報告”、“ 口報告”等，以內容看則涉及“日本經濟轉型”、“綜合安全保障”、“安全戰(zhàn)略調整”、“日本外交戰(zhàn)略”等重要專題。
冷戰(zhàn)結束以來，日本相繼出現了各種官方和民間的研究會，就日本外交戰(zhàn)略調整問題提出了各類建言報告。如20世紀90年代后期日本外務省設立的“面向21世紀的日本外交課題組”就曾提出一份外交政策報告。該報告的一個特色是，對21世紀日本國力相對下降的前景敲響了警鐘。
2000年1月18日，小淵首相的咨詢機構“‘21世紀日本的構想’懇談會”提交了一份題為《日本的新天地就在日本之中——以自立和協(xié)治開創(chuàng)新世紀》的報告(以下簡稱“懇談會報告”) 。[22] 其中，日本外交分科會撰寫的第六部分“世界中的日本”，就未來日本外交戰(zhàn)略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實施方案。
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詢機構“對外關系工作組”[23]提交了題為《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zhàn)略》的研究報告(以下簡稱“戰(zhàn)略報告”) �！皯┱剷䦂蟾妗焙汀皯�(zhàn)略報告”相比較，前者的一些亮點在后者中明顯轉暗。[24] 其一，前者明確提出了未來日本應走一條“民生大國”(Civilian Power)之路，后者則更傾向于以“普通國家”作為未來國家目標。[25] 其二，前者中的“鄰交”概念把處理好與亞洲鄰國的關系作為重中之重，后者則把繼續(xù)依靠西方國家控制亞洲作為戰(zhàn)略基礎。其三，前者倡導日美同盟和多邊安全機制并舉的安全戰(zhàn)略新思路，后者則沒有提出這樣的長遠視野，只是一味強調“日美同盟是日本唯一現實的選擇”。
“戰(zhàn)略報告”未能就亞洲覺醒的新局面提出日本的戰(zhàn)略新思路，未能就中國崛起這一“21世紀初日本對外關系中的最重要課題”給予圓滿的解答，而是試圖繼續(xù)堅持福澤諭吉以來的“脫亞入歐(美) ”思維模式，以日美同盟和日加澳發(fā)達國家集團作為主導亞洲的本錢�！皯�(zhàn)略報告”提出既要強化日美軍事合作，又要提高外交自主性，但又認為“保持這一平衡不是容易的”。在地區(qū)合作問題上，“戰(zhàn)略報告”未能提出參與和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的合理戰(zhàn)略思路�？傊�，這份“戰(zhàn)略報告”尚未擺脫“戰(zhàn)略貧困”。
2007年12月9日，福田首相的外交咨詢機構“外交政策學習會”召開首次研討會。[26] 該研究會的建言報告能否超越以往報告的局限？ 目前還是未知數。2007年12月18日，日本智庫PHP綜合研究所“日本的對華綜合戰(zhàn)略”研究會發(fā)表了題為《對“戰(zhàn)略伙伴中國”出現的期待和日本的戰(zhàn)略》的建言報告。其中，就2020年中國的前景提出了五種可能性，并提出了16項政策建言。該研究會座長(主席) 、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副會長渡邊昭夫對記者說：“(該報告)就今后約10年間日本如何與中國相處的問題進行了整理�！盵27]
日本各界的戰(zhàn)略論爭和智囊機構的外交建言，究竟能否以及如何反映到日本決策層的外交抉擇中去，取決于多種復雜因素�！皯┱剷䦂蟾妗痹蛐Y首相的猝死而束之高閣。而“對外關系工作組”提出的“戰(zhàn)略報告”，也沒有跡象證明直接影響了決策。[28] 但這些論爭和報告反映了每一時期日本各界的主流思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而可以從中看出日本外交抉擇的基本趨向。
(二) 戰(zhàn)略論爭：如何對待美國和亞洲？
日美同盟是一個“美主日從”的框架，日本在其中既受益于美國的保護與扶持，同時也受到美國的控制與壓力。在戰(zhàn)略上，美國力圖維持“美主日從”框架，日本力圖取得“日美對等”地位。在戰(zhàn)術上，美國力圖促使日本在不突破“美主日從”框架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增加對美合作，日本則力圖利用美國的要求和壓力不斷提高自己的“對等伙伴”地位。
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日本各界精英一直在就其未來外交抉擇問題進行戰(zhàn)略論爭，其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日美關系和亞洲外交，其主要派別有以下幾個。
第一，“脫亞入美”派。親美派、右翼勢力以及對亞強硬派的一些人持這種立場。[29] 其思想基礎是，對曾打敗自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畏懼，對美國維護日本安全作用的迷信，對美國式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追崇。
第二，“脫美入亞”派。左翼勢力、新亞洲主義者以及經濟界人士中一些人持這種立場。這一派認為日本必須逐漸脫離美國，成為亞洲的真正一員，致力于完全恢復外交自主性。其思想基礎是，對美國的歷史怨恨，對美國地區(qū)作用的懷疑，對亞洲合作的期待。
第三，“親美入亞”派。知美派和穩(wěn)健派中的一些人持這種立場。[30] 這一派認為偏于親美、入亞兩種極端都有弊端，強調盡力搞好兩者間平衡的必要性。其立論依據是，排除意識形態(tài)因素，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優(yōu)先標準，注重從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角度思考問題。
第四，與“親美入亞”派相似的還有“入美入亞”派。各派中的一些現實主義者持這種立場。[31]
第五，“脫美脫亞”派， 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中小海洋國家論者持這種觀點。[32]
在日美同盟擁護論者中也存在著若干種“修正派”傾向：第一種是主張在對美關系中也應堅持一些獨立主見，如日本在廢除核武器的主張中應把美國的核武器也包括在內。[33] 第二種是主張逐步改變日美同盟的性質，當地區(qū)安全框架確立之后，以假想敵為前提的日美安全條約應朝著日美友好條約轉變。[34]
日美關系的焦點是如何看待日美安全體制的問題。二戰(zhàn)后日本曾出現五種安全政策方案：一是依靠聯合國安全體制；
二是堅持日美安全同盟；
三是走非武裝中立道路；
四是加強自主武裝；
五是構筑地區(qū)安全體系。其中，第二種方案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日本堅持這條路線，有著日美關系和日本自身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從日美關系分析，美國決不愿意看到日本作為“脫美”和“自立”的軍事大國東山再起。美國強大的外交影響和駐日美軍的存在，時刻牽制和抑制著日本走獨立武裝道路的意圖。
其次，從決策思路分析，日本堅持對美結盟路線的基礎，是多種邏輯的混合物。——基于“權力政治論”，日本決策層自感自己并不具備與中、美、俄展開對等角逐的能力， [35]因而固守著“與強者為伍”的信條，認為目前日美同盟是其最佳選擇。
——基于“共同價值論”，日本決策層把國家利益考慮與意識形態(tài)因素合二為一，在國際事務中以美國的是非為是非，并把中國視為意識形態(tài)的“異端”。
——基于“自我約束論”，日本決策層提出，日本必須由日美安全體制約束自身的軍事大國化傾向，否則就有可能走軍事大國道路。[36] 這種邏輯的背后潛藏著“中國威脅論”。[37]
再次，從決策過程分析，對于任何一屆日本內閣來說，脫離日美安全同盟路線都屬于重大的外交政策調整，為此需要具備強有力的領導能力、執(zhí)政黨內的高度共識以及國會中的絕對優(yōu)勢等一系列必要條件。
就社會意識潛流來說，戰(zhàn)后美國文化對新生代日本人的熏陶也起到維護日美關系的作用。
在堅持日美同盟優(yōu)先的條件下，日本外交始終面臨著“美主日從”與亞洲外交之間的矛盾。例如，在推動東亞合作進程中受到美國的強烈牽制，在處理日美關系與日中關系時也陷于兩難困境，在對朝關系上也總是要視美國的眼色行事。日本的政治大國或普通國家路線與結盟外交之間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就日本而言，要想真正成為普通國家，實現軍事獨立是其前提條件之一。而美國能否容忍日本脫離美國、實現軍事獨立，還是一個未知數。
日韓兩國同為美國的盟國，其現階段的政策調整趨勢卻大相徑庭。二戰(zhàn)后，韓國曾派兵直接參加美國的多次對外戰(zhàn)爭，在軍事上扮演了“東亞英國”的角色，而日本則主要發(fā)揮了戰(zhàn)略支持、基地保障及資金合作的作用。最近幾年，韓國致力于提高韓美軍事指揮權的對等性和獨立性， [38]力求避免卷入美中潛在沖突。日本則相反，正大力推動包括軍事指揮權一體化在內的日美軍事一體化，但結果將是進一步深化對美國的政治依附、安全依賴和外交萎縮。
身居“美主日從”框架中，日本在日美中三角關系中陷于“不對稱同盟的困境”，必須始終面對雙重恐懼：一是對中美“越頂外交”的恐懼，二是被卷入中美沖突的恐懼。從長遠的觀點看，日本放棄對華防范戰(zhàn)略而徹底轉向對華友好合作戰(zhàn)略，有賴于中美戰(zhàn)略合作關系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中日戰(zhàn)略互信與合作的不斷深化，中國“和諧社會”建設和“和諧外交”的進一步成功，以及東亞區(qū)域一體化的長足進展。
如何對待中國崛起這一“百年未有之變局”，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外交面臨的世紀性課題。過去十余年間，日本各界精英和國內輿論的中國觀經歷了嚴重不適、激烈對立、過度反應、劇烈排斥等心理與行為癥狀。日本試圖遏制中國的成長勢頭，再奪“亞洲盟主”寶座，以免遭受被邊緣化為“亞洲大不列顛”的命運，為此不惜兩敗俱傷，“多少帶有幾分悲壯的色彩”。[39]
近年來，有的日本學者認為，目前日本正在受到“中國的沖擊”，表現出對“中國地位上升、日本地位下降”的現實尚不適應，“尚未擺脫日本=優(yōu)者、中國=劣者的固定觀念”。[40] 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學者認為：“近代以前的‘大中華世界’重建的潮流正在出現。日本是擋回這一潮流呢，還是被這一潮流卷入呢，抑或保持孤高呢？ 但有一點很明確，那就是日本無論如何也要做出抉擇�！盵41]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曾孤獨地推動亞太和東亞區(qū)域經濟合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東亞經濟合作進程加速，特別是中國也從更加偏重雙邊主義轉向越來越重視區(qū)域合作。對此，日本既喜又憂。喜的是，其一直推動的區(qū)域合作正在從理想變成現實。憂的是，區(qū)域合作開始超出日本所能掌控的范圍，特別是中國在其中的影響日益增大。日本的亞洲外交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表現為既要推動區(qū)域合作，又要處處圍堵中國。
東京大學教授田中明彥在其近著《亞洲中的日本》中認為， 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在馬尼拉提出“福田主義”以來已過了30年，現今的亞洲已變成全然不同的亞洲， [42]“亞洲正在一體化”。[43] 田中指出，近年來日本外交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得到了良好評價，而在東北亞、特別是中韓得到的評價卻很低，這就等于存在著兩種“亞洲中的日本”，今后日本應努力改變這種狀況�！叭彰劳撕团c歐洲各國的良好關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礎。但是，努力構建能夠得到肯定評價的‘亞洲中的日本’，也是為安全與繁榮打基礎的重要課題�！盵44]
近來，日本媒體紛紛對日美關系“步入深秋”、美中關系日益升溫表示擔憂。2007年11月26日，《朝日新聞》以二戰(zhàn)時中美聯手打敗日本為例，從歷史角度闡述了對中美接近的焦慮�！锻饨徽搲�2007年11月號刊登一篇題為《美國對日本失去興趣了？》的文章，其中認為，美國正與日本漸行漸遠，美國智庫沒有日本研究者，對中國的興趣反而越來越濃，“今后美國既要保持日美同盟，也要和中國一道封鎖日本”。據2007年11月25日《讀賣新聞》報道，近年來英國的日本研究機構變得越來越少，中國研究機構持續(xù)增多；
派駐日本的外國記者人數已從1991年的515人減至目前的275人，外國報道機關也由337家減至201家，而派駐中國的外國記者人數則由2003年的380人猛增至2007年的705人，報道機關由214家增至351家。2007年11—12月間公布的各種民調結果顯示，日本人對美國的好感度下降，對中國的好感度上升。[45]
面對中日兩國國際影響逆轉的趨勢，日本各界精英正紛紛提出各種對應方案。其中，不乏以“價值觀外交”對中國實行意識形態(tài)包圍的呼聲。但有的專家則主張：“必須把與美國保持密切關系和構筑與亞洲良好關系作為21世紀日本外交的兩個輪子”，“日中兩國應當承擔起東亞共同主席的責任”。[46]
中日戰(zhàn)略關系存在這樣一個死結：一方面，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擺脫“美主日從”框架，就是因為未能實現對華戰(zhàn)略和解；
反過來，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建立日中戰(zhàn)略信任，就是因為在日美同盟問題上未能讓中國安心。其實，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障礙不在中國，而在于對美依賴的外交結構。其難以擺脫對美依賴，原因也不在中國，而在于日本在歷史與現實問題上未能實現日中戰(zhàn)略和解。對日本而言，如何為21世紀的對美、對亞外交定位，特別是如何為對美、對華外交定位，將是其必須做出回答的課題。
結語：東亞秩序與日本外交抉擇
種種跡象表明，近年來日本各界看待中國快速發(fā)展的目光正在變得更加客觀和冷靜，“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日益成為其思考對華政策的基點。[47] 這一變化，是導致小泉“參拜”路線破產、推動安倍打破對華僵局、促使福田繼續(xù)改善日中關系的社會潛流。
然而，最近日本政府采取的一些舉動，又令人對日本推動對華“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誠意打上問號。一是2007年11月下旬法國總統(tǒng)薩科奇訪華后，日本對法國推動歐盟解禁對華軍售的舉動再次提出強烈反對；
二是日本不顧中國等鄰國的憂慮，于2007年12月17日與美國一道進行了導彈防御系統(tǒng)的導彈攔截試驗�？梢姡词乖诟Ｌ飪乳w領導下，日本也并沒有放棄“挾美制亞”、“協(xié)美抑華”這一基本思路。日本心目中的理想態(tài)勢是：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保持對華優(yōu)勢，在此前提下漸進地推進對華戰(zhàn)略關系；
另一方面，又以提升對華關系來逐漸減少對美依賴。
然而，這一選擇只能繼續(xù)加深日本的對美依附，同時也阻擋不了中美加深戰(zhàn)略對話與合作的勢頭�？梢�，“挾美”很難“制華”，而只會加劇日本的“從美”和“脫亞”。在這一狀況下，日本高喊“日中戰(zhàn)略互惠”口號顯得十分空洞，其要求中國在雙邊問題上做出讓步、在其周邊關切問題上給予同情、對其走向政治大國給予支持的做法，更是顯得過于以自我為中心、一廂情愿。
在“美主日從”框架下，日本實際上是將其對美、對華關系戰(zhàn)略定位的決定權交給了美國。在這一框架下，如果中美關系交惡，日本也必然要與美國一道與中國交惡；
中美關系改善，日本也必然要與中國搞好關系。即日本既不可能超越美國而發(fā)展對華戰(zhàn)略關系，也不可能阻擋美國發(fā)展對華戰(zhàn)略關系的步伐。這種狀況勢必大大降低中國對發(fā)展對日戰(zhàn)略關系的期望值，同時大大提高中國推動對美戰(zhàn)略關系的積極性。
從歷史上看，東亞地區(qū)曾出現“華夷秩序”、“列強秩序”和“冷戰(zhàn)秩序”等三種秩序，冷戰(zhàn)后則進入走向新秩序的過渡期。冷戰(zhàn)后十幾年間，這一地區(qū)出現了美日同盟得到強化、中國持續(xù)快速發(fā)展、地區(qū)合作不斷進展的混沌而又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
東亞地區(qū)將走向何種新秩序呢？ 就目前趨勢看，東亞秩序的未來面臨四種可能前景：一是美國主導東亞秩序的前景；
二是中美實現環(huán)太地區(qū)合作的前景；
三是中日韓攜手推動東亞合作的前景；
四是中美日俄競爭與合作的前景。中日戰(zhàn)略和解與合作如何發(fā)展，將對這四種前景的此消彼長產生重要的定向作用。
近年來，中、美、日三國都把到2020年為止的時期視為戰(zhàn)略機遇期。就日本外交而言，任其從容進行外交抉擇的所剩時間正變得越來越短。日本能否走出一條兼顧西方和亞洲、平衡美國和中國的外交路線？ 歸根結底，對這一問題的答案，還需由日本自身的外交抉擇來填寫。
注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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