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向錢看的時代，經(jīng)濟學成為顯學，經(jīng)濟學家成為既得利益階層，幾乎是順理成章的。腦滿腸肥之后，大多數(shù)經(jīng)濟學家除了為官方經(jīng)濟政策做注解，除了為強勢 集團背書，確實已無所作為。指望這些經(jīng)濟學家為弱勢群體說話，站在民眾的一邊，憑良心和理性發(fā)言，越來越變得奢侈。

林毅夫有一個說法：“當前，中國不和諧現(xiàn)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窮人在經(jīng)濟增長過程中仍然較窮，或者說收入增加較慢”。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窮人在任何時 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貧窮，這種貧窮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過努力或其他正當途徑改變的，那么貧窮就會成為社會不和諧的根本原 因。造成當前中國不和諧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窮人問題，而在于嚴重的社會不公，這種不公并不是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而是體制性的，現(xiàn)有的體制框架實際上 已經(jīng)沒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會公正，因為這種體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賴以運轉(zhuǎn)的，這是一個建立在社會不公基礎(chǔ)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賦予了無限的特權(quán)，對 絕大部分人的權(quán)利進行肆無忌憚的剝奪，對社會資源進行竭澤而漁式的瓜分和擄掠。

　　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那么多城市拆遷過程中，體制是如何站在房地產(chǎn)商一邊，不惜成本地維護房地產(chǎn)商的根本利益，以暴力為后盾，侵害弱小無助的普通居民的正 當權(quán)益；
在農(nóng)村大規(guī)模征用土地、灘涂的過程中，體制同樣毫無疑問地站在強勢一方，根本無視農(nóng)民的權(quán)益。哪怕出了問題，引發(fā)農(nóng)民、市民的反抗，現(xiàn)存體制也總 是露出殘酷無情的一面，以行政的、司法的甚至是黑社會的手段扼殺一切不滿的聲音。重慶釘子戶事件是個意外的特例，是個孤立的、很難效仿的新聞事件，是由很 多特殊因素構(gòu)成的。強勢集團越來越強硬，越來越跋扈，官商抱團，他們的專橫不受任何制約，絕大多數(shù)利益受到侵害的城市拆遷戶、失地農(nóng)民處于告天無路、入地 無門的狀態(tài)。換言之，在這里，合法抗爭、公開搏對弈的空間是極為窄小甚至不存在的。說到底，那些寫在紙上的憲法、威武高大的衙門、不獨立的司法體系都不是 為了維護我們的合法權(quán)利而存在的，留給中國人的幾乎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逆來順受，一直等到陳勝、吳廣、李自成他們橫空出世。

　　一個體制一旦保障不了正常的社會公正，天怒人怨，民氣消沉，無論口號有多么動人，理論怎樣的天花亂墜，控制如何的密不透風，也就差不多山窮水盡了。誠然， 山窮水盡并不意味著立馬完蛋，有一位對政治學有深入研究的朋友說，雖然已經(jīng)是日薄西山的下坡，但很可能這是一條長長的下坡路。在這條注定不和諧的下坡路 中，盡管也蘊涵著各種各樣不可預測的危機，什么樣的意外都有可能發(fā)生，可以肯定的是，強勢集團和依附于強勢集團的所謂知識精英不僅支配著最大份額的社會資 源，也掌握著最大的話語權(quán)，他們的看法、心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走向。如果他們沒有任何推動變革的誠意，沒有起碼的社會責任感，那么，等待著這塊土 地的命運只能是山呼海嘯、天崩地裂。這不是危言聳聽，歷史上有很多的先例可以參照，只是時間的早晚罷了。是的，中國老百姓最善于忍耐，最缺乏抗爭意識。甚 至還有人告訴我，在毛澤東統(tǒng)治時代，本民族那些具有血性的人在肉體上消亡了，民族的基因里少了反抗性，只剩下了順從、屈服和沉默。這種說法當然也有一定的 道理，一個嗜血的殘暴的統(tǒng)治者對一個民族的傷害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統(tǒng)治者認為從此天下太平，可以子子孫孫萬年永固，長葆富貴，那也只能是一廂情愿 的幻覺。歷史永遠都有出人意料，歷史從來不是按強者的意愿發(fā)生的。

　　聰明的經(jīng)濟學家以為，只要窮人的經(jīng)濟增長變得稍微快一些，窮人有機會打工賺錢，社會就變得和諧了。很明顯，他將和諧問題簡化成了貧困問題，也就是吃飯問 題。和諧，從字面上看也包括兩個方面，“和”是有飯吃，“諧”是有話說，不允許人說話的和諧絕對算不得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說，和諧首先是個體制問題，有了 一個能保障全體人說話權(quán)利的體制，一個可以救濟社會缺陷的體制，社會才有可能和諧。只有建立在權(quán)利的基石上的和諧才是可靠的、真實的。將人的權(quán)利架空之 后，就不會有真正的和諧。即使有，也只是依靠無情暴力的和諧。如果這樣的和諧也叫和諧，充其量也不過是火山上的和諧。這樣的和諧只會離真正的和諧越行越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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