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事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民口述歷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們常常接觸到的是關于苦難的講述，屢屢體會到的是苦澀的味道——濃重的苦難，日復一日讓人們在其持續(xù)中麻木的苦難，被密不透風的屏障遮掩的苦難。這些都不免讓人感到沉重。

　　談及沉重，不由想起一部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難》（1993年）。這部由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這位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與22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獻的表現(xiàn)當代社會普通人生活中種種苦難的著作，為我們記錄和研究口述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啟示。1999年這部基于對社會疾苦大規(guī)模調查的著作英文版面世，名為《世界的重量：當代社會的社會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歷時三年的調查中，研究者們以外來移民、失業(yè)工人、無家可歸者、公司女職員、失業(yè)經理人、農民、中學生、臨時工、工頭、街頭混混、基層管理者、社會工作者、警察等等以社會下層為主的普通人作為訪談對象，通過“對社會的疾苦、悲慘的境遇、難以明言的不滿或怨恨進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們呈現(xiàn)了這些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和故事、他們的痛苦和對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憫之心和細致的關注、耐心的傾聽走進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由此而承擔了社會學研究的政治使命與道德意涵——展現(xiàn)普通人的社會疾苦并通過社會學的解釋，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

　　個體的苦難就是社會的苦難

　　布迪厄等對“世界的苦難”的研究是從探訪普通個體的日常生活故事開始的。通過一個個似乎卑微瑣碎的有關痛苦的講述，研究者以洞若觀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發(fā)現(xiàn)個體遭遇與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并試圖以此超越社會科學研究中微觀與宏觀之間的二元對立。揭示個人苦難的社會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論主張：個人性即社會性，最具個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人性的。個體遭遇的困難，看似主觀層面的緊張或沖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霸S多最觸及個人私密的戲劇場面，隱藏著最深的不滿，最獨特的苦痛。男女眾生但凡能體驗到的，都能在各種客觀的矛盾、約束和進退維谷的處境中找到其根源。這些客觀外在的因素到處都是，體現(xiàn)于勞動力市場和住房供應市場的結構之中，表現(xiàn)于學校體制毫不手軟的約束之中，銘刻在經濟繼承與社會繼承的機制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8，263-265）。

　　“社會苦難”或“社會疾苦”（social suffering）在醫(yī)學人類學重要代表人物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個核心概念。他的研究強調痛苦是一種社會經歷，并力圖打破以往的分隔——將個體從社會層面的分析中分離，將健康從社會問題中分離，將表達從經驗中分離，將痛苦從干預中分離。那些標準的二分法實際上是理解的障礙，它阻礙我們理解人類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時是集體的又是個體的；
經歷痛苦與創(chuàng)傷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Kleinman, 1997, ix-xxv）

　　在此我們又一次體會和感受到米爾斯（C. W. Mills）所倡導的“社會學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具體情境中的個人煩惱和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之間建立聯(lián)系、在微觀的經驗材料和宏觀的社會歷史之間進行穿梭的能力。米爾斯強調，個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無法解決的煩惱是他們無法控制的社會結構變遷造成的。在此意義上，影響每一個人的歷史乃是世界的歷史（米爾斯，1996，31-43）。當然，對苦難的社會性理解更可追溯至已成為社會理論經典的涂爾干的自殺研究。在涂爾干看來，自殺是個人行為，但該行為受到人周圍社會環(huán)境的強烈影響，因而自殺更是一種社會事實（涂爾干，1988，257-280）。

　　通過對普通人口述歷史資料的搜集，通過研究者與被訪者面對面的交流，特別是通過與歷史的親歷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動，我們就有可能在個體的經歷和講述與宏大的社會歷史進程之間建立聯(lián)系，有可能在個人的“苦難”與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之間建立聯(lián)系，并就此進程獲得理解和解釋。例如，在《世界的苦難》的描述中，社會疾苦存在于種族問題、鄰里關系、黑人貧民窟、基層職能部門、工人階級命運、教育體制、家庭代際關系等幾大領域中。其來源被布迪厄歸結為與市場意識形態(tài)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同時出現(xiàn)的“國家與市場的雙重撤退”；
它們可以表現(xiàn)為公共物品供給上國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務的枯竭、國家體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產業(yè)結構調整帶來的工人階級渙散和勞工運動的消解、教育體制制造的社會排斥和集體失望、與所有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家庭代際關系的斷裂等等；
所有因處于特定結構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與集體衰落相伴的個體遭遇都可以歸結于苦難的政治根源——社會性的喪失和國家的運作。

　　苦難的力量

　　展現(xiàn)不為人知或被人視而不見的“社會痛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但更為重要的還在于通過理解和解釋，揭示社會苦難的根源和通常被掩蓋的制造苦難的機制。凱博文的研究批判性地揭示了現(xiàn)代化的特定版本建構道德困境的方式以及我們的日常實踐如何將社會經歷變成了“自然的”或“正常的”，從而模糊了“權力”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政治的和專業(yè)的過程有力地形塑了對社會痛苦類型的反應，這些過程包括權威性的和經過論證的對于集體苦難的認可。因而研究所要面對的更為有趣和重要的問題在于這些痛苦是如何在社會中產生的，作為一種文化過程的對于痛苦的承認又是如何獲得和抑制的（Kleinman, 1997,1-23）。

　　布迪厄更是將“社會痛苦”這一充滿病理學隱喻的概念轉換為社會學概念，并由此闡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會上難以明言的病患轉化成清晰可辨的癥候，從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將政治比喻為醫(yī)學，認為政治家如同醫(yī)師：僅僅記下癥狀和病人的陳述是不夠的，必須努力去發(fā)現(xiàn)疾病，而疾病并不是顯而易見的，必須著眼于推理從而揭示結構性的原因。社會科學要能夠解釋社會病患的最明顯的征兆，判斷和理解導致病患的真實原因，就需使人們意識到被掩蓋的各種形式的不幸的社會起源，包括人們最熟悉的和最隱秘的（Bourdieu, 1999, 627-29）。他要突破各種各樣的屏蔽，這些屏蔽背后掩飾的是社會疾苦。他還要動員人們控訴那些使他們變得不道德和墮落的社會運作機制，而正是這些社會機制滋養(yǎng)了人們的反感、苦惱、絕望（布迪厄、華康德，1998，262-280）。正是在此意義上，社會學成為一種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種慈悲（generosity）的工具。從布迪厄等對于社會苦難的調查、揭示和尋找原因中，可以體驗到“社會學的的確確有著除魔去魅的效果”，亦不難感受到一種博大、深邃、渾厚而且充滿悲憫的胸懷。

　　在我們長期從事口述歷史研究的村莊里，農民稱自己為“受苦人”。這雖然是從事農業(yè)種植業(yè)者的自謂，但其包含的意義卻遠比從業(yè)概念沉重得多。對當?shù)剞r民來說，“苦”既是身體的感受，也是精神的體驗；
是對客觀事物的評判，更是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的表達�！吧眢w之苦”和“心靈之苦”構成的他們日常生活的基礎，當然也構成他們的歷史的重要內容�？梢愿爬ǖ卣f，這些普通農民的歷史正是一部苦難的歷史。

　　面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苦難，農民必須調動全部的勇氣、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這構成了在苦難中掙扎的歷史，而正是在此意義上，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創(chuàng)造和推動了歷史，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對于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來說，苦難構成那個時代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但這種種痛苦卻是彌散于生命之中的，通常是無從歸因的，因而他們對苦難的表述常常不可避免地帶有先賦性和宿命論色彩。將個體的身體之苦和精神之苦轉變?yōu)殡A級剝削和壓迫的痛苦，從而激發(fā)階級仇恨和階級意識，是在革命政權進入鄉(xiāng)村社會之后才發(fā)生的。正是通過“訴苦”、“倒苦水”、“挖苦根”等權力技術的引導，領導階級才將農民的階級意識挖掘出來，從而通過苦難的歸因完成革命動員的任務。這從一個方面體現(xiàn)了苦難的力量，即將苦難轉變?yōu)橥品�舊社會的革命力量。

　　由國家主導的、以革命運動的形式推進的社會工程和社會試驗帶來整個社會的改變，也帶來普通農民生活和命運的變化。革命的目標在于拯救勞苦大眾，革命的過程被聲言是解除苦難的過程，但救苦救難的革命也有可能造成與其初衷不同的后果，進而帶來新的苦難感受。

　　歷史具有一種力量：我們從普通人民的強韌生存中能感到這種力量；
我們從導致社會結構性巨變的革命中能感到這種力量；
我們從不同時代專制者對歷史的懼怕中也能感受到這種力量。看看古今中外的歷史，統(tǒng)治者尤其是專制暴君都懼怕歷史。無論他們是否真的相信“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歷史都像是盤亙在他們心底的魔影。他們的殘暴其實來自于恐懼，對歷史的恐懼——趕盡殺絕是害怕復仇，封殺歷史或偽造歷史是害怕留下罪惡的歷史記錄，防民之口是懼怕在任人評說的歷史中遺臭萬年。這就是歷史的力量！

　　從農民對苦難的講述中我們可以感到苦難是有重量的，苦難也是有力量的。底層的表述蘊含著巨大的能量，而關鍵在于苦難若能進入歷史（被講述和被記錄），苦難就有了力量；
否則普通人的苦難便一如繼往地無足輕重。歷史已向我們顯示：對苦難的記錄可以改寫歷史甚至重構歷史，這是苦難的歷史力量；
揭示出苦難的社會根源，苦難便不再僅僅是個體的經歷和感受，而是具有了社會的力量；
去除了先賦性或宿命論的迷障，揭示苦難的社會根源，苦難就會有顛覆的力量、重構的力量、獲得解放的力量。

　　每個人的歷史都不應遺忘

　　民眾的歷史一直都無足輕重，如同水滴隨意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翻不起一點漣漪，留不下些微痕跡。多年來的訪談和研究工作已使我們對此有清楚的認識。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苦難的社會屬性和苦難的歷史力量，我們就不難理解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哪怕他/她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應該在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不可以隨意地消失！歷史，不可以輕易地被遺忘！而歷史和現(xiàn)實卻一再地告訴我們：無論是誰，只要是作為工具而存在都不會、不必留下歷史。普通老百姓在統(tǒng)治者眼中一直就如同沙石泥土、螻蟻草芥，是“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工具。普通人在歷史中的銷聲匿跡恰恰因為他們是工具，而工具是不必留下使用記錄的；
工具甚至還不如統(tǒng)治者鐘愛的香車寶馬、寵物珍玩。應作為根本的人在歷史中消失了，只作為統(tǒng)計數(shù)字而存在；
在統(tǒng)治的視野中也消失了，只作為工具而存在。這樣的現(xiàn)實和歷史也讓我更加確信，每個有可能記下自己的、家庭的、他人的歷史的人都應該這樣做，因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苦難在普通人的生存中是主要的內容，在苦難中生存也獲得一種力量，就此意義而言，每個人的經歷都是歷史，每個人的苦難都有歷史的力量，每個人的歷史都彌足珍貴，每個人的歷史都不應遺忘。

　　有意識地忘卻歷史特別是苦難的歷史是統(tǒng)治權力的一種技術，與之相對應的權力技術則是加強幸福的感受和記憶。難道不是嗎？我們屢屢看到，幸福感是可以制造的，微笑是可以練習的。難怪有人感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這是一個偉大的族，什么人間奇跡都能創(chuàng)造出來”！

　　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口述歷史研究還是一種探索，其間充滿了從思想到方法的種種挑戰(zhàn)與困境，也同樣不應忽視對歷史建構過程中權力關系的思考。正如布迪厄所特別強調的，“如果進行溝通交流，沒有什么比同時關注從訪問者和被訪者之間的互動生發(fā)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更真實也更切實的方式了”（Bourdieu , 1999, 607）。具體而言，在口述歷史的嘗試中，研究者與讀者在面對當事人/親歷者的講述時，位置應該是同樣的；
這就是說，讀者可以贊同也可以不贊同研究者的分析、解釋，而且可以在閱讀歷史時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釋。而我們的工作似乎是一種穿針引線，通過口述歷史的重構把那些以往發(fā)不出聲音的人們的聲音傳達出來。

　　就此意義而言，底層的歷史不是為官方史、精英史拾遺補缺�？谑鍪返娜蝿赵谟谝圆煌�的立場，傾聽無聲的底層發(fā)出的聲音，記錄普通生命的“苦難”歷程，書寫從未被書寫過的生存與反抗的歷史。對于無法書寫自己的歷史甚至無法發(fā)出自己聲音的底層人民，我們的口述歷史研究并不是要為他們制造一種歷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者代替他們書寫歷史，而是力圖拓展一方“講述”的空間，在其中，普通農民能夠自主地講述他們的經歷、感受和歷史評判。而研究者除了將這“歷史”記錄下來，還須結合社會理論做出分析、加以表達。就此而言，相對于“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我們的努力將致力于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建歷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記錄和重現(xiàn)“苦難”的歷史，使“苦難”經歷的講述成為一種歷史證明，為千百萬底層人民的生存作見證。

　　口述歷史如同文字歷史，當然也是一種建構，但應該是符合歷史邏輯的建構，也是符合生活邏輯的建構，是不違背常識常理的建構。而且不能因為文字歷史也同樣是一種建構而不顧其真實性——本質的真實。

　　苦難的經歷和對這些經歷的講述當然是個人性的，是許多個體的或者由個體組成的群體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個人的苦難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的產物，或者簡單地說由于“苦難的社會性”，個人講述才具有了超越個體的意義。這也是個體性的“苦難的講述”能夠成為歷史的原因所在。而以往底層普通人的苦難和他們對苦難的講述通常被淹沒、被遮蔽的原因，就在于歷史書寫中的權力關系——歷史從來就是統(tǒng)治者的歷史、精英的歷史，而“底層不能發(fā)出聲音”。

　　“苦難”的社會屬性（social suffering）確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宏觀社會歷史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也表明必須從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視角揭示“苦難”的深刻根源。半個多世紀的革命與建設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大規(guī)模的社會改造工程，但它決不僅僅是少數(shù)精英的事業(yè)，而是關系全體人民生活和命運的歷史過程。千百萬普通人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與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這樣一段文明的歷史和文明的轉型當然應該也可以從普通人民的生活經歷和常識常理（common sense）來理解和分析。將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卑微瑣碎的經歷和講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有著共同或不同命運的“受苦人”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無疑是歷史巨輪下的鋪路沙石，然而被碾壓的沙石難道就不應該被關注、被記錄、被表述嗎？畢竟那是千百萬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他們是歷史的真正創(chuàng)造者和推動者。將文明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聯(lián)系起來，“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這一命題才真正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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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rdieu, Pierre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olity Press.

　　Kleinman, Das, and Lock (ed. 1997), Social Suff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布迪厄、華康德（1998），《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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