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深圳市曾提出設想，如果公務員在任職期內(nèi)未出現(xiàn)任何違規(guī)違紀行為，退休時將根據(jù)級別不同拿到100萬元至200萬元的廉政公積金。我曾撰文批評此舉是一場與行賄者之間的惡性價格戰(zhàn)。

　　國家職員(包括由國家支付薪水的事業(yè)單位職員)的薪水，應該有一個合適的、與其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的品質(zhì)相般配的水準。但用哄抬公務員價格的方式來延緩腐敗的擴散，只能治標于一時。在要求制度改造的喧嘩中，有一個已被忽略的常識，即：為什么要有一個政府，為什么我們要有一個統(tǒng)治者和管理者？

　　政府的好處和它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天底下唯有政府，才可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去招攬人才。即在不驚動任何強制力、徹底的契約自由之下，唯有政府有能力以低于市場價格的薪水，延攬到高水準的人才。

　　記得最初學習英美司法制度時，我曾有一個天大的疑問。英美的檢察官，薪水和地位都低于歐洲國家的檢察官。而英美私人律師的收入?yún)s又普遍高于歐洲國家的同行。那么以我們在20年市場改革中所形成的庸俗的經(jīng)濟觀來看，在一個控辯對抗的美國法庭之上，一邊是檢控官，一邊是收入比檢控官高十幾倍的辯護律師，這種官司還怎么打呢？

　　公訴案件有得打的前提，就是政府花1萬塊錢請來的人，不比被告花10萬塊錢請來的人水平低。以純市場的觀念看這不是癡人說夢嗎？這是個比較戲劇性的例子，它要求政府必須有一種能力，使它甚至能僅以市場價十分之一的低薪，招攬到同等水平的律師做檢察官。如果我們通過政府聘請人的費用，和直接在市場上聘請人同等昂貴，我們要政府做什么？

　　用科斯的企業(yè)理論來解釋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管理成本，一定低于由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交易成本。公民用較低的價格從政府那里獲得公共服務，代價則是忍受政府組織對公共事務的壟斷。

　　因此，在公務人員能得到一個社會中等生活水準的前提下，“低薪”恰恰是政府的標志之一。接下來的問題，是政府用什么籌碼來“低薪攬才”。在我看來，舉其大端有三：

　　第一是政府能夠提供比任何私人機構(gòu)都更大、更多的榮譽和成就感。政府提供的幾乎所有的職位，都是直接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在法國一家警察局的大門口，寫著這樣一句銘語：“找出真相是快樂之源”。使正義得以實現(xiàn)，如果你在乎這個，這顯然是一種私人機構(gòu)無法提供的價值。但這種成就感也并非那么超功利，政府職位的榮譽感與公共權(quán)力也密不可分。政府為職員提供私人機構(gòu)沒有的特權(quán)，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特別有“面子”。此外，政府也是全社會無與倫比的龐大機構(gòu)，因此也能提供比任何私人機構(gòu)更多的升遷機會和成就空間。在私人機構(gòu)那里最高是5級，最高做到董事長。但在政府里面就有15級，可以做到總統(tǒng)。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政府職位的這種榮譽甚至還能在離開政府之后轉(zhuǎn)換為直接的經(jīng)濟利益。所以即使給總統(tǒng)當保鏢的薪水只有給資本家當保鏢的十分之一，但政府拿這個報價同樣可以請到第一流的人。而某人給總統(tǒng)當了保鏢之后，回頭在保鏢市場的身價，就比沒給總統(tǒng)當過保鏢的人還要高了。

　　第二，由于政府的壟斷者地位，使它永遠不會破產(chǎn)。這樣，公務員成為全社會最有安全感的一種職業(yè)，而他們?yōu)榱诉@種穩(wěn)定的終身福利，甘愿忍受較低的工資。這也會產(chǎn)生出一種有意思的分流，即偏好高風險的人才都不會到政府里來。這樣一個政府就更令人放心。比如美國的獨立檢察官斯塔爾，在律師事務所時的基本年薪是114萬美元。但他卻和大多數(shù)美國法律人士一樣，最大夢想就是成為年薪17萬美元的最高法院終身大法官。就因為大法官幾乎是憲政制度下最能體現(xiàn)公職榮譽感和穩(wěn)定性的一種職位。

　　第三，一個政府如果沒有能力營造公職的榮譽感和穩(wěn)定性，就只能動用它的最后一個特征“低薪攬才”：即提供最大化的腐敗機會。這就反過來把一切冒險家都吸引到政府里面。等到又想制止腐敗，又轉(zhuǎn)而用高薪去贖買他們的腐敗機會。

　　于是目前我們的人事改革傾向，就成了一面鼓吹高薪，一面又一味地去打破國家職員終身福利保障。這等于是在消滅國家職員與其他私人機構(gòu)職員的區(qū)別，消除政府與私人機構(gòu)的差別，也使政府存在的理由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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