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討論在中國有多么頑強，百年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歸：文化普遍主義者以此論證制度變革還有更深層面，文化相對主義者則同樣以文化干脆反對制度變革。只是他們腳下的這個制度并不領情。幸好中國還有政治進步，而進步發(fā)生在文化討論的視野背后。

　　各位校友：

　　此次全球校友會只設一個人文分會場，似不應該。但主題不錯：“中國文化是否還有前途？”講演結束時，我會交代為什么以這句唐詩表述我的看法，什么是“猿聲”，什么是“輕舟”。現(xiàn)在，請允許我以此討論“文化討論”在百年中國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幾次較大波段。

　　一、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海外。

　　梁啟超檢討此次制度變革為何失敗，向更為寬泛的文化方面尋找替代，雖窮鄉(xiāng)僻壤愚夫愚婦亦難辭其咎。梁氏據(jù)此提出“新民”說，將少數(shù)政治精英人謀不臧更換為文化決定，四萬萬人皆有份。但他尚未否定制度變革之必要，只是看不出政治改革更多來自利益覺醒，而不是文化決定。利益覺醒當然有賴于啟蒙，但并不完全取決于啟蒙，更多因素發(fā)生在知識分子的視野背后，如經(jīng)濟活動刺激起權利覺醒。

　　試想1787年費城制憲，那時的北美13州民眾并不見得比我們100年后的民眾更不愚昧，文盲也是十之***。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三人手書87篇文章，耐心解釋55人會議為何不是那樣而是這樣制定憲法條款，終于說服你們的“愚夫愚婦”公投通過。如果他們不從具體的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技術性環(huán)節(jié)進入，而是泛化為形而上文化辯論，凌空蹈虛，將憲法是否通過說成是兩種文化、乃至兩種國民性之間的偉大替代，美國是否還能有這部憲法？以后一有憲政危機，即將政治分歧擴大為“文化討論”，選民必須改造好“國民性”才能參與政治，美國今日是否還有憲政？

　　但在中國，由于傳統(tǒng)士大夫只會談論文化，除了文化，還是文化，近代工商階層亦未出現(xiàn)，那種貌似深刻大而無當?shù)奈幕�話語卻能風行一時，甚至風行一個世紀。以后京城里凡有政治失敗，知識分子大都將其歸咎為“魯莊百姓愚昧不化”，由此推論政治變革實為膚淺，只有引爆全民文化再造，方為深遠。

　　這種奇怪現(xiàn)象，只能讓人想起幾乎與美國革命同時，法國革命及其知識分子才有如此嗜好。而伯特蘭。羅素則一語破的：在先進的國家，是革命引起觀念；
在落后的國家，是觀念引起革命。

　　二、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刺激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中西文化差異。

　　當時恰逢第一代留學生學成歸國（現(xiàn)在我們叫“海龜”），文化運動沛然興起。這一運動更替舊中國知識體系與古典語碼，如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功不可沒，幾乎類似路德再造德意志語言。但也留下危險火種，潛伏有文化革命之內在呼喚，倘若有外來勢力推動，很可能會燃成燎原之勢。這一外來勢力果然發(fā)生，五四運動將中國引向以俄為師，即為劃時代標志。魯迅在制度變革上有虛無主義傾向，但以其留學日本的褊狹感受，再經(jīng)德國尼采哲學點化，承續(xù)“新民”為“樹人”，終于提出“改造國民性”之危險主張。新文化運動當然擁有其反對派，但反對派在相反方向上同樣強調文化比制度更為重要，只不過價值立場相反。后者認為決定性的文化因素不是引進西方文化，而是要保守本國的特殊文化。

　　在對立的兩邊，我們或能看到他們在分享同一個邏輯預設：問題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化。一派是文化上的普遍主義，一派是文化上的特殊主義，用今天后現(xiàn)代語言，或稱文化相對主義。年輕的共產(chǎn)主義者此時在文化上持普遍主義，并以此論證向中國引進西方俄國的共產(chǎn)主義，在文化上具有不可阻擋的正當性，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

　　三、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派論爭反反復復，多次出現(xiàn)。

　　就世界范圍而言，熱衷文化辯論的知識群除中國外，還有法國、德國與俄國，而此類民族在文化高高向上的同時，制度建設總是畫出一條向下潰散的拋物線。最終改變中國當然不是書齋里的文化辯論，而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如果說戰(zhàn)場上的軍事領袖也有文化立場，我們則需記住最為重要的一個事實：毛澤東是文化普遍主義者，蔣介石是文化相對主義者。毛澤東以此論證他的以俄為師，蔣介石則以中國文化特殊論既輕蔑英美自由主義，也反對俄國共產(chǎn)主義。

　　四、1949年至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俄為師壓倒一切。

　　問題不再是是否引進西方的制度，而是引進西方哪一種制度，是英美制度，還是俄國制度？毛澤東的回答是一邊倒，不僅在外交，更關鍵的是對內實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人們把此時社會氣象歸結為制度正確，“最根本的勝利保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提出“國民性改造”的知識分子首先進入被改造序列，文化爭論顯得可笑，甚至多余，終于出現(xiàn)難得的休眠。

　　五、20世紀60年代大躍進失敗，餓殍遍地，制度實踐出現(xiàn)嚴重挫折。

　　毛澤東再一次將此挫折歸結為文化根源，文化戰(zhàn)爭由此死灰復燃：是舊思想、舊觀念、舊習俗、舊文化妨礙中國人緊跟他的偉大步伐。毛澤東在此時孕育他的文化革命，當然有具體的政治原因，所謂“大權旁落”。但他在政治危機之下還要挖掘一個民族的文化老根，則使人想到他年輕時候崇拜的精神偶像梁啟超。梁啟超在經(jīng)歷上述政治失敗之后也曾如此思考。

　　除梁啟超外，毛澤東也分外想念魯迅，所謂“我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毛澤東五四時期接受的文化乳汁，經(jīng)以俄為師的教義點化，此時是以非常僵硬的斯大林式教條出現(xiàn)，如“階級斗爭”，如“上層建筑領域里的革命”。但剝離其斯大林外殼，還是能夠看到青年毛潤之與晚年毛澤東在這里合二而一。我們似應承認，發(fā)動文化革命的毛澤東或許并不是如大多數(shù)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的那樣———他背叛了五四精神，不，我的看法相反，正因為他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遺囑執(zhí)行者，這才有將政治危機泛化為文化革命的實踐。

　　六、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毛澤東將根本問題歸結為文化領域是否能引爆革命。

　　柏拉圖2000年前提出“哲學王”藍圖，但只有這一次，才是落到人間實處的難得試驗。因此，它也是全世界文化決定論者具有史詩意義的“偉大節(jié)日”。今天在座各位校友中，一定還有校園左派，恐怕還在懷念那個偉大節(jié)日？這種“人文鄉(xiāng)愁”外形高尚甚至楚楚動人，恕我直言，卻是一種十分自私而且冷酷的“文化自戀”。“人文鄉(xiāng)愁”曾不止一次地貽害諸如中國這樣的后進國家，它們的知識分子初期多半無力抵御這種誘惑。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那一“偉大節(jié)日”還有另一面，即人類文化遺產(chǎn)曠古未聞的浩劫災難。

　　歷史如此吊詭，似乎只是為了證明：在政治上將文化替代抬得多高，很可能就在同等高度上將文化狠狠摔下，并將其“砸爛”。通向天堂的道路并不是通向天堂，而是通向地獄。

　　七、“文革”結束之后，改革開放開始。

　　但是，中國知識界最為熱衷的話語還是文化，而不是制度。這大概是為了證明“文革”與“改革”天差地別，卻也僅僅是一字之隔？最為憎惡“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文革”結束之后還是熱衷討論文化，除了文化，還是文化。

　　盡管發(fā)生文化熱的原因不難理解：是政治上的禁錮或挫敗，使得知識分子將政治問題轉化為文化問題來曲解，曲解也是一解。但時間一長，策略性話語變成真實話語，所謂弄假成真，久假不歸，曲解就成了正解。越來越多的后起者果真追尋到遠古時代的孔孟學說，認為是這些古代學說以及在民間的流傳要為中國的制度落后負責。孔孟在中國第三次背起黑鍋：第一次是新文化運動，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改革開放新時代。如此長時段的滑稽，我們的文化討論終于獲得其應得的諷刺：這是荊軻刺孔子，而不是荊軻刺秦王，或如西諺所言：演一出《漢姆萊特》，卻沒有丹麥王子。

　　八、在20世紀80年代最后一年政治環(huán)境激變之后，另一些知識分子終于上場。

　　他們也是文化決定論者，只是認為中國的問題不需要制度變革，理由恰恰在于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他們開始以文化決定論的另一極———文化相對主義為制度不改革辯護。如國學“熱”，如“北京文化宣言”，如正在西方各大都市賺錢的“孔子學院”。

　　人們可以看到文化討論在中國有多么頑強，百年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歸：文化普遍主義者以此論證制度變革還有更深層面，文化相對主義者則同樣以文化干脆反對制度變革。只是他們腳下的這個制度并不領情，百年來已經(jīng)變了不止一次。但是，關于變革還是維護制度的文化話語，還是沒變。有了正極，還有負極，他們相互配合，各畫半圈，終于畫圓了一個圓。

　　九、具有審美價值、值得觀賞的并不是這個“圓”，而是這一階段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

　　它發(fā)生了一個智商很高的反向運動，從文化普遍主義滑向文化相對主義。其實，就是一個智商低能者也能看出，此時如果需要維護而不是改革既有制度，最好的辯護士當然是文化相對主義———中國特殊論，就像蔣介石當年所說的那樣；
而不是文化普遍主義，就像陳獨秀、李大釗當年所說的那樣。

　　意識形態(tài)的上游與下游在這里發(fā)生結構性沖突：為這一制度引進中國，論證它文化正當性的是普遍主義；
為這一制度不可變革，論證它文化正當性的卻變成了相對主義。一條河的長度只有一百年不到的距離，人們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可以看到這條河的上游與下游近距離打架。這正如主流意識形態(tài)最近一個聰明舉措，將“文革”樣板戲唱段引進中小學課堂，那些唱段中最為精彩的一句臺詞是：“沙奶奶與阿慶嫂打起來了！”

　　九九歸一，幸好中國還有政治進步，而進步發(fā)生在文化討論的視野背后。前不久，我們中國臺灣產(chǎn)生新一屆領導人，選舉失敗者謝長廷在致詞中說：“此次失敗，不是民主制度的失敗，而是我個人的失敗�！碑敃r我屏息噤氣，真害怕他順嘴說出一句“這不是我個人的失敗，也不是民主制度的失敗，而是中國文化的失敗”！我不喜歡謝長廷，但聽到這里，終于放下心來，長舒一口氣。再加上其他因素，我認為這個失敗者演說要比勝出者馬英九更為出色。尤其是這一句臺詞，這個失敗者太有可能說出另外一句話。相比100年前梁啟超面對類似失敗的文化話語，謝這個新敗演說要老實得多。

　　中國話原來是能夠這樣說的，而且終于這樣說了，這是又一次白話文勝過文言文的偉大勝利。盡管是第一次，但畢竟可以向各位證明，100年來我們這里發(fā)生了這么多的文化討論，熱鬧極了，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
然而，“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們的中國最終還是有救。

　　本文系作者在哈佛大學全球校友會上的講演，本報有刪節(jié)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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