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正常的時代應是讀書自由時代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聽到了鄧麗君的歌聲
我是1961年生人,今年46歲,這一生最好的時光基本過去了,以后只是打發(fā)日子。我現(xiàn)在才能體會,人到中年為什么通常都趨于保守。
1978年,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有一天,我的歷史老師馮彬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交給我一張我父親單位里寄來的“右派”平反通知,那時我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快要開始了。
一個強烈的記憶是當時聽到了鄧麗君的歌聲。
今天40歲以上的人,在他們的少年時代,很少沒有鄧麗君的影子。那時沒有影像,但她的聲音是我們那一代人無法忘記的。許多年以來,我都想寫一篇文章,專門研究70年代末港臺流行音樂對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貢獻,可惜沒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鄧麗君的作用,但她對一個在封閉社會中成長的少年的影響,可以說是顛覆性的。
我那時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小城里讀高中,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廣播室的校工那里,幫助他做一些體力活,然后,求他在學校的播音室里,用一臺老式的磁帶錄音機,為我放幾首鄧麗君的歌。這些事還不能讓人知道,因為在那個時代,聽鄧麗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個中學生,要是沉迷于那樣的歌聲中,幾乎就是不可救藥了。好在我那時很謹慎,沒有讓老師發(fā)現(xiàn),所以也沒有被認為是中毒的少年。
鄧麗君的歌聲是如何傳進來的,這已經(jīng)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鄧麗君的歌聲影響了許多正在成長的少年,而那些少年的青春時代,是只有革命歌聲的,是只有時代最強音的。鄧麗君讓他們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歌聲。我那時有一個夢想,就是特別想知道鄧麗君的模樣,那種期待,也許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樣的心情。那時很難見到一盤原裝的盒式磁帶,所能見到的,都是轉(zhuǎn)錄過來的,那時,轉(zhuǎn)錄鄧麗君的磁帶,是青少年的時尚。
流行文化的發(fā)展,到了今天,已非當年可以想象。我這個年紀的人,對于今天的大眾文化,已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但對于少年時代的一個夢想,我還有一些懷念。后來也看到了鄧麗君的照片還有她的傳記。與如今的明星相比,鄧麗君也早已是一個過時的人物了,她本來也不是什么美人,但她的歌聲非常迷人。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史上,鄧麗君恐怕不只是一個歌星,或者說,她的意義遠非今日那些走紅的歌星可比。鄧麗君的歌聲,實際有一種延續(xù)中國30年代流行歌曲的風格,她常常讓人想起周璇、白光她們,后來我還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紀的人也非常喜歡鄧麗君,比如過去《讀書》雜志的沈昌文先生就是一個。鄧麗君生長的地方,是延續(xù)中國30年代文化的,不像我們這里,沒有了那種文化的土壤,像鄧麗君唱的那些宋詞歌曲,至今還讓人回想。鄧麗君始終是憂郁的,她的歌聲是有關愛情的,但多是惆悵的,哀怨的,雖然是通俗的,但我們還很難說她膚淺,她的歌聲總有人喜歡聽,這很不容易。今天的歌星,很難有她那樣的幸運。
給《人民日報》理論部投過一次稿
1980年,我進入山西榆次市晉中師專英語專業(yè)讀書,雖然讀的是英語,但我對這門專業(yè)并沒有太大的興趣,三年后勉強畢業(yè)。
我在師專讀書的時候,最關心的還是發(fā)生在北京的那些政治變革。當時21歲,像所有大學生一樣,張著一雙迷茫的眼睛,對周圍的生活充滿好奇。那是一個有熱情的年代,理想主義是青年的普遍氣質(zhì)。我雖然是一個讀英文的學生,但英文在我的學習中幾乎沒有什么位置,那時我對文學著迷,一心想成為一個作家,但同時對政治也保持了極大的興趣。也許因為自己是一個“右派”的后代,所以對生活中的政治變化很敏感。我在中學時候,就對北京西單民主墻非常關注?上В钤谥袊狈揭粋小城市里,我只有觀望的條件。
我到師專讀英文時,英語遠不像今天這樣為所有的大學生所重視,我那時是因為數(shù)學不好,不能選擇中文系,才去讀英文的,當時上英語專業(yè)的人可以不算數(shù)學分數(shù),我也只學了一年英語,就勉強上了師專。我上的這所學校,嚴格說不能算是大學,因為剛剛恢復,幾乎沒有什么辦學條件,學校只有一座教學樓,老師都是從中學調(diào)上來的,多數(shù)是一些名牌大學的學生,但因為在社會底層生活多年,他們早沒有名牌大學學生的自信和傲氣了,長期的中學生活,使他們變得特別謹小慎微,學生遠比他們富有熱情。
我在這里遇到過一個教政治的老師,他叫黃學詩,是北大哲學系的畢業(yè)生,后來他告訴我,他和美學家葉朗是同班同學,因為是“右派”,我對他有天然的好感。他不是一個會講課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別開放,但因為經(jīng)歷的關系,他在課堂上對于當時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評價,他常常有一些讓我感興趣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我人生中是非常平淡的,沒有戀愛,也就無所謂失戀;
從來沒有想過考研究生一類的事,也就無所謂失望;
除了祖母的去世讓我多少感到一點人生的無奈外,我實在想不起什么特別有印象的事。我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想來想去,覺得有一件事可能還是有意義的,就是我在這一年給《人民日報》理論部投過一次稿,結(jié)果當然是稿子被退回來。20多年后回憶,我以為這件事在我一生中還是有意義的,可以說,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結(jié)束了,不是說我以后成熟了,而是以后我更是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
可能是因為在政治課上聽過黃先生一些對領袖的分析和評價,加上自己家庭的一些遭遇,我當時對領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1982年,雖然民間思想特別活躍,但在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里面,對于領袖還是不敢有另外評價。
說來也奇怪,那年夏天,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看到一本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書不在手邊,這個書名可能不是特別準確。這是一本文件形式的小冊子。我那時有很強的好奇心,就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把這本小冊子仔細看完了,當時感到特別興奮。
我對當時流行的一些說法本來就不相信,看了普列漢諾夫的書后,就更不再相信了。普列漢諾夫的這本書,我當時以為自己看懂了,因為這不是一本很復雜的書。我以后再也沒有重看這本書,但我記得他在書里非常明白地說明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還用符號列了公式,這個記憶特別強烈。他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他好像說過這樣一個意思,就是一個位置如果被甲占據(jù)了,那么就把另外一些人的才能轉(zhuǎn)移到別處了?催^這本書以后的突出印象就是:沒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也就不能有什么個人崇拜,大概就是這么一個想法。
因為平時有很強的寫作欲望,我就以普列漢諾夫文章為依據(jù),還結(jié)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沒有毛主席也會有新中國》,然后把文章直接寄給了《人民日報》理論部。那時寄出去一篇作品,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在報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現(xiàn)在想來這很可笑,但當時就是那樣想的。文章自然是不會發(fā)表了,過了一個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人民日報》的退稿,記得里面是一張鉛印的退稿單,我估計,一個讀者的來稿,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恐怕根本就沒有人看過。
當時在學校里給報紙投稿,發(fā)表了還好,發(fā)表不了是一件很讓人難為情的事,特別是像《人民日報》那樣的地方。我把那封退稿信悄悄地收起來,沒有和任何人說過。我保留了許多20多年前和朋友往來的信件,這封退稿信或許還在家里,只是我一時找不到了,如果有一天再見到了它,會感到萬分親切的。文章肯定不行,但我依然珍惜當時的熱情和勇氣。
要是那時我讀的是《唐詩三百首》就好了
回想自己的讀書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最能讀書的時候沒有書讀,有書讀了,已經(jīng)錯過了最好的讀書時光。我總覺得,一個喜歡讀書的人應該在他上大學之前,把那些應該讀的書都讀完,就像我們的前輩那樣,讀書也是需要童子功的。過了那個年紀,再用功,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整個中學生活是在“文革”中度過的。而“文革”中是沒有書可讀的,就是有書可讀,那些書多數(shù)也沒什么用。一個人應該在他該念書時就念書,而且要念一點正經(jīng)書,不能白念,現(xiàn)在想起來,我最能念書的時候念的那些書,后來多數(shù)對我沒有什么用,或者說,還有副作用。
我少年失怙,母親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她是一個知道文化是好東西的人,小的時候,她讓我背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詩詞》,我在上小學以前,已經(jīng)背會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毛主席詩詞。我后來對文學有一點興趣,這可能是最初的萌芽。我現(xiàn)在想,要是那時我讀的是《唐詩三百首》就好了,那可以讓我享用一生,可惜我沒趕上那樣的好時候。
我上小學的時候是70年代初,有一次從學校廢棄的圖書館里找到一本《屠格涅夫回憶錄》,薄薄一冊,是蔣路先生翻譯的。這本書主要寫屠格涅夫自己的文學活動,我就是從那本書里知道了許多19世紀的俄國作家。那時喜歡讀這本書,主要還是喜歡蔣路先生的文字,他的譯筆和當時流行的說話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來就是魯迅的作品。那時能見到最多的書就是白色封面的魯迅著作,一本一本的小冊子。魯迅的書,根本就看不懂,但對書中提到的人物有些興趣。
一個正常的時代,應該是一個讀書自由的時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強選擇能力的,它想看什么書就讓他看去,時間長了他總會知道好壞,一個在自由選擇環(huán)境里長大的人才會身心健康。如果一個社會連讀書的自由都沒有了,那是很可怕的。我個人認為,在中國知識分子中,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是沒有讀過書的。不是沒有能讀書的人,是以后成長的年代里沒有書可讀了。
謝泳,學者,1961年生于山西榆次,從事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研究,著有《逝去的年代》、《西南聯(lián)大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雜書過眼錄》等。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