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zhàn)爭前，我做鄉(xiāng)村運動曾有較大發(fā)展，此種發(fā)展有客觀原因。在中國銀行民國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當時國內社會經濟有了大變化，既不出也不久入。原來中國出口靠農村（農產品），進口也是為農村（農村需要的煤油等），這時銀行業(yè)首先感覺到這種不出不入的現(xiàn)象。這正是鄉(xiāng)村運動在國內開展普遍的一個原因——農村破產。正為農村破產，才有救濟農村呼聲，南京政府亦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在這里我想說一下我從事鄉(xiāng)村運動的由來。

　　我們開頭并不是在農村破產刺激之下從事這一運動的。我本生長于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兩代也如此。為什么一個在都市生長的人想去搞鄉(xiāng)村運動？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響，灌輸了愛國思想，我于是很早就熱心國事，從而熱心憲政。我認為皇帝專制為中國腐敗的根源，救國必須從政治入手，憲政首先出現(xiàn)于英國，應以英國為藍本，實行憲政。清末大家都要求憲政，清廷因此有憲政十九條的宣布。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宣布了臨時約法，這也是模仿英國憲政。后來袁世凱又背叛民國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會民眾沒有實行憲政的要求。如果公眾沒有參與國政，爭取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的要求，憲政只在上層說來說去，是無用的。在這個問題的推動下，我想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從基層的農村入手，于是我拋棄都市生活，到鄉(xiāng)?村去。?

　　最初想在廣東試辦，因為與我相識的李濟深當時在廣東當政，民國十六年我在廣東發(fā)起創(chuàng)辦鄉(xiāng)治講習所，并且作了“鄉(xiāng)治十講”的講話，講述鄉(xiāng)治的道理、辦法等，可惜講習所未辦成，此講稿也已不存。后來政局變化，李濟深為蔣介石扣留，我于是回到北方。剛好我回到北方遇見朋友王朝俊（鴻一）、梁仲華等人。王是山東人，當時為山東省議會副議長。馮玉祥、閻錫山二人對王很禮遇，因此王是馮、閻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熱心鄉(xiāng)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與朋友在河南輝縣辦河南村治學院。《村治月刊》在經濟上得到閻的資助，村治學院則得到馮的同意。村治學院院長為彭禹廷、梁仲華，我為教務長，村治學院的旨趣書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后不超過一年，因為民國十九年蔣閻馮中原大戰(zhàn)，學院被迫倉促結束。當時名義上河南省主席是韓復榘，實際上他并不能主持省政。韓原是馮的部下。中原大戰(zhàn)結束后，蔣拉韓，委以山東省主席的職位，韓于是脫離了馮。在學院結束后，副院長梁仲華去山東向韓報告，韓即表示河南辦不成，請都來山東好了，于是學院的全班人馬去山東，考慮如何做法。當時社會各界都高談“建設”，我們在此影響下就提出“鄉(xiāng)村建設”，創(chuàng)辦山東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院址選在距濟南不太遠，又靠近膠濟路的鄒平縣，劃縣為實驗區(qū)。院以下除實驗區(qū)，另外兩個部分是訓練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務是訓練做鄉(xiāng)村工作的干部，后者做鄉(xiāng)村建設的研究工作、策劃工作。梁仲華任院長，我為研究部?主任。?

　　進行鄉(xiāng)村建設工作，我頭腦中所設想的有兩個要點，因為從我的眼光看，中國有兩大缺欠。中國農民的散漫幾乎到了自生自滅的程度。農民不關心國家，國家也不管農民。農民散漫，缺乏團體組織，這是一個缺陷。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學技術。我所想的憲政的新中國，必須從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須從團體自治入手，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實現(xiàn)。我夢想的團體自治是合作社；
這種合作社主要是生產合作，也包括消費合作、信用合作。西洋進步從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發(fā)展貿易，而犧牲農村發(fā)展起來的。我們不能走這個路子．總之，中國缺乏“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八個字。將這兩方面補進來，中國即發(fā)達進步，成為很好的國家。這個好，要勝過西洋，因為其富強是建立在廣大農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將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引進于鄉(xiāng)村：團體組織引進一分，即可引進一分科學技術，同樣科學技術引進一分，又可推動團體組織一分。為此，我們在鄒平成立了農村金融流通處，并兼理縣金庫，流通處不貸款給個體農民，只貸給農民組成的合作社，以推動合作社的發(fā)展，促進農民組織，又促進了科學技術。例如鄒平孫家鎮(zhèn)為棉花集散地，農民將生產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運給青島紗廠。我們即做棉種改良工作，推廣紗廠需要的長絨棉（美棉），紗廠高價收購，農民歡迎。我們還計劃在當?shù)刈赞k紗廠，這樣可以農工結合，增加農村財富，后因七七事變，未及實現(xiàn)。

　　搞鄉(xiāng)村運動，我本從主觀認識出發(fā)，而在農村破產的客觀形勢推動下，運動有了較大較廣泛的發(fā)展，于是我們連續(xù)三年舉行全國鄉(xiāng)村工作討論會，第一次在山東鄒平，隨后兩次先后在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這三次會議的記錄由章元善、許仕廉編輯，以《鄉(xiāng)村建設實驗》為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附以出家精神做鄉(xiāng)村工作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
他看到眾生均循環(huán)沉淪于生死之中，很可憐的，所以超脫生死，解決生死，遂拋棄一切，不顧一切�，F(xiàn)在我來做鄉(xiāng)村運動，在現(xiàn)在的世界，在現(xiàn)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fā)；
離開了朋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里去般的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地占據(jù)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shù)人仍占在他的心內。在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
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做鄉(xiāng)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這樣激動，這樣決心，自動發(fā)愿出家；
如果那樣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雖出了家，不過隨隨便便念念經，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樣的無聊。這樣的生活是無味的生活。如果鄉(xiāng)村運動者不是自動出家，在內心并沒起了激動，仍系鬼混度日，這是最冤枉最無味的生活。如果我們真是發(fā)愿而來，我們應當真的像和尚一樣感到孤獨，常常念著眾生，常常念著一件事，常常像要解決一個很急切的問題似的。（我在廿歲時曾經想出家，后來沒有；
可是到現(xiàn)在還常常覺著出家的味道。）一個人很容易一陣明白，一陣糊涂；
明白時很容易明了他的責任，糊涂時便恍惚忘記了。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問出一個很真切的心來。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
如果真想干，那么應該很深沉的內決于心，雖有時糊涂恍惚，也可覺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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