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ň幷甙矗褐型馕膶W關系研究是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研究的重鎮(zhèn)， 20年來已經(jīng)出現(xiàn)三波熱潮，在資料的積累、領域的開拓、個案的研究等方面，有了相當?shù)幕�礎。如今，研究的深化期待著系統(tǒng)的中外文學交流史的完成，期待著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系統(tǒng)理論的建設，其中包括對研究前提、范疇與方法的反思。錢林森教授主持的十五卷本《中外文學交流史叢書》正在研究與編寫中，本刊發(fā)表錢林森與周寧教授的相關對話，既是提供一種理論思路，又是提出相關的問題，供大家深入研討。）

　　周寧（以下簡稱周）：錢林森教授，上世紀90年代初到新世紀初，樂黛云教授和您主編了兩套大規(guī)模的叢書：《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10卷集，樂黛云、錢林森主編，花城出版社），與《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10卷集，錢林森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如今您又發(fā)起并主持同一專題的、多卷本的“中外文學關系史”叢書？您是否意識到，您面臨的挑戰(zhàn)是巨大的，因為這個挑戰(zhàn)不是來自別人，而是您自己，如何超越您自己呢？

　　錢林森（以下簡稱錢）：您提出的問題，既是我們這套書的動力，也是我們這套書的阻力。在個人的學術道路上，真正的里程碑不是成就，而是遺憾。前面那兩套書編完了，我思考的問題是對于中外文學關系這一研究領域，我們完成了什么，什么是有待深入與擴展的。過去我們積累了大量的資料，提出了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問題，并勾勒出中外文學關系史的基本輪廓。但這只是“原始積累”的工作，真正的中外文學關系史的框架還沒有構建完成，中國文學與某些國家地區(qū)語種文學的關系研究，還是個空白。這個課題，不管是研究領域的拓展，還是研究問題的深入，尤其是對中外文學關系史的整體把握，還有大量的工作。

　　周：您將本叢書的自我超越的底線與方向，定位在研究領域的擴展、研究問題的深入與中外文學交流史的基本框架的構建上。我看到在最初的規(guī)劃中，叢書在研究領域上的確有所拓展，包括了諸如“中國文學與北歐文學”、“中國文學與東歐文學”、“中國文學與西班牙及西班牙語美洲文學”等新課題。這是研究領域的拓展。但“圈地”性的擴展研究領域容易，研究問題的深入難。每一卷都有自身的問題與特色。比如說，中日文學關系的問題就不同于中法文學關系的問題，在漢字文化圈或東亞禮儀世界體系內(nèi)討論的問題，也完全不同于在現(xiàn)代性與全球化視野內(nèi)討論的問題。

　　錢：整套叢書具有整體的指導思想，主要包括對中外文學關系史的基本概念、史料整理與分析、研究范型的確立三方面問題的深入思考。而各卷的研究，又有各卷的問題、研究觀念與方法。我們盡量邀請國內(nèi)在相關研究領域一流的學者參與本項目，有長達5年的研究寫作時間。我相信在問題研究的深度上，應該代表我們這個時代漢語學術界相關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

　　周：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在中國比較文學界已有多年的歷史，學術基礎豐厚。在已有成果基礎上編寫“中外文學關系史”叢書，要求我們要有所反思與開辟。前兩套書做了史料實證與專題研究的工作，本套叢書不僅要在史料的豐富、問題研究的深入上有所進步，還應該在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有自覺而系統(tǒng)的反思，構建出中外文學交流史的基本框架。

　　錢：中外文學關系史或交流史研究，就學科本質(zhì)屬性而言，屬史學范疇，從比較文學研究傳統(tǒng)內(nèi)部分類和研究范式來看，歸于“影響研究”，所以重“事實”和“材料”的梳理。對中外文學關系史、交流史的整體開發(fā)，就是要在占有充分、完整材料基礎上，對雙向“交流”、“關系”“史”的演變、沿革、發(fā)展作總體描述，從而揭示出可資今人借鑒、發(fā)展民族文學的歷史經(jīng)驗和歷史規(guī)律，因此它要求擁有可信的第一手思想素材，要求資料的整一性和真實性，掌握原典型的豐富材料，永遠是此種研究的起點和基礎，是最需要研究者下工夫的所在。前輩學者在這方面積累的經(jīng)驗、使用的方法永遠沒有過時。早在上世紀我國比較文學舉步之時和復興之初，我國前輩學者季羨林、錢鍾書等就卓有識見地強調(diào)“清理”中外文學關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它提到創(chuàng)立中國比較文學特色建設和擁有比較文學研究“話語權”的高度[i]。20多年來，我國學者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但我認為中外文學關系的“清理”遠沒有完成，更何況不少國別和地區(qū)的文學關系“清理”工作，尚處于舉步階段。我仍然堅守這樣的學術信守：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ii]。

　　周：我注意到您對關系史或交流史以及史料本身的強調(diào)。畢竟中外文學交流史的研究，最終落實在“史”上。但“史”不等于“史料”。史料是研究的基礎。本課題的成敗，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決定于史料的豐富與準確程度。但是，沒有史料不行，僅有史料又不夠。中外關系史研究在國內(nèi)，已有多年的歷史，但大多數(shù)研究只停留在史料的收集與敘述上，本套叢書如果要在研究上上一個層次，就不能只滿足于史料的收集、整理、敘述。

　　錢：史料是多年研究積累的成果，豐富是量上的要求；
史料需要辨?zhèn)握鐒e，因此要盡量做到收集第一手資料，這是對史料的質(zhì)上的要求。史料自然越豐富越好，但史料的發(fā)現(xiàn)往往是沒有止境的，所以史料的豐富與完備是相對的，關鍵看它是否可以支撐起論述。因此，研究中處理史料的方式，不僅是收集，還有在特定研究觀念下剪裁史料、分析史料。

　　周：中外文學交流史的寫作，應該分三個層次：一是掌握資料來源并收集盡量第一手的資料。對資料進行整理、分析、闡釋，從中發(fā)現(xiàn)一些最基本的“可研究的”問題。第二個層次是編年史式資料復述，其中沒有邏輯的起點與終點，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資料就是起點，該起點是臨時的，隨著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不斷向前推，重點也是臨時的，寫到哪里，就在那里結束。第三個層次是使文學交流史具有一種“思想的結構”。在史料研究基礎上形成不同專題的文學交流史的“觀念”，并以此為尺度規(guī)劃中外文學交流史的“問題域”，并在“問題域”中思考文學交流史的整體的“敘事”框架。

　　錢：我贊成您的提法。沒有史料不行，僅有史料又不夠。必須有問題，問題是研究的先導，否則就陷入史料不見天日。我曾嘗試整理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的問題域，它涵蓋5大類問題：
1）外國作家如何接受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如何對外國作家產(chǎn)生沖擊與影響？具體涉及到外國作家對中國文學的收納與評說，外國作家眼中的中國形象及其誤讀、誤釋，中國文學在外國的流布與影響，外國作家筆下的中國題材與異國情調(diào)等等。2）與此相對的是，中國作家如何接受外國文學，對中國作家接納外來影響時的重整和創(chuàng)造，進行雙向的考察和審視。3）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展示出中外文學家在相關的思想命題所進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觀照，可以結合中外作品參照考析，互識、互證、互補，從而在深層次上探討出中外文學的各自特質(zhì)。4）從外國作家作品在中國文化語境（尤其是20世紀）中的傳播與接受著眼，試圖勾勒出中國讀者（包括評論家）眼中的外國形象，探析中國讀者借鑒外國文學時，在多大程度上、何種層面上受制于本土文化的制約，及其外國文學在中國文化范式中的改塑和重整。5）論從史出，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提煉出展示文學交流實質(zhì)與規(guī)律的重要問題，以問題剪裁史料，構建各國別語種文學交流史的闡釋框架。

　　周：研究領域的拓展、史料的豐富、問題域的明確、理論研究的深入，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中外文學交流史整體框架的建構上。正如您所說，中外文學關系史屬于文學史的范疇。它關系到某種時間、經(jīng)驗與意義的整體性。純粹編年性地記錄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文學交流事件，像文學旅行線路圖或文學流水帳單之類，還不能夠成為文學交流史。中外文學交流史“史”的最基本的要求在于：1）文學交流史必須有一種時間向度的研究觀念，以該觀念為尺度，或者說是編碼原則，確定文學交流史的起點、主要問題、基本規(guī)律與某種預設性的方向與價值。2）可能成為中外文學關系史的研究觀念的，是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與現(xiàn)代性問題。中國文學是何時、如何參與、接受或影響世界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是何時并如何塑造中國文學的。3）中外文學交流史表現(xiàn)為中國文學在中外文學交流中實現(xiàn)世界性與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國文學的世界化分兩個階段，漢字文化圈內(nèi)東亞化與近代以來真正的世界化，中國文學的世界化是與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同時出現(xiàn)的。

　　錢：當然。如果說這套叢書在以往研究基礎上有所拓展與深入，那么，主要表現(xiàn)在對系統(tǒng)完整的中外文學關系史的建構上。它不僅具有扎實的史料基礎、明確的問題域、科學的研究觀念與方法，而且，還必須讓文學關系史呈現(xiàn)出某種“思想的立場”來，或者說，用這種“思想的立場”來結構文學史。

　　周：這里提出兩種文學史述的立場。一種假設文學史是建立在純粹史料的客觀性上的敘述，選擇事實、組合事實并自發(fā)呈現(xiàn)意義。另一種假設文學史是有關意圖或意義的敘事，文學史實與文學史述是不可分的，所謂文學史實不過是在更廣泛的文學史聯(lián)系中具有深度意義的事實。文學史實有雙重意義，既指實際發(fā)生的文學文本與事件，又指確定該文本或事件的意義。文學史本質(zhì)上是關于文學意義的敘述，而不是關于文學事實的敘述，它不僅發(fā)現(xiàn)史實，確定史實，而且要發(fā)現(xiàn)史實的原因并解釋它。

　　錢：文學意義或觀念決定文學史敘述。中外文學交流史如果表現(xiàn)出文學史過程的完整性，就必須假設某種價值取向。西方經(jīng)典的文學關系史研究的前提是現(xiàn)代民族主義與19世紀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進化論（evolutionism）和傳播論（diffusionism）背景，諸如“英國文學在法國”或“法國文學在英國”。中外文學關系不僅是研究“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研究不同國家地區(qū)語種文學各自的文學史，比如研究法國文學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影響，真正的問題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反之亦然。中外文學關系在“中”與“外”二元對立框架內(nèi)強調(diào)雙向交流的同時，也不能回避中國立場。我們研究中外文學關系，以中國文學為中心，本身就已經(jīng)假設了一種文學史的立場。

　　周：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表面上看是雙向的、中立的，實際上卻有不可否認的中國立場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中心。否則選題的設計為什么總以中國文學為中心，向世界上其他國家語種文學放射比較？“中外文學”提出問題的角度與落腳點都是中國文學的。中國立場的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理論指歸，在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與現(xiàn)代性問題。它包括兩個層次的意義：中國在歷史上如何啟發(fā)、創(chuàng)造外國文學的；
外國文學如何構筑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與現(xiàn)代性的。這就是中外文學交流史的意義。我們正是在這個前提性意義下結構中外文學關系史的。

　　錢：學術創(chuàng)新的途徑，不外乎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新觀念與新的研究范型的提出。我們關于撰寫原則或述史立場的界定，實際上是試圖提出一套完整合理的中外文學關系史的研究范型，包括其研究前提、方法、價值取向等。做研究，總該清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為什么研究。這些問題都是需要仔細辨析的。我們在南京會議上曾經(jīng)就一些基本的問題做過深入的研討。有些看上去簡單的說法，深究起來，意義也并不是自明的。比如說，“中”意味著特定的學術立場，而“外”，也不那么簡單。不同國別、不同語種，可以是“外”，但不同國家同一語種的文學，是否屬于“中外”文學交流史的研究范疇呢？比如說，世界不同國家的華文文學？是外國，但不是外語。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外、文學交流、史，這三個詞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研究必須走向理論的自覺。

　　周：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與現(xiàn)代性問題，決定中外文學交流史的意義。在此前提下進行細分，所謂中外文學關系史的歷史敘述，應該在三個層次上展開：1）中國與不同國家、地區(qū)不同語種文學在歷史中的交流，其中包括作家作品與思潮理論的譯介、作家閱讀與創(chuàng)作的“想象圖書館”、個人與團體的交游互訪等具體活動等；
2）中外文學相互影響相互創(chuàng)造的雙向過程，諸如中國文學接受外國文學并從與外國文學的交流中獲得自我構建與自我確認基礎；
中國文學以民族文學與文學的民族個性貢獻并參與不同國家地區(qū)語種文學創(chuàng)造等。3）存在于中外文學不同國家地區(qū)語種文學之間的世界文學格局，提出“跨文學空間”的概念并將世界文學建立在這樣一種關系概念上，而不是任何一種國家地區(qū)語種文學的普世性霸權上。

　　錢：這三個層次是同心圓擴展的，涉及到文學與文化不同層面上的意義。研究中外文學關系史，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文學交流史，僅研究文學與文學的交流，也就是說文學范圍內(nèi)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交流，更多屬于形式研究范疇，諸如英美意象派與中國古典詩詞、《雷雨》與《俄狄浦斯王》。您所討論的內(nèi)容大多屬于狹義的文學關系史范疇，廣義的文學交流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應該包括文學涉及的廣泛的社會文化內(nèi)容，文本是文學的，但內(nèi)容與問題遠超出文學之外，比如“啟蒙作家的中國文化觀”。

　　周：您的《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研究的就是這種廣義的文學交流史。

　　錢：是的。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哲學觀照和跨文化對話理論的運用和實踐，是我本人和《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創(chuàng)作者們所嘗試的研究路徑，當然這也是在“影響研究 ”范圍內(nèi)的一種思考和嘗試。具體的思路有這么幾方面：1）依托于人類文明交流互補基點上的中外文化和文學關系課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中外哲學觀、價值觀交流互補的問題，是某一種形式的哲學課題。從這個意義上看，研究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外國文學的影響，說到底，就是研究中國思想、中國哲學精神對他們的影響，必須作哲學層面的審視。2）考察兩者接受和影響關系時，必須從原創(chuàng)性材料出發(fā)，不但要考察外國作家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追尋，努力捕捉他們提取中國文化（思想）滋養(yǎng)，在其創(chuàng)造中到底呈現(xiàn)怎樣的文學景觀，還要審察作為這種文學景觀“新構體”的外鄉(xiāng)作品，又怎樣反轉(zhuǎn)過來向中國文學施于新的文化反饋。3）類似的研究課題不僅涉及到兩者在“事實上”接受和怎樣接受對方影響的實證研究，還應當探討兩者之間如何在各自的創(chuàng)作中構想和重塑新的精神形象，這就涉及到互看、互識、誤讀、變形等一系列跨文化理論實踐和運用。4）中外文學和文化關系研究課題，應當遵循“平等對話”的原則。對研究者來說，對話不止是具體操作的方法論，也是研究者一種堅定的立場和世界觀，一種學術信仰，其研究實踐既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跨時空跨文化的對話，也是研究者與潛在的讀者共時性的對話，通過多層面、多向度的個案考察與雙向互動的觀照、對話，激活文化精魂，進一步提升和豐富影響研究的層次。

　　周：錢老師，我注意到，您始終在積極意義上討論影響研究，或者說在積極意義上使用影響概念。似乎影響與交流總是值得肯定的。實際上，文學關系研究有兩種范型，一種是肯定影響的積極意義的研究范型，它以啟蒙主義與現(xiàn)代民族文學觀念作為文學交流史敘事的價值原則，該視野內(nèi)出現(xiàn)的問題，主要是一種文學傳統(tǒng)內(nèi)作家作品與社團思潮如何譯介、傳播到另一種文學傳統(tǒng)，關注的是不同語種文學可交流性側(cè)面，樂觀地期待親和理解、平等互惠的積極方面，甚至在潛意識中，將民族主義自豪感的確認寄寓在文學世界主義想象中。我們以往的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大多是在這個范型內(nèi)進行的。另一種范型關注影響的負面意義，解構影響中的“霸權”因素。這種范型以后現(xiàn)代主義或與后殖民主義觀念為價值原則，關注不同文學傳統(tǒng)的不可交流性、誤讀與霸權側(cè)面。懷疑雙向與平等交流的樂觀假設，比如特定文學傳統(tǒng)之間一方對另一方影響越大，反向影響就越小，文學交流往往是動搖文學傳統(tǒng)的霸權化過程；
揭示不同語種文學接觸交流中的“背叛性”因素與反雙向性的等級結構，并試圖解構其產(chǎn)生的社會文化機制。

　　錢：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開發(fā)、深化和創(chuàng)新，離不開研究理論方法的提升與原理范式的研討。某種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論思路，有助于重新理解與發(fā)掘新的文學關系史料，而新的闡釋角度和策略又能重構與凸顯中外文學交流的歷史圖景，從而將中外文學關系的“清理”和研究向新的深度開掘。以往的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關注的更多的是第一種范型內(nèi)的問題，對第二種范型內(nèi)的問題，似乎注意不夠。我們這套叢書，希望能夠兼顧兩種范型內(nèi)的問題。“平等對話”是一種道德化的學術理想，我們不能為此掩蓋歷史問題，掩蓋中外文學交流史上的種種“不平等”現(xiàn)象，分析其霸權與壓制、他者化與自我他者化、自覺與“反寫”（WRITE BACK）的潛在結構。

　　周：這讓我們警覺到我們的研究范型中可能潛在著的一個矛盾：怎能一邊認同所謂“中國立場”或“中國中心”，一邊又提倡“世界文學”或“跨文學空間”？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對立？實際上在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與現(xiàn)代性問題前提下敘述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文學本身就處于某種劣勢，針對西方國家所謂影響的“逆差”是明顯的。比如說，關于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的影響，我們可以以一個專題寫成一本書，而西方文學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影響，則是覆蓋性的，幾乎寫成整部文學史。我們強調(diào)“中國立場”本身就是一種“反寫”。另外，文學史述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一個超越國別民族文學的普世立場。啟蒙神話中的“世界文學”或“總體文學”，包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霸權�；蛟S提倡“跨文學空間”更合理。我們在“交流”或“關系”這一“公共空間”討論問題，假設世界文學是一個多元發(fā)展、相互作用的系統(tǒng)進程，形成于跨文化跨語種的“文學之際”的“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中。不僅西方文學塑造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國文學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構建塑造西方現(xiàn)代文學。盡管不同國家民族地區(qū)的文學交流存在著“不平等”的現(xiàn)實，但任何國別民族地區(qū)文學都以自身獨特的立場參與世界文學，而世界文學不可能成為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或語種文學擴張的結果。

　　錢：從文學交流史研究世界文學，具有真正的現(xiàn)代學術視野；
從中外文學交流史切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又創(chuàng)建了中國文學與文學研究的個性。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歷來是我國比較文學界重視探討的課題，我國前輩學者開拓性的建樹大多也集中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如范存忠、錢鍾書、方重等之于中英文學關系、吳宓之于中美、梁宗岱之于中法、陳詮之于中德、季羨林之于中印、戈寶權之于中俄文學關系的研究等等。比較文學在中國復蘇、拓展的20年來，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則是推進我國比較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支撐領域，也是本學科取得最多實績的研究領域。它所獲得的這些豐碩成果，被學術史家視為真正“體現(xiàn)了‘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的特色和成就”[iii]，而作為我國比較文學復興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標志，以顯著、厚重的篇幅載入了史冊[iv]。顯然，在前輩學者開拓的基礎上，在20年來我國比較文學蓬勃發(fā)展的情境下，對中外文學關系史的整體開發(fā)已歷史地擺到了我們面前。而新世紀文化轉(zhuǎn)型期也為深入中外文學關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戰(zhàn)、新的機遇，為中國比較文學深度發(fā)展、分途掘進，提供了新的層面和新的契機。我認為，本套叢書的意義就在于調(diào)動本學科研究者的共同智慧，對已有成果進行咀嚼和消化，對已有的研究范式、方法、理論和已有的探索、嘗試進行重估和反思，進行過濾、選擇，去偽存真，以期對中外文學關系史本身，進行深入研究和全方位的開發(fā)，創(chuàng)造出新的局面。

　　周：我們一直在試圖反思、辨析、確立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的基本概念、方法與理論范型，并在學術史上為本套叢書定位。所謂研究領域的拓展、史料的豐富、問題域的明確、問題研究的深入、中外文學交流史整體框架的建構，都將是本套叢書的學術價值所在。錢老師希望這套叢書的完成，能使中國比較文學界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領域走向最后的成熟。這就不僅是個人研究的自我超越問題，也是整個比較文學研究界的自我超越問題。

　　錢：不敢這樣斷言，不過是心向往之罷了。事實上，在1985——2005中國比較文學復興、發(fā)展的20年歷程中，作為體現(xiàn)這一復興、發(fā)展特色的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無論是研究層面的拓展，還是研究理論、方式的探討，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單就有影響的叢書而言，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深圳大學比較文學所樂黛云教授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中《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王曉平著）、《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稿》（嚴紹著）、《中印文學關系源流》（郁龍余編）開其先，到90年代初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樂黛云、錢林森主編，花城出版社），再到新世紀初期大型比較文學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10卷集，錢林森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中外作家個案研究叢書（樂黛云主編，首都師大出版社）、國別文學文化關系叢書《人文日本》（王曉平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的相繼問世，成果迭出，呈現(xiàn)方興未艾的發(fā)展態(tài)勢。而在研究范式的探究和方法論革新方面，也呈現(xiàn)著向深度和廣度突進的勢頭：從“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討論，到中日文學關系探究中的“文學發(fā)生學”理論的建構；
從中外文學關系的哲學審視和跨文化對話中激活中外文化文學精魂的嘗試，到西方形象學理論的引進與研究、特別是《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和傳說》八卷巨著的出版……所有這一切探索成果的出現(xiàn)，對推動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深入發(fā)展，具有無可取代的意義和作用。如果我們能有所創(chuàng)新，那也是在所有這些成就基礎上進行的。

　　（編者按語：由錢林森教授主編、國內(nèi)外著名學者參與編寫的多卷本《中外文學交流史叢書》，已經(jīng)正式啟動。2005年7月在南京大學舉辦了該叢書首屆編委會暨學術研討會，充分討論了該叢書的研究觀念與方法、體例與風格�，F(xiàn)發(fā)表的錢林森與周寧的對話，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的理論問題，進行系統(tǒng)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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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上世紀80年代初，錢鍾書先生就提出 ：“要發(fā)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季羨林在《資料工作是影響研究的基礎》一文中強調(diào)：“我們一定先作點扎扎實實的工作，從研究直接影響入手，努力細致地去收集材料，在西方各國之間，在東方各國之間，特別是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從民間文學一直到文人學士的個人著作中去搜尋直接也許的證據(jù)，爬羅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據(jù)，決不能捕風捉影。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歸納出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彼�明確反對“那些一無基礎，二無材料，完全靠著自己的‘天才’、‘靈感’。率而下筆，大言不慚，說句難聽的話，就是自欺欺人的所謂平行發(fā)展的研究�！眳⒁娡跸蜻h《中國比較文學研究20年》第9頁。

　　[ii] 無獨有偶，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作出重要建樹的嚴紹 教授，也在前不久致作者信函中，強調(diào)前輩學者的這個治學路徑，他說：“我們一定要把‘中外文學交流史’的研究當成是‘比較文學’中的基礎性學術，給予超越現(xiàn)在‘重視’的‘更加重視’。一個從事‘比較文學’或‘比較文化’研究的人，不管他在什么層面上展開研究，如果他對研究對象的文學或文化的世界性的歷史聯(lián)系沒有知識，對作為對象的文學或文化在人類總體文明中的地位和價值沒有把握，他的一切的研究最終其實都是些垃圾，更不要想‘傳之后世’了�！�

　　[iii] 王向遠《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前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iv] 王向遠教授在其28章的大著《中國比較文學二十年》中，從第2章到第10章論述國別文學關系研究，如果加上第17、18“中外文藝思潮與中國文學關系”、“中外文學關系史的總體研究”兩章，整整占11章，可謂是“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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