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和張尊超 張岱年之子 結婚時，一點也沒想到會撞進“名門”。因為他們家的做派太不像名人，沒人能看得出來。

　　第一次去他們家，從動物園換乘332路，一路上有風塵仆仆長途跋涉去“村兒里”的感覺，最后終于到達北大西門，張尊超約好在這里等。我們走過綠蔭如蓋的校園小路，穿過彎彎曲曲的荷塘來到山后簡陋的紅磚樓。

　　房間里狹窄之至，并且一團漆黑。黑乎乎的背景中，有兩個穿著極樸素極不講究的老人，站在昏暗、逼仄的小門廳里，有禮貌并有分寸地向我微笑。前邊是準婆婆馮讓蘭，后邊站著準公公張岱年。當時以為這是對我的禮遇，后來才知道，無論什么客人來，都是這種歡迎儀式。兩人和藹的笑容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兩間小屋子加一間幾平米的小廳，和秀美的校園以及開滿月季的小院子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所有的東西都驢唇不對馬嘴地摞著，地下放著橫七豎八的雜物，更多的是書。家具的式樣曾經很精美，但都烏涂涂的，老得沒了光澤，就那么隨意地堆在一起，人就在其間繞行。說實話，我從沒見過這么破舊的家。其實，他們是住過大房子的。解放時，我公公住在清華大學西院，后來搬到新林院，是一棟很大的宅子，兩家分住上下兩層，有青磚漫地松林圍護的院子。

　　“文革”后，我們住到了中關園48公寓。后來，北大的領導出于對老先生們的照顧，讓公公家遷至燕南園，已經定好門牌號，看過圖紙。此處房間多，獨門獨院，松柏森森，鳥鳴陣陣，環(huán)境非常幽雅。但兩位老人卻不動心。后來學校又說要給我們一套100多平米的樓房，也不甚被兩位老人所響應。我婆婆的回答一般是：“這里挺好哇，你看人家丁先生是校長，也是住在這里嘛�！�

　　丁石孫先生在北大多年一直住中關園42公寓，和48公寓是一樣的房子：一間8平方米的小廳加三間小臥室，建筑面積75平米，使用面積僅在50平米左右。這時我家不算請來帶小孩的阿姨已經五口人了。公公的客人又多，有了大房子至少不會再現(xiàn)這樣的場景：寒冬臘月里，張岱年全副武裝——大衣帽子口罩，帶一群客人在樓下散步兼討論問題。許多海內外學者都受到過這種禮遇，臺灣學者陳鼓應先生直接向鄧小平上書，呼吁“為張先生解決房子”。曾有不明就里的學生發(fā)表建議：“以張先生的影響，只要到校辦公室一跺腳，肯定就能調房子�！鼻也徽f這對北大是多大的冤枉，而且我想，即使真的需要去跺腳，恐怕也只有我去，我公婆他們是決不肯為的。而且，我公公對我的所有野心洞若觀火，卻超然物外，不置一辭，這種方式反倒更讓我不好意思。

　　公婆對吃飯穿衣的要求都不高。在我家能夠見到世界上最奇異的菜譜：用清油烹一下胡蘿卜、白薯、玉米、豆類以及芹菜及純瘦肉，略加醬油煮成一鍋，一日三餐皆如是。張尊超對此的說法是：“媽做的飯越來越像中藥了�！蔽移牌艑�這個評價十分欣賞，朗聲一笑，堅持不輟。

　　改革開放之初，一次，張尊超和同事們開會，有個同事指著旁邊教室問他：“哎！那是不是你爸？”張尊超回答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心里有點暗自高興，以為人家是由擠得滿滿當當的教室推斷出來的。同事笑呵呵地說，“我一眼就看出來了，跟你穿的一模一樣的大傻鞋�！彼�謂“大傻鞋”，是指流行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白塑料底、燈芯絨面的五眼大棉鞋。那時北大的大部分教職工都穿皮鞋或皮棉鞋了。

　　我極佩服兩位老人，能上能下，安貧樂道，寵辱不驚。我對他們性格特點的最大感受，惟有兩個字———從容。這種從容是一種心態(tài)，而非僅僅表現(xiàn)為行為，它來自無欲無求的單純。

　　2003年底，婆婆因骨折臥床后，公公變得憂心忡忡。他對我說，“我現(xiàn)在做不了什么了，給你媽治病全靠你和尊超了，不要怕花錢，好好給你媽治。”婆婆經常躺在床上安慰他別急。那時候我一直在擔心，萬一婆婆有什么意外，公公怎么承受得了？沒想到，他卻走在了前面。此后，我們對婆婆嚴密封鎖消息。然而，她還是緊隨著去了，前后相距僅一周。

　　（《人物》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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