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在天涯讀書網(wǎng)站看到一篇專題文章，題目是《歷史寫作迎來粉絲時代》。此文回顧了自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在大陸出版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歷史題材的圖書大行其道的盛況，指出：“21世紀剛剛開始，一股民間寫史讀史熱潮已經(jīng)勢不可擋，其中大膽的觀點和新穎敘述方式區(qū)別學校歷史課本，頻頻引起共鳴。這一思潮看似異軍突起，實則早就埋下了種子，是先前精英思想向大眾的普及，民間史家們出現(xiàn)以及他們的努力本身就是在譜寫新的歷史�！睂θ缫字刑臁ⅰ爱斈昝髟隆�、張宏杰、李亞平等所謂“民間史家”擁有眾多擁躉和“粉絲”的現(xiàn)象大加激賞。撇開此文有些提法的準確性不談，作者拈出了“粉絲時代”一詞描述這一現(xiàn)象稱得上嗅覺靈敏，而文中“立交橋”般的時空處理——比如介紹一個作者，總要說《萬歷十五年》出版時他在干啥——也的確給人提供了一些信息以資參照。不用說，這種觀點有著不小的市場。

　　粗略梳理一下，近二十年來出版的歷史題材的圖書，在讀書界引起轟動還真不少。先是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1983），繼而又有柏楊的《中國人史綱》（1987），之后是二月河和唐浩明們的歷史小說。新世紀以來，歷史題材的圖書再度受到追捧，吳思的《潛規(guī)則》和《血酬定律》甫一問世便成“洛陽紙貴”之勢，其后出版的余世存編《非常道》也上了京、滬、穗三地知名社科書店的暢銷榜，張鳴更是打出“歷史”牌，以《歷史的壞脾氣》和《歷史的底稿》二書吸引了不少眼球。近來隨著易中天《品三國（上）》的熱賣，跟風或“叫板”的同類圖書行情看漲，一些網(wǎng)絡寫手也紛紛加入歷史書寫的“狂歡”。更不用說這期間，還有一個會念經(jīng)的外來和尚史景遷�！笆肪斑w”是洋學者的中文名，但這三個字的確可作當下歷史閱讀與書寫的最佳寫照�！皻v史書寫的圖景正在發(fā)生變遷”——這是最近風起云涌的歷史題材圖書給我的一個總體印象。

　　但我還是有個不合時宜的感覺，就是目下的歷史書寫的火爆，和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關(guān)系不是太大，后者是一部相當嚴肅的歷史著作，而我們眼下看見的有些書不像是憋了二十年的種子終于“厚積薄發(fā)”。所以我覺得動不動就扯上黃仁宇實在有點托大。在這些書中，有一類的確秉承了歷史書寫的良知，如吳思的著作，還有《非常道》以及青年學者傅國涌的“百年中國言論史”研究，都是值得稱道的。柏楊的《中國人史綱》在大陸首印15萬冊，至今已發(fā)行上百萬套，既暢銷又長銷，潤物無聲，功德無量�？梢哉f，這些“自出手眼”的書就是沒有《萬歷十五年》也會出來的，歷史上從來都不乏其例。

　　再者，有些暢銷書甚至和歷史本身也沒有太大關(guān)系，考慮怎么寫（或說）讀者才愛看（或愛聽）的作者如果是個小說家，我投他一張贊成票，如果是“史家”——不管是否加上“民間”二字——那我一定要大搖其頭。不要告訴我他們新穎的書寫方式代表了對學院派歷史著作的反動，因而才為讀者喜聞樂見。那么我要問一句：咱們的讀者什么時候“啃”過大部頭的歷史專著呢？據(jù)我所知，情況剛好相反：越是讀過那些“詰詘聱牙”的歷史著作的人，就越不可能成為這些“民間史家”的粉絲。一個普通讀者在一部優(yōu)秀的學術(shù)著作里汲取的營養(yǎng)絕非暢銷讀物可比，關(guān)鍵是，你能否有那個耐心，有那個雅趣？所以，我不同意那種把當下歷史讀物的暢銷歸諸學院著作太過面目可憎的說法，這種觀點里含有一種浮淺且混亂的邏輯，即賣得好就是真的好，或者干脆就是“成王敗寇”。這種功利價值觀使當下人們知識結(jié)構(gòu)和文化品位普遍下降這一事實被輕松遮蔽了。很難想象，民國以前的歷史階段，一本關(guān)于某朝或某段歷史的“演繹”會如此人人競讀，趨之若鶩。那時候雖然文化普及率不高，但識字的讀書人斷不會像今天的我們對于歷史和文化如此“饑渴”。很多人啟蒙讀物便是四書五經(jīng)，稍長便要圈點閱讀歷代史籍。絕不會二三十歲甚至更老還要聽別人“扯閑篇”，以甘當別人的“粉絲”為榮。魯迅從歷史里讀到了“吃人”二字，易中天從三國里品出了“人性”二字，我是卑之無甚高論的，我從這些“與時俱進”的歷史讀物里，沒有看到對于歷史的真知灼見，倒是不太好意思地讀出了寫作者的“人性”來，這個人性早被司馬遷一語道破，就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我想說的是，出版上的佳績恰恰暴露了這個時代歷史感和閱讀品位的雙重陷落。與出版界的市場火爆相伴的是，歷史書寫和閱讀終于迎來了它蟄伏已久的荒年。不獨歷史如此，任何一門技藝遭遇粉絲時代，都勢必會出現(xiàn)這種“繁華有憔悴”的怪現(xiàn)狀。就像奧運會金牌拿得多不等于民族體育水平提高了，《品三國》賣的好，不僅不能說明國人的歷史知識水準提高了，相反，恰恰說明國人犯上了嚴重的“歷史文化焦渴癥”，否則，我們不會輕而易舉地就被國家電視臺的一檔節(jié)目給“催眠”了，被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天價”版權(quán)給“忽悠”了。造成這種“滿村爭說易中天”的局面，和1949以后我國歷史教育的僵化、陳舊和泛意識形態(tài)化所形成的“心理反彈”有關(guān)，也和當今社會矛盾重重、信仰失范、大眾的文化價值判斷能力普遍貧弱有關(guān)。德國哲學大師卡爾·雅斯貝斯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中深刻分析了“群眾政治”及“群眾影響”，指出：“群眾是無實存的生命，是無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獨立與卓越，而是傾向于迫使人們成為像螞蟻一樣的自動機�！薄叭魏蜗胍�影響群眾的人都必須訴諸廣告藝術(shù)。今天，即使一場思想運動也需要吹捧的熱潮。那平靜而樸實地從事活動的歲月似乎已經(jīng)一去不返。你必須讓你自己始終為眾人所矚目。你必須演講、發(fā)言、追求轟動效果。但是，群眾機器缺乏真正崇高的象征，缺乏莊嚴。”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大眾傳媒正在成為左右民眾生活的杠桿，正是他們營造了不看“超女”就是不時尚，不讀易中天就是沒文化的“群眾政治”。人們試圖通過“踐履”媒體鼓吹的活動來提升自己的品位，把自己和大多數(shù)人區(qū)別開來——聽了“百家講壇”還不夠，他們要買一本《品三國》立此存照，以為佐證。所以，易中天的成功和超級女聲的成功一樣，本質(zhì)上是商業(yè)運作的成功，和他對三國歷史的閱讀（恕我不用研究這個詞）深度沒有多大關(guān)系。我同意江曉原先生的說法：“《品三國》對現(xiàn)代人而言是一種誘惑，但卻是一種需要抵御的誘惑，因為它并沒有什么價值�！�

　　我們所受的可憐的歷史教育，使我們不知不覺中降低了歷史閱讀和書寫的標準。這才造成一些暢銷書“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悅）”（劉知幾《史通》）。似乎只要涉及歷史題材或歷史人物的讀物，都屬于“歷史寫作”，作者被冠為“民間史家”。果真如此么？我國的歷史書寫傳統(tǒng)十分悠久，最早的《尚書》、《春秋》及其“三傳”，《國語》、《國策》，司馬遷以后的所謂“二十四史”，共同“積淀”了這一傳統(tǒng)。我們把目光拉遠一些，就不免會產(chǎn)生一個疑問：當下有真正的歷史書寫嗎？歷史書寫的條件是什么？在我看來，一要有充足的材料，所謂“文獻有征”；
二要有的客觀精神，所謂“不虛美，不隱惡”；
三要有基于歷史和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價值判斷，所謂“鑒往知來”。從“國史”這個要求看二十世紀的歷史書寫，真是乏善可陳。民國期間還有一些筆記體的野史，而建國以后連野史的寫作也宣告式微。充斥耳目的，多是些權(quán)力話語籠罩下的“歷史學著作”，“通史”尚未“通”到當下，和司馬遷寫到漢武帝不能比；
“斷代史”或曰“當代史”也多是“專門史”、“專業(yè)史”，和班固的典雅博洽不能比；
傳記、回憶錄或“口述史”倒是增多了，可實在不敢盡信。值得一看的中國史竟然成了“劍橋”牌。至于“戲說”牌歷史劇，“品說”牌電視評書和“正說”牌歷史讀物，則一律把“如炬”的“史眼”對準古代，這些書不妨叫做“歷史讀寫”，本質(zhì)上屬于歷史讀后感。所謂“平民學術(shù)”不過是一個招攬看客的幌子，須知真正的學問從來只有“好”和“壞”之分，而無所謂“精英”和“平民”。錢鐘書先生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ǎng)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如果希望自己的學問變成大眾的談助，“挾學術(shù)以媚天下”，則此人首先已背離學問之道，而成為別有用心的知識普及者（或曰販賣者）。

　　剩下的篇幅我想說說易中天。我也看了看了幾次百家講壇，覺得易中天是個好老師，而且絕頂聰明。至于是不是好學者我則不敢妄言。因為據(jù)說大師級學者陳寅恪先生是可以把課上得只剩下一個學生的。易中天對諸葛亮的分析很有意思，——“大家都以為劉備是垃圾股時，諸葛亮卻把他看作績優(yōu)股。如果他們炒股票，我們就不要干了，因為錢都叫他們賺了�！贝蠹衣犃诉@話都以為幽默，我卻覺得是在商言商。他對賈詡的評價很高，認為后者是三國時最聰明的人，比諸葛亮還聰明，這就很吊人胃口�？墒亲詈竽惆l(fā)現(xiàn)易中天所謂的最聰明其實就是“最滑頭”，“最騎墻”、“最沒有操守”和“活得最久”。他甚至不同意“三顧茅廬”的史實，理由也十分可笑——

　　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孫權(quán)，甚至不就近就便為劉表服務，他就是要為自己選一個最好的老板，而劉備無疑是最好的人選，他豈肯在隆中坐等劉備“三顧”呢？那劉備不顧呢，不來找他怎么辦？所以劉嘯說，這等于說諸葛亮在那兒下了一個決心，你劉備不出來請我三次，我就在這個地方做一輩子農(nóng)民了，這可能嗎？你說他這樣一個自比管仲、樂毅的人，他待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

　　用老板之類的話調(diào)侃一下古人無可厚非，用易中天的話說這不是“硬傷”，可是愣把“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諸葛亮說成是急著“拋賣”的投機分子，這就叫做“洞悉人性”么？至此我們終于明白，原來所謂“平民學術(shù)”就是按照平民的心態(tài)去揣摩偉人和精英——

　　在這個事件中，劉備好比一家投資公司的大老板，他決定進行投資，要買斷某一個人才，諸葛亮呢，就像一個準備應聘行政執(zhí)行官的一個職業(yè)經(jīng)理人，他們雙方都有一個互相試探、了解的需要和過程，所以他這一套東西用現(xiàn)代的眼光一看就覺得整個的這些什么唱歌的農(nóng)民，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全是托兒。

　　這是歷史上的諸葛亮么？還是易中天本人的夫子自道？咱們把“劉備”換成“央視”，“諸葛亮”換成“易中天”，“唱歌的農(nóng)民”換成“百家講壇的現(xiàn)場觀眾”，“不懂事的童子”換成“易粉”和“乙醚”，“稀奇古怪的朋友”換成“某文藝出版社”，豈不更加合適？

　　平心而論，易中天的這些說法私下里散布一下倒也無傷大雅，在“百家講壇”上講講也能活躍活躍現(xiàn)場氣氛，可白紙黑字地寫下來并且搞得“天下紙貴”，只能說明易中天和他的粉絲們一拍即合，集體陷入功利主義的虛無狂歡中了，至于對歷史本身的探究，完全成了服務當下的自慰活動。有人說，易中天的成功為學者致富樹立了一個絕好樣板，還有人說，批評易中天的人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我卻覺得事情不這么簡單。須知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有愿意去到央視百家講壇露臉的學者，就有死活不愿意拋頭露面的學者。都是學者，境界不同而已。一般學者可能會羨慕一夜暴富的同行，但私底下還是更景仰那些以學問為生命的“素心人”�？鬃诱f：“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边M一步想，生前“為己”的學者可能沾溉后世，成為真正的“為人”；
反之，叫嚷著普渡眾生的學者骨子里卻是“為己”的。一句話，用“平民”心態(tài)去解讀易中天則可，若解讀錢鐘書和陳寅恪，只怕要誤事。

　　博爾赫斯在《論古典》一文中，對古典作品的經(jīng)久不衰持一種接近悲觀的審慎態(tài)度，但他還是肯定地說：“古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須具有某種優(yōu)點的書籍；
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熱情和神秘的忠誠閱讀的書�！边@話在今天就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早已不習慣“母乳喂養(yǎng)”的國人完全有理由不讀古典作品，因為他們有一些拿著奶瓶的、十分盡職的“超級奶爸”。所以，我對歷史書寫的現(xiàn)狀很是有些悲觀，套用一句流行歌詞結(jié)尾吧——望蒼天，四方云動，書在手，問天下誰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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