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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一條生靈逝去的報導，總在我心底攪動不已，令我的魂靈時時不安。《南方都市報》2005年11月7日的報導《一個女工的最后72小時》中，記者賈云勇先生是這樣開頭的：

　　“張大淵很慌，他選擇一條小路來騎行單車，從而避開城市邊緣依然喧囂的車流和不斷變換的紅綠燈，并以40分鐘的時間穿越了10公里路途。

　　“然而，還是晚了。他所能見到的是體溫趨于冰冷的妻子。

　　“在經(jīng)歷了工廠連續(xù)四天的加班之后，30歲的四川籍女工何春梅，突然陷入昏迷，繼而死在了醫(yī)院的搶救室里�！�

　　在密如蜂房的珠三角工廠、車間里，一個生命的逝去，便如走失了一只工蜂，一只工蟻，并無半點風響；
對大街小巷涌動的人潮而言，一雙腳步的遠行，只如滄海之去一粟，不見一絲微瀾。城市邊緣的車流仍在喧囂，城市邊緣的紅綠燈仍在變換，只是張大淵失去了他的妻子。一個最平凡的年輕女工，在連續(xù)工作24個小時之后，以“猝死”方式，離開了人間�！劳鲎兊媚敲春唵危陂g隔休息不到六個小時的三天連續(xù)工作之后，慢慢地暈倒，永遠閉上了眼睛，仿佛一臺機器，用盡了所有的汽油，而后油盡燈枯。

　　最近幾年，報紙上不斷有工廠一線工人“猝死”的報導，并且有了“血汗工廠”這么一個名目。我沒有車間工作的經(jīng)驗，并不知道其中的艱辛。而那些在“猝死”的環(huán)境中工作的人們，似乎也確沒有說出他們工作條件的機會、能力——甚至于沒有時間。我不知道在我腳下的這片土地上，每天有多少暗暗的死亡——只有那些幸運的亡魂，才能夠通過報紙，得以在這個時代留下一個僅僅剩下符號意義的名字，記錄他們曾經(jīng)的存在，他們曾經(jīng)與我們一同在這片藍天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

　　2

　　面對何春梅的非正常死亡，我們不禁要問，在這個社會里，為生命安全提供保障的一切，到哪里去了？法律在哪里？制度在哪里？

　　按照《勞動法》規(guī)定，企業(yè)每天加班一般不超過一小時，特殊情況不能超過三小時。一個月累計不能超過三十六小時。勞動法還規(guī)定勞動者每周至少要有一天的休息時間。高懸的法律，明確的規(guī)定，卻不能有效地發(fā)揮它的效力。這是為什么？

　　在《一個女工的最后72小時》中，記者賈云勇先生為我們提供了一組數(shù)據(jù)：

　　“廣東省總工會今年初公布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珠三角76.3％的進城務(wù)工人員月工資水平處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們的生活成本卻達到每月500元左右。”“調(diào)查表明，珠三角地區(qū)農(nóng)民工月工資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13.2％的進城務(wù)工人員入不敷出，63.2％的人沒能攢下多少錢。52.4％的進城務(wù)工人員每天勞動時間超過8小時。而為了掙錢，他們只能靠加班�！�

　　蒼白乏力的數(shù)字讓人觸目驚心。李強先生調(diào)查了廣東東莞市十家玩具工廠，寫成《痛苦的玩具制造——中國玩具工廠調(diào)查報告》一文，其中說到：“大多數(shù)玩具工廠的工人每天都會工作超過11個小時，而且每天工作15個小時，每周7天也并不是特例。很多工人每周要工作90個小時甚至更多，遠遠超過勞動法所規(guī)定的法定工作時間�！�

　　超負荷工作最直接的結(jié)果，是產(chǎn)生了大量的工傷事故。鳳凰衛(wèi)視中文臺9月29日的“社會能見度”節(jié)目做了一個《四萬根斷落的手指》的報導。報導稱，從2003年7月開始，廣東商學院教授謝澤憲、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巧燕與曾飛揚一起，對珠三角地區(qū)38家醫(yī)院、1家職業(yè)病防治醫(yī)院的582位工傷者開展一項工傷課題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jié)果，“66.3%的被調(diào)查者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日平均工作時間為10.18小時。超過五成(50.9%)的被調(diào)查者經(jīng)常加班，加班的時間最短的是1小時，最長的8小時，超過七成的被調(diào)查者沒有任何休息日。”

　　這些數(shù)據(jù)，涉及農(nóng)民工的工資水平，工作時間，它們以抽象的形式，完整地展示了進城農(nóng)民的生存狀況。

　　對何春梅們而言，面對絕對超負荷的工作，他們沒有申訴的渠道，因為他們來不及，或許也沒有知識學習《勞動法》；
他們沒有與廠方談判的機構(gòu)，因為工廠里沒有獨立工會；
他們沒有互相交流，在猝死之前停止工作的機會，因為他們沒時間交流，并且，為了那點工資，為了那個遙遠的家庭，他們必須不停地工作；
他們甚至在城市里沒有家，只有合租的房子。這些進城的農(nóng)民工們，帶著他們惟有的包裹，背井離鄉(xiāng)萬里迢迢來到了城市，在一個陌生的空間中如初生的嬰兒，一無所有，然后以他們的全部體力，乃至生命，去換取一個生存的機會。

　　3

　　我不敢想象，那些猝死的工人們的父親、母親、丈夫、妻子、孩子面對他們的尸體的時候，將要以何種的心態(tài)來接受這個社會加諸于他們身上的一切。但是，一個失去兒子的民工的眼神，曾經(jīng)讓我的心里滴血一般的哀痛。

　　去年，湖南鄉(xiāng)下的一個小學老師到廣州，找到了我。這個老師是我到湖南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時候認識的一個維權(quán)領(lǐng)袖，也就是“上訪代表”。他們在叢山環(huán)繞的村莊里，為了對抗基層政府的暴力與橫征暴斂，勇敢地站出來，一邊自發(fā)學習法律、政策，一邊代表當?shù)氐陌傩�，把一張張上訪材料遞交到縣里，市里，省里，乃至中央。他們的努力，雖然無法推進體制的改變，但是仍然贏得了自己一些合法權(quán)益。而在異地城市里，這些勇敢的人們的力量一下子變得蒼白無比。這個老師找我的原因，是因為他的侄子一家人在東莞打工，侄子的孩子晚上在一個工廠門口吃消夜，被工廠外面的人打死了，廠方不予理睬。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這個老師的侄子一直都低垂著眼，聲音很輕很小，整個人好像已經(jīng)虛脫了一樣。他偶爾抬起眼來，又馬上低垂下去，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里，露出憤怒、無奈、急切、無助的神情，這些神情在那樣的眼睛里交錯在一起，顯出一種奇怪的，我無法描述的樣子，讓我?guī)缀醪桓艺曀难凵�。在他們樸素的觀念里，人被打死了，報案偵查了，廠方總要負責任，最起碼要有撫恤金的。但是廠方并不搭理。這個老師按照在農(nóng)村抗爭的經(jīng)驗，在工廠老板的辦公室門口靜坐，但是沒有任何效果，他甚至想在工廠拉出一條抗議的橫幅。那個死者的父親哽咽著說：“如果他們再不理我，我就跟他們拼了。我兒子這么小就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急忙勸他，建議他們走法律程序。

　　這個事情，后來以抓不到兇手，廠方賠一點錢告終。當他們找到我的時候，我覺得我跟他們處在完全一樣的位置上，我們面臨的都是一個卡夫卡式的“城堡”。法醫(yī)鑒定結(jié)果表明，是被打死的；
有關(guān)部門的偵查，一直沒有結(jié)果，抓不到兇手；
廠方則一直強調(diào)不是工作時間，他們沒有責任，于是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無聲無息地死去。他們在這里又沒有認識的人，更加沒有有權(quán)的朋友，于是一切責任人都消解于無形。對于從農(nóng)村到城市的他們而言，每一個權(quán)力實體都可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也都可能不解決他們的問題。任何催促都無濟于事，他們只能等待。最后的結(jié)果，據(jù)說是廠方賠了家屬一點錢，很快了結(jié)了，并把尸體火化了。當那個父親在電話里告訴我，尸體已經(jīng)火化，他們很快回家去的時候，我哽在電話筒旁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條生命就這樣消失了，以一種如此荒誕的過程和結(jié)局消失，我甚至連憤怒的理由都找不到……

　　4

　　何春梅的猝死，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著當前農(nóng)民工普遍的生存狀態(tài)。不同行業(yè)弱勢群體的命運糾結(jié)在一起，不管是城市中的民工，礦井里的礦工，還是農(nóng)村里收到不公正待遇的農(nóng)民，他們面臨的共同問題都是：他們的聲音發(fā)不出來，他們的利益、生命缺乏保障。

　　當一個人的尊嚴受到最大限度的踐踏，超越了心靈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時候，當一個社會的整體環(huán)境無法讓人看到正義實現(xiàn)的希望的時候，以惟存的生命去換取尊嚴，成了那些有血性的農(nóng)民工們惟一的選擇。在2005年，便有兩件轟動全國的農(nóng)民工殺人事件，兩個主角，一個是王斌余，一個是阿星。

　　兩案的案情都很簡單。王斌余，一個寧夏的工人。包工頭拖欠他的工資，5月11日，經(jīng)勞動部門調(diào)解，包工頭承諾５天內(nèi)算清工資。王斌余和他的弟弟上門討薪，誰知道被包工頭及其同伙惡言侮辱，罵他像條狗，甚至兄弟倆都被拳打腳踢。這種無理的侮辱，極度踐踏了一個年輕人的尊嚴，王斌余激憤之下，連殺4人，重傷1人，而后到河邊洗干凈血跡，從容自首，被法官一審宣判死刑。

　　相隔不到六十天的7月8日晚，在廣東潮陽打工的20歲打工者阿星因酒醉后曠工一天，被主管開除了，又被扣了工資。阿星無奈選擇了離開。但是當他在宿舍收拾衣服的時候，工廠主管來了，阿星的描述，是“罵了很難聽的話”。阿星一氣之下，接連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殺人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現(xiàn)金，連夜離開潮陽，于7月9日上午10時趕到深圳寶安區(qū)公明鎮(zhèn)。7月9日傍晚，阿星在他信任的《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記者的陪同下，在深圳一個派出所自首。

　　連接發(fā)生的王斌余案、阿星案，昭示了這個社會日益激化的種種矛盾，城鄉(xiāng)差距日益拉大，貧富分化日益懸殊，弱勢群體的合法權(quán)益得不到保護，甚至連生命尊嚴也被肆無忌憚地蹂躪。在這兩個案件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強勢者，上等人不但剝奪了弱勢者的合法權(quán)益，而且出口傷人，從人格、尊嚴上侮辱弱勢者，正是這種對尊嚴的侮辱，徹底沖垮了王斌余、阿星們理性的最后防線，當他們拿起武器的時候，他們捍衛(wèi)的不是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而是自己的生命尊嚴！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機構(gòu)可以有效地為弱勢群體說話，為他們爭取到他們的合法權(quán)益，更加沒有一個機構(gòu)可以阻止強勢者對他們尊嚴的蹂躪。

　　對評論者而言，王斌余案，阿星案揭開了這個社會潛藏的倫理困境。要如何評價他們的選擇？正義何以實現(xiàn)？王斌余、阿星，無疑都是這個社會中最弱勢的人，他們?yōu)榱松�，付出了他們的全部努力，同時，他們也是最善良淳樸的人，即如阿星，他的家鄉(xiāng)廣西天等縣上映鄉(xiāng)溫江村，便出過曾在深圳轟動一時的“砍手黨”，他15歲開始就在深圳的“廣西砍手黨”團伙里做飯炒菜，卻從沒參與過任何一件作案。在他懂事之后的18歲開始，為了堂堂正正地做人，他便離開“砍手黨”團伙，在工廠兢兢業(yè)業(yè)打工。但是，命運卻把他逼到了與他的“砍手黨”鄉(xiāng)親相同的深淵里。從情感上，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會同情王斌余、阿星們的遭遇，理解他們的行動，甚至任何一個有血性的年輕人，在面臨他們相同的情景的時候，都會做出他們那樣的選擇。在城市里，面對燈紅酒綠他們一無所有，面對歌舞升平他們兩手空空，面對花天酒地他們俯首如牛。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繼而被逼到尊嚴的斷崖邊緣，那最后的搏擊，是他們維護自己生命尊嚴的最后努力——以生命去捍衛(wèi)尊嚴。而從法律訓練出來的理性的角度，那些逼迫他們拿出武器的強勢者，卻罪不至死，審判者、執(zhí)行人的角色也并非王斌余、阿星們可以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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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代，弱勢群體的生存遭遇，是衡量社會正義的基本標準。社會正義，最主要體現(xiàn)是對弱勢群體而言的正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絕不是正義實現(xiàn)的社會，不管它表面上是如何輝煌的盛世。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宗明義就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總�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shù)�，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shù)人的犧牲�！迸さ拟�，王斌余、阿星們的反抗而死，都以一種最尖銳的方式，考驗著這個社會的正義。沒有一種宏大敘事可以成為他們無聲地死去的理由，他們的反抗與死亡，再次警醒著這個社會，必須為弱勢群體發(fā)出聲音提供必要的平臺，必須為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提供必要的機制，必須讓弱勢群體參與社會管理，取得與強勢談判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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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逝的生命面前，再黑的墨水，也變得那樣蒼白孱弱。筆墨無法去改變死亡的事實，但是至少，能夠使一場場死亡不再是暗暗地死。何春梅莫名其妙地死了，王斌余、阿星在一場恩仇快意之后，也走上了不歸之路。今天，當我寫下這些名字的時候，對當下的人世間而言，它們，只剩下一個蒼白的符號。一條條生靈，跟我們一樣曾經(jīng)悲歡離合，曾經(jīng)愛著、痛著、恨著，曾經(jīng)歡笑過，哭泣過，憤怒過，麻木過的生命，就這樣連接著消失了。同時，他們，卻是一個群體的代表，還有多少個何春梅、王斌余、阿星們，仍活在這人世間，大家呼吸這相同的空氣。于是，如何從逝者的死亡里看到血與淚，如何讓這樣的死亡不再頻繁地發(fā)生，便是生者的責任。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死囚王斌余給人世間留下了最后一段話——我想，在整個2005年，沒有任何人說過的任何話，比這段話更值得讓世人銘記的了：

　　“我也沒有多少時間了。我爸說了，很支持記者的采訪。你們采訪我，文章發(fā)出來，可以讓更多的人關(guān)注我們農(nóng)民工。領(lǐng)導到下面來，只看表面大樓好著呢，我們在墻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樓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護我們農(nóng)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執(zhí)行，我們的權(quán)利還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簡單，讓我父親、爺爺、奶奶過得好一點，他們苦了一輩子。我希望周圍人都要有一顆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們農(nóng)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間都很友好，都能夠互幫互助。我希望社會能夠更多地關(guān)注我們農(nóng)民工�！�

　　2005年11月11日

　　（發(fā)表于林賢治先生編《人文隨筆》2006年下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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