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今年第4期發(fā)表了拙文《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決策機制》，受到比較廣泛的關注。不少朋友打來電話提出一些問題。該文在網(wǎng)上轉載后，網(wǎng)友的跟帖評論中也有一些提問者�，F(xiàn)將朋友們的提問和我對相關問題的看法綜合答復如下：

　　問:您為什么要在《炎黃春秋》上發(fā)表這篇文章?

　　答:首先是受到去年黨的十七大和今年“兩會”的鼓舞。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溫家寶同志在今年“兩會”結束時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要有比大海還要寬廣的包容。我體會，這些都表示我國的文化政策已經(jīng)有了新的調(diào)整，體現(xiàn)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待思想文化問題開始抱有寬松、寬容、寬厚的時代精神。我也就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親身試探一下到底能夠給我們一個多么寬廣的表達空間。于是就大膽地把自己思考多年的問題寫成文字，發(fā)給《炎黃春秋》雜志編輯部。

　　其次，是為了參與總結、紀念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還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經(jīng)驗。很長時間以來，我都覺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中有一條寶貴的經(jīng)驗，就是形成了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學界、部門、地方、基層的良性互動機制。那時候對于學界、部門、地方、基層干部與群眾的意見都很重視，充分吸收，對于正確決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既然現(xiàn)在大家都來紀念，報刊上已經(jīng)發(fā)表了不少同志的紀念文章，一種強烈的參與欲和自我加壓的歷史責任感激勵著我用了一天的時間就把這篇文章寫出來了。我還覺得，回憶和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特別是講到那段艱難破冰的八十年代，談到當時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鄧小平、葉劍英、陳云、胡耀邦、趙紫陽一個都不能少。當時改革開放當中的許多具體方案和實施步驟都是由趙紫陽組織研究和謀劃，然后提交中央集體決策的；
不少新的理論觀點如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等，都是經(jīng)過他的精心運作獲得黨內(nèi)高層一致認同并寫入中央文件的�；貞浐涂偨Y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歷史經(jīng)驗，如果只說鄧小平，葉劍英、陳云，少提胡耀邦，不提趙紫陽，那就不是客觀的歷史。那樣的總結必然誤導后人。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繼承和發(fā)揚這個傳統(tǒng)，就不會禁止人們也寫寫趙紫陽。

　　其三，是出于對《炎黃春秋》這份雜志的信賴。《炎黃春秋》是紀實性綜合刊物。其鮮明特色是對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據(jù)翔實的史料，秉筆直書，求實存真，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它是一個黨和國家認可的講真話的園地，是一份敢于求實、勇于擔當?shù)拿襟w 。鄧小平同志說過，黨內(nèi)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問題、敢于說話、敢于處理問題的干部。（轉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譜》上卷第241頁）現(xiàn)在正在大力推進經(jīng)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需要倡導這種精神。而在培育這種精神方面，《炎黃春秋》我以為堪稱模范。很多人都非常喜歡她，我也同樣。所以有了稿子首先想到《炎黃春秋》。

　　問：既然您認為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進程中鄧、葉、陳、胡、趙的作用都很重要，那為什么你的文章講趙的篇幅那么大，講鄧、葉、陳、胡的篇幅比較小呢？

　　答：這主要是由我當時的工作崗位、活動范圍和觀察視野決定的。因為我個人掌握資料的局限，我只是對趙紫陽的工作細節(jié)有一些近距離的觀察，對鄧小平、葉劍英、陳云、胡耀邦的工作細節(jié)知之甚少或者基本不了解，所以在寫作此文謀篇布局時繁、簡、略的安排自己也覺得有點失衡。這完全是因自己所掌握材料決定的，并不反映我對鄧、葉、陳、胡、趙幾人在改革開放中所起作用的評價。

　　問：你這篇文章的基調(diào)符合中央精神嗎？

　　答：三年前，趙紫陽同志遺體在北京火化的當天，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發(fā)出統(tǒng)稿，其中講到：“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后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yè)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卑凑找话闳说睦斫�，這段話表達了當時黨中央對趙紫陽所做的評價。我在文章中所講的故事，就是對“有益貢獻”所做的一點詮釋，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

　　問：這樣的文章在國內(nèi)雜志上公開發(fā)表，是否一個重要的信號？

　　答：有人會誤以為這篇文章的發(fā)表可能是一個什么信號，正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思想文化、新聞出版管得過死帶來的后果。好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所有報刊、圖書上發(fā)表的文字，都代表黨中央的聲音，傳達的都是黨中央的信號。這就把我們的作者、編者搞得非常緊張和拘謹，迫使他們把主要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與上方對口徑和消極防范方面，從而扼殺了作者、編者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窒息了思想文化、新聞出版事業(yè)的生機與活力。這是與中國共產(chǎn)黨在當前促進文化大繁榮、大發(fā)展的方針背道而弛的。如果我們能夠按照十七大的精神，給公眾表達自己的思想一個比較廣闊的空間，作者所寫都是自己想說的話，傳達的只是個人的信號。言論自由成為社會輿論的常態(tài)，那么報刊上所發(fā)表的文章就不會引起那樣的誤解和猜測了。

　　其實，我在《炎黃春秋》上發(fā)表這篇文章，沒有任何復雜的背景，就是圍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決策機制問題發(fā)表一點自己的認識，舉了那么一個例子，講了那么一段故事。其中講到趙紫陽，講的完全是我個人了解的情況和長期形成的個人看法。文章初稿已經(jīng)找過幾位當事人反復核對，我可以為文中講所有細節(jié)的真實性負完全的責任�，F(xiàn)在趙紫陽已經(jīng)過世三年多了。他已經(jīng)成了一位歷史人物。對于他一生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功過是非，完全可以做為一個歷史學術問題，各抒己見，從容討論。誰的論據(jù)充分、可靠、有力，誰的論點符合客觀實際、符合時代和世界潮流，誰的論斷就能夠被社會所接受，被歷史所銘記。對于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的評價，依靠行政力量強制推行某一種看法、排斥另一種看法，古今中外從來沒有成功過。凡是不符合客觀事實、違背時代和世界潮流的意識，最終會被歷史所清除。我在這篇文章中談了自己的看法。對于其中的事實與論點有質(zhì)疑的，歡迎擺事實、講道理，進行討論。趙紫陽畢竟是一位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有過較大影響的人物，社會上對于趙紫陽的生平、思想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也會有的。我很高興就這方面的問題與大家一起討論，向大家請教。（4月15日稿）

　　原載《炎黃春秋》雜志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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