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化史觀的傳播，新史學思潮的初步確立，沖擊著傳統(tǒng)學術史的編纂方式。進入二十世紀后，擺脫由紀傳體史書演化而來的學案體學術史束縛，編撰嶄新的章節(jié)體學術史，成為歷史編撰學的重要課題。在建構中國學術史的新體系的歷程中，出現(xiàn)了象梁啟超著的《論中國學術史變遷之大勢》，劉師培的《周末學術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學隱》、《學變》等用新觀點、新方法寫成的學術史著作，開創(chuàng)了學術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對梁啟超著的《論中國學術史變遷之大勢》做較為系統(tǒng)的分析，兼顧對其他用新觀點寫出的學術史著作進行闡釋。

　　關鍵詞：進化史觀 《論中國學術史變遷之大勢》 章節(jié)體學術史

　　一定的學術是一定社會發(fā)展的產物，總是要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化而變化。戊戌變法的失敗，反映到學術領域就是“采西學新說”以建構中國學術史的新體系，出現(xiàn)了象梁啟超著的《論中國學術史變遷之大勢》，劉師培的《周末學術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學隱》、《學變》等用新觀點、新方法寫成的學術史著作，開創(chuàng)了學術史研究的新境界。

　　一、章節(jié)體學術史的溯源

　　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史肇始于戰(zhàn)國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子學研究。其中，尤其以《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為代表作。它們對先秦學術的總結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歷史發(fā)展的觀點總結前人的思想；
二是，注重辨章學術，考證學術流派的傳承關系；
三是，采用概論體來總結前人的思想，重視對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評估。這種評估是從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現(xiàn)實出發(fā)，具有鮮明的經世性。但這些篇章記載都很簡略，且議論多，分析少，缺乏系統(tǒng)記載一代學術的變遷軌跡，學術內部的構成及其傳承情況，且無固定的體例，因此只能算是學術史的發(fā)軔期。

　　西漢中期至隋唐的學術史研究，以總結儒學和釋老之學為主要內容，以傳記體、書志體、類傳體為主要形式。司馬遷的《史記》首開正史為“儒林”立傳的先例，班固的《漢書》首開正史為“六藝”立志的先聲，它們的設立，旨在記儒家之流派，述經學之源流。從歷史編撰學的角度看，都具有獨創(chuàng)性。

　　北宋至明的學術史以總結理學為主要內容，以學案體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學案體的開山之作，全書以二程為綱，按道統(tǒng)傳承的歷史線索編修而成，通過輯錄二程及二宋間與程氏學術有師友淵源的諸多學者的傳記資料，注重理學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統(tǒng)傳承的關系，同時注重學術內部師承關系的考證。它所開創(chuàng)的學案體，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先記傳主行狀，次記傳主言論和著述，末附學者對傳主的評論，兼有傳記體和燈錄體二種體例的特點，使記言和記行渾然一體。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和由它發(fā)凡其例草創(chuàng)的《宋元學案》，是清初總結性學術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學案》凡62卷，17個學案，記載了明代202名學者的生平、學行和思想，實為一部明代理學史。該書以明代理學的發(fā)展和演變?yōu)榫�索，記述了明初朱學的統(tǒng)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學的崛起和內部的分合。黃宗羲著述此書兼容并包，不以王學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全貌�！端卧獙W案》由黃宗羲發(fā)凡其例，其子黃伯家續(xù)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編訂，厘為百卷。這部書對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都有論析。

　　從內容上來看，這二部《學案》系統(tǒng)地論述了宋明理學的全過程，系統(tǒng)清理了宋明理學家的思想脈絡，綜述了宋明理學史上的重大論爭，不愧為總結性學術史著作。就體例而言，《明儒學案》確立了總論、傳略、學術資料選編三段式的編纂結構，后經全祖望續(xù)修《宋元學案》加以發(fā)展，增加《附錄》一目，又于其后以學侶、同調、門人、私淑、續(xù)傳、別傳等目為類，用以表明附目中人與案主的學統(tǒng)師承關系，并以“序錄”說明學術傳授關系，起到全書總綱的作用。這樣，以理學家的傳、著述選輯為主體，又有附錄、序錄等相配合，構成一個整體，能夠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師承關系以及它們各自所處的地位，從而使學案體學術史臻于完善。

　　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史經過近二千年的演變、發(fā)展，到本世紀初出現(xiàn)了轉型。轉型的原因在于傳統(tǒng)學術史歷史觀的落后以及編撰上的局限。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史的歷史觀是一種以“道”為體，以“史”為用的道統(tǒng)歷史觀。根據(jù)道統(tǒng)歷史觀，歷史是“圣道”的體現(xiàn)，是“圣道”傳承的統(tǒng)緒。在道統(tǒng)論看來，“圣道”是中國文化的血脈所系，它超越時空，貫穿古今，完全不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用這種道統(tǒng)歷史觀來研究中國學術史，學術史勢必變成“圣道”傳承的歷史，學術史的任務必然局限于為歷代學術思想及其流派明統(tǒng)定位，確立“圣道”傳承的歷史統(tǒng)緒。[i]這種陳舊的歷史觀同進化論傳播帶來的進化史觀發(fā)生尖銳的沖突，它必然讓位于先進的歷史觀。

　　二、近代學術史體系的建立

　　作為傳統(tǒng)學術史編撰集大成的學案體“或人自為案，或諸家共編，某一學者或學術流派自身的傳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對于諸如這一學者或流派出現(xiàn)的背景，其學術的歷史地位，不同時期學術發(fā)展的基本特征及趨勢，眾多學術門類的消長及交互影響，一代學術的橫向、縱向聯(lián)系，尤其是蘊含于期間的規(guī)律如何把握”[ii]，則是傳統(tǒng)學案體史籍無法解決的。這足以表明學案體史書無法全面反映歷史發(fā)展的真實面貌。進入二十世紀后，隨著西方史學方法論的傳入，擺脫由紀傳體史書演化而來的學案束縛，編撰嶄新的章節(jié)體學術史，成為歷史編撰學的重要課題。

　　學術史研究能否開新，取決于社會條件的變化和學術大師思想觀念的變革。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構成進步知識分子研究傳統(tǒng)學術的指導思想。他們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壓迫下，重新估價學術的重要作用，強調“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盵iii]熱切希望振興中國學術，并運用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對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隸之學”進行批判。1902年，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說：“弟子以為救今日之中國，莫急于以新學術變其思想（歐洲之興全在此）。然初時不可不有所破壞�？讓W之學不適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轅也�！盵iv]梁啟超對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進行了猛烈的沖擊。劉師培在對儒學和西方學術比較之后，批判儒學存在四點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
······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實科也；
······三曰有持論而無駁詰也；
······四曰執(zhí)己見而排異說也�！苯衣读丝讓W的弊端。在這樣的思想觀念的支配下，學術史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本世紀初，梁啟超突破傳統(tǒng)學術史的模式，于1902年發(fā)表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長篇學術論文，它是中國史學界運用進化論哲學觀點指導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結出的碩果。

　　同傳統(tǒng)學術史相比，這篇文章的創(chuàng)新之處表現(xiàn)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學術史分期法。以往的學術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為序，宋明以后則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梁啟超打破常規(guī)，提出以學術思想的內涵、性質及其發(fā)展變化作為學術史分期的標準，將中國學術史劃分為七個時期：一，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
二，春秋末至戰(zhàn)國為“全盛時代”；
三，二漢為“儒學一統(tǒng)時代”；
四，魏晉為“老學時代”；
五，南北朝迄隋唐為“佛學時代”；
六，宋元明為“儒佛混合時代”；
七，清代為“衰落時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劃分出學術演變、發(fā)展的階段，同它運用西方進化史觀的指導密切相關。梁氏對達爾文進化論學術在思想領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視，預言進化論學術“將磅礴充塞本世紀而未猶已也�！彼�希望借進化論學術激發(fā)國民發(fā)憤圖強，爭取民族光明的未來，為此他提出以進化論引起人類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xiàn)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
宗教、道德之發(fā)達，進化也；
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shù)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
數(shù)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v]梁啟超對進化史觀的接受，為梁氏以新的標準劃分學術史奠定了基礎。

　　其二，梁氏對學術思想發(fā)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視，力求對學術思想的發(fā)展作出新的解釋。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指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認為歷史家應從人類活動總背景中求得人群進化的真相，總結出歷史進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歷史進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無疆”。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梁氏強調近世史家的任務在于“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及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關系”。梁氏將新史學的理論主張貫徹到學術史的研究中，《論大勢》開宗明義即對“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確的認識：“生理學之公例，凡二異性相結合，其所得結果必加良······我中華當戰(zhàn)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學術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紀學術思想放大光明�！盵vi]并將“公理公例”作為分析學術思想變遷的理論依據(jù)。

　　梁啟超論述“胚胎時代”學術思想的變遷的原因時，指出：“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約有三端：一曰天道；
二曰人倫；
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xiàn)象，空界之狀態(tài)，能使初民對于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
二曰由于人為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為群利也。”[vii]

　　在論述戰(zhàn)國時代學術思想時，他首先高度評價了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然后專門探討了“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歸納為七項：一，由于前此學術思想蘊蓄之豐富；
二，由于社會急劇變動的刺激；
三，由于思想學術之自由；
四，由于交通之頻繁；
五，由于人材之見重；
六，由于文字之趨簡；
七，由于講學之風盛，學術思想得到有效的傳播。

　　在論述“儒學統(tǒng)一”時代儒學之獨尊時，他不僅考察其歷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結果。梁氏在分析儒學統(tǒng)一的原因時，首先肯定了競爭的作用，他說：“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惟共主一統(tǒng)故；
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tǒng)故。而其運旨起于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shù)千年一大關鍵也。”[viii]然后將儒學統(tǒng)一時代的學術與泰西學術相對比，指出泰西學術的進步源于“自力”，儒學一統(tǒng)時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實學術發(fā)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學統(tǒng)一形成的原因：一是，專制君主之提倡，學術建設的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
二是，儒學較之其它諸子學術更能適應專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競君擇，適者生存”，符合“天演學公例”；
其三，儒學在“自動力”上，以“用世為目的，以革君為手段”，“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其思想體系具有包容性，故“諸道中絕，而惟此為倡也�！睂τ谌鍖W統(tǒng)一的結果，梁啟超列舉了“四端”：“一曰名節(jié)盛而風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進化停滯”。梁氏以學術發(fā)展的內因（主動力）、外因（它動力），來分析儒學統(tǒng)一的歷史背景，這是“采西學新說”——因果論以“綜論中國古今學術思想變遷之跡”的最初嘗試，在學術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對儒學統(tǒng)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傾向和辨正因素，既對“其結果之良者”加以論述，對其不良者亦條分縷析，力圖全面展示其對古代社會的影響。

　　其三，深入地論述了學術思想和社會條件的關系，論述不同學派和學者間的互相影響和推動，第一次生動地呈現(xiàn)出學術變遷動態(tài)的格局。[ix]關于戰(zhàn)國時代學術勃興的社會條件，梁氏從由于社會急劇變動，思想學術出現(xiàn)自由局面等項進行分析。他指出：“獲麟之后，迄于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于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由貴族世家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周室之勢既微，其所余之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范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x]從中可看出時代的急劇變動，造成了學術思想由“學在官府”到出現(xiàn)“百家爭鳴”的巨大變化，其論深入中肯，極具見識。再如對明末清初學術風氣演變的論述，也緊緊抓住時代條件的影響，梁啟超曰：“嗚呼！吾論次中國學術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見夫明末可以變?yōu)榍宄�，清初可以變�(yōu)榍�嘉，乾嘉可以變�(yōu)榻袢�，而嘆時勢之影響于人心者正鋸且創(chuàng)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自明中葉，姚江學派，披靡而下，一代氣節(jié)，蔚為史光，理想繽紛，度越千古。顧其敝也，摭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恭說有，與實際運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無益于國，而且無以自淑。逮晚明劉蕺山等人一派，已幾于王學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一變。”[xi]這里，明確指出了學術變遷的格局同社會變動之間的關系。

　　其四，敘某家學術，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如他對佛學特色的敘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茍受矣，則必能發(fā)揮光大，而自現(xiàn)一種特色······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于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范圍者。······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
第二，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
第三，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chuàng)，非襲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盵xii]

　　其五，梁啟超對學術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傳統(tǒng)學案體的舊框架內，而是依據(jù)學術發(fā)展本身的特點，在材料組織上對舊體學術史著作進行了改造和發(fā)展。舊體學術史敘事全按學派立案，雖便于對各家學派作細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學派之間相互孤立，難以看清其間的前后演變和相互影響。梁啟超此書，首創(chuàng)章節(jié)體的學術史新體裁，其主要特點是：以章節(jié)為綱，按所要論述的問題性質分章立節(jié)，以“論”說“史”，以“史”證“論”，史論結合。例如，他將中國學術思想的歷史進程分為七個時期，按時期分章，每章又根據(jù)內容不同立如干節(jié)，如原因、派別、歷史、結果等等，章與節(jié)之間聯(lián)系緊密，脈絡分明。再如，他對史論十分重視。全文之首冠以“總論”，表達梁氏對學術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國史上重要性的認識，表明梁氏撰述學術史意在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論述了對于傳統(tǒng)學術思想的態(tài)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簡要地論述這一時期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以及這一時代思想的主要特點、成就和不足，并簡要地分析產生這些特點的遠因和近因。在每一節(jié)中，在“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fā)作者的觀點。因此，讀者于其史論中可以明晰梁氏對于學術思想發(fā)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編撰上的創(chuàng)新，更能展示學術史新體系的思想特色。同時，梁啟超還突破舊史學術史著的狹隘格局，擴大了學術的考察面。傳統(tǒng)的學術史對儒學以外的學派論述較少。梁啟超認為：“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shù)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睂W術史的任務應是反映各時代有代表性的各種學術發(fā)展情況。在《論大勢》一文中，梁啟超力戒門戶之見，試圖把各家學術展現(xiàn)給讀者。在《全盛時代》中，特立《論諸家之派別》，作者說：“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盵xiii]把先秦時期重要的派別都羅列出來，然后加以分析、評述。

　　梁啟超的這篇文章系統(tǒng)地提出了對中國學術思想發(fā)展歷程的看法，對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胡適在《四十自述》里評價到：“《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以外還有中國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七個時代，現(xiàn)在看這個階段，也許不能滿意�！ぁぁぁぁぁさ�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盵xiv]它為梁啟超以后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國史學的發(fā)展確立了新的路標，對于史學近代化具有理論和實踐的奠基意義。

　　較之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同時代的章太炎、劉師培、鄧實等人也寫出了有關學術史的論著。如劉師培的《周末學術史》也是一部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術史論著。在著述體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學派為中心的舊體例，提出“以學為主”的新的分類方法，將先秦諸子百家納入近代學科分類框架中。他開列的學科有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政法學、哲理學、文字學、文章學、計學等十六科。在著述體例上，將傳統(tǒng)的學術史向前推進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書》（重訂本）對中國學術史的清理，雖然篇幅不多，但內涵豐富。從現(xiàn)代學術史的意義說，《清儒》是《訄書》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對清儒在訓詁考證方面的成績評價很高。他認為清代小學、經學繁榮的原因主要由于統(tǒng)治者對思想的禁錮，他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畢；
多忌，故歌詩文史枯；
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繼乾嘉遺風，猛烈批判宋明理學。章太炎還注意到地理民風對學術風氣產生的不同影響。清代今古文的分野，與學者所處的地理位置有密切關系。清代學術的主流是古文學派，對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為：“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于風議；
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于求是�！盵xvi]《學變》，具體分析了西漢以后五百年的學術演變過程，說明了各種學術、思潮的五變“各從其世”，即取決于當時政治斗爭的形勢。他首先提出“漢晉間，學術則五變”。章太炎總結思想領域的斗爭根源，認為“凡此五變，各從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學術思想的重大變化與時代變化之間的密切關系。但相比之下，這些著作往往僅詳一代，沒有對整個學術做通貫的分析，或者雖有分析，但卻太簡略；
著述體例上，有的還是按照傳統(tǒng)的學案體來寫，有的雖然在體例上有所改進，但是在內容上和結構上存在問題。故本文主要以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作為重點考察學術發(fā)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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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盧鐘鋒：《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頁。

　　 [ii] 陳祖武：《關于中國學案史研究》，《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頁。

　　 [iii]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頁。

　　 [iv] 梁啟超：《與夫子大人書》，《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79頁。

　　 [v]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頁。

　　 [v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頁。

　　 [vi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頁。

　　 [ix] 陳其泰：《梁啟超與中國史學近代化》，引自《史學與民族精神》，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頁。

　　 [x]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頁。

　　 [x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頁。

　　 [x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頁。

　　 [xi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頁。

　　 [xiv] 胡適：《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頁。

　　 [xv] 章太炎：《訄書·清儒》，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58頁

　　 [xvi] 章太炎：《訄書·清儒》，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61頁。

　　 [xvii] 章太炎：《訄書·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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