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泉：自由即是民主——兼談王思睿的《中國——經(jīng)濟增長與政治改革》
發(fā)布時間:2020-05-28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哪里沒有財產(chǎn)，哪里就沒有正義
——洛克
任何人唯有不再期待革命、經(jīng)濟計劃與改革能造成奇跡式的改變時，他才不至于委身于任何不公正、或任何學理皆無法自圓其說的事物上，他不會把靈魂、熱情、心智投注于抽象的人之觀念，或?qū)唷⒈┡暗恼h與蒙昧、虛幻的學院繁瑣之論，正因為他熱愛其同胞，參與生機盎然的生活共同體，而且尊重真理。
——Raymond Aron：《知識分子的鴉片》
一、自由卻不民主？
也許很多人都聽說過一種人云亦云的偏見，那就是說香港是個自由卻不民主的地方。
其實，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為主�；旧希尭髦趁竦爻闪⒆h會自治，各殖民地擁有各自的憲法并有自主的稅收權利。只有當英國本身遭遇戰(zhàn)事，英國才會透過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國國會，以決議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繳交特別稅捐來支應戰(zhàn)費。英國對前殖民地香港連這種戰(zhàn)費要求都沒有，所以中國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稅。（楊小凱：《為什么工業(yè)革命在英國而不在西班牙發(fā)生？》）
暫且假設我們很多人都對人類的近現(xiàn)代歷史缺乏了解，不知殖民地意味著什么，但是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誠實，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在那個所謂自由卻不民主的香港，卻是英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的產(chǎn)物，所以，無論怎么說，它都與民主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相對于它們的宗主國中國來說，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就像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沒有深圳一樣，如果沒有英國，就沒有現(xiàn)在這個并非地理意義上的香港——人們心目中的東方之珠。
如果我們再撇開學理的紛爭，從現(xiàn)實生活的意義上來看，哪怕事實上確如那種偏面之見所說，香港是個自由卻不民主的地方，對既無自由更無民主的人們來說，它還是一個天堂一樣的地方，所以才有“內(nèi)地孕婦香港生產(chǎn)地下服務火爆”。不少家境富裕的大陸人不惜花費重金到香港生子，她們不僅是用腳投票那么簡單，這些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出生地的父母們并不一定知道“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國”的說法，但是，他們卻實實在在地把香港身份證看成是送給孩子最寶貴的財富。他們把對孩子的愛以及對未來的期望都托付給了那個只是一個特區(qū)的地方。
我無法代表別人的感受，就我這個自覺于海內(nèi)華人身份的個人來說，我早已為自己是一個（中國）大陸“國民”而感到羞恥。用不著問為什么？也用不著找什么理由，憑心而論，同樣作為一個中國人，與港澳臺同胞相比，除了“天生”（中共黨官）就是“三個代表”的既得利益者，現(xiàn)在還有幾個人會以自己是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為榮呢？有時候我忍不住會想，如果人是一只鳥，可以自由地飛，恐怕在“除了繁榮還是繁榮，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大陸早就沒幾只好鳥了。
二、“反政治的政治”
作為一個人，一個華人，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就像“中國”主要是作為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天下”，而非地理意義上的國家那樣，歷史上的華夷之別從來都是文化意義上的，而非種族意義上的，因此，在此我們不妨從精神文化意義上來看待我們這個種族的歷史以及生活。為此，我不惜像歷史學家蔣廷黻那樣來批評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士大夫，因為“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梅納德·凱恩斯）
我說過，我關于讀書人與農(nóng)民的看法是：讀書人的悲劇完全與農(nóng)民無關，而農(nóng)民的悲劇卻主要是由于讀書人所致（造成）。我已經(jīng)堅信“人類關系中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精神危機，這主要與普通公民的人生觀有關，而與各個政黨的活動沒多大關系。”（哈耶克）
中國的危機以及悲劇與種族無關，甚至于與各個政黨的活動都沒有多大關系，它們主要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關。作為這個知識大傳統(tǒng)中的一員，我在王思睿（陳子明）先生洋洋近三萬言的《中國——經(jīng)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明白地看到了這樣一種精神危機。那就是對“反政治的政治”無知。
他們認為，“經(jīng)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發(fā)展目標，彼此之間并不存在決定性關系�！边@樣的認識明顯有違那個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知識大傳統(tǒng)的常識。黃仁宇先生曾經(jīng)指出，對西方國家為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知識大傳統(tǒng)的了解，是了解中國近現(xiàn)代化歷史的關鍵：我的經(jīng)驗：一個學人如對上述綱要或類似的了解充份掌握，對中國近代史之展開，必多積極性的看法。（黃仁宇）
事實確如王思睿先生所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問題的關鍵只是在于“民主是一種什么生活的方式，是一種什么制度演化的進程”？
在此，我們不妨回到薩托利花費十年心血的《民主新論》意在恢復的“主流民主學說”——“我所提出的看法，無法自矜原創(chuàng)。（書里）主要的觀念都屬于我們的大傳統(tǒng)，為大家所熟稔。”（羅爾斯）——回到那個我們不妨假設為大家所熟稔的大傳統(tǒng)。
如果說哪里沒有財產(chǎn)，哪里就沒有正義，換句話來說也是一樣的，即哪里沒有財產(chǎn)，哪里就沒有民主。因為沒有“經(jīng)濟事務中的自由”，“就絕不會存在已往的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彼裕讼壬辉僦赋�，“沒有‘經(jīng)濟自由’，就‘不值得擁有’已經(jīng)獲得的政治自由�！币驗椋皩ω敻簧a(chǎn)的控制，就是對人類生活本身的控制。”（希萊爾·貝洛克）因此，“言民主而不言法治，言法治而不言人權，民主與法治都是虛假的。21世紀中國……的發(fā)展，將取決于我國平等權（要消除我國目前的人權主體二元結構）、財產(chǎn)權（應將財產(chǎn)權上升為基本權、憲法權）、自由權（政治自由與人身自由范圍的擴大）、生存權（以此構建政府具有強制責任的社會保障制度）、發(fā)展權（重構成鄉(xiāng)、貧富、強弱群體間的聯(lián)帶關系）這五大權利群的整體進步與發(fā)展。人權進則法治興，人權滯則法治衰，百世不移。法治的真諦在人權，上世人權史已對此作出解釋，本世又豈可移？”（徐顯明）
可惜作為來自另外一個知識大傳統(tǒng)的華人，絕大多數(shù)人很難從民族社會核心價值或民族國家憲法權的意義上去理解“財產(chǎn)”以及“經(jīng)濟自由”這些“世俗性”的東西。所以我們暫且從經(jīng)濟與政治這樣的互動關系出發(fā)，我們先不妨假設“經(jīng)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發(fā)展目標，彼此之間并不存在決定性關系”，因為這個命題并沒有公然否認經(jīng)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有一定的關系。
在法學界之外的華人學者中，肯定經(jīng)濟自由對政治民主是一種正效應的還是大有人在的，所以這些學者認為，臺灣從一個封閉的社會轉(zhuǎn)到開放，是因為經(jīng)濟發(fā)展，從管制的經(jīng)濟到開放自由的經(jīng)濟，這個轉(zhuǎn)折點是一切轉(zhuǎn)折點的開始。（許倬云：《做學術界的世界公民》，《南風窗》）就當前中國，我提出“經(jīng)濟發(fā)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這四個相互聯(lián)系的方面。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有一個前后的次序和比例的輕重，處理好這個次序和輕重，并隨時間和情況而做出不斷的調(diào)整，便可能適當減輕痛苦，使無可避免的悲劇降到較低水平。所有這些，正是我的實用理性和歷史本性論哲學的推演。（李澤厚：《課虛無以責有》）
“我堅持自由經(jīng)濟的觀點。我認為美中貿(mào)易的拓展，必然會給中國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開放的經(jīng)濟與自由的體制是相關的。”（小布什總統(tǒng)）如果這種正面的看法能夠進一步，即肯定“首先在于經(jīng)濟自由，其次為公民權利，再以后才輪到自由選舉”的話，那么，“都屬于我們的大傳統(tǒng)”的“公民社會是民主制度的基礎”（而非相反）這樣的觀念就不再是難以理解的了：
歷史已經(jīng)表明，自由市場是民主社會的根基，因為，自由市場對于自由選擇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因為秩序是相互依賴的(瓦爾特·奧伊根)，因而，它們構成了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德]胡貝爾圖斯·米勒-格勒林）
經(jīng)濟自由對政治民主這樣一種正效應是否只是一種相對性的命題而非一種肯定性的關系呢？王先生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他們才得出一個似是而非的結論，即認為經(jīng)濟發(fā)展非但不一定能導致民主制度的產(chǎn)生，而且還會有助專制制度延長其壽命。從產(chǎn)權與民主的演進關系上看，來自于華夏文明大傳統(tǒng)的我們幾乎不知道，民主制并不是民主理論的產(chǎn)物，而是一種“制度性的妥協(xié)”，以唐奈爾等人的話來說，“政治民主是僵局和歧見的產(chǎn)物，而不是和諧與共識的產(chǎn)物�！保ㄌ瀑t興）
在此，我們不妨簡略的觀察一下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并回答“民主是一種什么生活的方式，是一種什么制度演化的進程”？如果缺乏對這個基本問題的常識性了解，那么，經(jīng)濟自由對政治民主是一種正效應這樣一種共識就不會是肯定性的共識。
對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大傳統(tǒng)來說，經(jīng)濟自由對政治民主是一種正效應這樣一種觀念是肯定性的共識，或者說是“屬于我們的大傳統(tǒng)，為大家所熟稔”的常識：經(jīng)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們在沒有高壓統(tǒng)治和中央指揮的情況下能夠相互合作，那么這可以縮小運用政治權力的范圍。此外，自由市場通過分散權力，可以防止政治權力的任何集中。把經(jīng)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同一個人手里，肯定會給人民帶來暴政。（《自由選擇》，[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斯•弗里德曼著）
因此，從產(chǎn)權與民主的演進關系上看，為華人學者所觀察到的“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fā)展，有賴于尊重私人財產(chǎn)之絕對性，并認為此絕對性高于皇權，甚至高于傳統(tǒng)之道德觀念。其司法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絕對性。”（黃仁宇：《從〈三言〉看晚明商人》，《放寬歷史的視界》，第1頁，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
這樣的觀念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經(jīng)濟自由對政治民主是一種正效應的那種肯定性共識，而是落實到了經(jīng)濟自由對政治民主起決定性作用的絕對性肯定了。因此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在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那個大傳統(tǒng)看來，“民主主要是一種經(jīng)濟生活的方式，是一種私人財產(chǎn)制度演化的進程”。
三、“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會死去”
王先生關注“妨礙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非經(jīng)濟因素”，可惜他們卻對基本的法學共識缺乏必要的理解，即“法治的真諦是人權，人權加法治等于民主。”（徐顯明）
他們認為“窮人關心經(jīng)濟利益，在經(jīng)濟利益與民主之間，必定選擇經(jīng)濟利益”只是一種詭辯，而不是一種事實。他引用森的反駁認為：“把經(jīng)濟發(fā)展與民主對立起來是錯的，兩種價值可以并存。”這種對經(jīng)濟自由的正效應肯定我們認為是對的，其錯誤只是在于，經(jīng)濟發(fā)展與民主政治并不是兩種可以并存的價值，而是一種演進關系。它們之間有并存價值，但不是一種并立關系，從次序上來說，經(jīng)濟自由對政治民主具有優(yōu)先性和決定性；
從價值上來看，經(jīng)濟自由是目的，政治民主則是這種目的的工具性手段�！拔覀冞@一代人可能確實對民主談論、思考的太多了，而對民主所要維護的價值本身，卻談論、思考得太少了。從根本上說，民主是手段，是維護國內(nèi)穩(wěn)定和個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保ā豆藗鳌�，第143頁）
如果我們認可森把實質(zhì)自由定義為“個人擁有的按其價值標準去生活的機會或能力”。那么可以具體地說，不論是自由還是民主，它們的實質(zhì)乃是自主。自主首先只能是個人性的，個體的自主，自由而不能自主，那么自由除了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詞藻之外，還能是什么呢？在我們的傳統(tǒng)觀念中，民主是下層社會的福利，而非全體國民的權利，我們忘記了官吏來自民間，上層源于下層。在一個民族社會共同體內(nèi)，有一種超越于社會階層的身份，那就是公民身份。民主只能是公民（全民）意義上的民主，在公民面前，沒有誰是貴人。因此，民主是全體國民的福祉，民并非抽象的存在，他們是而且必須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具體可感的個體——個人。那么，民主，民主，除了個人的自主，還能是什么呢？
個人的自主當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有具體內(nèi)涵的，正因為有這樣的具體內(nèi)涵，生活、人生本身才是具體的，在認可個人自主的民族社會里，擬人化的“生活意義”和“人生價值”是不存在的，就像擬人化的“社會正義”并不存在那樣。
正因為哈耶克先生把“生命沒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作為他留給人類社會的最終的道德箴言，所以才有他終生致力于其社會秩序研究的“最終結論”：我們應當學到了足夠多的東西，以避免用扼殺個人互動的自生自發(fā)秩序(置其于權威當局指導之下的方法)的方式去摧毀我們的文明。但是，要避免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否棄這樣一種幻想，即我們能夠經(jīng)由刻意的思考而“創(chuàng)造人類的未來”……。這是我……現(xiàn)在給我就這些問題的四十年的研究所下的最終結論。（哈耶克）
我們的文化沒有個人即目的那種個體自主，華夏文明既不了解，也不認可“生命沒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的道德箴言，相反，我們的文化本質(zhì)主義追求的反而是那種與現(xiàn)代人類文明相反的東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認為或相信我們能夠經(jīng)由刻意的思考而“創(chuàng)造人類的未來”。我們不愿面對，因此也無法理解“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會死去”這樣的事實和現(xiàn)實。我們追求那種虛幻的擬人化的“生活意義”和“人生價值”。我們徹底地忘卻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樣的道理，用現(xiàn)代漢語來說，我們已經(jīng)徹底地忘卻了“文化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初衷以及目的。因此可怕地顛倒了是非與黑白。我們不知道與“歷史沒有意義”一樣，“生活沒有意義”、“人生沒有價值”，“生活”、“意義”以及“人生”、“價值”都是因其主體——個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沒有自主的個人，哈耶克先生的“最終結論”也就變成了與人完全無關的東西了。
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出來如花，又被割下；
飛去如影，不能存留。……
樹若被砍下，還可指望發(fā)芽，嫩枝生長不息，……但人死亡而消滅，他氣絕，竟在何處呢？
山崩變?yōu)闊o有，磐石挪開原處。水流消磨石頭，所流溢的，洗去地上的塵土；
你也照樣滅絕人的指望。你攻擊人常常得勝，使他去世；
你改變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兒子得尊榮，他也不知道；
降為卑，他也不覺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圣經(jīng)-約伯記-十四）
對世界來說，單個的人實在算不了什么，可是對個人來說，自己就等于全世界，如果沒有個人（生命），世界與你何關？對每個人來說，最現(xiàn)實和最偉大的事就是生存，而生存意味著什么呢？用現(xiàn)代人的話來說就一個字：錢！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是確立近代財產(chǎn)權概念的關鍵人物，他指出，財產(chǎn)權不屬于禮法，而屬于自然。言下之意是，財產(chǎn)權先于社會，而不是社會建立后人們彼此協(xié)商的結果。即便世上只有一個人，財產(chǎn)權于他也是存在的，因此，財產(chǎn)權只能源于人這一概念本身。
黑格爾把近代人的基本活動形態(tài)總結為：人（所有者）——勞動——產(chǎn)品（所有權）。他說：“人唯有在所有權中才是作為理性而存在的�！惫伯a(chǎn)主義者一直說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或萬惡之首，在已經(jīng)認識到什么沒有都可以，但萬萬不可沒有錢的中國大陸，肯定私有制是萬善之源或萬善之首，而“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或萬惡之首，這不僅是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現(xiàn)實生活的正視，也是為了讓人們的世俗生活回到最真實的根基。如果沒有這樣的認識，那么，文藝復興所推崇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也就只是反動言論了。有個人自主的世俗生活，才有神圣的社會，這樣的哲理看來并不是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所能理解的。
我們知道，王先生乃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可是他與共產(chǎn)黨一樣來源于與現(xiàn)代文明相反的知識大傳統(tǒng)，所以，我認為共產(chǎn)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都是共產(chǎn)黨員”，那些自以為是反對它們的人事實上乃是他們的同謀與幫兇而不自知。
四、為美好的今天而活
“我是從波蘭民主傳統(tǒng)中成長起來的�！瓕ξ襾碚f，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況和人的權利。”（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會》，第244~245頁）既然民主主要是一種個人自主的生活，而民主政治則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我們應該明白，“自由卻不民主”無非是一種偏面之見，是對民主的偏狹理解。正因為民主主要是一種個人自主的生活，所以“反政治的政治”才有其可能和價值，“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會死去”，我們沒有必要舍近求遠去追求所謂的民主事業(yè)。民主并不是事業(yè)，人類社會的制度性建設與改進都是“社會零碎工程學”施工的結果。（卡•波普爾）——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買賣得利�！逼鋵嵜魈烊绾�，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么呢？你們原來是一片云霧，出現(xiàn)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愿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現(xiàn)今你們竟以張狂夸口，凡這樣夸口都是惡的。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圣經(jīng)-雅各書-四）
對顛倒了是非與黑白的主流思想傳統(tǒng)來說，全能主義（國家）以及全能政治乃是它們題中應有之義。那么全能主義社會的解救之道在哪呢？他們那些“異議者”認為須依靠公眾自己而非極權者。具體路徑有二，哈維爾強調(diào)在道德領域的作為，“在真實中生活，生活在真實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即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從小處著手。”米奇尼奇則強調(diào)自我擔當，在社會領域方面采用“as if”做法，如同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一個自由社會那樣去做，在一個非公民社會中首先做一個好公民�！癮s if ”就是行動本身，并打開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安皇菫榱嗣篮玫拿魈�，而是為了美好的今天�！保ㄒ跃W(wǎng)絡）
作為一個生于60年代并自覺從終點上路的海內(nèi)華人，鄉(xiāng)土中國的人生經(jīng)歷對我有決定性的影響，在對社會主義“我不相信”之后，隨之而來的是“我要生活”！對一個一日三餐都成問題的人來說，在吃飯穿衣之外，什么都是次要的。在鄉(xiāng)村，我從現(xiàn)實中學到了最好的常識。面對致力于刻意的思考而“創(chuàng)造人類的未來”的那種文化，我們必須要明白，“對人類的平靜生活抱以仇恨的態(tài)度，厭惡市民社會的安定和諧，把崇尚人類普遍之愛的思想看作庸俗哲學，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常規(guī)行為，——必須認識到：這種破壞主義是人類文明的敵人！”泥土讓我擁有最好的生活免疫力，我不僅因此洞悉了那些對生活進行隔離與遺忘的伎倆，也學習對生命本身的尊敬以及對生活的謙遜，并努力踐行“生命沒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的道德箴言。
古人已經(jīng)說過“吃飯穿衣即是天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解決之道可以依循一個明確的大方向：強化財產(chǎn)權。就政府和法律而言，道德訓示的功用通常不及財產(chǎn)權，因為前者無法在競爭時提供精確的測量。……我要呼吁中國人，財產(chǎn)權的強化是在他們意識形態(tài)的可容忍范圍內(nèi)。（黃仁宇：《黃河青山》）肯定人的自主性以及目的性，從而肯定人的具體性以及生活的當下價值；
肯定蕓蕓眾生本身，以及自主的自由價值，才會使個人的現(xiàn)實生活變成為一種可能。簡而言之，堅信自由即是民主，才能徹底結束幾千年來華夏社會那種“生活在別處”的悲劇。
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知道，哈唯爾所謂的“反政治的政治”，只不過是“在真實中生活”、“活在真實中”，具體一些說就是米奇尼克所鐘情的“建設你們自己，而不要焚毀委員會”，并且在“在共識之內(nèi)信任每一個人”。對一個只是希望“采集漿果，腌漬好，然后吃掉它們”的人來說，下面所說的一切應該理所當然的，那就是：“開始去做那些你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開始做你心中的理想社會中的人。你相信言論自由，那就自由地說吧，你熱愛真相，那就說出真相；
你相信開放社會，那就開放地去做吧；
你相信一個體面而富有人性的社會，那就體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動吧�！保灼婺峥耍�
2006-2-26/7-4（初稿）2006/7/8（修訂）
參考資料：
王思睿：
中國——經(jīng)濟增長與政治改革
何清漣：爭取私權利的維權活動與要求公權力的民主化運動
劉曙光：民眾為什么不參與？——從民眾的視角看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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