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泱泱大國就有著做不完的夢，從莊子的蝴蝶夢、陶淵明的桃花源之夢到李白的游仙夢、蘇東坡的赤壁夢，夢從來就沒有斷過。古老的大同之夢更是一直牽引著這個民族，直到1933年元旦，《東方雜志》發(fā)起征夢活動，還有無數(shù)知識分子在做著相似的大同夢、桃花源式的田園山水夢。我曾因此感嘆做“公民夢”的人太少、太少了。最近重讀了章乃器、王蕓生在上個世紀40年代分別做的夢，為他們的公民夢感到欣慰，為半個多世紀前他們的夢迅速破滅而黯然神傷。章乃器是大名鼎鼎的“七君子”之一，王蕓生是《大公報》總編輯，以一手道義文章風靡海內。在戰(zhàn)云低垂，內戰(zhàn)陰影籠罩著中國上空的1946年，兩位享有崇高地位、聲望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做起了夢。

　　先是1946年3月，章乃器在《平民》周刊第4期發(fā)表《我想寫一篇小說——二十年一夢》，描述了“黃子孫”1945年元旦的一場大夢，那二十年來中國發(fā)生的慘痛不幸的事情，都不曾發(fā)生過。

　　他夢見孫中山先生鑒于日本軍閥專政的禍害，在國會提出修改憲法的議案，絕對禁止軍人干政。軍人退伍后如要改任行政官，必須經過兩年以上的政治考察或訓練。三民主義全部實行了，但孫先生把內容修改了許多，訓政只實行了三個月，他就宣告廢止。接著，取消了公民宣誓，考試制度也只限于事務官。

　　他夢見孫先生沒有死，在連任了兩次大總統(tǒng)后，就拒絕做總統(tǒng)候選人。孫先生已八十高齡，但還很健康，整天和普通老百姓在一起，每天寫日記，名為“社會報導”，發(fā)表在每一份報紙上。

　　他夢見國共沒有分裂，共產黨在友善的空氣中成為獨立組織。

　　他夢見，全國人民都以主人翁身份熱心國事，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辦政治，各政黨也都在爭取人民同情，因為民意的大公無私，各政黨間的政見也大同小異。

　　他夢見，不僅中蘇友善，而且經中國的調解，英美各國對蘇聯(lián)的歧視也消釋于無形了。在孫中山的關注下，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大批蘇聯(lián)政治犯來到中國，從事寶貴的研究工作。

　　他夢見，英美等國以資本、技術幫助中國建設，已在進行第四個五年計劃，輕工業(yè)方面已超過蘇聯(lián)。

　　他夢見，由于市場的開發(fā)無可限量，國民生活比二十年前提高了十倍，還有大大提高的可能。

　　他夢見蔣介石五年前就覺得軍事已不重要，辭去軍職，到各國考察政治、經濟，在美國逗留了一年多，非常欣賞美國人民自由、平等、公開、坦白的作風。他環(huán)游世界回來，繼林森之后被選為第四任總統(tǒng)，他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接觸民眾方面，作為決策的根據(jù)。

　　他夢見，許多已被殺害的人們都活著，而且擔任很重要的工作。殺人的劊子手都在國營大屠宰場里工作。大大小小善于伺候上司的官僚們，有些變成了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有些改行到醫(yī)院做看護去了。拿著剪刀檢查文字的人們被分配在服裝廠做裁剪師。檢查信件的人被分配在大機關、大銀行、大公司做助理秘書，負責每天給主管拆信�！ā墩履似魑募废戮�，華夏出版社 年版，470—472頁）

　　同年11月4日，王蕓生在上�！洞蠊珗蟆钒l(fā)表《做一個現(xiàn)實的夢》，一口氣寫下了八個“現(xiàn)實的夢”：

　　全國無槍炮聲，人們都過上和平的日子，安居樂業(yè)；
政府改組，毛澤東、周恩來與蔣介石、孫科、宋子文，還有張君勱、曾琦、莫德惠等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環(huán)坐討論國事。行政院改組，各黨派都有人為部長，是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
國、共兩黨的軍隊根據(jù)整軍方案進行了整編，向“軍隊國家化”的理想跨出了一大步，敵對情緒差不多已完全消失；
在各方參加的國民大會上，產生了一部比較合于理想和現(xiàn)實的民主憲法；
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在整軍的同時，正在籌備普選，計劃在第二年五五或雙十節(jié)前民選總統(tǒng)、議會，實施憲政；
中國境內已沒有外國軍隊；
一年來的中國外交獨立自主，舉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認為中國是真正的五強之一；
戰(zhàn)后一年，物價穩(wěn)定，因為各地糧食豐收，糧價下跌，人民貧困大減，建設多在著手，各地工商業(yè)多欣欣向榮，前景光明。（王芝琛、劉自立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196—198頁）

　　兩年后，即1948年9月記者節(jié)時，王蕓生還在《大公報》做了一個《九一之夢》，那一天離他發(fā)表《和平無望》僅僅2個月。

　　他夢中的中國是一個教育發(fā)達的社會，人人讀書識字，很少有文盲。報紙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離不開報紙，人們不僅在報紙上獲得各種信息、意見，而且在報紙上發(fā)表自己的意見。

　　林林總總、五顏六色的報紙，既有屬于政府黨，也有屬于在野各黨派的，有代表大企業(yè)家利益的，也有代表中產階級或勤勞大眾的利益。各種報紙七嘴八舌，各說各的話，只要言之成理，百無禁忌。除非觸犯刑法上的誹謗罪，要被告上法庭，“絕不會有封報館、打報館、抓記者、甚至殺記者的事”。記者們可以完全不必“為尊者諱言”、“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廣大人群雖然沒讀過孫中山先生的大書，但他們都懂得三民主義，都能正確地了解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簡單名言。什么樣的花言巧語，只要不把人民當人看待，不管報紙印得多么漂亮，賣得多么便宜，也沒有人看。

　　一篇大觸當?shù)乐傻纳缭u一發(fā)表，即為萬民爭閱，有人建議封了這張報紙，不料當?shù)勒邊s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國家事就是眾人的事，人人得而議論，我怎么可以堵眾人的嘴不讓講話呢？……報紙的言論，錯誤的不去理它，有理的我就采行，不更有益于國嗎？……報館是封不得的。”這段故事傳為美談。

　　類似左拉的故事也發(fā)生過，“新聞記者”幾乎成了“正義”的同義詞。

　　政府對報館毫無特別限制，辦報如同開小店鋪一樣，不須特許，不須登記證，或開或關，自生自滅。

　　記者節(jié)那天，男女老幼自發(fā)地會集在能容納十萬人的廣場，為新聞記者加冕，他們用報紙折疊成王冠摸樣，給所有記者戴上，上面寫著“真”、“正”二字，一方面稱他們是真正的記者，一方面說他們代表著真理和正義。加冕完畢，萬眾歡呼。（同上，217—220頁）

　　章乃器的夢是對二十年歷史的回顧，王蕓生的前一個夢著眼于1946年中國最緊迫的那些問題，后一個則是他的新聞自由之夢。可以說，他們的夢代表了當年深為中國命運憂慮的知識分子們的思考。將他們的夢放在一起，我們可以更清楚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46年前后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渴望和平，渴望民主，渴望當政的國民黨能夠實行真正的憲政（新聞自由是理所當然的應有之義），從而國、共兩黨能在和平的憲政軌道上展開競爭，而不是訴諸武力來解決分歧、紛爭。王蕓生的“九一之夢”有的放矢，針對蔣介石政權對輿論的鉗制、打壓，他具體地提出了新聞自由的理想，那不僅是一個報人多年的夢，也是百年來幾代知識分子的夢啊。王蕓生在國民黨大廈將傾時，以他樸實而生動的筆，完成了這個百年之夢。那不是一個紙上的夢，也不是用墨水寫下的夢，其中浸透了沈藎、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等無數(shù)先驅者的鮮血。

　　面對不可避免的內戰(zhàn)，老實說，知識分子是多么無可奈何、多么無能為力，梁漱溟之所以退出現(xiàn)實政治，隱居重慶，重操著書立說的舊業(yè)想來也是出于這種無奈，和無力感。張申府到了1948年下半年還在呼吁和平，梁漱溟1949年還要敬告國民黨、共產黨，為和平呼號，都折射出這些大知識分子的書生氣、傻氣。我是喜歡這樣的書生氣和傻氣的，這正是他們可愛的一面，如果連這樣的書生氣和傻氣都沒有了，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相比之下，章乃器和王蕓生兩位先生就要比他們聰明得多。在和平夢、憲政夢破滅之后，從1948年元旦在香港《華商報》發(fā)表《乾綱重振》到6月4日執(zhí)筆寫下《在港各界民主人士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章乃器先生已不再做那些不切實際的夢了。1948年11月10日，在社會大變動的前夜，已悄然離開上海的王蕓生先生在香港《大公報》發(fā)表《和平無望》的社評，至此，他的“現(xiàn)實的夢”、“九一之夢”已徹底破滅，一個做夢的時代也即將走到盡頭。

　　沒有看到過胡政之先生做夢，在1945年與1946年之交，他就深知要改變蔣介石是不可能的，內戰(zhàn)不可避免。在一個有著根深蒂固的暴力傳統(tǒng)的國家，他感到了知識分子的無力，曾對他兒子胡濟生說：“美國人期望的中間路線人士遲遲不能出來，他們驚訝為什么中國知識分子對月國家大事如此冷淡，其實他們不了解中國情況，知識分子不能抓住軍隊，而軍隊在中國是極其重要的。”他還說：“中國的事情復雜難辦，人們老于世故，難得真誠爽利，像馬歇爾這樣有聲望的人物把納粹打敗了，可是在中國卻栽跟頭”。沒有槍桿子的知識分子對國事終究無能為力，獻身報業(yè)近40年的胡政之先生對中國社會的洞察是清醒的。

　　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章乃器、王蕓生先生那些夢的價值，在一個“老于世故”的社會，他們的夢尤其可貴。與其說，那是他們的夢，不如說是他們的理想或心愿。即使稱之為夢，在我看來，那也是中國最稀缺的“公民夢”。百年中國，多少的血淚悲歡，多少的浮沉曲折，知識分子有著太多的希望，太多的期待，太多的夢，但懷抱公民之夢的人確實不多。在寫這篇小文的時候，我一次次地想起1933年元旦《東方雜志》上142位知識分子的250個夢，想起歷史上無數(shù)的文人夢。在幾千年的文化因子里，多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夢，多的是桃花源之夢，做一個公民，一個獨立思考的人，一個對自己的國家有權利、也有義務的人，那還是一個較為陌生的夢。至于魯迅先生、胡政之先生這樣冷靜的現(xiàn)實主義者更是連夢也不做的。

　　落花流水春去也，章乃器、王蕓生兩位先生半個多世紀前的那些夢，無聲無息，如同流星般劃落在戰(zhàn)火彌漫的暗夜里。重溫這些舊夢，追尋他們夢的軌跡，那是灑滿了希望與痛苦的軌跡。章立凡為其父親的文集寫跋，以《百年尋夢》為題，這是個多好的題目啊，我就不揣冒昧，以這篇同題習作，寫下我對百年尋夢者章乃器、王蕓生，還有其他許多知識分子的敬意，也寫下對他們尋夢未成的無限惆悵，百年之夢或許還會再做下去，人總是要做夢的，盡管“我們似乎已生活在一個沒有夢的世界”。

　　200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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