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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發(fā)民:“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特征

發(fā)布時間:2020-05-24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內容提要] 本文揭示了“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空想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封建社會主義、軍事共產主義四大政治思想特征,并從認識論上闡述了它與客觀相分裂的唯主觀論、與真理相分裂的唯價值論、與經濟相分裂的唯政治論、與統(tǒng)一相分裂的唯斗爭論、嚴重脫離黨和群眾的個人崇拜論等特征。

  

  [關鍵詞]“左”傾 意識形態(tài) 特征

  

  仰觀俯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曲折軌跡,不難發(fā)現(xiàn),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在求解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艱辛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兩個不同的中國社會主義觀。一個是正確或比較正確的中國社會主義觀,這就是黨關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和實踐經驗。另一個是錯誤的中國社會主義觀,這就是黨在探索中產生的一系列“左”傾錯誤理論觀點、政策思想和實踐經驗。兩個中國社會主義觀之間存在著曲折、復雜、深刻的思想沖突?偟木謩菔,愈到后來,“左”傾中國社會主義觀愈壓倒正確或比較正確的中國社會主義觀而占上風,并隨著實踐和思想的不斷積累而躍升為完整的“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

  

  “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以“一大二公三純”的,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實行計劃經濟和供給制的,限制并消滅按勞分配和商品經濟的社會主義“新世界”為理想目標,以“階級斗爭”、“大躍進”、“窮過渡”為基本路徑,是一個嚴重“左”傾的社會主義認知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深入研究這一思想體系的特征,對于我們科學總結和汲取歷史教訓,深刻認識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真理性和價值性,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思想特征  

  

  從政治思想上看,不能說“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沒有一點科學社會主義成分。但是,它在實踐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鮮明特征,卻是嚴重偏離科學社會主義或與科學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

  

  空想社會主義,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最鮮明的特征。對此,晚年的毛澤東直言不諱。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他不僅和劉少奇曾經議論過:“從前烏托邦的空想,我們要實現(xiàn)!雹诙矣1958年8月21日上午在北戴河談人民公社時,明確提出:“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

  

 、俅宋氖亲髡咚袚膰疑鐣茖W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陉懚ㄒ辉诎舜蠖螘h的發(fā)言記錄,195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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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們要實行。”①為此,就以19世紀歐美和日本的空想社會主義為藍本,在頭腦中構建了一個“一大二公三純”的,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實行計劃經濟和供給制的,限制并消滅按勞分配和商品經濟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為急于實現(xiàn)這一“純潔”、“美好”的社會主義“新世界”,在我國工業(yè)化剛剛起步,人均國民收入只有129元(1955年)的情況下,就誓言實施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②,拔苗助長地推進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急于求成地“歸大堆”;在我國人均收入僅142(1957年)元,農民全年人均收入不足80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基礎上,就心血來潮地在農村搞起了“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形式”的“大試驗”,拼揍“一大二公”,實行“一平二調”,心急火燎地“向共產主義過渡”。這種“左”傾思想和實踐,鄙薄物質利益原則,推崇假、大、空的“政治掛帥”,提出“窮則變,富則修”的奇怪邏輯,把貧窮和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輕視科學知識,不信任知識分子,得出“書越讀越蠢,越是知識分子越容易產生修正主義”③的荒唐結論,把愚昧和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從而,就鋪墊了一條依靠“窮過渡”和魯莽蠻干而通向共產主義的空想道路。為了清除這條道路上的障礙,不惜制造愈演愈烈的“階級斗爭”,以至發(fā)動了震撼寰宇的“文化大革命”。“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以極其激烈、頑強而悲壯的特殊方式,在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再現(xiàn)了歷史上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足跡。

  

  民粹主義,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最突出的傾向。民粹主義是19世紀60年代產生于俄國的一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是農民階級從維護小生產利益出發(fā)而懼怕和反對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思想表現(xiàn)。其基本內容是,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發(fā)展的歷史必然性,主張在農民村社和個體經濟的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在中國具有深厚的基礎和影響!白蟆眱A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就深深地打著民粹主義的烙印。其主要表現(xiàn),一是脫離工業(yè)化而追求手工個體農業(yè)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淡化甚至背棄“工業(yè)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④的正確思想,全盤否定“先有機械化、后有合作化”的提法,撇開“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而把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片面化為“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⑤,從而,脫離工業(yè)化進程而人為地加速社會主義改造,致使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不是以工業(yè)化的物質技術為條件,而主要是以落后的手工個體農業(yè)為基礎。毛澤東1944年曾經正確地指出:“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yè)與家庭手工業(yè)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qū)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⑥他把這種民粹主義又稱之為“農業(yè)社會主義”,說:“我們反對農業(yè)社會主義,所指的就是脫離工業(yè)的,只要農業(yè)來稿社會主義!雹叨敲撾x新民主主義建設思路而急于從分散的個體經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不久,就拋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關于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fā)展”的正確結論,不切實際地過早讓“資本主義絕種”,使中國由分散的個體經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并且不顧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而把“狠批資本主義”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綱”。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毛澤東說:“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qū)別開來!薄八^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fā)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階段!雹嗳桥懦馐袌鼋洕米匀唤洕枷氪蛟焐鐣髁x。囿于我國歷史上長期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的束縛,并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本能地排斥商品交換,無端地畏懼價值規(guī)律,盲目地批判市場經濟,崇尚和追求沒有社會分工、萬事不求人、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主義。四是否定按勞分配和一切差別而主張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把聯(lián)產計酬、計件工資、獎金等按勞分配

  

 、佗郾∫徊:《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774、1155頁。

 、诒∫徊:《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57頁。

 、堍蔻唷睹珴蓶|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3-184、207、275、323頁。

 、荨睹珴蓶|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9頁。

 、弑∫徊:《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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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當作資產階級法權加以破除,把勞動者維護自己合法財產不被無償平調和剝奪的正當行為當作“資本主義自發(fā)傾向”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倍加贊賞和宣傳中國古代類似五斗米道那樣的農民絕對平均主義思想①,從而慫容“一平二調”,吃“大鍋飯”,并為其裹上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包裝,致使災難性的“共產風”席卷全國。其實質,是企圖用農民絕對平均主義思想來認識和改造中國,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無任何差別、平均劃一的經濟,就是社會主義。

  

  與民粹主義相聯(lián)系,封建社會主義思想在“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表現(xiàn)得也很明顯。毛澤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提出“正確的個人崇拜”論的同時,旨意明顯地說:“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還不如我獨裁好!雹陲@然,晚年的毛澤東要以個人崇拜為支撐,以“獨裁”專斷為手段來實踐它的“左”傾中國社會主義主張。由此,在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的推波助瀾下,一方面,在思想領域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旋風迅速滋生、蔓延開來,并且愈演愈烈,以至形成全國性的以“三忠于”“四無限”③為內容,以“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為形式的封建表忠心狂潮;同時,在“斗私批修”的旗幟下,領袖個人的“左”傾思想被宗教式的頌揚和教條式的宣傳,“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實行思想壟斷和“輿論一律”,而科學被漠視,教育遭蔑視,民族傳統(tǒng)文化被否定,人類文明成果受批判,大搞禁欲主義的以言治罪和文字獄。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毛澤東被捧到凌駕于黨和人民之上的“至尊至圣”地位和權力金字塔頂峰,個人“獨裁”專斷的思想行為也日益滋長、蔓延開來,并且愈演愈烈,直至形成了“唯毛獨尊”、“唯毛是從”和“順毛者昌”、“逆毛者亡”的高壓政治環(huán)境。這樣,就使毛澤東的“左”傾個人領導不受任何制約地否定和取代了黨的集體領導。大到國家的大政方針,小到人們的生活方式,皆“定于一尊”;無論誰,上自國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稍有悖逆,“非圣即違法”,都會迅即被打入“階級敵人”行列而慘遭專政。人權遭到踐踏,民主受到褻瀆,法紀蕩然無存。歷史已經判定,“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蓋著專制主義紋章,唱著封建主義挽歌。

  

  “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還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軍事共產主義思想傾向。毛澤東對革命戰(zhàn)爭時期那種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無限懷戀。他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方面嚴厲批評進城后實行薪金制是搞資產階級法權;另一方面大力倡導軍事共產主義思想,說:我們的軍事共產主義,是生活平等,搞供給制,軍民一致,官兵一致。④由此,就極力推崇和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生活集體化”!敖M織軍事化”,就是人民公社采用團、營、連、排、班建制把群眾組織成所謂“產業(yè)大軍”,從組織上為像戰(zhàn)爭時期支援前線那樣大規(guī)模地無償調用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可能性!靶袆討(zhàn)斗化”,就是以命令手段統(tǒng)一調配和指揮勞動力,像戰(zhàn)爭時期大兵團作戰(zhàn)那樣進行經濟建設,從而使瞎指揮風泛濫,命令主義盛行!吧罴w化”,就是取消薪水制而實行戰(zhàn)爭時期那樣的供給制,一哄而起地舉辦公共食堂、幼兒園、“幸福院”等生活福利事業(yè),從而剝奪了人們生活上應享有的自由。我國過去長期實行的過分高度集權、以國家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經濟體制本身,就帶有軍事共產主義的思想痕跡。用軍事共產主義方法建設社會主義,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選擇。

  

  上述諸種非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混合,構成了“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靈魂。其核心,是民粹主義。

  

  二、“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認識論特征

  

  從認識論看,“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表現(xiàn)了極其明顯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特征。

  

  (一)與客觀相分裂的唯主觀論。這集中體現(xiàn)在1958年毛澤東拋棄實事求是原則而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的“左”傾思想路線上。這條思想路線的實質,是否定客觀基礎,崇尚主觀意志。

  

  (1)主張破除客觀對主觀的約束。馬克思

  

 、佗冖鼙∫徊:《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775-776、742、1294、743頁。

 、奂础爸矣诿飨⒅矣诿珴蓶|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敬仰毛主席、無限忠于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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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雹倭袑幷f:“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規(guī)律,乃是人的有目的活動的基礎。”②因此,任何主觀意識永遠無法擺脫客觀存在對它的制約,任何實踐行為永遠無法違背科學真理對它的束縛。但是,“左”傾思想路線卻把這種體現(xiàn)存在和意識本質關系的約束視為迷信而主張不斷破除。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③在9月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講:說工業(yè)了不起,可難啦,什么科學可難啦,這也是迷信,就不要信這些。十五年趕上英國,現(xiàn)在兩年基本可以趕上(指總產量,而不是按人口平均)。④“上有所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下必甚矣”。在“破除迷信”的旗幟下,批判“唯條件論”、否定客觀規(guī)律、無視科學真理、向實踐規(guī)則挑戰(zhàn)的聲浪甚囂塵上!按筌S進”時期,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科學態(tài)度視為“右傾保守”和“迷信思想”而徹底批判,把按比例協(xié)調發(fā)展的經濟規(guī)律和綜合平衡方針當作“消極平衡”而恣意推翻,把企業(yè)生產的技術要求和規(guī)章制度說成是壓制工人積極性的“條條框框”而一腳踢開,把堅持科學技術要求的干部和科技人員冠以“白旗”而無情拔掉,甚至提出和實行了蔑視各行業(yè)規(guī)律的“外行領導內行”的錯誤口號。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澤東明確表白,不怕批評者把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歷史唯物論原理當作法寶祭起來“打”他;到“文化大革命”中,全國上下則把這一科學原理斥之為“唯生產力論”而予以聲嘶力竭的討伐。反映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石。否定客觀條件和客觀規(guī)律對主觀意識的約束,否定科學真理和科學規(guī)則對人類實踐的約束,就等于抽掉了認識論中的唯物論,也就等于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2)無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在破除客觀對主觀約束的同時,以“解放思想”為旗幟,“左”傾思想路線對人的主觀能動性進行了驚人的浮夸。毛澤東在1958年夏的北戴河會議上,無限贊賞唐代主觀唯心主義者惠能和尚,說: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大躍進”⑤。由此他認為,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⑥他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核心在于去掉一切束縛,讓人的主觀能動性“爆發(fā)”出來,搞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冒進”!度嗣袢請蟆1958年8月3日《年底算賬派輸定了》的社論說:“國民經濟的發(fā)展,主要的不是決定于這種或那種條件,而決定于人,決定于廣大的人民群眾是不是鼓足了干勁,是不是力爭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眾說得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的產是人的膽定了的。”7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么》甚至宣稱:“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來!碑敃r,“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做不到的事”等荒謬口號橫行無阻。這樣,就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鼓吹到可以創(chuàng)造一切,改變一切的萬能地步,以致用主觀幻想“放飛”了一系列堪稱歷史笑柄的“糧食衛(wèi)星”和“鋼鐵衛(wèi)星”,使虛報浮夸之風禍國殃民而難以遏止。其實,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長時間內,以主觀猜測代替調查研究,導致誤判形勢;以主觀愿望代替科學論證,導致高指標;以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guī)律,導致蠻干、亂整等等,其思想根源,皆在于此。

  

  (3)拒絕承認和接受客觀實踐的檢驗。毛澤東曾經正確地指出:“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⑦但是,在“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是否合乎歷史要求的判定問題上,“左”傾思想路線卻拒絕承認和接受實踐的檢驗。1959年,“大躍進”實踐中所暴露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及其所引發(fā)的“全面緊張”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以彭德懷的信為代表,要求總結經驗和糾正“左”傾的呼聲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頁。

 、诹袑:《哲學筆記》,第201頁。

 、邰蔻摺睹珴蓶|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817、811、992頁。

 、茉S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123頁。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7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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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高漲。然而,毛澤東對此卻視而不見地說:“市場緊張,糧食緊張,農業(yè)也緊張,工業(yè)也緊張,商業(yè)也緊張,交通也緊張,以致搞得人心也緊張。據(jù)我看,沒有什么緊張!雹購亩,不顧國民經濟已經“筋疲力盡”,硬是孤注一擲地做出了“繼續(xù)大躍進”的錯誤決策。接踵而至的全國“三年困難時期”,以城鄉(xiāng)人民食物匱乏、營養(yǎng)不良、饑饉死亡等災難性后果,宣判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破產。在實踐的宣判面前,毛澤東雖然心情痛苦,同意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是,卻主觀地把這場歷史災難淡化為“一個指頭的問題”,臆造了“光明”和“成績”;進而把“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正確判斷和主張包產到戶的正確意見斥之為“反社會主義”的“黑暗風”和“單干風”,策動了愈演愈烈的“階級斗爭”,直至破釜沉舟地發(fā)動了制造“天下大亂”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腳印昭示人們,執(zhí)迷不悟地拒絕承認和接受實踐的檢驗,不見棺材不落淚,甚至見了棺材也不落淚,這既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唯主觀論特征的必然表現(xiàn),也是它堅持唯主觀論的邏輯結果。

  

  (二)與真理相分裂的唯價值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任何活動無一例外地遵循著兩大原則:一是真理原則,就是人類必須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和規(guī)律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使主觀思想和行動符合客觀實際和規(guī)律;一是價值原則,就是人類必然按照人的尺度和自身需要去認識和改造世界,通過實踐,使客觀世界符合人的主觀需要和利益。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統(tǒng)一于實踐。在實踐中,人通過追求價值發(fā)現(xiàn)真理,通過追求真理創(chuàng)造價值;實踐就是肯定真理與實現(xiàn)價值的統(tǒng)一。在這種辯證統(tǒng)一關系中,真理原則具有獨立的權威地位。不是價值決定真理的命運,而是真理決定價值的存亡。任何價值活動都不可脫離真理而獨立存在。人只有擁有真理、成為真理的主體,才能擁有價值、成為價值的主體。社會主義作為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的價值體系和價值創(chuàng)造活動,更須遵循真理原則。

  

  但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卻呈現(xiàn)出與真理相分裂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思想。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經》上講:“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曾子也說:“夏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這都是圣人之言。②這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思想傾向,使毛澤東和黨頭腦發(fā)熱、心血來潮,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采取了“勢如破竹”的破除態(tài)度,以致為急求功利、急求價值而脫離實際、拋棄真理。在價值目標的選擇上,與“生產力決定論”真理相分裂,沉醉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美妙幻想,不僅在頭腦中構建了“超越”前人烏托邦的“左”傾中國社會主義目標模式,而且從實現(xiàn)這種美妙的空想藍圖出發(fā),在頭腦最熱的時候,喊出兩、三年趕上英國的口號,提出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內趕上美國,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設想,為此制定了一系列層層加碼而無法達到的高指標。在價值創(chuàng)造活動中,與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真理性判斷相分裂,執(zhí)拗地提出和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與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歷史唯物論相分裂,搞“窮過渡”,刮“共產風”,推行公社化;與按比例協(xié)調發(fā)展的經濟規(guī)律相分裂,發(fā)動“大躍進”,勁吹浮夸風,實施瞎指揮,制造了九千萬人一哄而上煉鋼鐵的驚世蠻干奇跡。在價值評價上,與實踐檢驗結果相分裂,與廣大人民的價值感受相違背,贊頌導致三年嚴重饑饉的“三面紅旗”,肯定亂黨亂國的“文化大革命”。價值與真理相分裂的結果,是事與愿違,向往文明而得到野蠻,追求富裕而迎來貧窮。最終毀滅的,不是真理,而是價值,是“左”傾中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這是無情的歷史辯證法。

  

  (三)與經濟相分裂的唯政治論

  

  唯物史觀認為,“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xiàn)”③;任何政治上層建筑“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不能把經濟搞上去,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因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

  

 、俦∫徊:《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861頁。

 、凇睹珴蓶|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82頁。

 、邸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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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東西”①。但是,在“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政治不僅被狹隘化為“階級斗爭”,而且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到可以脫離經濟、甚至否定經濟或改變經濟規(guī)律的荒謬地步。這突出地體現(xiàn)在毛澤東把“政治掛帥”絕對化,主張“突出政治”、“政治統(tǒng)帥經濟”的思想中②,體現(xiàn)在對林彪提出把政治置于高于一切地位的“四個第一”③思想的欣賞和推廣上。由此,全國曾陷入唯政治論的歷史旋渦:

  

  在“突出政治”思想的牽引下,“以階級斗爭為綱”取代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運動此起彼伏,“政治沖擊經濟”、“政治沖擊一切”之風席卷全國。

  

  在“政治掛帥”思想的導向下,政治思想被抬高到“一通百通”,可以“掌握一切”、“改變一切”④的荒謬地步,而經濟的最終決定作用和物質利益原則遭到否定。由此,提出了“越窮越革命”、“富了,一定會發(fā)生問題”⑤的荒謬論斷,掀起“趁窮過渡”的“共產風”;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階級”的唯心概念,把大批不占有生產資料、不剝削他人勞動的黨內外知識分子和干部群眾打成“剝削階級”或“資產階級”。

  

  在“政治統(tǒng)帥經濟”思想的領航下,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被拋棄,政權和政治意志被拔高到可以自由選擇或改變經濟的至上地位,從而一方面搞“大躍進”,想依靠政治意志和政權的力量自由選擇生產力,把我國趕上發(fā)達國家的時間由50—75年迅速縮短為兩、三年;另一方面搞人民公社化運動,想依靠政治意志和政權的力量自由選擇生產關系,實現(xiàn)“一大二公三純”,“跑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為了排除這兩項自由選擇的阻力,最終不惜以政治權力點燃了陷天下于內亂的“文革”烽煙。

  

  無情的歷史告訴人們,經濟的客觀必然性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任何政治,如果違反這種必然性而起作用,不僅會“給經濟發(fā)展造成巨大的損害”,而且最終會在經濟必然性的壓力下而“陷于崩潰”。⑥由此決定了“左”傾政治的破產命運。

  

  (四)與統(tǒng)一相分裂的唯斗爭論

  

  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按照這一規(guī)律,任何事物都是多種多樣對立面的統(tǒng)一;對立面的斗爭性與統(tǒng)一性是緊密聯(lián)結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tǒng)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⑦。然而,在“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辯證法卻被歪曲為與統(tǒng)一相分裂的唯斗爭論。集中表現(xiàn)在兩點:

  

  一點是,把事物無限豐富多樣的關系,簡單化為僅只有兩個對立面的單一性質的對立關系;在社會領域里,簡單化為勢不兩立的兩大對抗階級的政治關系。1957年4月,在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毛澤東說:“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tài)的。爭鳴,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tài)的知識分子!雹噙@樣,就把客觀上豐富多樣的學術思想關系主觀化地歸結為兩大對抗階級的關系,從而就扼殺了學術爭鳴。列寧說:辯證法是“這個事物對其他事物的多種多樣的關系的總和”⑨,也就是說,是多種多樣的對立面的總和。毛澤東的說法是與辯證法相悖逆的。

  

  另一點是,否定對立面的統(tǒng)一性而將斗爭性夸大化、絕對化。1959年末,毛澤東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調和的矛盾?毛澤東似乎忘記了,他在20世紀30年代還承認:“和解、妥協(xié)、調和是可以有的,在過程發(fā)展的一定狀態(tài)下是必要的。停戰(zhàn)、媾和、終止罷工、臨時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某些合作,是階級斗爭中有過的,但不是總戰(zhàn)術!(10)其實,調和只是矛盾統(tǒng)一性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晚年的毛澤東不僅不承認調和,對矛盾的統(tǒng)一性實際上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1964年6月

  

 、佟读袑庍x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16頁。

 、冖唷睹珴蓶|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00、665頁。

 、邸八膫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④《共和國檔案》(1949—1996),團結出版社,1996年,第188頁。

  ⑤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260、274頁。

 、(10)《毛澤東選集》第5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2頁。

 、摺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8、483頁。

 、帷读袑幦返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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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針對當時我國學術界提出的旨在強調矛盾統(tǒng)一性的“合二而一”論,毛澤東判定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①與此同時,又把“一分為二”絕對化為不要統(tǒng)一性的斗爭。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按照辯證法,矛盾和斗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一點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以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雹谠谶@里,矛盾的豐富性不見了,對立面的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相互聯(lián)接、相互轉化等統(tǒng)一性被拋棄了,博大精深的唯物辯證法被片面地歸結為干癟癟的“斗爭”二字。

  

  由此出發(fā),就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和斗爭中思維,以致人為地“設置對立面”,搞“插紅旗、拔白旗”,頻繁地發(fā)動以內斗為核心的政治運動,策動同室操戈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只反右不反“左”的片面性中思維,不停頓地批判“右傾保守”,批判反冒進,批判“觀潮派”、“穩(wěn)妥派”、“秋后算帳派”;就在相對主義和詭辯論中思維,把現(xiàn)實中的一切當作沒有任何相對靜止和穩(wěn)定的純粹流變,“不斷提出新口號,使他無法穩(wěn)”③。新民主主義革命剛剛勝利不久,就批判“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提法,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農業(yè)互助組、初級社沒搞兩年,就轉升高級社;高級社沒站穩(wěn)腳跟,又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搞窮過渡等等,從而使我國社會始終處于國無寧日的不斷折騰之中。所有這些,其方法論根源,皆在于與統(tǒng)一相分裂的唯斗爭論。

  

  (五)嚴重脫離黨和群眾的個人崇拜論

  

  “左”傾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主觀唯心論決定了,它在歷史觀上必然“把個別人物神圣化”,必然接受和主張個人崇拜論。事實上,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連串成就所催生的絕對自信心的助長下,長期居于領袖地位的毛澤東開始放棄拒絕個人崇拜的立場,而以欣賞、接受和制造個人崇拜取而代之。1958年3月,他在成都會議上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辈⑶抑家饷黠@地說:“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還不如我獨裁好。”④顯然,毛澤東要以“獨裁”和專斷來實踐他的“左”傾中國社會主義主張。為此,就提出了“正確的個人崇拜”論。此論一出,恰恰迎合了千百年來小生產者渴求“大救星”的習慣勢力,從而使個人崇拜旋風迅速滋生、蔓延開來,愈刮愈烈。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有的領導干部提出:“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林彪一伙借此鼓吹“頂峰”論、“句句是真理”論,把個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從而使“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的盲從主義迅速禁錮了億萬人的頭腦。晚年的毛澤東由此被抬到了凌駕于黨和人民之上的“至尊至圣”的神壇,從而,使他無所顧忌地以個人專斷和“獨裁”取代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輕而易舉地發(fā)動違反群眾路線的群眾運動,勢如破竹地“試驗”和“演習”“左”傾中國社會主義主張,而使黨內外有不同意見者在動輒得禍的政治壓力下往往難以抵制和反對,以致給黨和國家?guī)硎窡o前例的災難。歷史悲劇對“正確的個人崇拜”論作了鑒定:它是與主張人民群眾是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唯物史觀相對立的、典型的唯心主義英雄史觀。

  

 、佗邸睹珴蓶|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85、809頁。

 、凇豆埠蛧鴻n案》(1949—1996),團結出版社,1996年,第173頁。

 、鼙∫徊:《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293-1294頁。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來源:《人文雜志 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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