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本文對比了大學的過去與現在。

　　我第一次接觸的學術世界既充滿思想智慧的美妙又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六十年代初我進入普林斯頓學習歷史和文學，重要的是在我們常說的“六十年代”到來之前。給我上課的教授中許多可能是左派人士，這是我從后來的調查中得知的，但是當時我根本不清楚這個事實，因為除了極端罕見的情形，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或者意識形態(tài)傾向是不可能從課堂教學或者課程大綱中看出來。學生對于教授魔鬼的觀點或解釋提出理性和明智的挑戰(zhàn)受到鼓勵和獎賞，其中甚至包括對考試中的問題本身提出挑戰(zhàn)�，F在回顧起來，我的教授肯定完全不同意諸如大衛(wèi)·唐納德（David Donald）的《再評林肯》的觀點，但他把該書作為閱讀作業(yè)，把它當作訓練我們思想開放的思考材料。（該書有名的解釋是廢奴主義者瞧不起林肯是因為他們的父親這個群體曾經擁有特權的社會地位的喪失）講授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的教授是從用階級沖突的術語來解釋英國內戰(zhàn)的牛津劍橋激烈辯論的中成長起來的人，但他給我們布置的作業(yè)是杰克·赫克斯特（Jack Hexter）讓人吃驚的《社會歷史重新評價》。當我有些膽怯地向他指出赫克斯特似乎揭露了他從前著作中統(tǒng)計數字的傾向性和偏見時，他的回答是“你說的完全正確�！边@些事例在普林斯頓的課堂上一點都不希奇，我知道就是在那時在那里我下決心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

　　在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盡管有些日子在吃飯的時候我可能發(fā)表有關自由市場和鷹派政治的觀點，盡管在回答別人提問的時候，我因為反對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的越南問題觀點（這應該是個警告）被排斥在聚會之外，但是課堂仍然是開放的，在設計上也是多元思想并存的。在我們的討論課上，我們閱讀了主要的歷史學辯論，有理論性著作也有專題性著作。我們評價這些批評是否精彩，值得稱贊主要看論證的說服力而不是政治來源。當哈佛在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爆發(fā)革命的時候，我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第二年巴黎也爆發(fā)革命的時候，我則回到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忙著寫論文。（我的左派朋友用嘲笑的口吻解釋我的落后是因為錯過了兩次革命的機會）當我參加求職面試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問我的世界觀問題，所有問題都是關于歷史研究和教學理念的，政治根本不屬于合適性調查的范疇。在社會背景下，一直到七十年代，雖然少數同事可能對我們的政治分歧不留情面提出批評，但是多數人喜歡有人和自己的思想不同這個事實。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期間，我和他人共同創(chuàng)辦了“學院之家”，里面的學生盡管政治立場各異，從自由民主派到新左派的真正信徒都有，但是他們的關系很好，喜歡討論任何東西，這樣做都是非常真誠的，確實如此。我經常在課堂以外遇見的學生也喜歡和我討論任何事情，他們同樣是真誠的，沒有偏離真正對話和辯論，純粹訴諸感情的內容。那些譴責學生為今天的災難負責的高等教育批評家絕對是錯誤的，罪魁禍首是教授（包括少數狂熱者以及眾多懦夫）和學校當局（包括少數意識形態(tài)分子和多數使用雙重標準的投機分子）。

　　我非常喜歡的學術界的最佳代表是我選修的本科生課程“二十世紀歐洲歷史”。當這門課的教授，一個著名的左派知識分子，返還選修這門課的一百多人的期中考試試卷時，說我們讓他感到傷心和尷尬。他解釋說“我給你們閱讀作業(yè)是要獲得眾多不同的結論，但你們都說了些覺得我可能喜歡聽的東西�！彼嬖V我們說要在期末考試中增加一個重要內容，“我要布置一本我最不能同意的關于二十世紀歷史的書。我不要你批評它，相反，要用充滿同情的態(tài)度重新論述其觀點，以顯示你領會他理解和分析世界的視角�！蔽疑钍芨袆�。這本著作就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它改變了我的思想和道德生活的道路，也立刻向我顯示我是多么想作為知識分子歷史學家給學生上課。每年我都講授眾多不同的思想家比如帕斯卡、斯賓諾莎、霍布斯、巴特勒、衛(wèi)斯理（Wesley）和狄德羅。我開設了知識分子歷史，該課程的目標是確保學生理解形成西方對話的視角和豐富的辯論。我并不想讓學生全都接受我的世界觀，我想讓他們知道如何深入閱讀，如何分析，如何抓住思想家的相似和差異，實際上，如何從構成歐洲人思想歷史的不同角度充滿同情地理解世界。我知道我不是在孤身奮戰(zhàn)，但是我知道在人文科學和所謂的社會科學領域，這種教學目標讓我成為明顯的少數派。

　　贏得（澤西市貧困的狄金森中學）的年輕人的心的學術界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是有重大缺陷的地方。即便最優(yōu)秀的黑人考生想進入普林斯頓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雖有例外的情況，但是確實很少。學生中存在廣泛的、赤裸裸的種族偏見，人們對于周末被運進普林斯頓的女性非常蔑視，非常明顯的區(qū)分是哪些是可以結婚的淑女，哪些是用甜言蜜語就可以哄上床的女生。（更文雅的說法是“可以結婚的甜玫瑰，可以上床的特倫頓”（Sweet Briar to wed; Trenton to bed）人們對于同性戀者有粗鄙的，虐待狂的、赤裸裸的敵意甚至強烈的仇恨，或許存在因為社會階級原因的個別例外情況。學生中間的反智主義讓我感到驚訝，除了最著名的評論家和表演者外（詞匯的真實含義）他們對其他內容普遍沒有興趣，成績差的學生對那些充滿熱情、只知“埋頭讀書”的呆子常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人際關系中存在的媚上欺下的勢利行為讓人仿佛回到二十年代，重視“印象”勝于“本質”的做派可能讓盧梭進一步證實其后期崇拜者的嘴臉。我讀大一的時候正是普林斯頓強制性禮拜（至少可以自己挑選）的最后一年。雖然當局進行了充分的宣傳，但我覺得這個規(guī)定特別討厭，既然認識神靈本來旨在用善良和體面來代替粗俗和野蠻的，強制他人去教堂禮拜不可能有多大作用。普林斯頓的本科生在政治上也是非常缺乏寬容的。我讀大三的時候，有人闖入兩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大四學生的房間，這兩個學生熱情、聰明、善于思考、富有遠見。他們的“列寧小圖書館”被撕成碎片，他們只有一份的讀研申請書被潑上墨水給毀掉。這些施暴者其實是校園里的“塊頭最大者”，被當局從輕發(fā)落，連在手腕上輕輕拍一下都沒有。那時決非黃金時代，如果不承認道德和歷史現實的話，政治光譜中的任何誠實的靈魂都不可能真實地討論高等教育的悲劇。

　　“六十年代”有很多我欽佩和歡迎的精華：激烈批評種族歧視和偏見、承認女性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批評庸俗的性別俗套觀念，雖然有學生民主同盟（SDS），許多學生變得溫和軟化，對于個人差異的寬容明顯增長（回顧起來，這更多出現在“花朵般的孩子”而不是未來的革命者身上）。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人們對于和自己不同的人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尊重，不管這個差別是來自種族、性別、還是贊成同性戀與否。但是當我在一九六八年開始教書的時候，我發(fā)現學生往往希奇古怪，如果考慮他們對于政治世界的信仰的話（更不要說占星術的世界），但還是更喜歡他們而不是我四年前或者八年前認識的學生：那些學生往往有偏見、思想僵化、自我吹噓、冷酷無情。（就像我曾經更喜歡我的狄金森中學同學而不是普林斯頓大學同學）。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有個時刻，鐘擺擺到了人們可以現實地期待的最理想狀態(tài)，那天我可能睡得很晚。

　　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呢？從已經被報復性地恢復和擴展的代替父母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loco parentis）這個角度看，革命一直是激動人心的。對于“六十年代”從跨出學校大門進入校外世界的學生來說，存在一些對于現實原則的調整，以及對自由、充滿活力和體面的社會的追求。但是，留在校園的六十年代積極分子（不管是最初的黨派還是在精神上進入新黨派的）期待學生一直把他們當作政治和道德上的導師。學生并沒有這么做，他們臉皮很厚，可以先喜歡迪斯科后來再喜歡里根。這些學生需要有人把他們從美國給予的虛假意識中挽救出來。因此，在六十年代學術繼承者指導下，我們的校園一個接一個地從原來的爭取言論自由運動轉變?yōu)槿缃裾握_的言論規(guī)范，從原來廢除強制性禮拜到現在強行實施奧威爾式的敏感性和多元文化訓練，從原來爭取不受干擾地吸大麻的權利到今天學生反對酗酒的戰(zhàn)爭（不管是字面意思還是比喻意思），從原來迫切獲得年輕的成年人地位到如今陶醉于缺乏眼光的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從原來自我稱贊的種族和性別融合的夢想到現在根據群體特征和群體責任組織起來的更加巴爾干化的校園，從原來追求個人的獨特個性，這個最基本的人權到現在官方的、強制的、政治上正統(tǒng)身份認同。美國大學生已經成具有歷史意義的年代詐騙的受害者。如果那些沒有共謀關系的教授不知道發(fā)生的事情，那是因為他們有益躲避，或者故意視而不見。

　　在研究型大學，無論課程設置、課堂教學，還是其背后的教授聘用機制都隨著看問題的角度的不同而不同。為了搞清楚大學的脆弱性，以及為什么大學問責制的建立和改革這么困難，我們必須明白揭示學術機構行為的等級關系：性欲傾向（用他們的語言是“性欲傾向”（sexuality）戰(zhàn)勝中立性；
適當看待的種族差異戰(zhàn)勝性欲傾向；
適當看待的社會性別（用他們的語言“性別”（gender）很容易戰(zhàn)勝種族差異；
而追逐名利絕對戰(zhàn)勝一切。從這個角度看，控制大學校園的追逐名利者已經做了浮士德式交易（雖然他們和魔鬼交換的內容可能存在差異）�？傮w上看，他們小心翼翼保持自然科學和物理、數學、眾多A類院系（有時候心理學，有時候哲學，有時候語言學）以及與相對來說不牽涉政治議題的職業(yè)院系不受政治干擾。即便如此，原始意義的政治化障礙也可能崩潰，追逐名利的管理者基本上對這些學科不怎么干涉，因為它們的進步可以量化考核。但是對于人文科學和軟社會科學，以及代替父母的大學情況就不同了，那些追逐名利者出于眾多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動機或者對未來往上爬的前景的敏銳意識，把大學變成迫害研究和挑釁性的身份政治狂熱者的訓練場。在后者，它確實是個陰謀，有相互聯系的團體成員以及共同的計劃。在前者，總體上說在教授和課程方面，除了讓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化的例外，呈現出來的是集體思維的軟獨裁、潛意識到的偏見、自我吹捧的去神秘化使命意識。我認識的大部分教授善良、友好、從來沒有惡意，看到他們變成這個樣子實在讓人悲哀。

　　大學還一直存在學術上的眾多問題，心靈已經麻木的教授的低俗化，竭力迎合大眾的最好體現不是讓他們獲得學位的專著上，而是在于那些充斥難以置信地廢話、粗糙的元理論、自我陶醉的、傾向性明顯的論調的著作不僅不受譴責，而且還得到最高級的獎勵。那些希望批評性地理解墮落現象的讀者應該首先看看達芬尼·帕泰（Daphne Patai）和威爾·柯羅爾（Will H. Corral）編輯的《理論帝國：異議者選集》這樣驚人的著作。約翰·艾利斯（John Ellis）的《失落的文學：社會議題和人文科學的墮落》和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和讓·布里克蒙和（Jean Bricmont）的《時髦的廢話：后現代知識分子對于科學的糟�！�。除了在受到保護的領域外，學術界還成為教授們因為表現出他們的病理學特征而獲得最高獎勵的場所。在高等教育界，為了解釋演員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笑話，我們越來越多地把學生送到學術上有缺陷和感情上有問題的老師那里去學習。即使你選擇自然科學專業(yè)，你也不能完全擺脫這些老師，因為至少有些迫害研究和去神秘化的人文和社會科學課程是任何學生畢業(yè)前都必須選修的。即使你不用選修這些課程，你也會在大一進行的入學教育、住宿項目、學校的各種規(guī)則和管理規(guī)定學習時遇見他們。

　　不過，那些通常很友好的老師們確實有緊迫的使命感意識。即使我們讓主宰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授們吃了能吐露實情的麻醉藥（truth-serum），他們可能還是說我們十二年基礎教育（K-12）實際上一直灌輸的是對于美國和西方的稱贊，就好像我們的學生對“聯邦黨人文集”非常親切和熟悉，從來沒有聽說過奴隸制或者帝國一樣。在說服自己相信進大學生們一直沉浸在美國和西方傳統(tǒng)里，不會批評性思考，當今的教授們確實相信自己任務艱巨，他們只有四年的時間讓學生去掉神秘化，讓他們從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的文章中抬起頭來好好看看美國和西方生活中的黑暗面。在他們看來，我們的基礎教育讓學生掌握了亞里士多德、約翰·彌爾頓、亞當·斯密的所有著作，學生們在過去的十二年里已經掌握了美國如何創(chuàng)造了融合千百萬移民的富裕社會，可從來沒有聽說過大蕭條和種族隔離。

　　在這些人看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學老師面臨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時代問題。在只有四年的時間里，他們如何能讓學生去除謬誤，認清人類尊嚴和體面社會是建立在資本、風險、生產力、侵略他人的基礎上的本質呢？他人的軍事犧牲等對于人類尊嚴和體面社會的前景的貢獻的觀點？他們如何在短短四年時間里讓學生明白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已經創(chuàng)造出這么殘酷、低效、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同性戀恐懼癥、以及在思想和行為上具有壓迫性和等級差別的文化？他們如何在這么短時間內啟蒙“少數民族”包括女性（學生中的大部分）認識到他們所受壓迫的“內在化”（在今天等同于虛假的意識）？如何在八個學期里通過課程設置、課堂教學和代替父母的大學來培養(yǎng)來自他們認為是社會的受害者群體的激進思想的領袖，讓成功家庭的繼承者對于所擁有的財富和機會感到道德不安？考慮到所有這些限制，為什么還要讓他們通過雇傭不同意觀點的人把這個艱巨的任務復雜化呢？

　　大學的力量來自于它們對于文憑的壟斷。正如理查德·維德（Richard Vedder）在《為了學位而破產》中深刻體會到的，大學是唯一被允許根據智商和完成復雜任務的能力把年輕人分類的機構。除了技術領域外，它們并沒有添加任何價值。大學招生人員不會因為常春藤大學或者名牌州立大學在英語、歷史、政治科學或者社會學講授的東西而給予補貼。確實有補貼，但不是因為它。招生人員不會因為我們的孩子被送到多元文化中心進行情感訓練而給予補貼。招生人員為早已存在的價值給予補貼，大學不過是辨認出來了而已。但是，只要招生人員給予補貼，希望孩子擁有最多選擇的家長把孩子送到名牌大學就是理性的做法。這種狀況在現有體制下將不會改變。

　　大學現在成了對外封閉的特權領地、享受眾多撥款、沒有一點寬容的政治王國，還是社會獎賞的守門人。因為沒有探索高等教育其他模式的積極性，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可能仍然保持現有的大學體制。免稅的巨額大學捐款將繼續(xù)增加，立法者和公眾輿論也不大可能終止對大學的補貼，校友將繼續(xù)給母校捐贈遺產，校董將繼續(xù)自豪地出席管理當局過分鋪張的宣傳活動，任何一個大學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總是效率最高的。那些好心的捐款者將繼續(xù)支持把本來應該位于學術核心的研究邊緣化的各種“中心”(這里沒有學院的界限、跨學科交叉課程、研究生獎學金或者學位）。這些為管理者提供了保護性的色彩，對有些領域的資金籌集有幫助，使得資金流向那些日益渴望取代占據支配地位的校園正統(tǒng)思想的新形式。除非整個社會讓管理者為政治化的教師聘用、課程設置和學生管理付出沉重代價，否則不可能發(fā)生真正的改變。

　　我曾經異想天開地試圖用一種方式迫使這些學術機構真正從事他們口口聲聲所宣揚的真理探索。如果大學真的相信他們悄悄地對自己和對我說的話，那就讓它們大膽地把如下的話語寫在招生廣告、籌款說明書、州議會報告書上吧：“本大學相信你們的子女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論者、同性戀恐懼癥患者、歐洲中心主義者的后代、不平等社會的受害者，他們中的多數人從這個社會中得到了不公正的特權。為了報答學生交納的學費和納稅人的巨額補貼，我們應該在補償性基礎上分配權利，通過強制為他們進行道德和政治啟蒙來完成�！钡@樣的情景決不可能出現。

　　通過誠實的揭露、嘲弄、讓人難為情等方式，人們確實可以保護某些個人，保持多元主義的活力，但是這種工作的影響只是邊緣性的，雖然它很重要、符合道德要求、本身就是目的�？杀母締栴}在于管理者沒有提供不同產品積極性，比如高質量教育、平等、自由、美德。人們容易理解的是，家長的投資是學位的價值而不是課程和教師的質量。

　　我相信這樣一個高等教育模式將在大學里推行開來，那里有受人尊敬的學位、嚴格的入學門檻、一流的教育質量、強大的教師隊伍（他們具有真正有用的智慧和多元的思想）、講究個人權利和責任的學術風氣（包括志愿組織的權利）。但是沒有人能按這樣模式創(chuàng)辦偉大的大學。因為明顯的結構和體制上的原因，沒有人要“抓住”一所重點大學來進行這樣的實驗，雖然替代性模式所能取得的成就是迷惑人的。在此之前，我們只能努力保護無辜者，暴露媒體愿意暴露的東西，等待管理者和教授的新陳代謝。但是如果考慮到反對智慧差異和多元主義的偏見，對同一性的熱衷，對思想的勇氣和獨立性的抑制因素，社會愿意甚至迫切渴望為那些蔑視這個社會的文化的價值的人提供補貼的事實（而正是這樣的文化才使得補貼和對嘲笑和傲慢態(tài)度表現寬容成為可能），新老交替的前景不僅還沒有出現在地平線上，而且從我們的視野中越退越遠。

　　我曾經進入的那個學術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為學生上課，我愛他們，我為思想多元化、法律平等、公平正義而斗爭，這僅僅是因為我有責任證明我珍視的這些價值，但并不指望它一定能成功。

　　譯自：“On the sad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by Alan Charles Kors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On-the-sadness-of-higher-education-3831

相關熱詞搜索：高等教育 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