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閱讀國內出版的法學論文與著作，研習學者們苦心孤詣地演繹出來的法律學說，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當代中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法學理論？譬如，一套盛行于西方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qū)的法律學說，當我們以“中國表達”的方式把它轉述過來之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真正契合當代中國人的內在需要？某些源自異域的法律學說，即使“看上去很美”、很精致，如果與當代中國沒有什么必然的、內在的關聯，如果不能滿足當代中國社會的內在需要，它的價值和意義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一盆由塑料制作的假花，尚有一些裝飾的功能；
一套不能扎根于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除了裝飾法學研究的表面上的繁榮，它的功能又在哪里呢？從這個角度上看，有必要重新思考一個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當代中國社會對于法學理論有著什么樣的合理期待，以及，中國法學在當代中國的價值與使命是什么。顯然，這是一個宏大而復雜的問題，并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是，以下幾個方面的維度，顯然值得給予充分的考慮。

　　一方面，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應當優(yōu)先考慮當代中國社會自身的需求，促使“中國法學”真正成為“根植于當代中國的法學”，從而走上一條從真實生活出發(fā)的法學之路。從法學的演進史上看，一切有生命力的法學理論從來都不是憑空臆想出來的，更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與其賴以萌生的土壤具有密切的聯系，甚至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大致說來，有什么樣的社會形態(tài)、社會關系，就有什么樣的法學理論。因此，法學學者在創(chuàng)建、表達自己的法學理論的過程中，就有必要充分考慮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這是一個由13億人構成的大社會，城鄉(xiāng)差距、東西差距、貧富差距都比較明顯；
這又是一個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會，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正義準則與糾紛解決方式；
這還是一個轉型的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都在發(fā)生著前所未有的變遷……，在這樣一個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的社會中，法學學者如何提煉規(guī)則、怎樣闡釋意義才能滿足這個社會的需要？這樣的追問，是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所不能回避的。

　　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還應當尊重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以避免漂浮的、無根的話語狀態(tài)。如果按照歷史法學派的主張，法律乃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如果從知識考古學的立場來看，所有的法學理論其實都有它的歷史根源。譬如，西方長期盛行的社會契約論，既與古羅馬時期以降大量出現的民商事契約有關，也與基督教教義中的“約”的觀念密不可分，概而言之，西方的社會契約理論乃是西方文化傳統的產物。在當代中國與古代中國之間，在文化上雖然發(fā)生了一個明顯的斷裂，但是，文化傳統的作用和影響是不可能連根祛除的，它就像“蘺蘺原上草”，即使經歷野火焚燒，依然會迸發(fā)出勃勃生機。從文化的層面上看，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包括生活習慣、思維模式等等），已經內在地規(guī)定了這個民族的法律性格。這就要求，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能夠與歷史對話，能夠回應、反思、革新古代中國、現代中國的法律文化傳統，從而實現“傳承文明，溝通未來”的使命。

　　與此同時，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還不能無視當代世界法學的發(fā)展趨勢，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相反，它必須對當代世界法學的發(fā)展趨勢有所省察、有所影響，在“中國法學與世界法學”的關系中找準自己的位置。這就意味著，在這個全球化趨勢日漸明顯的時代，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還必須保持世界眼光，能夠有效地應對當代世界不斷變化的法律實踐與法學理論，其中，既要處理好中國法學與歐美法學的關系，更要仔細斟酌中國法學與世界法學的關系。只是，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在當代世界的法學格局中，不宜“邯鄲學步”，更不能“鸚鵡學舌”，而是應當堅持自己的立場、風格、氣派。正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所表達的卓識一樣，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要屹立于世界法學理論之林，就必須以自己富于個性的法學話語，促進并優(yōu)化世界法學的多元生態(tài)環(huán)境，為豐富整個人類的法律文明、法學智慧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相關熱詞搜索：法學 當代中國 需要什么樣 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