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哈爾濱市政府新聞辦公室負責人正式對人民日報記者發(fā)表談話稱：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蘇秀文“寶馬肇事案”，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政法機關及有關部門正在嚴肅認真地開展調查、復查工作。由于新聞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的激烈討論，又一例司法案件進入中國公眾熱點問題討論的視野。

　　“孫志剛案件”發(fā)生后，成千上萬的人通過互聯(lián)網表示對孫志剛的同情和對收容遣送制度的譴責。有人評價為“民眾通過互聯(lián)網進行抗議的最終勝利”。

　　湖南女教師“黃靜案”也得到無數(shù)網民的聲援�！包S靜案”成為了湖南省政協(xié)九屆二次會議第二次大會的建議之一。

　　沈陽劉涌被終審改判死緩后，廣大網民再次通過互聯(lián)網表達自己的質疑和批評。光在搜狐網新聞中心的留言板上，網友意見就多達7萬條，創(chuàng)造了搜狐新聞留言的記錄。

　　“寶馬案”在今年初成為輿論討論的焦點，也不是偶然的。對“寶馬案”的質疑主要在判決結果的公正性上。案件的定性是否準確？量刑是否適度？審理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司法腐敗問題？成為調查、復查工作的重點內容。

　　公眾輿論對“寶馬案”的關注焦點或者說“寶馬案”的社會影響，集中在生命、名貴吉普車、窮人與富人三個方面的“符號”上：（1）一死十二傷作為“符號”的特殊性在于：不是直接在交通事故中而是交通事故發(fā)生后，當事人解決糾紛過程中釀成重大災難。（2）名貴吉普車作為“符號”的特殊性在于：肇事者駕駛的名貴吉普車“撞了人”的事實與“判二緩三”的判決結果不相稱。（3）窮人與富人作為“符號”的特殊性則更多。在去年的網絡討論熱點問題基礎上，“寶馬案”的討論緊緊抓住案件的疑點進行評析，或者說是把去年一系列司法案件討論中“未盡興”的內容重新搬出來結合到“寶馬案”的討論中“說事”。傳達著中國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對司法公正的呼吁和期待不斷加強的心聲，對轉型期利益沖突、貧富差距不斷加深加大的的不滿的心聲。

　　網絡討論畢竟不同于司法調查，網絡傳達的民意還需要在司法調查中證明其價值。在等待“寶馬案”重新調查的結果公布過程中，對“寶馬案”的輿論討論做一些分析，針對“寶馬案”背后蘊藏著的轉型期利益沖突特點，把脈轉型期公眾的利益表達特點，加強利益均衡機制建設，對處理好轉型期社會矛盾，有重要意義。

　　近些年，社會發(fā)展中的一些領域，不平衡現(xiàn)象、不公正現(xiàn)象的呈增多趨勢。在以群眾上訪規(guī)模、上訪次數(shù)增多形式表現(xiàn)同時，在近期更增加了生命抗爭的極端形式。在《血酬定律》中，學者吳思揭示了古代農民以生命抗爭的形式，換取應得收益的原理：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報，體現(xiàn)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系。可以說，大規(guī)模群體性集中上訪也好、強制拆遷也好、強制收容遣送制度也好，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都具有“生命的價值”“公民的生存權”的“通約性”，即：在生命的吶喊聲中，討論制度的缺陷，討論公正的回歸；
在公民權利的維護和保障中，討論制度的改進，討論對“失衡”現(xiàn)象的“平衡”。這充分折射出社會轉型與發(fā)展不平衡狀況中，公眾對健全的、良性、互動的利益平衡機制的期待，對利益沖突解決的司法程序公正性的期待。公眾抓住而不放過任何一例包含生命的“非自然死亡”的事件，傾訴著對社會發(fā)展進程中“制度性缺陷”的不滿。社會各屆借由網絡這一新媒體反映民情、表達民意、展示民智，參與公共問題的討論，已經形成了轉型時期特定條件下、具有網絡特點的“利益觀”、“貧富觀”。拿熱點問題反復“說事”，實質就是轉型時期“利益觀”、“貧富觀”的集中表達。這正是轉型時期公眾利益表達的主要特點。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已經注意到改革深化進程中的發(fā)展難題和利益沖突問題，特別強調將人民群眾參與經濟社會發(fā)展成果的共享，作為關心群眾疾苦，維護群眾利益的實現(xiàn)途徑。2003年7月1日，胡錦濤同志在“三個代表”研討會上的講話指出，“人民群眾既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蓖�9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堅持把廣大群眾是否贊成、是否受益作為決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據，緊緊抓住人民群眾最現(xiàn)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問題，使我們的各項決策和工作真正體現(xiàn)群眾的愿望、符合群眾的利益，不斷使群眾從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深刻闡述了群眾利益、群眾意愿始終是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的道理；
強調要把群眾受益程度、群眾能否成為先進文化的享有者，始終作為繼續(xù)推進改革前進、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標準；
強調了通過增量創(chuàng)造來平衡群眾的遠期利益和近期利益，用發(fā)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和困難，在維護群眾切身利益的過程中保護他們推動改革深化的積極性，使改革的力度、發(fā)展的速度同群眾的承受程度相適應的深刻思想。

　　轉型時期的“利益觀”、“貧富觀”追求對經濟社會發(fā)展成果的共享，期待建立利益均衡機制。我國上世紀后期開始的改革逐步使社會各階層利益調整加深。改革的深化，既造就了物質生活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使競爭程度愈益激烈。改革在造就成功者的同時，也從原有社會群體中剝離出不適應者、不成功者，甚至是嚴重的利益受損者和失敗者。改革深化引發(fā)利益分化是必然的。關鍵在于改革的成果及其副產品，均應該通過繼續(xù)深化改革，在社會的發(fā)展進程中得以分享和分擔。換句經濟學的話說，改革的正的收益應該各階層共享，改革的負的損失也應該有各階層共同承擔。改革的外部性應該有人“埋單”。應該賦予社會各階層共同推動改革深化的利益動力。

　　但由于轉型期社會發(fā)展“公地的悲劇”，社會秩序、司法公正、對公權的必要限制，以及社會群體利益表達途徑和表達機制嚴重缺位，共享利益與分擔損失的機制并沒有與利益分化加劇同步確立。這導致了利益沖突采取各種極端化形式而且愈演愈烈的趨勢。網絡對此類“血酬”事件相關信息的傳播提供了討論的便利，網民的極高程度的討論興趣由此而來。

　　其實，共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成果并不必然要求是平均分配，而是強調應利用好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成果，抓緊對經濟秩序、司法程序、社會救助、公共衛(wèi)生、普通教育等社會公共產品的提供形成安排，依靠提供覆蓋全社會的公共產品釋放的公益性影響，來建立與經濟社會發(fā)展速度與程度相適應的利益均衡機制。利益均衡，不是利益享有份額的均等化，而是利益增量享有的公共化；
不僅僅強調物質條件改善的一致性，而必須突出公民權利保障的一致性；
利益均衡不能消滅利益失衡，而是通過不斷提供公共產品，為解決利益失衡、協(xié)調利益沖突，形成制度內解決矛盾、平衡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因此，“共享”至關緊要的含義是強調對社會公共產品公益性的共享，是對社會公正秩序的共享。

　　在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科學發(fā)展觀指導下，實現(xiàn)人民群眾對經濟社會發(fā)展成果的共享，必須加快建設利益均衡的“共享機制”。而利益均衡機制建設的基礎是利益表達機制建設。這離不開對網絡民意的分析、把握和運用。

　　為了合理而有效地協(xié)調各階層的利益矛盾和要求，必須建立反映不同階層利益要求的渠道暢通、機構健全、結構合理的利益表達機制。21世紀初，互聯(lián)網已經成為現(xiàn)代人獲取信息的首選。互聯(lián)網用戶的普及，使得網絡媒體對轉型期公共問題的介入程度陡然加深，網絡討論成為民意表達的重要形式。有關統(tǒng)計數(shù)據標明，截至2003年12月底，全中國互聯(lián)網用戶已經達到7800萬�；ヂ�(lián)網以其迅捷、海量和互動的信息傳播方式和其他天然優(yōu)勢，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隨著互聯(lián)網在中國的普及，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將互聯(lián)網作為工作和生活的依賴。在網絡環(huán)境下，民眾表達意見更直接，更充分，更迅捷，作為公共管理機關，想逃避這些意見都難。于是，網絡媒體已經成為利益表達的最直接、最便捷的形式和載體，成為社會討論公共問題的大眾論壇，成為轉型期利益偏好的顯示器和感情表達的“宣泄吧”。

　　網絡是需要引導的，但網絡意見對是非曲直、事件真相的揭示本身也有引導作用，網絡對轉型期的社會秩序建設又有緩沖、教化功能。

　　重視網絡意見表露出的情緒對把握民意是重要的，但冷靜分析網絡討論中的利益表達特點更重要。突出刻畫社會不同群體對經濟社會發(fā)展成果的“共享”狀態(tài)，正視不同群體在社會公共產品享有中的不平衡，應成為網絡激情的主流。這既有利于網絡輿論對社會轉型期利益均衡機制建設發(fā)揮積極作用，又有利于網絡輿論討論的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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