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總是均衡地直線前進，惟有一系列歷史事件，歧出于固有的日常生活，由是竟斬斷了時間的進程，讓一個歷史事件前后的時間，呈現(xiàn)出不同的樣態(tài)來。在晚近的中國歷史里，沒有比“八十年代”更加容易構成一個“時代”的了。在進入八十年代之前的1978年，所謂“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成為一種新思潮的端倪，也成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到了1989年，在時間的意義上，同時也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八十年代”被完整地斬斷了。

　　今天我們說“八十年代”的時候，卻有兩種不同的指向。一是指那個烙上“新啟蒙”的時代本身，與那個時代慷慨激昂的理想主義精神；
一是八十年代出生，這幾年開始在知識界、文壇嶄露頭角的年輕人。然而，前者還沒來得及回顧自己的歷史，后者便褫奪了他們的名號。

　　這兩代人，無論是在生活背景上，還是在精神特質上，都呈現(xiàn)出兩極對立的特點。八十年代的“新啟蒙”的中堅力量，主要都出生在1949到1966年，他們的身上，帶著濃厚的理想主義情懷，理想主義激情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被嚴重扭曲了。直到所謂“思想解放”時代的到來，他們才開始有一個重拾山河破碎的空間，于是便從五四先賢那里，繼承了“啟蒙”的事業(yè)，在一片精神廢墟上卷起一股“文化熱”。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前現(xiàn)代的文化言說沉寂下去，二十年過去了，“八十年代出生”這一代人成長起來，前現(xiàn)代的問題沒有解決，他們的身上卻已經(jīng)帶上了濃厚的后現(xiàn)代氣息。這一代人，是“后理想主義”的一代，在他們身上，集中了太多后理想主義的特征。理想主義意味著一個社會公認的道德向度的存在，這種道德向度召喚人們?nèi)�為了理想而努力、奮斗，乃至獻身。而后理想主義的時代，則是理想剛剛破滅，激情頓然消失的時刻，這一代人不再激情滿懷地高吭，甚至趕不上高唱崔健的“一無所有”，卻熟捻地學會了隨口說出周星馳的經(jīng)典臺詞：“我靠”！

　　在這樣的時候懷念八十年代的精神，是有必要的。

　　八十年代留下的是什么呢？從學術的角度看，十年之間，幾乎可以說乏善可陳。老一輩的大師們已經(jīng)無力拿起那根擱下了整整三十年的筆。即便有像馮友蘭老先生那樣老驥伏櫪，完成“三史釋今古”的工作，但是他晚年的學術成就，也遠遠比不上年輕時代。而新成長起來的一代，則是在學術、思想都青黃不接的時期完成他們的教育的，在八十年代，他們還沒有真正的學問的積累�！�—甚至到了十幾年后，“學問家凸顯”的時代過去之后的今天，總體上的學術狀況也仍然讓人樂觀不起來。

　　在思想上，八十年代留下的，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回歸常識�；貧w常識意味著告別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的癲癇，回到現(xiàn)實世界中來，重新接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譜系，繼續(xù)引入以個體尊嚴、自由、人權為核心的現(xiàn)代文明，并學習現(xiàn)代文明。1978年，所謂“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之后，“兩個凡是”才被徹底否定。1983年，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的專題報告《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研討》開始，對人的價值的重視、對人的尊嚴的關注、對人的自由的追求、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憧憬，才不是“資產(chǎn)階級”的專利，“人道主義”一詞才在階級斗爭的恐慌中被平反，成為“顯詞”。接下去，民間文化團體成為思想啟蒙的代表性力量。在新啟蒙運動中，有三個民間文化學術團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和“中國文化書院”。其中“文化：中國與世界”的譯書，直到現(xiàn)在還在重版之中。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一本名為《新啟蒙》的雜志響亮地點出那個時代的精神。總體上來說，八十年代的思想，功績在于吸取各種災難的教訓，從天上回到人間，回到常識，回到對個體尊嚴、自由的言說上來。

　　八十年代最讓人浮想聯(lián)翩的在其時代精神——理想主義激情。相比于九十年代之后而言，那個時候幾乎可以說是五四之后又一個“沒有學者的時代”（林賢治先生對五四的評價）。幾乎一切的“學者”，都是思想者，陳獨秀、魯迅、胡適，成為知識分子的榜樣。那是一個真誠的時代，一個充滿激情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困惑的時代，一個混沌的時代。每一個知識分子都在這樣的時代里探求中國的未來，并把這種探求視為他們真正的責任。正是在這樣的時候，知識分子繼續(xù)“五四”先輩們，第二次從皮上之“毛”的身份中解脫出來，自己賦予自己獨立的含義。這邊意味著他們開始構建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民間。在整一個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直接承續(xù)了傳統(tǒng)文人以道抗勢的“士”氣，直接傳承了五四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九十年代之后，不乏對八十年代思想、學術的反思。例如，反思八十年代的激情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態(tài)度，便認為那是浮躁空虛的表現(xiàn)，由此便有了“國學熱”的反彈與重建學術規(guī)范的討論。李澤厚先生對比八十年代的學風，就說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但是，對八十年代的反思很快變成了對八十年代的反動，九十年代之后，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民間，蹩入學院，紛紛在體制內(nèi)謀求個人的發(fā)展。知識分子在學院中成了某個知識領域的專家，甚至是機械的技術專家，而其公共關懷，則急遽淡化了。知識在現(xiàn)代學術分科中碎裂了，知識分子也分裂了。一句話，在今天，“大學教授”與“知識分子”已經(jīng)不再是交合在一起的同一個群體，而分裂成不同的群體，面對這樣的情況，傳統(tǒng)定義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八十年代時候定義的知識分子，連同那時候的知識分子精神，正在消亡。正如拉塞爾•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說，學院化使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類型消失了。

　　在這樣的時候，八十年代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提供了一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性格的范本。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八十年代生”一代人成長起來了，這一代知識分子，是20世紀中國的第六代知識分子，也將成為開創(chuàng)新世紀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后理想主義時代，這一代人只能去承擔后理想主義帶來的各種混亂與迷惘，苦痛與彷徨，并且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時代。對新一代人而言，如果失去了八十年代這一參照的維度，不啻于失去距離我們最切近的精神脈絡。在這種時候，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精神，應該成為當下最重要的精神食糧之一，應該把“八十年代”這一稱呼還給在八十年代用青春去追求他們的理想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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