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主持的亞洲安全會議6月初在新加坡閉幕。像這樣的西方研究機構召集的亞洲安全會議，這些年來很多。倫敦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稱，它“已經成為亞洲防務外交的一部分，并被看作亞洲重要的安全制度”。

　　對這些影響著未來亞洲安全的國際安全會議本身進行觀察，也許是很有意義的。

　　這里，筆者想提出“亞洲安全的政治學”問題。誰代表亞洲？什么是“地區(qū)安全”？到底是誰的安全？我們需要何種“地區(qū)安全”？是否存在共同的、分享性的“亞洲安全”？

　　在關于亞洲安全的一系列討論中，包括這次西方研究機構“搭臺”，以美國為中心的各國官方“唱戲”的“亞洲安全會議”，似乎在回避這樣的政治學問題。

　　第一，這些會議是“防務外交”會議，來的都是各國的國防部長。國防部長們在會議上的講話都與“國家安全”而非“地區(qū)安全”密切相關。每個代表都帶來了各自的安全關切，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強調的是海事安全;菲律賓談的是恐怖主義問題;美國談的也不再是恐怖主義之類，而是超越恐怖主義的問題。

　　第二，西方關切的安全問題主導“亞洲安全會議”。西方目前關注的是大規(guī)�！皻�傷性”武器的擴散、維護和平與國際干涉、朝鮮核武問題上的外交和威懾以及新興軍事力量的崛起產生的影響等問題。亞洲國家更關心的是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變化、社會分化等新型的安全問題。西方和亞洲在亞洲地區(qū)安全重點的認識上存在差異。“亞洲安全”這個詞，本來就很模糊。記得倫敦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已故研究部主任西格爾（中國問題專家）8年前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EAST ASIAN SECURITY”（東亞安全）是個錯誤的提法，正確的提法應是“SECURITY IN EAST ASIA”（在東亞的安全問題）。這個區(qū)別在這次新加坡亞洲安全會議上也能看出來，會議的主辦方和來自西方的國防部長們、防務問題分析家們非常自覺地少用“ASIAN SECURITY”，而是“SECURITY IN ASIA”（在亞洲的安全問題）。對我們亞洲人來說，正好相反，我們需要的恰恰是“亞洲的安全”而非“在亞洲的安全”。

　　第三，美國霸權仍然是亞洲安全的中心，亞洲仍然不是一個政治經濟和安全意義上的“地區(qū)”。拉姆斯菲爾德在這次新加坡會議作開頭的基調演講，題目是《美國和亞太安全:超越恐怖主義》，主談“中國軍事威脅”，顯示在反恐戰(zhàn)爭4年后的今天，美國的戰(zhàn)略重心正在從恐怖主義重新轉移到“中國問題”上來。亞太地區(qū)，美國在冷戰(zhàn)期間建立起來的“中心”和“輪輻”的安全結構，即以美國為中心的戰(zhàn)略同盟，一直到現(xiàn)在并沒有根本改變。美國人談的“亞太安全”自然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對于亞洲國家來說，盡管有許多國家需要在本地區(qū)的“美國存在”，但長期把安全建立在美國中心的基礎上，不但不公平，而且不合理。

　　第四，倫敦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聲稱這個亞洲安全對話會議已經成為重要的地區(qū)安全制度，但是我們卻很少發(fā)現(xiàn)這個會議真正在談論地區(qū)安全制度。而這正是亞洲安全的核心問題。不像歐洲，亞洲沒有地區(qū)范圍的安全制度，以美國為中心的安全結構不包括、不代表中國和印度，而中國和印度則是亞洲的主體。不管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為主的軍事聯(lián)盟如何宣稱在地區(qū)安全的“中心性”，事實上，它并不是代表亞洲、覆蓋亞洲的“地區(qū)安全結構”。

　　第五，中國與會代表主張在“新安全觀”基礎上“共存共贏”，加強地區(qū)安全合作，承認世界其他大國在亞洲的安全利益，顯示了對亞洲整體安全的關切。新加坡領導人則呼吁與中國合作，共同面對各種安全挑戰(zhàn)。但是，除了這些少數(shù)聲音，亞洲的“共同安全”和“安全合作”并不是主題。相反，美日則把中國當作主要的“安全威脅”，對付中國傳統(tǒng)性質的新的軍事聯(lián)盟正在亞洲形成，“中國問題”似乎再次主導與會國防部長的安全思維，中美日“各說各話”。在安全問題上，亞洲仍然是嚴重分裂的。

　　亞洲安全必須加強其“亞洲性”，亞洲的安全首先是亞洲人、亞洲國家的安全。

　　亞洲的安全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安全的一部分。但是，不能讓亞洲人和亞洲國家僅僅服從和服務于西方的安全，尤其是美國的安全。

　�。ū疚恼�自《看世界》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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