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在向臺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贈送一幅小篆書法時念不出上面的字，人家還禮給也不懂得說謝謝，簡直是語無倫次，在世人面前“出色”地現(xiàn)了一把中國大學校長的眼，輿論一片嘩然。人們左看右看這位顧某人不像個大學校長，更不能容忍號稱國內(nèi)第一的清華校長是這個“熊樣”。那么，人們心目中合格的大學校長是什么樣子的呢？

　　一個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個學者，而不是官員。因為只有學者才能真正體會到做學問的艱辛，也才能真正理解、關心學者、尊重、愛護學者，才能懂得什么是獨立思考、懷疑精神，才能做到不人云亦云，官員們所欠缺的正是這些優(yōu)秀品質(zhì)。民國時的大學教育法明確規(guī)定，大學校長不能由官員兼任。西南聯(lián)大將要北上的時候，北京大學的校務委員蔣夢麟被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傅斯年馬上指出，蔣不能再擔任北大校長了。那是個“出”大學校長的時代，一批優(yōu)秀的大學校長，如蔡元培、胡適、梅貽琦、吳有訓、竺可楨、傅斯年等，如璀璨的群星閃耀，個個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學問家。再看今天的大學校長，他們首先是黨和國家的干部，雖然他們也有教授、博導、院士的頭銜，卻拿不出多少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頭銜只能說明他的身份，無法證明他是真正的學者。他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遇事不出笑話那才怪哩。

　　大學校長還應該是一個教育家，有自己獨特而深邃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辦學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他給北大立的校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清華校長梅貽琦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那是個我們稱之為“舊時代”的社會，但從這些大學校訓中我們體會出的正是獨立的品格。再看現(xiàn)在的大學校訓，多是些“團結(jié)、勤奮、求實、創(chuàng)新”之類的空話，千篇一律、毫無特色，更嚴重的是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自由、獨立的靈魂�，F(xiàn)在的一些“中國大學校長訪談”之類的書或電視節(jié)目，只看到校長們政治口號背誦得滾瓜爛熟，或是“闡述”著雷同的文科辦理科、理科辦文科“爭創(chuàng)一流”的“模式”，就是不懂得什么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看不出這些人到底闡述了什么有價值的教育思想。這樣的校長辦這樣的大學，沒有靈魂空有大學的外殼，至多是一個熱衷于收費的機構，說它是政府機關也可以，甚至說它是什么都行，就是再也不能稱之為大學了。

　　大學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教授和學生是這個家園中的驕子，他們承擔著這個民族追求真理的使命，是最不應該也不能受到傷害的，因此要求大學校長還必須是個勇士，要有獨立的人格和的勇氣，他，一介文人、書生，肩上卻承擔著保護這塊思想綠洲的責任。中國“舊式”大學里的校長一般都明白這個道理，懂得愛護和保護他的教員和學生，比較有骨氣，敢于藐視權貴，起碼比起現(xiàn)在的來是這樣。教授和學生出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去保護他們，使他們免遭迫害。陳獨秀宣傳進步思想入獄三個月，蔡元培領著師生數(shù)十人打著旗幟到監(jiān)獄門口迎接。換了今天的校長，敢嗎？“七七”事變”前，北大進步教授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被捕，成為當時北平轟動一時的新聞。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多方奔走，設法營救，迫使國民政府釋放了3位教授。換了今天的校長，敢嗎？40年代末，一次北平國民黨特務要來清華逮捕學生，先送來了一個幾十個人的名單。這個名單本來可以不給清華，因為管事的人是清華畢業(yè)的，對梅貽琦很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學校為此開了校務會，梅貽琦力主通知黑名單上的學生，馬上離開學校，使這些學生免遭逮捕。換了今天的校長，敢嗎？

　　有幾十年了，或著說至少馬寅初校長之后，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一位像樣子的大學校長。今天的中國，沒有大學校長， 只有大學官長。一群大學官長領導著一千多所官僚大學，什么深刻的思想、現(xiàn)代教育理念、獨立品格、人文關懷精神等等，統(tǒng)統(tǒng)想都不要想；
什么世界一流，什么諾貝爾獎，永遠跟中國人無緣。

　　沒別的，只盼著有生之年能見到咱中國也出一個半個即有學問又儒雅又懂得保護咱教書匠和窮學生的像點模樣的校長，再給啥子臺灣同胞“捐贈”禮物時不再鬧出愚蠢的笑話。不管怎么說，這要求不過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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