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權威化動力

　　1、劉軍寧與胡鞍鋼

　　那天我們去吃飯，軍寧當司機。車上的乘客，除了我們幾個人外，還有幾捆書。那些書是軍寧從政治學研究所他的辦公室里拿回來的，他從那天起，不再是那個所的研究人員了。我一直以為這是軍寧自己的選擇。去年（1999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請他做訪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不批準。我已經說過，中國社會是個“批準社會”，你要想逃避“批準”，只有一個選擇：放棄體制內的職位。這在1978年前，意味著死路一條；
在今天，對有獨立生存能力的人來說，則意味著獲得自由。所以，那天我們還向軍寧表示祝賀，他主張自由主義，現(xiàn)在獲得自由，真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樣，他就可以到哈佛做訪問研究了。他還開玩笑說，到美國后要和我合租一套公寓。

　　今天我上多維新聞網，看到一則報道，說大陸在開展“新反右運動”，有四位自由派知識分子受到官方處理，有的被撤職，有的被開除，全都被禁止在官方控制的出版社出書或報刊上發(fā)表文章。他們是李慎之、茅于軾、樊綱、劉軍寧，是當前中國大陸老中青三代才子。這時我才知道，軍寧是被開除出官方政治學研究所的，當然，這個消息還要核實。已經核實的是，官方的光明日報已經展開對劉軍寧不指名的批判。

　　于是，我想起另一個人，另一個學者，在國內名聲也大，他叫胡鞍鋼。他被認為是所謂“新左派”在國內的一個代表，其實他長期從事中國國情與國力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官方給他與劉軍寧的待遇形成對照：

　　一是出國：劉軍寧是別人邀請，別人給錢，讓他做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官方不許他去；
胡鞍鋼于1991年被官方派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做博士后研究，錢是中國科學院資助的。

　　二是發(fā)表作品：劉軍寧的文章不僅中共中央一級報刊不予采用，就是被稱為“天高皇帝遠”的沿海省份發(fā)行的周末性報紙《南方周末》，在發(fā)表他的作品時，也膽戰(zhàn)心驚，該報原主編本打算給他開個專欄，專欄沒開成，主編下臺了，當然不能說這兩件事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
而胡鞍鋼的文章就象是中國道路上的警車，所到之處，只會遇到綠燈。他于1994年發(fā)表于《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驚呼：“我國的中央財政陷入了‘弱中央’的境地”，呼吁“今后必須通過逐步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辦法來發(fā)揮中央政府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主導作用。”

　　三是“中央的主導作用”：劉軍寧，我們已經知道，被中央發(fā)揮主導作用開除出了研究所；
而胡鞍鋼請和他一起寫作《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的合作者王紹光博士回國在京作報告時，中央的主導作用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fā)揮：財政部以及中央有關部門領導接見了他們，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社、《中國青年報》、《China Daily》、《文匯報》、《中華工商時報》都報道了報告的內容，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xié)調閱了報告全文[ii]，聽起來，風光無限。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官方給人的待遇上的差別，那就略有不妥了，官方只是給不同的主張以不同的待遇，它從來都是“只認觀點不認人”，它對劉軍寧的不悅和對胡鞍鋼的喜愛，反映出當局對他們倆各自研究、堅持和傳播的不同觀點以及觀點背后的理念，有不同的偏好。

　　2、資源動員偏好

　　事實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大陸執(zhí)政后，都不喜歡自由這個詞，當然，就自由的現(xiàn)狀而論，一個曾經是自由多少的問題，另一個曾經是自由有無的問題。即使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既聽說過“權力下放”，也聽說過“反自由化”；
1949年以后，中央就喜歡以各種手段“汲取”（胡鞍鋼和王紹光用語）財政，對城市不用說了，把所有的財產都拿在自己手里，想怎么“汲取”就怎么“汲取”；
對農村，則發(fā)明了工農產品“剪刀差”，用低價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把農民的剩余產品、有時是必要產品統(tǒng)統(tǒng)剪走；
除此之外還有一把剪刀，一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剪刀，把統(tǒng)購統(tǒng)銷之外“自留地”里的“資本主義尾巴”剪干凈。

　　并非只有執(zhí)政的共產黨才喜歡“汲取”財政。不久前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一部收視率很高的電視連續(xù)劇《雍正皇帝》，吸引人的是層出不窮的宮廷陰謀，還有雍正皇帝“汲取”財政的能力。電視劇大書特書的是，在雍正上臺時，庫銀只有幾百萬兩，到他駕崩之時，庫銀猛增到數(shù)千萬兩，這其中，還有曹雪芹家的家底。真得感謝偉大的雍正，抄沒了榮國府和寧國府，否則，曹公子一直沉迷風月，我們哪有《紅樓夢》看？

　　也并非只有中國的統(tǒng)治者才喜歡“汲取”財政，才要增強國家實力，美國政府一樣喜歡“汲取”財政，我在美國一美分收入都沒有，但一踏上美國的國土，就成了納稅人：我買一本博爾赫斯的詩選，就給美國政府繳了1﹒5美元的消費稅。

　　不僅是中美兩個政府有“汲取”財政的偏好，世界各國政府都有此偏好。你要尋找一個沒有“汲取”財政偏好的政府，就像尋找一只沒有魚腥味偏好的貓一樣難。所不同的是，國家越大，“汲取”財政的偏好越強。道理很簡單，大國的統(tǒng)治費用高，公共工程巨大而且眾多。像美國，要做世界霸主，美金、美軍、美物、美女到處送，沒有“汲取”財政的能力成嗎？

　　一個國家“汲取”財政的能力，我們稱之為“資源動員能力”；
“汲取”財政的偏好，可以稱之為“資源動員偏好”。一般說來，一個專制政府比非專制政府的資源動員偏好強，其資源動員能力也強。一個政府越專制，其動員資源的速度就越快，動員的程度也越深。比較一下美國政府和蘇聯(lián)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資源動員能力，就足以說明問題。美國直到珍珠港被偷襲后，才建立起戰(zhàn)爭動員體制，而蘇聯(lián)，只要斯大林一聲令下就行了。民主體制下，任何對資源的動員都要經過人民的同意，要經過一整套復雜的批準程序；
而且對資源的動員有一個限度，就是不能損害私有財產，而專制程度深到當代僭主全權政體的程度時，這個限制就不存在了。德國納粹走了一條中間路線，它沒有取消所有人的私有財產，它只是取消了德國境內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猶太人的生命和財產，將它變成戰(zhàn)爭資源：取消猶太人生命，變成德國人的精神武器；
取消猶太人財產，變成德國人的物質武器。

　　3、權威化的國家動力

　　綜上所述，我們有一個小結：一個國家越大，資源動員偏好越強；
一個國家越專制，資源動員能力越強。一個專制的大國，既有強烈的資源動員偏好，也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一個國家如果版圖變大了，或者說統(tǒng)治的區(qū)域擴大了，還可以用我推薦的術語說，權威距離擴大了，它的資源動員偏好就會增強，隨后，它就會通過提高集權程度或者說擴大權威落差來增強它的資源能力，這就是我所謂的第一假說：權威化假說。資源動員偏好不僅是推動一個準備擴張的國家，也是推動一個擴張后的國家權威化的動力。

　　擴張前的國家通過提高資源動員能力來增強擴張力，擴張后的國家通過增強資源動員能力來加強社會的向心力。一個財政撥不出軍費，或一個沒有公共福利資金的政府是沒有向心力的。資源就像磁鐵一樣，掌握在誰的手里，人民就象鐵屑似地向他集中。

　　我們曾經說過，國家越大，離心力也越大。消除離心力有兩個辦法：一是把資源集中到國家手里，這就是資源動員偏好；
二是消除，至少減少社會的多元化，這就是一元化偏好。一個一元化的社會容易擴大和保持權威落差，把所有社會組織形式都轉變?yōu)樾姓P系，最高權威就可以“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皇帝或僭主是九天之上的瀑布，人民是九天之下的沙石，權威順流而下，其勢不可擋，當之者潰。

　　現(xiàn)在我們清楚官方不喜歡劉軍寧的原因了。他鼓吹自由主義，鼓吹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增加的是離心力傾向，把社會導向多元化。和劉軍寧一起受到批評和處罰的據(jù)說還有經濟學家茅于軾和樊綱，他們的“罪名”是一直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當局不知道的是，自由市場機制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行政組織形式的社會粘合劑，美國當年如果不是得益于比較發(fā)達的國內統(tǒng)一市場，就很難建立統(tǒng)一的聯(lián)邦國家，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里，把它的版圖從東海岸延伸到西海岸。

　　不錯，自由是一種離心力，但它離開的是傳統(tǒng)的一個政治權威中心，但對于多元的發(fā)達經濟中心來說，它是一種向心力：資源和人才向效率最高的地方流動。美國是世界各國自由程度最高的國家，它的人民不僅沒有流開它，世界各國移民反而像潮水般地向美國涌來。

　　我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到廣東調查，省委宣傳部匯報“精神污染”的一個典型材料，就是廣東某地有5個農村姑娘，想逃到香港，沒有能如愿，一起站在珠江大橋上跳江自殺。她們的遺言是：“活著到不了香港，死了也要讓尸體漂過去�！贝笥形樽玉闼篮笞屓税炎约旱摹斑z頭”掛在城上，看著楚國軍隊開進姑蘇城的悲壯和凄美。這就是自由的吸引力，和舊政治權威的離散力。

　　這是當代話題，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是市場經濟機制和現(xiàn)代民主制發(fā)明以前的前現(xiàn)代化大國的偏好，或者是沒有現(xiàn)代意識的大國領導人的偏好。對于一個突然擴大了版圖的大國來說，它的資源動員偏好和一元化偏好都會增強，從而把它推向專制。推向專制是一種傾向，這種傾向意味著這個社會或者將發(fā)生權威化的向心運動，或者是一元化的整合運動，或者是一種更有力的權威本位替代一種分崩離析的舊權威本位（這通常都是神權替代父權），或者是權力與威望向中央和個人集中�？傊瑱嗤瘍A向，偏好的是權威的效率，而不是公平。

　　4、權威極大化假設

　　現(xiàn)在我們簡要說明一下權威化的個人動力。

　　經濟學上有個“經濟人”假設。簡單地說，經濟活動中的個人，都是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
使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是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沒有這個假設，經濟學的其他原理都成了無皮之毛。

　　在政治學上，也有假設，我們不妨稱作“政治人”假設。在亞里士多德時代，經濟活動不是獨立活動，他因此認為“人類在本性上是一個政治動物”[iii]，這意思是說，人本性上是政治人。經濟人追求個人經濟利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人追求“善”。由于城邦或國家的“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yè)”[iv]，所以政治人追求善，就是要參與城邦政治。如果說經濟人的目的是利益極大化，則政治人的目的就是“政治參與”極大化。

　　這是城邦公民時代的政治人。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則是一個君主或僭主的時代，馬基雅維利《君主論》里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即在政治生活中的每個人，都是追求權力的。使權力最大化，被奴役最小化，是政治人的目的。我認為這個假設，使政治學更接近價值中立的科學體系，而不是倫理學。

　　從這個假設出發(fā)，有權的君主或僭主，受權威極大化驅動；
無權的人民或平民，受自由極大化驅動；
有選舉權的公民，受政治參與極大化驅動。本節(jié)只涉及權威極大化問題。

　　有一個哲人說過，人與人是可以合作的，但那是上帝和他的仆人之間的合作，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上帝，別人是仆人。

　　只要有可能，人人都想做上帝而不是仆人。這也說明，任何人都可能無限擴張權力，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無論是君主，貴族，還是人民；
無論是多數(shù)，還是少數(shù)。有君主和僭主的暴政，也有貴族和人民的暴政。

　　對權威極大化愿望有來自兩個方面的基本約束：一是有同樣欲望的別人的權利約束，二是資源約束。這兩個約束限制了權威落差的無限擴大和權威距離的無窮擴張。但權威落差擴大，能使資源約束軟化，因為動員資源的能力大大增強；
權威距離的擴張，能使權利約束松弛，因為擴張不僅使君主或僭主威望膨脹，而且，他踐踏外國主權和人權的暴力，很容易用在本國人民身上；
他從國外獲得的資源，也可以用來加強國內統(tǒng)治。

　　一個國家的君主或僭主在擴張之后，作為國家的人格化，受資源動員偏好和一元化偏好驅動，加強社會向心力，提高權威落差；
作為政治人，受權威極大化驅動，要扮演人間上帝，扮演救世主，想擁有無限權威。

　　可以將“權威化假說”描繪如下圖：

　　這就是說，當權威距離從A點擴大到A’點時，權威落差就有從B點上升到B’點的傾向，而自由有從C點下滑到C’點的危險。

　　這就有點像瀑布，懸掛越高，水流越遠；
也像長江大河，要想奔騰到遙遠的海洋，只有發(fā)源于海拔極高的唐古拉山和可可西里山；
如果你只發(fā)源于韶山或交城的山或別的什么小山，恐怕連湖泊都到不了，遑論海洋？山高才能水長，權重才能治遠，這是傳統(tǒng)大國逃避不了的邏輯。

　　這也有點像灌溉系統(tǒng)，你原來灌溉的面積是A，現(xiàn)在要灌溉2A，灌溉距離也更遠了。那么你既要提升水位，或加大水壓，還要增加水流量。提高水位或水壓好理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是擴大權威落差；
增加水流量，在既定的權威本位下，是提高資源動員能力，通過擴大權威落差來實現(xiàn)；
如果在既定的權威本位下，權威落差難以擴大，那就要轉換權威本位，擴大權威資源，增加權威流量。中國秦帝國就是想同時做這兩件事，但它只做成了一件半：極大地擴大了權威落差，這是一件；
摧毀了舊的權威本位，但沒來得及建立新的權威本位，這是半件。

　　二，秦國：被擴張推向專制頂峰

　　1、第一次推動

　　從秦族到秦侯，從秦侯到秦王，從秦王到秦始皇，秦人一直處在第一假說（權威化假說）和第三假說（擴張假說）的循環(huán)推進中，用中性的語言說，這是“專制-擴張”的循環(huán)推進；
用道德判斷性語言說，這是“暴政-侵略”的惡性循環(huán)。

　　雖然秦人自稱有一個神圣的起源（玄鳥蛋和舜禹二帝的助手），但到了酋長非子的時代，雖然被周王封為“秦嬴”，但一不是貴族，二沒有大塊封地，三地處蠻荒偏遠之甘肅天水一帶。更值得一提的是，秦人干的活和孫大圣在天上干的活一樣，都是弼馬溫：受封之前在野外牧馬，受封之后在周王的馬廄里養(yǎng)馬。也許養(yǎng)馬者對拍馬和騎馬都很內行，善長于溜須和打戰(zhàn)，到了秦莊公時，秦的統(tǒng)治者就有實力自稱起“公”來。開始應當是自封的，但到了秦襄公派兵抗戎，援救周平王時，周王為了報答秦，就承認了它的諸侯國地位。

　　或許和征服西戎廣大地區(qū)和晉國黃河以西大片領土有關，秦國的統(tǒng)治疆域和權威距離突然擴大，有了最初的資源動員渴望和偏好，使它成了春秋諸國中最早（公元前688年）設立縣級行政單位的國家[v]，而且在公元前408年就首次開征谷物稅[vi]。這兩樣東西加在一起就非同小可，這就是中國土地上不是最早也是很早的“汲取”財政的體制，也就是中央集權的資源動員體制：社會剩余產品從領主手里到了政府手里�？h，應該是征收谷物稅的接近基層的政權單位。這是秦國開始強大的基礎，也是征服對秦國權威化的第一次推動。

　　這次推動的最大成果是商鞅變法。商鞅改革的核心是進一步擴大權威落差，加強中央集權，通過“農戰(zhàn)”政策，把秦國的整個制度轉變?yōu)閼?zhàn)爭體制，把幾乎所有的剩余產品都動員為戰(zhàn)爭資源。

　　具體的措施是：1、在政治上，把大部分領土分成31個縣，縣令應當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加強中央集權，削弱世襲貴族權力，便于征收稅賦；

　　2、在經濟上，基本廢除井田制，改用阡陌制，全面用國家稅收代替向世襲貴族交的勞役，同時降低了農民對領主的依附程度，又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3、在對國民的控制上，發(fā)明了“連坐法”，以5家或10家為一個單位，每個單位成員犯法，如不告發(fā)，全體治罪，這不僅是要鼓勵全民做奸細，也是為了瓦解家族紐帶；

　　4、在爵位授予上，基本廢除了世襲爵位制，最優(yōu)先獲取爵位的人是“殺人狂”，當然是在戰(zhàn)斗中屠殺別國的戰(zhàn)士，一天提一顆頭回來就進爵一級（韓非子：“日斬一首級者爵一級”），這可以叫“首一級，爵一級”制度。后來，繳納一定數(shù)量谷物給政府的人，也可以獲得爵位，這就出現(xiàn)了不少“大兵爵爺”和“農民爵爺”。商鞅可能嫌這項措施對血緣和父權本位權威摧毀得還不夠，他還禁止父親和成年的兒子或成年的兄弟住在一起，否則要科兩倍以上的賦稅。他這樣做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把全國成年男子不是變成戰(zhàn)士，就是變成農民，前者去征服，后者提供給養(yǎng)。

　　商鞅的改革，從根子上拔掉了父權本位權威，建立起了以暴力為過渡本位的專制僭主政體。但是，這種僭主政體是以擴張為取向的，和秦統(tǒng)一全國時的取向不同。我們可以把戰(zhàn)爭取向的僭主政體稱為軍國主義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就是把整個國家變成一部戰(zhàn)爭機器。商鞅變法后的秦國，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軍國主義國家。

　　從此以后，秦國的戰(zhàn)車就駛上了征服列國、統(tǒng)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經過100多年的積蓄內力，苦練內功，秦國已經強大到天下皆輕我獨重的程度；
經過10年東伐西討南征北戰(zhàn)，魏、趙、韓、齊、楚、燕六國像氣泡一樣一個接一個地破滅了。從公元前230年滅韓，到前221年滅齊，前后10年，秦國的版圖擴大了3倍以上（見圖二）[vii]，接著它又把原來楚國的實際控制線向南延伸了500多公里，一直到達南海邊，使其統(tǒng)治的幅員又擴大了近100萬平方公里；
蒙恬的大軍還從匈奴那里攻下了黃河北部河套的鄂爾多斯地區(qū)、更北的今內蒙古地區(qū)以及西北即今甘肅省蘭州等地（見圖三）。

　　圖二：秦帝國統(tǒng)一前的中國版圖

　　圖三：秦帝國統(tǒng)一后的中國版圖

　　2、第二次推動

　　秦帝國的這個國土面積，應當比周王朝建國時的面積大好幾倍。在周王分封諸侯最詳盡的55國名單里，就沒有見到巴國、蜀國和越國，秦、楚都還稱不上國，只是小封地，附庸氏族。不論把這個名單拉多長，被秦后來征服的西戎12國和蒙恬征服的北方地區(qū)肯定不在其中。實際上，被周王分封的諸侯大部分集中在今天黃河中下游流域的河南省、山東省、陜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內，在長江流域的湖北省、安徽省和江蘇省內，只有隨、厲、向和吳等姜姓和姬姓的小支后裔[viii]。

　　這樣龐大的帝國，它的權威距離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于是開始了對秦帝國權威化的第二次推動。戰(zhàn)爭雖然結束了，敵人并沒有減少。過去是六國和秦對抗，現(xiàn)在是所有亡國奴跟秦對抗；
過去是六國和游牧民族匈奴對抗，至少是趙國和燕國與秦一起對抗，或各自對抗，現(xiàn)在只有秦軍獨自對抗了。國外的敵人變成了國內的敵人，共同的敵人成了秦統(tǒng)治者一家的敵人。雖然戰(zhàn)爭體制結束了它的使命，但權威落差不僅不能降低，還應當提高：要動員更多的資源來監(jiān)視和控制人民，去打擊和防衛(wèi)匈奴侵擾，還要修建天下的道路，以保證秦軍暢通無阻地迅速到達全國任何出現(xiàn)造反和叛亂的地方；
還有水患要治理；
當然，并非不重要的是，要充分享受一下，亙古未有的皇帝，要嘗亙古未有的歡樂。

　　首先被推動的是秦始皇帝的個人權威，又是“皇”又是“帝”，而且還要“始”，這些過去只能加于三皇五帝的至高無上的稱呼都加在了他一個頭上，以顯示他功兼三皇，德超五帝。這些好辭被秦皇用絕了后，到了毛澤東，就只剩下辭藻的疊加了，什么“最紅最紅最最紅的紅太陽”，什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到了這時，中國人的文字和生活都貧困化了。由于這個推動，第一項權威落差，即君臣之間的權威落差就擴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秦始皇對群臣及其家屬甚至整個家族握有生殺予奪之權，并且有任意選擇處死方法的權力。也就是說，他的權力是無限的，凡是他能想象出來的權力他都擁有。

　　其次被推動的是自商鞅變法以來的秦國制度的權威，除了“提頭請爵”的制度外，商鞅制定的大部分專制制度被保存下來甚至得到加強和擴大：郡縣制的中央集權體制、“連坐法”和酷刑制度被放大到全帝國。第二項權威落差（中央和地方的權威落差）和第三項權威落差（政府和人民的權威落差）也都達到了極限程度。

　　3、一元化

　　整齊劃一，一元化，是任何專制制度的精髓，一個社會越整齊劃一，人民越容易處于無組織的原子狀態(tài)，一盤散沙，就越不容易形成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國家越大，權威距離越遠，越要整齊劃一，這樣統(tǒng)治一個大國就和統(tǒng)治一個小國同樣簡單，此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之一解。就像箍一只木桶，要想箍好，箍結實，要滿足三個條件：桶板要同質，一塊松木，一塊檀木，不行，膨脹系數(shù)不一樣，容易開裂；
桶板要一樣寬，有的寬有的窄，箍出來的桶就不圓，容易破損；
桶板要一樣厚，厚的厚，薄的薄，薄的地方容易壞。

　　一元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給僭主一個不被任何人超越的“全能第一”的最高權威感。一元化，就是用一把尺子來衡量整個社會，所有的人都按政治標準來排隊，他在這個方面排在最前面，也就是在一切方面排在最前面了。不像現(xiàn)代社會，衡量社會的尺子是很多的�？肆诸D是總統(tǒng)，在一段時間里，在行政權力上排在美國第一，但網球排名比不過桑普拉斯和阿加西；
資產排在另一個比爾之后；
論全球崇拜者的擁有量，他肯定輸給喬丹；
雖然萊溫斯基對他有“性”趣，但迪卡普里奧身邊的溫香軟玉會更多。

　　所有這些，都是傳統(tǒng)皇帝和僭主不能忍受的。他不僅政治上要一元化，美色上也要“一元化”。秦始皇征服六國之后，下一個戰(zhàn)役就是征服六國嬪妃。他的另一個戰(zhàn)場是胭脂成河，霓裳成云的阿房宮。這場戰(zhàn)爭他不幸沒有打贏，他后半生篤信“采戰(zhàn)之術”，可惜大敗虧虛。不能搞三宮六院，也可能是一代雄主毛澤東的一個遺憾。后來關于他風流韻事的種種傳聞，不過是他想彌補這個缺憾的一些努力。對于他，玩弄女性，可能只是對他無限征服欲的一個滿足。如果他的私人醫(yī)生李志綏的回憶可靠，一個從毛澤東臥室里頭發(fā)散亂地奔出來的女人關于“毛主席什么都偉大”的嘆息，應當使他滿足。

　　再說秦始皇。全國統(tǒng)一后，秦始皇在政治一元化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先是搞有點現(xiàn)代意味的“公民”身份一致，消滅任何舊貴族，把原六國的官員、貴族和富人共12萬戶，統(tǒng)統(tǒng)遷到首都咸陽，加以“監(jiān)視居住”，沒有聽說把他們定為“壞分子”，在這點上，毛澤東比秦始皇更有創(chuàng)造性。

　　接著是全國“手無寸鐵”化，銷毀全國人民手里的武器；
接著是全國“不設防”化，拆毀各國城墻和可能用于軍事目的的建筑工事。這一點，毛澤東做得一樣好，甚至更好，他不僅銷毀了人民手里的所有“武物”，還幾乎完全銷毀了中國境內的“文物”，包括他自己首都的城墻。

　　接著是文字改革，統(tǒng)一并大大簡化了文字的書寫形式。毛澤東在這方面又做了秦皇的學生，他在北京登基不久，就推出了第一個簡化字總表。我沒有弄清楚的是，簡化字和專制統(tǒng)治之間的相關性到底有多大。

　　再接著是統(tǒng)一貨幣，統(tǒng)一車輛的寬度，更重要的是，統(tǒng)一了人民的思想。為此，把法律農醫(yī)等技術以外的書都燒了，把著名的學者和讀書人都“坑”了。從此以后，秦國的法律就是全國人民的課本，秦國的官僚就是全國人民的老師。在“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的課本是“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本人是全國人民的總教師，其他的老師不被打死，就進了“牛棚”。

　　4、資源耗竭而亡

　　有了這樣的制度設計之后，就可以毫無障礙地最大限度動員全國資源了。秦始皇在他一生中開始和完成的巨大工程和戰(zhàn)役是駭人聽聞的。就戰(zhàn)役來說，有六國之戰(zhàn)，有統(tǒng)一中國南方之戰(zhàn)，還有對匈奴的戰(zhàn)役。秦帝國初建時的軍事力量應當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強悍的匈奴被蒙恬一戰(zhàn)打得逃逸千里之外，而后來逃到歐洲的一支匈奴，居然所向披靡，攻占羅馬，成為奧匈帝國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

　　秦皇一共修建了至今仍然是中國最著名的三條水渠，其中鄭國渠和都江堰是統(tǒng)一前修的，南方的靈渠是統(tǒng)一后修的。道路建設是一個更大的工程，據(jù)估算，秦修筑的道路總長度為6800公里，據(jù)《劍橋中國史》的作者說，這個長度，比吉朋估算羅馬時代，從蘇格蘭境內的安東尼斯墻通到羅馬，然后止于耶路撒冷總長為5984公里的道路還要長近1000公里。比這個還要著名的工程是萬里長城，動用了30萬人，費時10年；
和長城同樣有名的是阿房宮，花的人工少些，花的錢更多；
比長城工程更浩大的是驪山陵寢，動用了60多萬民工。

　　考慮到這些工程是同時進行的，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從戰(zhàn)火中劫后余生的中國成年男人，大概如果不是在長城工地上，就是在道路工地上或者宮殿或者陵寢工地上，要么就在塞外的戰(zhàn)場上，或者在長城的邊防線上，或者像陳勝吳廣那樣，長途跋涉在奔赴戰(zhàn)場、工地和邊防線的旅途上，還有些拖家?guī)Э诎仙嬖诒槐七w徙的路上，在田間的可能只有老人孩子和婦女了。還有些婦女，像傳說中的孟姜女，送寒衣，做了這些工程的哭哭啼啼的后勤人員。更多的死于非命。

　　進行這些戰(zhàn)役和工程，有統(tǒng)治一個大國必須做的，有秦皇好大喜功想要做的，有純粹是為了勞民，折騰老百姓的。為什么要折騰？讓老百姓沒有一刻休閑，他們就沒有時間想亡國之恨、奴役之辱，疲于奔命，沒有精力反抗。需要提到的是，秦始皇的折騰和毛澤東的折騰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建設性的折騰，至今還留著引為中華民族象征的萬里長城，還有造福后人的三大名渠；
毛澤東的折騰則完全是破壞性折騰，打東砸西，戰(zhàn)天斗地，毀滅了文化，也破壞了自然環(huán)境。他的折騰，是貽禍子孫。

　　但秦始皇沒有想到的是，統(tǒng)治殘酷到一定限度，就會起反效果：大大降低人民的反抗成本和死亡成本，使造反和戰(zhàn)死反而有利可圖。如果犯罪必須腰斬、車裂、挖鼻、割丸、凌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戰(zhàn)死在疆場就是一種福氣；
如果去戰(zhàn)場、工地也是死，不去也是死，像陳勝等人面臨的情境，那就不如揭竿而起，不會有更壞的結果了，但卻有更好的可能，比如稱王封侯。

　　秦國就是死于自己的暴政，死于它對資源的過度動員，耗盡了自己的精力。等到叛亂發(fā)生時，偉大的秦國軍隊，只能靠驪山工地上的犯人去打戰(zhàn)了。在這個意義上說，殘酷暴政等于自殺。

　　三，羅馬帝國：被軀體逼大的腦袋

　　1、好戰(zhàn)的“民主”

　　“權威化假說”最讓我激動的，還是它可能具有的對羅馬從共和國轉變?yōu)榈蹏@一過程的解釋力。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案例：一個民主共和國怎樣由于擴張而走上了專制僭主制度的危險道路。有人說，兩個民主國家之間不可能發(fā)生戰(zhàn)爭，這個結論可能經受不住這個案例的檢驗。除非，第一，你不承認羅馬共和國是民主國家[ix]；
第二，“兩個民主國家不可能發(fā)生戰(zhàn)爭”這句話的含義不是指“民主國家沒有侵略傾向”，而只是指民主國家不侵略或不想統(tǒng)治另一個民主國家。如果是后者，對英美之間的獨立與反獨立戰(zhàn)爭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羅馬共和國可以說是有史以來侵略傾向最強的國家之一，孟德斯鳩肯定是贊成這一看法的，在他看來，羅馬是一個以戰(zhàn)爭為業(yè)的城邦。他寫道：“然而共和國的領袖是年年更換的，他們總是想在他們的任職期間功業(yè)顯赫以便重新當選，因此他們每時每刻都不放松表現(xiàn)自己的雄心；
他們勸說元老院建議人民發(fā)動戰(zhàn)爭，他們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敵人。

　　“元老院本身也是很愿意進行戰(zhàn)爭的。因為它經常不斷地被人民的申訴和請求所苦，因此為了使自己擺脫人民的困擾，它就設法把人民的精力放到對外事務上去。

　　“原來對人民來說，戰(zhàn)爭幾乎永遠是一件快意的事，因為戰(zhàn)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們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

　　“羅馬這個城市沒有商業(yè)，又幾乎沒有工業(yè)。每個人要是想發(fā)財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沒有其他辦法�！盵x]

　　孟德斯鳩作為高盧人的后裔，對羅馬人的評價可能有過分之處，但他指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一個好戰(zhàn)的民族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可能有助于提高它的侵略性。支持這一論點的證據(jù)是：羅馬在王政時期不如共和時期擴張性強。孟德斯鳩的解釋是：“羅馬把國王趕跑之后，就建立了每年選舉執(zhí)政官的制度。這一點也是使它變得極其強大的原因。每個國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時間，但在這之后就會是縱情于其他享樂，甚至是懶散的時間了。”[xi]

　　經過執(zhí)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羅馬共和國漸漸完成了它征服世界的冒險大業(yè)�！读_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英國人愛德華﹒吉本也說：“羅馬疆域的擴張在共和國政府的統(tǒng)治時期，便已基本完成；
那時主要依賴元老院的政策、執(zhí)政官員的積極的好勝心和人民的勇武精神，羅馬取得了大片土地，后來的羅馬皇帝絕大部分都只不過是坐享其成而已�！盵xii]

　　2、半截子帝國體制

　　那么，羅馬取得的“大片土地”有多大呢？“西至大西洋邊；
北至萊茵河和多瑙河；
東至幼發(fā)拉底河；
南邊則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帶�！盵xiii]

　　在這片土地上，至少曾經存活過6個龐大的國家：迦太基、希臘、馬其頓、埃及、敘利亞和安息。在凱撒時期，還征服了阿爾卑斯山南北的高盧，后來又征服了不列顛。除此之外，整個意大利境內的各民族，都在羅馬的統(tǒng)治之下。這時候的羅馬共和國，用孟德斯鳩的話說（他的話總是富有魅力），就“既不是一個王國，也不是一個共和國，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組成的軀體的腦袋�！盵xiv]即使這樣，這個腦袋也是過小了，和它統(tǒng)治的龐大軀體相比，有點不夠用。崩潰前的羅馬共和國，是個十足的政治恐龍：小小的腦袋，巨大的身軀。沒有什么是它的敵手，除了它的龐大。一個動物過于龐大，對環(huán)境的適應性就很差，自身協(xié)調性也很低。龐大的代價，是失去自身的自由。這也可能是某種報應，讓別人失去自由的人，最終自己也沒有了自由。

　　雖然體制不同，中國漢代也遇到過帝國的頭和屁股不成比例的問題。漢高祖把“西漢帝國股份有限公司”約70%的“股權”（即土地）分給了7個國王，導致了著名政治思想家賈誼的憂懼。他指出當時的政治病就是帝國的腳趾頭比腳踝大，小腿比大腿粗，甚至比腰粗。如果不讓帝國的下半身消腫，戰(zhàn)亂難以避免。

　　晚期羅馬共和國的疾病比早期漢帝國還要嚴重。漢帝國只是頭輕腳重的問題，羅馬除了這個問題外，它的“頭”和“身體”很不般配：“頭”是城邦共和國的“頭”，“身子”是龐大帝國的“身子”。在羅馬城里，貴族、平民和軍事集團三大階層互爭統(tǒng)治權，國無寧日；
在行省里，是總督實行絕對的集權統(tǒng)治，總督在任期里，擁有行省的軍事、民政和司法全權。如果不集權，被征服的行省就會動亂不已。但集權，使被征服行省的財富更多地被總督和他的代理人拿走了，沒有被“汲取”到中央政府手里，大量的軍隊和退役軍人仍然要靠剝奪農民和土地所有者供養(yǎng)。這種“半截子帝國”體制，也就是說，“戴共和帽，穿專制靴”的體制，或者說，一個共和的中央政府嫁接在集權的地方政府之上的體制，在當時是很難成功的。

　　問題就出在羅馬中央共和政府的小腦袋經�！吧窠浄至选�。無限擴張的征服事業(yè)，給羅馬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貧富分化；
帶來了凱旋，也帶來了榮譽和權欲同時膨脹的將軍。執(zhí)政官在過去是不拿薪水的義務職位，在今天則是擁有世界的主人。階級分化和軍事首腦介入沖突，使中央政府從不同利益和階層相互制約的權力機關，變成了不同利益相互沖突的機關；
本來是協(xié)調沖突的權威機構，如今成了沖突的起源和內戰(zhàn)的策源地。共和派和平民派各有自己的軍事領袖，各自向他們控制的行省發(fā)布指令，參與內戰(zhàn)。這是自己的左手砍右手，右腳踹左腳。

　　3、腦袋改造不了身體

　　偉大的羅馬人起初并不想建立自己一個民族的專制帝國，他們曾試圖用腦袋來改造身體，具體做法就是擴大羅馬公民權，把共和制度向外擴張。當他們首先把公民權授予全意大利居民時，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xiàn)了。

　　公民權不出羅馬城的時候，公民和士兵是一致的，所有的士兵同時也就是公民。每個執(zhí)政官都征集軍隊，每個公民如果不是當前的士兵，就是下任執(zhí)政官的士兵。士兵與公民利益一致，戰(zhàn)利品在士兵中間平均分配，也就是在公民中間平均分配。

　　更重要的是，出任將軍的執(zhí)政官的利益與士兵一致，也與公民一致：公民選舉執(zhí)政官，等于士兵擁戴自己的將軍。戰(zhàn)功是當選的主要依據(jù)。

　　等到其他意大利人獲得公民權后，公民權就像一杯濃咖啡被非羅馬人稀釋了。同時被稀釋的還有羅馬人的愛國精神和自豪感。另外，士兵和公民身份之間的聯(lián)系越來越薄弱，一方面，越過阿爾卑斯山和大海的士兵越來越多地留在所征服的地方駐守，慢慢喪失了公民感情，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就漸漸讓位給了掌握著他們命運的將軍；
另一方面，公民群體的擴大，使士兵利益和公民利益開始分離：士兵的戰(zhàn)利品包括土地，要被外邦公民分享，公民們選擇的執(zhí)政官，不一定是士兵擁戴的將軍。

　　這樣帶兵打仗的執(zhí)政官，就不再是羅馬共和國的執(zhí)政官，而是士兵的將軍；
士兵也就不再是羅馬共和國的公民，而只是蘇拉、龐培、凱撒的士兵。戰(zhàn)利品越來越多地“就地消化”，不運回國內了。因此，蘇拉遠征亞細亞時，第一次取消一切軍紀，放縱軍隊搶劫，就可以理解了。士兵可不想被外邦人剝削�！袄献釉谇胺劫u命，王八蛋你在后方享福！”這話不僅今天的士兵會說，古代的士兵同樣會說。

　　這些和擴大了的共和國離心離德的軍團進駐行省時，行省離心力也加強了。羅馬元老院和人民越來越不知道駐扎在外省的將軍到底是國家的棟梁，還是國家的敵人。這種擔心先是促使元老院和人民選擇沒有軍事獨裁傾向的人做執(zhí)政官，接下來引起的反應自然是將軍們把他們治下的別的城市的居民和整個整個的民族引入羅馬，以便操縱選舉，這就加劇了將軍與元老院、羅馬人民之間的沖突，以及都想控制國家的將軍們之間的沖突。當沖突不能用選舉和陰謀詭計解決時，內戰(zhàn)就是唯一的選擇。

　　對這種混亂和無政府狀態(tài)，《世界文明史》的作者有一個小結：“從公元前146年布匿戰(zhàn)爭結束到公元前30年前后時期，是羅馬歷史上極其動蕩的一個時期。在這些年間，國家收割了在征服戰(zhàn)爭中播下的暴力種籽所長成的全部莊稼。嚴酷的階級沖突、大屠殺、敵對獨裁者之間的瘋狂斗爭以及戰(zhàn)爭、起義，此時經常發(fā)生，司空見慣。甚至奴隸也參加了這場大動亂�！盵xv]

　　看來，腦袋改造不了身體，只有用身體來改造腦袋了。

　　4、共和國死于龐大

　　最早意識到要用行省的身體來改造羅馬腦袋的，是共和國后期共同執(zhí)政的“前三頭”克拉蘇斯、龐培和凱撒，以及“后三頭”安東尼、屋大維和列庇都斯。他們都在各自治理的行省里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然后進攻羅馬，給腦袋動手術，把行省的獨裁制度引入中央政府。

　　主刀的是凱撒。凱撒擊敗龐培后，先是集中權力，他是獨裁官，兼終生保民官，兼監(jiān)察官，這是實際權威；
還有名義權威，他擁有“元帥”、“祖國之父”等稱號；
還有神圣權威，他是大祭司長，還特許穿眾神之神朱庇特式服裝。在集中權力的同時，削弱元老院的權力，他把元老院變成了類似中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那樣的玩藝兒。他在元老院里按插自己的黨羽，把元老院成員數(shù)量增加到900名，總之要多到讓它無法議事的程度，但與中國3000多名人大代表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他經常自己替元老院作決策，他想到哪個元老，就用哪個元老的名字來簽署決定。西塞羅常常收到東方國王的感謝信，說他建議給他們恢復王位稱號，其實，那事是凱撒替他做的。

　　接著追求長期權力。他先是為期10年的獨裁官，兩年后，變成終身獨裁官。后來，他想到繼承和世襲，他在遺囑里收他的侄孫屋大維為義子，并立他為繼承人。

　　他在帝國一元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著力消除貴族和平民的差別，打擊貴族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他未完成的事情他的義子屋大維接著做。屋大維用公敵宣告剝奪了無數(shù)貴族和大地主的生命和財產，并把這些土地分給士兵和貧民。

　　凱撒還著力消除羅馬人和非羅馬人在特權上的差別，他和屋大維都積極推行殖民，他一次就向外省輸送8萬退伍軍人和被釋放奴隸，同時，他還把羅馬公民權授予高盧人和西班牙人。凱撒肯定減少了人們的自由，但也肯定增加了平等，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的平等，貴族與平民的平等，雖然這是在他的奴役下人人平等。

　　像秦始皇統(tǒng)一度量衡，凱撒統(tǒng)一了官方日歷，他在希臘天文學家的幫助下完成了這件事，修訂后的日歷一年365天，每四年增補一天，與埃及的太陽歷一致起來。

　　凱撒還改善了國家對資源的動員能力，他在各行省建立了直接由國家征收直接稅的制度，只有間接稅仍用包稅制。

　　凱撒做了這么多，蘇聯(lián)主編的《世界通史》的作者還認為“凱撒沒有一貫的政治路線”[xvi]。其實，他一慣的政治路線，就是把羅馬由一個“半截子帝國”，變成一個完整的帝國，使國家權威結構適合于變化了的形勢。西塞羅說對了：“凱撒不知道要把我們引向何處，我們是凱撒的奴隸，而凱撒是形勢的奴隸�！边@個形勢，就是國家版圖擴大了，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統(tǒng)治權威；
權威距離擴大了，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權威本位和權威落差。

　　羅馬共和國傾覆的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突然龐大。深刻的孟德斯鳩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在作家們所寫的作品里，人們只聽到他們談到把羅馬引向滅亡的糾紛；
但是他們卻沒有看到，這些糾紛是必要的，它們一直都存在著，而且應當永遠存在下去。引起災難并且把人民的騷動變成內戰(zhàn)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國的龐大。”[xvii]

　　共和國龐大，除了引起階級沖突，引起公民、戰(zhàn)士和行省的離心傾向以外，還加劇了共和國權威本位之間的緊張關系。羅馬共和國是一個混合政體，元老院的權威以“父權”為本位，人民大會的權威以“民權”為本位，有點類似盧梭的“人民主權”，但肯定不是“人權本位”。它不保障個人自由，常常保障暴民騷動�！昂笕^”回到羅馬后，他們的寡頭協(xié)定和獨裁權就是秘密通過人民大會批準的。這違反法律程序。人民集合起來違反法律，是暴民專制的特征，它的權威性來自“民權”而非“人權”。這個案例足以說明，人民大會的立法權不是像《世界文明史》的兩位美國作者伯恩斯和拉爾夫說的是一紙空文。

　　所以，羅馬共和國是父權本位和民權本位混合使用的政體。在平民起義前，父權占主導地位，元老院控制權力，使共和國具有貴族寡頭專制政治特征；
平民起義后，民權占主導地位，人民大會常常成為野心家操縱選舉的場所，而人民大會通過的法律可以不需要元老院批準，使共和國具有暴民專制的特征。我不能同意《世界文明史》的作者關于羅馬共和國是貴族專制國家的說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羅馬的那個時期，父權本位腐朽了，但還沒有退出歷史舞臺；
民權本位是早熟的，卻已經試圖組織大國政權。就當時簡陋的民主工具而論，就像一個早熟的孩子要和漂亮的新娘共賞花燭。

　　不過，父權本位的陰影突然消散，民權本位的孩子悄然離開，因為英雄凱撒大帝披著大神朱庇特的戰(zhàn)袍來了，整個世界是他的新嫁娘。

　　神權本位的君主政體誕生了。

　　5、振蕩與偏離

　　如果暫時不考慮沒有公民權的奴隸和婦女，擴張時的羅馬共和國的自由比擴張時的秦國要多，而權威要少。所以，無論羅馬共和國的統(tǒng)治在元老院的作用下，如何向“自由-權威曲線”的平衡點右側偏移，秦國都在平衡點更右的地方。見圖四：

　　很明顯，圖四是對原“自由-權威曲線”的一個修正，它的橫軸不是權威距離，而是“父權+神權+暴力”，是兩個權威本位和暴力的疊加。因為擴張、版圖因素對羅馬與秦國權威化的影響是一樣的，剩下的因素主要就是權威本位和暴力了。在秦國，幾乎完全沒有民權本位的作用，父權和暴力的作用比羅馬要強得多。父權在羅馬共和國表現(xiàn)為元老院的貴族共和制，至少是貴族寡頭統(tǒng)治，在秦國，則完全是家長制。所以，擴張完成前的秦國在C點上，而羅馬共和國在A點和B點之間振蕩。

　　使羅馬接近A點的是平民起義后人民大會獲得的民權，使羅馬接近B點的是元老院權力的擴張。在A點，是自由大于權威，國家處于混亂、動蕩或無政府狀態(tài)，羅馬平民的無產化和流氓化，加劇了這一傾向；
在B點，是權威大于自由，國家處于元老院的寡頭專制之下。羅馬共和國的治理，從來沒有在自由與權威的交叉點也就是平衡點上穩(wěn)定下來。

　　直到凱撒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到自己一個人手中，羅馬才更遠地向右偏離自由-權威平衡點，在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的最大化下進入極限飽和狀態(tài)。

　　四，民主的權威化：美國聯(lián)邦黨人的創(chuàng)制

　　1、刺猬聯(lián)盟

　　驕傲的波士頓人說，波士頓是美國的雅典。他們有資格這么說：不僅因為它市民的文雅、文化的超絕，也因為當年獨立戰(zhàn)爭時期，英裔13個殖民地，就像古希臘的13個城邦，是在波士頓的表率作用下，奮起抵抗當時的現(xiàn)代波斯帝國----英王國的。

　　戰(zhàn)爭期間的殖民地聯(lián)盟，戰(zhàn)后初期的美利堅合眾國，和當年的希臘聯(lián)盟一樣，是一群刺猬的聯(lián)盟，既要聯(lián)合對付敵人，又要保持距離，怕走得太近而相互傷害。在《邦聯(lián)條例》約束下的美國，既是一個沒有政府的美國（沒有總統(tǒng)，不征稅），也是一個專制的利用權力巧取豪奪的美國（只有一院國會，權力不受限制，干好事不足，收賄賂有余）。

　　這時的美國，面臨一個選擇上的困境：是要保持革命時期宣布的古希臘式的直接民主，還是要一個強大的國家。獨立戰(zhàn)爭結束了，邦聯(lián)制的美國的力量也就結束了。英國敵人退出，自己就相互為敵。州與州之間正在為領土醞釀爭端⒄，公民與公民之間在債務糾紛中互相爭斗，甚至相互殘殺。由于邦聯(lián)政府不征稅，戰(zhàn)爭費用的籌集主要靠對外舉債、對內發(fā)行沒有金銀保證的紙幣，導致貨幣貶值。1779年為面值1/40的貨幣，1781年只有面值的1/100。戰(zhàn)后，債權人要求停發(fā)廉價紙幣，并要債務人用硬幣還債；
債務人則堅持繼續(xù)發(fā)行紙幣，并要用紙幣還債，讓債務也貶值。結果引爆了一場外戰(zhàn)英雄謝司領導的內戰(zhàn)。

　　一個無權征稅的政府談不上任何權威，更談不上動員資源。無權則無能，對于邦聯(lián)政府的無能狀況，《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十五篇作了如下描繪：

　　“在保持我們的政治存在的危急存亡之際，我們不是向外國人和本國公民借過債嗎？對于償清這些債務依然未作任何適當?shù)幕蛄钊藵M意的準備。某個國家不是占領著我們寶貴的領土和重要的要塞，而這些按照明確的規(guī)定不是早就應該交出了么？這些地方依舊被保留，既有損于我們的利益，同樣有損于我們的主權。我們能夠表示憤慨或者打退這種侵略嗎？我們既無軍隊，又無錢財，也無政府。我們能夠莊嚴地提出抗議嗎？首先必須洗刷同一條約使我們的信用蒙受的污損。根據(jù)自然條件和條約我們有資格參加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嗎？西班牙把我們排除在這種航行之外。在發(fā)生公共危險的時候，公共榮譽不是不可缺少的應變能力么？我們似乎認為它的動因無望和不可挽回而放棄了。商業(yè)對國家財富難道不重要嗎？我們的商業(yè)已衰敗到了極點。外國列強心目中的威望，不是能夠防備外國的侵略嗎？我們政府的低能，甚至禁止他們同我們進行談判。我們的駐外大使，只是模擬的主權的裝飾品。……私人信用不是工業(yè)的朋友和保護人嗎？有關借貸的最有用的那種信用，被縮小在最小的范圍內，這主要是認為貨幣的不可靠甚于貨幣的缺少�！盵xviii]

　　讀了上面一段，不知道某些為中國設計未來的人們，是否還要堅持把中國大卸七塊或割成八塊，搞什么“中華邦聯(lián)制”，如果他們羨慕類似當年美國“刺猬聯(lián)盟”的國家，或當今的獨聯(lián)體國家，并認為那是中國未來的最佳選擇，他們可以堅持，只是這種體制可能會把中國引入當年美國人曾經經歷過的尷尬處境。

　　2、必要的反動：獅虎聯(lián)邦

　　很顯然，聯(lián)邦黨人描述的邦聯(lián)制美國，是自由多于權威的國家，它和古希臘一樣，在“自由—權威曲線”平衡點的左側，權威落差系數(shù)小于1。用圖五來表示：

　　圖五：必要的反動：從刺猬聯(lián)盟到獅虎聯(lián)邦

　　邦聯(lián)制的美國在A點上。這個點上的權威落差K=AA”/AA’＜1，權威少于自由。這里需要解釋的是權威距離。北美13個英裔殖民地，在獨立戰(zhàn)爭之前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體，它們像是英國在北美上空放的13只政治風箏，線都牽在國王的手里，國王的手就是各個殖民地的總督。脫離英國，對北美各殖民地來說，權威距離縮短了，所以在各殖民主義的基礎上成立的共和國，其自由和民主的程度可與古希臘城邦相比；
聯(lián)合起來成為一個國家，對各共和國來說，權威距離擴大了，必然產生權威化動力，要求擴大權威落差，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聯(lián)邦黨人代表的就是這種權威化傾向，這傾向，被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梅里亞姆（C.E.Merriam）稱為“反動傾向”。

　　他評論這段歷史時說：“從英國贏得獨立并獲得正式承認以后，在建立聯(lián)邦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兩種明顯的傾向----反動傾向和激進傾向。反動派的學說在憲法本身，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以及在約翰﹒亞當斯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著作中表現(xiàn)得十分清楚。激進派的學說則由民主派的實際政策和政治哲學的核心人物托馬斯﹒杰斐遜作了最充分的說明�！盵xix]

　　從圖五上可以看出，聯(lián)邦黨人主張美國應當從A點右移到B點。從A到B，自由減少，權威增加，如果以自由作為單向度軸線，這是反動，即反方向運動；
但從像美國這樣的超大型社會的治理來說，把邦聯(lián)變成聯(lián)邦，從A點移向B點，從自由多權威少，到自由與權威達到均衡（均衡點B’），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進步，是從刺猬聯(lián)盟變成獅虎聯(lián)邦，所以說，聯(lián)邦黨人的反動，是必要的反動。

　　有了聯(lián)邦黨人，民主才第一次成了超民族大國“移民”，也才第一次與大國權威結盟。這種民主的權威化，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喬﹒薩托利(Sartori)稱為民主的“縱向性”。有權威的民主，在薩托利的詞匯里，就叫“作為統(tǒng)治制度的民主”。在他看來，“選舉式民主典型地概況了民主的橫向安排，民主的縱向隨動裝置或縱向形變就是代議制民主”�？v向民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多數(shù)原則與少數(shù)統(tǒng)治究竟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xx]這也就是說，廣泛的民主和必要的中央權威是如何集合在一起的。

　　關于聯(lián)邦制，我們以后還有更多的討論，這里要交代的是，聯(lián)邦化，在當時的美國，是權威化，是反動；
但在今天的中國，則是自由化，是“正動”。道理我不講了，算是本文的思考題。

　　注釋：

　　[i] 題解：本文是對拙作《頭對著墻——大國的民主化》第五章的改寫。這本書是我上世紀九十年代苦思中國政治前途10年后寫成的，該書最大的創(chuàng)見是提出了權威落差（專制或極權程度）與權威距離（國家幅員）成正比的假設，從這個假設可以推導出四個原理性假說：1、權威化原理或極權化原理，當一個國家的的疆域突然擴大時，該國有集權化傾向，這是侵略推動專制假說；
2、侵略原理，當一個國家的專制程度突然加深，該國有侵略傾向，這是專制推動侵略假說；
3、崩潰原理，當一個多民族大國的權威落差突然下降或專制權威突然崩潰，該國有分裂的危險，這是革命和改革引發(fā)動亂假說；
4、當一個大國的權威距離突然縮小，或者說，突然崩潰，國家碎片有自由化傾向，這是解體收獲自由假說。本文是對第一個假說，也就是權威化或極權化假說的闡釋。

　　[ii]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3—285頁。

　　[iii][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論》，第一卷（A），第一章，中文版，紅旗出版社電子版《家庭藏書集錦》第5盤，哲學部分，該書第7頁。

　　[iv] 同上，正文第1頁。

　　[v] 參見《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篇》，中文版，韓復智主譯，臺北南天書局發(fā)行，1996年版，第30頁正文及注10。

　　[vi] 與西戎諸部落相鄰，這正是秦國迅速崛起的原因：使它既能擴張領土，又能享有周王“衛(wèi)士”的榮譽，因為它打的是蠻族；
而中原諸侯要擴張，只能“兄弟相殘”，受到“禮”的約束。

　　[vii] 本圖和圖5-2均采之《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篇，中文版，第47頁和第48頁。

　　[viii] 參見日知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325頁。

　　[ix] 我相信四卷本《世界文明史》的兩個美國作者是不能同意把羅馬共和國稱為民主國家的。他們在敘述平民對貴族的斗爭取得勝利后指出：“國家的專制性質依然如故”，人民大會的立法權是一紙空文。他們的主要根據(jù)是羅馬從未放棄“人民治于人而非治人”的觀念。

　　[x]參見[美]伯恩斯和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冊，中文版，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第289頁。

　　[xi]參見[法]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文版，婉玲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頁。

　　[xii] 同上注，第4頁

　　[xiii] [英]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文版，黃宜思、黃雨石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上冊，第19頁。

　　[xiv]參見日知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頁

　　[xv]參見[美]伯恩斯和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冊，中文版，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第41頁。

　　[xvi] [蘇聯(lián)]烏特琴科主編：《世界通史》第二卷，中文版，三聯(lián)書店，1960年版，第543頁。

　　同注（7），第51頁。

　　[xvii]參見[法]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文版，婉玲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xviii]參見[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七篇，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程封如等譯，第29-34頁。

　　[xix] [美]梅里亞姆：《美國政治學說史》，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朱曾汶譯，第51頁。

　　[xx]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中文版，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馮克利、閻克文譯，第147-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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