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黨委換屆已基本結束，此次地方換屆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減副”，即減少副書記配置。如何安置這些減下來的副書記，成了有關部門煞費心思的一件大事——說實在話，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皇權專制時代，所有人都為皇帝打工，都是只能執(zhí)行上級命令的行政官吏。這些人以做官為一個謀生的職業(yè)——當然，這是個利潤相當豐厚的職業(yè)，為了獲得這份職業(yè)，人們可以獻出畢生的時間，可以在科舉考試中瘋狂作弊，可以籌措資金賄買。

　　現(xiàn)代政治與此不同，出現(xiàn)了一個政治家階層，比如各級代議機構的議員、各級政府的行政首長及與行政首長共進共退的行政官員，以及政黨官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以當官為副業(yè)，能否當官，完全取決于選舉的結果。被選上就當官，沒被選上就仍然是平民，該干什么干什么去，政府并不管他的生計。而他自己也本來就有生計。當然，即使不擔任官職，他仍然可以繼續(xù)從事政治活動，只是他此時已不再由政府掏錢供養(yǎng)了。

　　在這種制度下，政府不能隨便解雇他們，而且他們失業(yè)之后還需要政府安置的，這就是政府所雇傭的公務員或文官。他們就跟公司員工一樣，靠這份職業(yè)吃飯。他們甚至可以組織工會，如果政府對他們不公，就可以罷工，比如法國的公務員們就罷過工。

　　這就是現(xiàn)代政治的巧妙之處：在臺面之下活動、權力較小的普通公務員可以終生任職，而在臺面之上、掌握較大權力的官員們，卻必須是權力的臨時工。政治家當然都是以政治為職業(yè)，但他們卻不能以政府為職業(yè)，不能以當官為職業(yè)。

　　中國也建立了公務員制度，但這個公務員制度十分具有中國特色，在于它根本沒有區(qū)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把所有在政府里面干活的人，都一鍋燴地稱為“公務員”。選舉產生的正副省、市、縣、鎮(zhèn)長及由選舉產生的行政首長任命的部長、廳局長，以及正副書記，都被籠統(tǒng)地歸入“公務員”范疇中。

　　這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后果：不該由政府安置的人也變成政府的負擔。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正副市長、縣長、鎮(zhèn)長由人大選舉產生。按照選舉的邏輯，官員必須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假如人大選舉他，他自然就可以繼續(xù)任職，繼續(xù)當官，享受當官的一切好處。假如人大不再選舉他們，那就說明，民眾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公共管理才能，他就該痛痛快快地卷鋪蓋回家，該種土豆就去種土豆，該做生意就去做生意。但現(xiàn)在，他們都成了跟普通公務員沒有區(qū)別的職業(yè)官吏。

　　這恐怕只能說明一點：這些職位，是由上級授予的。職位的來源不同，官員的人事、福利制度安排就會兩樣。民眾可以對官員十分絕情，但上級必須靠下級的忠誠來維持官僚體系的有效運轉。獲得忠誠的最有效辦法就是終身雇傭。因而，官員一旦進入公門，就終生享有當官的資格。并且，人人都盼望沿著科層體系一路升上去。

　　因為司空見慣，所以人們幾乎不覺得下面的事情其實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選舉產生的縣、市長們竟然還有“升遷”一說！就好像在一家公司里面，員工當然有升遷一說，但談論董事長的升遷就是十分離奇的事情，除非這董事長不是自己出錢的董事長。選舉產生的政治官員只能通過更大范圍的選民的選舉，在更大范圍內施展才華，而不需要任何人提拔。但在中國，好好的縣長，任期未到，就可以被“調”到市政府去當副市長。

　　這樣的體制自然導致官員終生靠政府發(fā)錢、發(fā)福利生活，則官員規(guī)模必然呈現(xiàn)出剛性膨脹的趨勢。古代的社會危機往往源于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根源恰在于官員規(guī)模日益膨脹，因為，這是一個只進不出的體系。只要進了政府的門，政府就必須對其終生的福利承擔責任。這樣的優(yōu)厚待遇，又讓當官具有十分致命的吸引力，因此，人人爭相擠進政府大門。相對于社會的需求及財政承受能力，官員總是過多。

　　當官者之所以能上不能下，也不能退，因為他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個官員是“臨時工”的體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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