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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強:通向和諧社會之路

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一、反思與前瞻

  

  回首資本主義五百年歷史,溯及人類社會由混沌未開到戰(zhàn)爭與文明并行,目睹共產主義思潮的誕生、壯大和失敗,我們深深感到,這一部人類歷史乃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內心世界沖突漸開、矛盾漸劇的歷史。隨著世界歷史逐漸聯為一體,人與人的矛盾從部落走向地方、國家,從國家走向國際,直到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形成越來越深刻的主導其他一切矛盾的矛盾,即世界范圍內的階級矛盾,它既表現為南北矛盾,又表現為西西矛盾,更表現為西方國家和南方國家內部的兩極分化同時急速發(fā)展,表現為日益深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這個過程同時則是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們?yōu)榱藸帄Z人與人矛盾中的有利地位,以役使自然作為自己的手段,并美其名曰“人類征服自然”,而事實上人類是被重大的、無處不在的矛盾深刻地分裂著,因而事實上“征服自然”是征服他人的偽飾。同時還是人內心世界矛盾的加深過程,隨著資本主義赤裸裸地宣稱“私惡即公利”,道德體系徹底崩潰,人越來越被原子化、感官化、即時化,即越來越被動物化,然而人的殘存的理性又使人難以擺脫對命運和人生意義的思考,因此內心沖突于今達至極點,家庭解體、性關系畸變是行為失范的典型寫照。

  在人類歷史上,矛盾從局部走向全局的過程是矛盾在局部積聚、在全局爆發(fā)的過程:從個體與個體的械斗到部落間的爭戰(zhàn),從地方割據到列國戰(zhàn)爭,從民族與民族的世仇,到國家對國家的侵略,從個別國家間的沖突到國家集團間的世界大戰(zhàn)的出現。今天,經濟全球化源自資本集團間的壟斷競爭,區(qū)域化才是全球化的動力和本質。美、日、歐三大資本集團間的經濟競爭始則以關稅等傳統貿易保護主義方式進行,今天則以貨幣貶值的方式進行。這三大集團的競爭因蘇聯的解體而失去共同利益的制約,不但在經濟上越來越激烈,每一個集團都不惜以世界經濟崩潰為代價來獲取競爭優(yōu)勢,而且逐漸走向政治和軍事領域。歐盟從經濟一體化到政治一體化到軍事一體化只是個時間問題,以日本為主的東亞經濟區(qū)在這次肇自東南亞的金融風暴中增強了唇齒相依的共同感,歐亞大陸以歐洲、日本為經濟中心,以俄羅斯為軍事中心的大聯盟正初見端倪。一場新的真正的世界大戰(zhàn)正在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局限在歐亞大陸,而下一次大戰(zhàn)美洲大陸恐怕就在劫難逃了)。

  遺憾的是,以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也在這個世紀末遭受重創(chuàng)。馬克思主義失敗的原因雖然很復雜,其理論自身的局限也不可忽視。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同享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進步論,同把技術成就泛化成歷史進步,同訴求于“物質極大豐富”,同樣缺乏對人和自然關系的深刻認識,同樣不從每一個人都作為價值主體的立場來考察主體與主體的矛盾,同樣不理解人的內心世界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因此,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局部性的,由此而奠基的國際共運對資本主義的改造也就是局部性的。局部性改造遭到總體性抵制的顛覆,這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崩潰的根本原因。

  由此觀之,二十世紀固然目睹了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同時也目睹著資本主義從混亂走向毀滅。現存著不可冀希,替代者又土崩瓦解,于是全世界的精神層面發(fā)生著最徹底、最根本的動蕩和困惑。作為其表象,反傳統、反邏輯、反理性的后現代狀態(tài)(一般稱后現代主義!蹲x書》雜志對此有精彩分析,認為主義一詞本身就是現代的,是體系性的,理念性的,與后現代特征格格不入)掃蕩全球,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唯有聽任世界末日的到來。

  這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前景。然而,絕望中也孕育著真正的希望。從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局部性改造及其失敗的歷史中,我們才有可能更加深刻地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才有可能提出總體上改造資本主義的方案,才有可能尋找和把握改造的時機和方式,瞻望改造的過程,從而重塑理想、信仰和價值體系。

  

  二、和諧社會

  

  我們把這一新的改造理想稱為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是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內心世界三大矛盾的全面和諧的社會。人與自然和諧,一是需要調節(jié)人口的數量,在目前人口過度密集,遠遠超過地球可持續(xù)承載能力的情況下,則要實現人口的負增長,以便在未來使地球人口在合理規(guī)模(這是需要研究的)上的保持零增長;
二是要控制人均消耗物質資源的增長,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改變資源消耗的極不平衡狀況,增加公共資源利用,在未來則構建合理的公共消耗和個體消耗水平和結構。

  人與自然和諧的實現只有在人與人和諧得以實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羅馬俱樂部在保持世界經濟結構的剝削性、掠奪性,保持資源消耗極不平衡格局下的零增長是不可能的。即只有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才有可能避免生態(tài)滅絕的到來。人與人和諧的實現,其實也就是階級對立的消滅。由于階級對立的深刻性,很難設想統治階級會自動放棄剝削壓迫的特權。剝削、反剝削,壓迫、反壓迫,降順、反降順,奴化、反奴化,壓抑、反壓抑的斗爭事實上滲透在每天、每時、每地、每人的每一個事件中,滲透在對每一個事件的解釋中。從被統治者的地位來看,這每一個事件解決和解釋都由暴力作為依據或直接就是暴力的。由于統治階級掌握著優(yōu)勢地位,因此,這每時每刻的階級斗爭都不利于被統治階級。從這個意義上,消滅階級對立的動力必然來是被壓迫階級,而其方式也必然帶有群體性和暴力性。關于這一點,任何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質有清醒認識并希望對之改造的人,對于深受其制度性壓迫的人,都很容易達成共識。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所在。從哲學意義來看,任何革命必然是暴力的,因為革命即質變,而質變不可能平緩進行。但是,這并不排除,在二十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承諾的科技合理性、公平競爭的經濟合理性、議會民主的政治合理性越來越遠離現實,向來依附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知識分子有可能背叛這個制度,從而使資本主義的統治寡頭們眾叛親離,在一場形式上并不暴力的變革中落荒而去,相對順利地實現社會質變。

  當然,這是人與人關系實現根本變革的最理想途徑,F實也許比這來得嚴酷得多。還在依附性階層背叛之前,資本主義的制度內積聚的暴力就會以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形式爆發(fā)出來。我們希望阻止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但從前兩次大戰(zhàn)的情況看,當輿論還受統治寡頭操縱時,反戰(zhàn)力量很難抵御狹隘愛國主義熱情的煽動。萬一這種情況到來,那么和諧社會理想的傳播也許就是為資本主義的死亡籌備喪事,并在戰(zhàn)爭的前、中階段成為并不強大的戰(zhàn)爭減緩劑,在戰(zhàn)后的反思中的實現新的社會重建。資本主義制度依附性力量的反叛也許只有在其所依附的對象徹底毀滅后才會有效進行,即便如此,這種反思對實現和諧社會也是至關重要的。

  人與人關系的根本變革的實現需要人內心世界的根本變革來起動和鞏固。在后現代狀態(tài)統治下,這個世界的絕大多數人都喪失了對社會的理性認識能力,甚至也喪失了認識社會的愿望。這就意味著,和諧社會理想的發(fā)祥和傳播首先只能在一小部分已經或可能實現內心世界變革的人那里進行。人的內心世界也充滿著矛盾,最根本的矛盾是感官滿足與幸福之間的矛盾。獲得感官滿足是任何動物都具有的特征,然而尋求幸福卻只是思考著的人才可能具有的。資本主義的進展使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無與倫比地拉大了,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即時的感官滿足,但卻失落于軟弱無力、缺乏意義感、充滿著困惑和不安,因而必須以更多的感官滿足來消磨時光。這樣的人實際上是不可能有幸福感:對世界的理性認識和贊嘆,對自己的行為與世界關系的清晰認識,既有源自方向感和意義感的激情,又有對重大事變的預見和容納的平靜。這種幸福感以往社會的人多多少少地享有,老子、孔子、釋加牟尼、耶穌等人就具有這類幸福感,而分享這些大思想家成果的普通信徒們也都能體驗到。西諺“美德即幸福”就是對此感受的簡潔概括。從這里,我們看到了從人心深處呼喚價值觀念變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找到了個人與他人的統一。資本主義徹底破壞了這種統一,我們所要做的無非是在對歷史的更深刻的理解上重新發(fā)現這種統一。

  有了對人生幸福和意義的追求,才有可能徹底擺脫以消耗越來越多的資源來尋求越來越難得的感官滿足的惡性循環(huán),也才有可能避免社會變革后的執(zhí)政集團的變質,因而才有可能使和諧社會成為穩(wěn)定的、具有抗干擾能力的社會。資本主義是有抗干擾能力的,這表現在資本主義不但有可能經歷世界大戰(zhàn)的摧毀而重生,即使一時成了社會主義,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社會里人的私欲的復蘇和膨脹顛覆其制度。如果說感官私欲是資本主義制度抗干擾能力的源泉,那么對人生幸福和意義的追求將是和諧社會穩(wěn)定的磐石。

  

  三、中國怎么辦?

  

  二十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使世界上唯一一個有可能最早通向和諧社會的國度淪變?yōu)槿遮厸]落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小伙計,這恐怕是未來世界歷史會記錄的最重大的人類理性和良心的挫折。其所以能實現這種轉變,要害仍在于為自私自利正名,向感官滿足的文化屈服,以經濟人為核心來逐漸改革經濟體制。

  于是中國逐漸與世界接軌了,成為世界經濟海洋里遨游著的幾百條大食肉鯨魚的美味佳肴?萍季⒓娂姙榭鐕拘冢逃ū幻绹艘缘土莫剬W金摘走,民族工業(yè)紛紛敗下陣來,只有一大批生產服裝、玩具的合資企業(yè)發(fā)揮了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成為世界經濟結構中的外圍地帶。然而,這種靠低廉價格贏得的優(yōu)勢正在受到日益嚴重的日元和東南亞貨幣貶值的威脅,遲早會被卷入到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浪潮中。

  與此同時,則是國內的權勢集團以賣祖宗財、斷子孫路的方式,對人民粗暴地、大規(guī)模地、系統化地進行掠奪,使國內急劇兩極分化,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普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政權的性質由此也從工農聯盟為基礎轉變到以資產階級為基礎。與此同時,則是工人和農民的主人翁權力遭到剝奪。工人的各種福利措施被取消,鐵飯碗被打破,大批工人失業(yè),工資水平重新定位在養(yǎng)家糊口的標準;
農民則失去了集體經濟的依托,被拋向“多收了三五斗”的市場,鄉(xiāng)村兩級政權被善于以權換錢的人、先富起來的人、家族勢力乃至流氓團伙把持,苦不堪言。

  更為糟糕的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共產黨的名義、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進行的。搞了資本主義,臭了社會主義,使人完全喪失了辨別方向的能力。資本主義的價值準則還把一切是非觀念完全顛倒過來了,人們爭先恐后地出售良心和道德,殺熟(指坑害親戚或朋友)成為發(fā)財致富的捷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蕩然無存。這種風氣極大地腐蝕了年輕人,自我中心,玩世不恭,追求感官,淺薄無知,后現代心態(tài)比西方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切都使中國今后面臨全面危機時所能動員的民族自救力量嚴重缺失。

  這二十年還是人與自然關系在中國急劇惡化的時期。今年的長江洪水為此作了極好的注解。這也是人與人關系惡化導致人與自然關系惡化的典型案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顧一切地煽動發(fā)財致富是亂砍濫伐森林的罪魁禍首;
村級集體經濟消解是長江各支流中小水庫長年失修和毀壞的主要原因;
而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則是長江干堤失修或修而不固的關鍵所在。

  可以初步判斷,時至今日,政府的權力資源已經基本消耗殆盡,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大動蕩正在醞釀之中。這一場大動蕩和世界經濟的大蕭條相重合,其烈度將是空前的。這場動蕩有可能使中國右翼勢力猖獗,把中國煽動成為積極向外發(fā)泄,充當美國在亞洲的橋頭堡,帶頭沖進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場;
也可能使中國左翼勢力覺醒,重新反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使中國不僅擺脫罪惡的世界大戰(zhàn),而且擺脫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成為帶領人類走向和諧社會的先行者。

  

  四、我們的議事日程

  

  中國是有這種潛力的國家,也許甚至是唯一的國家。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欠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負債盡管越來越多,盡管俄羅斯所展示的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前景越來越清晰,盡管東亞乃至全球經濟危機的輪廓越來越明朗,但仍然有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和政界人士癡迷地抱有堅定的資本主義信念。這種信念勢必在未來若干年里繼續(xù)遭到沉重打擊,促使越來越多的人清醒過來。右翼知識分子之所以如此鐘情于資本主義,固然與他們的立場、傾向關系密切,與他們的錢包關系密切,但其為知識分子,也有自身的理論迷誤之處,一旦這些迷誤被未來一一挑破,并不排除右翼的分化。事實上,這種分化已經出現。近年來主流改革派中游離出來一些“公平改革派”,開始對改革進行有限度的反思。

  未來中國的希望將與右翼的進一步分化聯系在一起。事實上,知識分子掌握著輿論的主導權,而這在當代政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v觀世界各國,階級矛盾比中國更深重的國家比比皆是,但并未能使社會矛盾向著有利于下層階級的方向解決。伊斯蘭世界在與龐然大物的西方世界相對抗中發(fā)展出了城市游擊戰(zhàn)——即所謂恐怖主義,但并沒能觸動西方世界的筋骨,而且在使世界輿情前孤立了自己。這都提醒我們時代確實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傳統的武裝斗爭如果不與強大的理論攻勢相結合,很可能只是徒勞的抗爭。

  因此,我們的議事日程中首要的是形成理論陣線上左翼大聯合,并加速使對右翼不利的客觀形勢轉化為分化右翼的理論攻勢。

  右翼固守的防線是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是十惡不赦的魔鬼。但是,這道防線是感情型的,因而是不牢固的。文化大革命無非是一場內戰(zhàn),它再壞能壞得過滅絕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能壞得過滅絕性的生態(tài)災難?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是要從根本上消除戰(zhàn)爭,消除人與自然、人內心的戰(zhàn)爭狀態(tài)。無論外戰(zhàn),還是內戰(zhàn),都是歷史進程的組成,都是有來朧去脈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必須去理解的。右翼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罷了,他們還阻止別人去理解,把文革說成是全國性精神病發(fā)作。其實這樣說的人本身就是沉浸在對自身往事的追憶中難以自撥,才是真正病態(tài)的。值得贏得起碼尊重的右翼知識分子應該承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二十年后中國的確復辟了資本主義。至于這件事好不好則是價值判斷,左右翼自然不同。我們的問題非常簡單,如果中國共產黨內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轉變是可以想象的嗎?這道感情型的防線是必須破除的,也是必然會被破除的。因為歷史總歸要有一個較為清晰完整的解釋。

  中國有尊重歷史的傳統,中國也有理解歷史的傳統,中國還有著神奇的辯證法和矛盾論傳統,中國應當也可以在世界性災難到來的時候為世界開辟一條嶄新的道路。這既是我們緊迫的使命,也是我們長遠的目標。

  

  199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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