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九世紀西方的殖民不僅成為東方“現代”的開始，而且給東方帶來了“歷史”，它使“靜止”和“停滯”的東方進入了“現代”的“變革”之中。我們經常把“東亞”當作一個自明的概念來使用，然而，實際上這個與日本帝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有著某種關聯的概念，并不能夠像“歐洲共同體”那樣的概念一樣不加任何批判地來使用�！懊搧喨霘W”，成為了亞洲唯一的資本主義列強的日本，它對于亞洲的奴役直觀地說明了資本主義殖民侵掠的性質，它與從總體上來說是被資本主義殖民、侵掠、壓迫和剝削的亞洲不僅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命運，而且有著完全不同的語言和思維邏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結合到西歐資本主義七國之中的日本并不是一個“亞洲國家”。同時，由于這樣一種思想地位上的根本區(qū)別，日本的思想也并不是“亞洲思想”。這種區(qū)別，在《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一書中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的。這一本反思歷史的書卻根本沒有任何反思的意義，恰恰相反，它復制和表達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侵略的強盜邏輯。它把對于亞洲的奴役說成是“解放”和“文明”。另一方面，在東亞，韓國和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過程中承擔了相同的悲劇歷史，體驗了共同的抵抗思想。尤其是韓國在二十世紀以來被現代世界體系所強加的殖民和分裂體驗使他們比中國更加明顯、直接和強烈地體驗到現代世界體系的壓抑與矛盾。韓國的知識分子比中國知識分子對于現代世界體系有著更直接的體驗和更深刻的認識。同時，由于韓國沒有經歷過中國式的現代革命（幸抑或不幸？），他們那種被現代世界體系所扭曲的痛苦，也是解放后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所無法體會的。這也因此要求韓國的知識分子比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作出更多的犧牲，在思想上作出更多的貢獻。因此，在我看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恰恰是他們繼承了本來應當是屬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魯迅遺產。

　　九十年代，當中國知識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撿到了股份一樣興高采烈和簡單化地談論“全球化”的時候，韓國學者白樂晴先生的漢譯評論選集《全球時代的文學與人》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寬廣的批判性的視野。他的思想和思想立場是要令已經從思想上被閹割掉了的我們九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感到羞愧的。也許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為英美文學專家的白樂晴先生，為什么自由主義沒有成為他的中心思想？而是相反，他的文學思考是由“民族文學”和“現實主義”這樣看來毫不摩登的概念所構成和展開的？在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有過被殖民經驗的國家，自由主義思想很容易隱含某種買辦性質。這種買辦性在胡適的身上充分地體現了出來，他在與中共論戰(zhàn)的《國際的中國》一文中有意或者無意地抹殺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壓迫與侵掠。白先生對于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敏銳地指出了作為第三世界的韓國的“全國土的郊區(qū)化”的現象�！敖紖^(qū)化”已經成為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普遍的現象。今天正在發(fā)生的第三世界的工業(yè)化應該置于現代世界體系中來加以思考和檢討，我們并不是要反對第三世界的“發(fā)展”、“工業(yè)化”和“現代化”，而只是要指出，今天第三世界的發(fā)展在現代的世界格局中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和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構成了第一世界發(fā)展的重要的一環(huán)，并且是作為第一世界的附庸而“發(fā)展”，從而成為第一世界的工業(yè)區(qū)和垃圾場。九十年代，美國的垃圾傾泄到了中國的首都北京，這一事件既具有象征的意義，同時它又對“發(fā)展”作出很具體的詮釋。

　　白先生還指出，在第三世界淪為第一世界的“郊區(qū)”的同時，伴隨著國際分工和資本主義現代合理化而來的“專業(yè)性”一詞也在很大程度上會被“買辦性”所涵蓋，他甚至將“知識的買辦化”作為一個現代主題提出。“知識的買辦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結構和格局之中一個自然的現象。第一世界資本主義從第三世界攫取的超額利潤使得他們能夠用來收買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當然，這在被收買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也是沒有意識到和缺乏自覺的）。這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是顯而易見的。在九十年代，我們常常用“白領化”來描述中國知識分子的蛻變過程。其實，我們與其說知識分子的白領化，還不如說知識分子的買辦化才是對于九十年代知識分子性質的更為準確的一個描述。中國的所謂“白領階層”，或者說中產階級－－這是很多人在呵護和期待的未來歷史的主人，說得明確一點具體一點，實際上，就是相當一部分“外企”雇員，在中國，正是他們接受過最好的教育－－高等教育。他們通過分潤第一世界從第三世界獲得的超額利潤，從而使自己從普通的中國大眾中分離出來，成為“高等華人”。他們中的很多人根本不可能明白他們之所以處于這樣一種特殊地位的原因及其意義。資本主義無處不在復制這種不平等的結構與關系。中國的“中產階級”僅僅是跨國資本的附庸，他們不僅為西方資本服務，而且也崇拜西方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美國比中國自己更了解中國，因為今天中國很多的知識分子都在為美國的資本和機構服務。美國優(yōu)勢的資本力量支配著中國的知識，收購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使之為美國的資本和意識形態(tài)服務。我認為，目前中國的各種所謂“民間基金”值得詢問和研究，它們的資金來源是在哪里？它們?yōu)檎l提供服務？它們所研究的是一些什么樣的課題？他們?yōu)槭裁囱芯窟@些課題？

　　二

　　從對于第三世界文學的思考出發(fā)，白先生以“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理韓國現代文學史的基本概念。也許會導致中國讀者不幸誤解的是，作為一種中國當前文學批評的表述，“第三世界文學”恰恰是一個墮落和虛偽的，以及反民主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因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論并沒有具體揭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這種不平等的矛盾關系在第三世界內部不斷復制的現實；
而是相反，它通過對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對立的抽象化，從而把第三世界內部的矛盾取消了。這是需要在此作出解釋和辨析的。然而，白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學和民族文學并不是與第一世界抽象地對立的。白先生指出：“這種意義上可以診斷，我們的現代文學是在意識到外來勢力的侵入并不是給部分地區(qū)或部分階層，而是給全體民族帶來侵略威脅的時候萌生起來的。同時還把在這種侵略面前顯得無能為力，甚至竟然采取迎合態(tài)度的國內封建勢力視為民族危機之一環(huán)的意識，當然也是那種現代意識的一部分�！薄罢嬲�的我們時代的文學，真正生活在今天的文學，在這個意義上，韓國‘現代文學’就應該是民族文學”。這與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有著相同的意義。

　　在今天，我們需要批判把現代文學簡單地視為“現代化的文學”的非歷史的抽象。胡適、周作人就是在現代化的名義下，拒絕對于帝國主義的抵抗與批判，并且將資本主義的殖民統(tǒng)治合理化。同時更重要的是，它忽視與掩蓋了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現代文學之間的深刻區(qū)別。也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以及第三世界現代文學較之西方現代文學對于現代性強烈的批判色彩，這種批判本身已經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性的內容。不必否認，這種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屬于西方現代性思想的異端－－馬克思主義。為什么這種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又可能在相對不發(fā)達的東方得到發(fā)展？這是因為東方最深刻地體驗到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矛盾與后果，深刻地感受到這一話語的壓迫。即使是像三十年代上海的資產階級性的新感覺派文學對于資本主義的解讀也同樣具有一種非自然主義的寓言意義。在已經自然化的現代社會，寓言代表了一種思想的欲望與力量。比如，后來淪為國民黨圖書雜志檢查官和日本漢奸的穆時英，他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對于資本主義的描述就具有寓言的性質：“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薄傲挚下�。（在這兒，道德給踐在腳下，罪惡給高高地捧在腦袋上面）”西方先進資本主義文明的意義在這種修辭里已經變得曖昧含混了。

　　對于第三世界來說，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已經充分暴露了，因此，第三世界的現代文學決不同于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現代文學。它不僅是反封建主義的，同時它也具有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因此，較之西方現代文學，第三世界的現代文學具有鮮明的民主主義性質，并且天然地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也就是說，它具有更廣泛的人民性。因為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決不能同于第一世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道路，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受到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的歷史壓抑，它不是像西歐那樣簡單地發(fā)展資本主義，而是要在反抗外國資本的條件下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其實即使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作為后起的資本主義，法國大革命徹底消滅了封建貴族，比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更具有人民性；
在歐洲，正是更后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它首先建立了勞工的福利保障制度。

　　我曾經在《批評空間的開創(chuàng)》的書評中，批評李歐梵和王曉明先生在“世界文學”的概念中對于魯迅的過于貶低的評價及其理解力喪失的現象。王曉明先生認為：“在中國的現代作家中，魯迅無疑是最出色的一個，但以世界文學的標準衡量，他卻還不是偉大的作家，盡管他本來有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見《批評空間的開創(chuàng)·序》）很明顯，在王曉明先生看來，是魯迅所處的特殊的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的”作家。我并不是批評王曉明先生個人，因為問題要嚴重得多，而且恰恰相反，我能夠深切地體會到“世界文學”話語的制約與壓抑之下王曉明先生的痛苦。作為一個熱愛魯迅的魯迅研究專家，他卻不得不對魯迅作出很低的評價，不得不將魯迅排除于“世界文學”之外�！笆澜缥膶W”以及“世界”這個概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實際上，“世界”并不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相反總是具體的。在萊布尼茲和伏爾泰看來，中國可能意味著“世界”；
在十九世紀，“日不落帝國”英國無疑就意味著整個世界；
而在二十世紀，我們所謂“世界”，其實就是美國。在八十年代，我們有一個口號叫作“走向世界文學”，這個虛構的概念，這種“世界文學”的想象，在當時，連提出它的人也不甚了然；
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它所要表達的究竟是什么意識形態(tài)已經洞若觀火。而且更重要的是，當中國現代文學被排斥于“世界文學”之外之后，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本身也就成為了一個疑問：“我們都是大學教師，幾乎每周都要在課堂上講授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倘若不僅是出于謀生的需要，我們?yōu)槭裁从信d趣講這門課？又為什么每日孜孜、費心勞神去做這方面研究？對今天的社會來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義？”因此，這直接關涉到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的現代文學以及中國的現代的問題，同時也關涉到第三世界的現代文學以及現代的評價的問題。

　　三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革命與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既是一個克服封建主義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克服帝國主義的過程，并且它的目的已經不能是一個簡單的實現資本主義的問題。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具有比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所不具有的歷史進步性質。它包含了對于資產階級革命本身局限性進行克服的可能性。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一般地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文學也不同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歐洲的資產階級現代文學。在中國，小部分資產階級很容易具有明顯的買辦色彩，這充分反映在茅盾三十年代反映中國社會的總體性思考的長篇小說《子夜》中。與此同時，胡適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右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常常具有濃厚的封建買辦色彩，對外屈從于英美或者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與封建官僚相結合，因此很快就從新文化陣營中分裂出去了。正像三十年代魯迅在《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中所說的那樣：“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于統(tǒng)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
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歷史意識因而過于輕率地宣言“告別革命”，他們對于中國現代革命持一種極端無知的否定態(tài)度。當我們肯定鄧小平時代的時候，我們卻不知道，沒有毛澤東時代，也就不可能產生鄧小平時代。中國正是通過毛澤東思想，也就是說通過革命，獲得了民族獨立和個人解放，這是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毛澤東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和包圍之中發(fā)展民族工業(yè)和獨立自主地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這是一條不同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現代化道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盡管官僚與知識分子的地位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壓抑和降低，然而中國不僅終于打破了資本主義的封鎖，而且改變了世界歷史發(fā)展的格局。毛澤東不僅為中國民族贏得了獨立與尊嚴，而且為中國的發(fā)展打下了政治和經濟的可靠基礎，并且為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中國正是通過毛澤東時代的艱苦奮斗，從一個被列強虎視眈眈和殖民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成為挫敗了美國和蘇聯的霸權主義的世界革命中心，并且正是通過反抗和解構美國和蘇聯的霸權主義而最終加入到“國際大家庭”－－一種嶄新的世界秩序之中。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平等，這種平等不僅是通過社會和階級的平等進行民族廣泛的政治經濟動員，而且同時也是向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提出民族平等的訴求。只有通過土地革命，通過人民公社，只有在毛澤東的“平等”的基礎之上，然后才能產生“責任制”，才能產生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從根本上說，毛澤東思想就是第三世界國家如何改變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平等地位的思想。正是通過毛澤東思想，中國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遺產”與負擔。正是通過“革命”，中國改變了它在國際上的不平等地位。當然毛澤東思想遠比這要豐富得多，因為毛澤東思想不僅是對于資本主義的反思與批判，而且也是對于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反思與批判。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是在第三世界的歷史實踐中所產生的一種光輝的辯證思想，它深刻地把握了現代的本質。毛澤東不是簡單地把“現代”理解為歷史的目的，而是把它理解為一個歷史的過程，他把現代理解為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說，他以一種矛盾的觀點來理解現代，進而深入現代性矛盾的內部來思考現代社會與思想的發(fā)展。與此不同的是，蘇聯不承認社會主義內部的矛盾，斯大林甚至宣布階級在蘇聯已經消亡。因此，蘇聯無法改革，只能坐待崩潰。相反，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矛盾，正是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法使他承認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某種合理性，為中美建交打開了大門。

　　資本主義必然是一種不平等的格局，它必然地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城市／鄉(xiāng)村、沿海／內地這種不平等的結構與關系的符合邏輯的不斷復制與推展。因此，留給我們的問題是，怎樣打破和修改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結構秩序。九十年代在中國出現的自由主義思潮蔑視和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遺產，同時一廂情愿地將美國理想化。當自由主義譴責斯大林的時候，他們卻忘記了在三十年代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抵抗法西斯的國家，而自由主義的英法政治家出于對社會主義的敵視，寧可與法西斯德國合作，也不愿與社會主義蘇聯合作。當我們譴責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卻忘記了在美國麥卡錫主義對于左翼知識分子的大肆迫害及其對中國所進行的長期封鎖和顛覆。九十年代，當我們在慶祝自由主義全球性勝利的時候，當我們說“歷史終結了”的時候，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乘金融危機之危以“自由經濟”的名義將東南亞經濟納入到它的秩序之中，因此以至于西方的經濟學家也對這種干預表示批評。在這一時刻，我想起張伯倫在與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以后回到英國時說：我給歐洲帶來了和平。然而犧牲第三世界的利益從來就沒有真正給資本主義本身帶來和平，因為張伯倫的話音未落，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就爆發(fā)了。

　　四

　　第三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同性質和民族文學的艱巨課題，也同時為第三世界文學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徹底批判和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是民族文學一個基本的賴以生存的基礎，這是先進國的文學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的�！卑紫壬�指出，法國大革命前后的西歐市民文學盡管有空前的先進性，但是它卻從根本上不可能提出帝國主義的問題。恰恰相反，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在西歐的表現了強烈的市民意識的文學作品中會感到帝國主義的不祥前兆。白先生站在第三世界主體的立場，批判性地解讀了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這部曾經被馬克思視為反映了資產階級創(chuàng)業(yè)神話的市民文學經典作品。在這部作品中，一方面塑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理性主義、勤奮精神以及堅韌斗志的形象；
另一方面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和殖民統(tǒng)治的意識在作品中毫無掩飾地反映出來。

　　我尤其贊賞白先生對于卡夫卡和加繆等現代主義文學主體性的批判解讀�？ǚ蚩◤男∈忻竦挠^點反映了帝國主義時代西歐社會令人窒息的氣氛。市民革命已經墮落成為征服世界的帝國主義，曾經是創(chuàng)造歷史主角的小市民已經淪落為殖民機器的零件。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已經發(fā)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已經發(fā)展成為穩(wěn)固的壟斷結構。西歐社會的繁榮安定建立在對于東方殖民地的奴役和經營之上。然而，卡夫卡并不能對它作出現實主義的解釋�？ǚ蚩ㄐ≌f中異化的主人公就像柏拉圖《理想國》中所描述的洞穴里那個被捆綁著的奇特的囚徒，從小就住在這洞穴里，頭頸和腿腳都被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向前看著洞穴后壁。他無法看見真實的世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洞壁上的陰影和回聲。“他的作品不僅極生動地描繪了人類被疏遠的感受本身、帝國主義時代氣氛。從這一點，它可以評價為現實主義。然而它所描繪的畢竟僅僅是被疏遠的感受本身、帝國主義時代氣氛本身的再生而已，卻不能從歷史的因果關系上去理解它，并把它引向克服這一切的創(chuàng)造性意識，反而將它們當作無法理解和克服的某種形而上學的基本條件，將生活的實質加以神秘化和絕對化�！�

　　加繆的《局外人》（《異邦人》）描寫一個法國人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無故”殺害了阿拉伯人。白先生指出，從法國殖民者的立場來看，這是無需任何合理的理由和解釋的，然而從第三世界和殖民地的阿拉伯人的立場來看，則這是法國殖民統(tǒng)治所犯下的無數罪行中的一個。因此，白先生認為，作者用存在主義來加以解釋，只能說明他對于歷史現實的遲鈍。事實上，后來歷史證明加繆正是因為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而與左翼知識分子決裂的。然而，從第三世界的文學特殊的歷史和生存位置出發(fā)，他們才能夠從基礎上動搖這種結構，并且對于這種神秘性和絕望氣氛作出現實主義的解釋。同時，也正是從第三世界的特殊的生存和歷史出發(fā)，才能夠“孕育出新的世界史和世界文學”。

　　實際上，白先生從第三世界主體的生存和立場出發(fā)，并且在對于西方資產階級文學的細讀中已經具體地不知不覺地完成了對于資產階級的“世界文學”概念的解構與批判。與此同時，有力地展開和顯示了第三世界豐富的進步的歷史內涵�！巴�這些人相比，同民眾共呼吸，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tǒng)治，成為我們傳統(tǒng)中最有價值部分的萬海、韓云龍那樣的韓國詩人，即使在極端的痛苦之中，也處在多么幸福的位置啊。他的詩集《君之沉默》即使不能說成像世界文學頂峰那樣了不起，但比起加繆的《局外人》甚至卡夫卡的《城堡》來，先進的側面甚多。”白先生作為一位有世界影響的和對勞倫斯的資本主義批判有崇高評價的勞倫斯專家依然清楚地看到勞倫斯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然而，與此不同，第三世界作家包含著豐富的歷史可能性與進步性。“同多數大眾一道，作為具體的歷史事實，遭受過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和非人性的第三世界作家，豈不是可以不犧牲對自己社會日�，F實的關心，也不犧牲同自己國家民眾的共同意識便可以寫出超越西方文學局限性的作品嗎？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包括西方文學在內的全世界文學的真正先鋒，其原因正在這里�！�

　　白先生指出，如果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以適應的而不是批判的立場對待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和現代化概念，那么，“在這種適應過程的深層，隱藏著后進國容易自告奮勇地被編入先進國的一般性統(tǒng)治體制之中的危險�！彼�認為，第三世界的文學家擔負著沉重的“幸運的擔子”：“它不僅僅是能否成就文學的問題，而且也關系到他們自己的生存問題。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同他們自己，而且同‘先進’帝國的人性的改變也直接相關。在這一點上，也不能不說是幸運的機遇。面對這種歷史機遇，如果將本身的‘先進’作用誤認為是模仿和吸收西方的所謂先鋒藝術，那簡直就是歷史性的失職。它不但是對與西方先鋒藝術毫不相關的自己國家民眾的背叛，也辜負了西方內部希望為碰壁的西歐藝術鑿出新的突破口的期待�！�

　　在今天，九十年代在中國流行著的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或者以“現代性的追問”作為口號，或者以“現代化”作為目的。實際上，他們所要消解和反對的只不過是批判的啟蒙主義和真正的人民民主，它所導致的一個最明顯的結果（當然，這并不完全是“主義”所造成的）就是九十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地喪失掉了批判性，變?yōu)閷τ跉v史的全面認同和屈服。因此，主體的重建在今天已成為一個迫切的任務，所謂主體的重建，也就是知識的重建。我們反對把主體神秘化和絕對化。我們反對先驗的本質主義的主體概念和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觀念，把個人視為可以脫離社會的孤立的和絕對的存在。我們的主體概念是一個經過反思與批判的主體概念。毛澤東說過：“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在今天，我們如何重新確立我們主體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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