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美國公眾對學術有種非常矛盾的態(tài)度。父母強烈渴望讓自己的孩子得到著名學者的教導，但是同時對學者實際上在做的尤其是在課堂之外的工作感到困惑茫然。人們常常在文章中嘲笑教授是深奧難懂的議題的提供者，對公眾表現出相互矛盾的態(tài)度。如果稱一個年輕同事的著作“很通俗”，這可能就是對他提升成為教授的否定票。盡管我們可能喜歡幫助影響公眾對爭議性問題的理解，渴望贏得成千上萬美元的版稅而不是幾十美元的稿酬，但是要把經過艱苦訓練而獲得的分析能力拋開，放棄對意義的歷史，細微差別，和微妙變化的高度關注，轉而撰寫受大眾歡迎的暢銷文章我們肯定會猶豫不決。

　　問題不是普遍宣稱的教授們不能寫，而是因為我們經常性忙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知道的小圈子寫作。比如，在16世紀的英國，比如菲利普錫德尼爵士（Sir Philip Sydney）和他的妹妹瑪麗·哈伯特（Mary Herbert）組成的貴族小圈子，這些人在一起吟詩作賦相互娛樂，作品私下里從一個莊園傳遞到另一個莊園。當今的學者或許圈子更大些了，但是多數學術著作仍然是一幫小圈子或者用共同興趣的和了解共同辯論歷史的同行專家之間對話。即便對于文筆優(yōu)雅文采飛揚的學者來說，要讓他從撰寫彌爾頓（Milton）的“個別知音”（fit audience, though few）轉向普通大眾讀者也是不容易的事。

　　在和已經撰寫了暢銷文章的同事的交談中，我常常發(fā)現他們用非常負面的語言來描述這種寫作。他們說“我只好盡量簡單化”或者他們保持原來的標準，繼續(xù)像為大學出版社寫書那樣寫作，結果往往發(fā)現書稿被編輯或者責任編輯（copy editor）抽去精華。有個朋友抱怨說“他們把我所有注釋都刪掉了”。用這樣的語言描述的書銷量往往都讓人失望。

　　伊拉克現在的動蕩處境讓我直接思考這些問題。由于深刻地擔心即將到來的侵略的各種后果，我尤其關注的常常被戰(zhàn)爭支持者使用的“文明的沖突”話語，這些話語在報刊上被不加批判的隨聲附和。我想到討論自己最喜歡的著作《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可能提供一個有效的方法顯示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并不是內在的永遠地對立的文明，而是共同文化基質（cultural matrix）的產物。吉爾伽美什在《荷馬史詩》和《圣經》和《一千零一夜》中都出現，這種早期共同性對今天有新的相關性，因為“中東”和“西方”文化再次在全球化的時代越來越密切交融在一起了。吉爾伽美什提供了一個非常說明問題的例子。這個史詩在19世紀被重新發(fā)現，當時英國，俄國，法國和奧斯曼帝國（Ottoman）的利益交錯，吉爾伽美什國王本人成為不同人如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和薩達姆·侯賽因指代的對象。

　　所以我有了題目，連同大量吸引人的維多利亞時代考古旅行見聞和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本，包括非同尋常地保存在尼尼薇（Nineveh）土簡（clay tablets）上的大量書信，這些是了解該地區(qū)早期帝國政治的獨特窗口。但是從任何人的定義來看，亞述學（Assyriology）都是冷僻的領域，除了特別專門的研究雜志如《楔形文字研究》（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和信息豐富的《亞述學和考古學》（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外，很少被人們討論。維多利亞時代考古學家進入這些當今很少人熟悉的地區(qū)和議題。

　　那么我怎么把眾多挑戰(zhàn)性的材料組織起來講給非專家的讀者呢？這是我和對這個項目感興趣的編輯討論時最關心的事情。像現代某些寫通俗文章的教授一樣，我發(fā)現出版商一個太嚴謹，一個太隨便，一個正好。

　　太嚴謹，我的意思是說出版社實際上對于純正的學術研究過于殷勤了。它是大型學術出版社的面向公眾的科室，定期出版得到好評的公眾感興趣的學術著作。編輯看到最初幾章感到滿意，不要求我改動一個字。這是非�？犊�的反應，但是我的擔心卻揮之不去，我本來應該做更多的努力吸引那些從來沒有聽說過吉爾伽美什這個名字更不要說“詔書”（firman）阿卡得語（Akkadian）和腸卜僧（haruspex）之類的術語的讀者。我感謝出版社的慨然允諾，但是我覺得需要幫助。

　　第二家出版社的編輯指導性意見太多。他要求書的某種“免費版本”，增加對奧斯曼帝國冒險的精彩描述，拋棄對吉爾伽美什的整個討論和古代世界的內容。這將意味著讓該書的精華消失，軟化其政治觀點，失去思想性。

　　第三家出版社正好。亨利霍爾特出版社的人不僅喜歡我想寫的老古董書，他們還建議我修改提供的手稿部分章節(jié)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當亨利霍爾特出版社的出版商約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先生指出我的第一章的開頭后，我恍然大悟。我本來開頭是炫耀性地描述大英博物館的年輕館長首次理解吉爾伽美什史詩和圣經中關于大洪水的描述吻合的激動人心的場面。“當喬治·斯密斯（George Smith）發(fā)現《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大洪水故事發(fā)生在1872年，他做出了考古學歷史上最重大的發(fā)現之一。” 斯特林先生用筆在這些話下面劃線，不是稱贊這個大膽的開頭，他拍拍書問到“難道你就不能讓這個開頭更戲劇化一些？”

　　他是對的。我已經告訴讀者斯密斯做出了戲劇化的發(fā)現，但是我沒有能把這個場景弄得戲劇化。重新修改我的開頭，我描寫斯密斯在他長長支架的桌子旁，水一樣的光線從博物館的窗戶射進來。接著詳細描寫他尷尬的社會地位：他從來沒有上過高中，一直做銀行鈔票雕刻師的學徒。聰明絕頂而又野心勃勃，他曾經自學阿卡得語，開始在吃午飯的時候在經過艦隊街（Fleet Street）傳流不息的馬車，行人和人力拉的裝滿白菜和土豆的小販的車在近東收藏品中間逗留。

　　現在場景落實了，斯密斯就上路了，我的書也如此。我仍然能夠表達我的文化和政治觀點的核心內容，但是這些要通過強烈的敘述性的語言來傳達，塑造讓人好奇的人物，采用豐富細節(jié)的明智使用栩栩如生的描述。比如一個不吉祥的貓鼬（mongoose）可以成有效的序曲來描述關于亞述帝國的章節(jié)。在亞述巴尼拔（Asurbanipal）之后，洪水出現�！皣�王以撒哈頓（Esarhaddon）的馬車下面突然出現貓鼬導致國王和他的大祭司焦急地交流，很說明問題。此人試圖向國王保證貓鼬不是上天的警告標志不過是皇家車子撞死的動物而已。

　　我從自己的寫通俗著作的經歷中吸取的教訓是給普通大眾寫作的時候學者不必要也不應該讓學術研究膚淺化。與此同時，如果想超越學術圈子讓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研究內容的話，我們需要用改變寫作的方式。清晰和生動的文筆當然是好的，但是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重新訓練自己為不熟悉我們談論內容的讀者寫作，要讓他們知道他們?yōu)槭裁葱枰�關注和了解我們熟悉和熱愛的東西。如果我們能夠學會和更多學術界以外的讀者交流的方式，大眾市場可以產生讓人印象深刻的學術成果。

　　作者簡介：戴維·達莫若什（David Damrosch）是哥倫比亞大學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朗曼世界文學和英國文學選集編輯，著有《埋沒的書：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失傳和重新發(fā)現》（The Buried Book: The Loss and Rediscovery of the Great Epic of Gilgamesh）本月將由亨利霍爾特出版社（Henry Holt）出版。

　　譯自：“Trading Up With Gilgamesh“ David Damro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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