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懺悔錄」

　　MM，

　　我在前封信里說，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好像沒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場電影，想法有點改變。

　　這個德國片子叫做「好日子過去了」。三個年輕人，覺得社會很不公平，想繼續(xù)七十年代德國左派「赤軍連」的革命精神，只不過，「赤軍連」用暴力試圖去實現他們的理想，這三個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們闖進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東西也不破壞，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換位，然后留下一張紙條，「好日子過去了！」他們「恐嚇」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錢也幫不了你們，我們進來了。

　　三個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車曾經撞到一個富人的奔馳車，所以欠了一筆修車賠款。有一天夜里，發(fā)現他們所闖入的豪宅正巧是這名奔馳車主的家，正巧他們又被這個人撞見、認出了。所以他們不得已只好將這人「綁走」，也就是說他們成了「綁匪」。

　　躲在阿爾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幾個人開始交談。他們發(fā)現這名富人竟然也曾經是個六七十年代的「憤怒青年」，曾經充滿改造社會的理想和斗志。三個人逐漸反省，覺得他們的「綁架」行為其實不符合他們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
而被綁者回憶起自己的「憤怒」歲月，也表示不會報警，而且債也不要討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環(huán)境，卻改變主意，馬上報了警。警察循線追到了三人的住處，發(fā)現已經搬空，只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有些人，永遠變不了。」

　　電影的最后是這三個人闖進一個電視臺，把頻道關閉。他們認為電視是愚民最徹底的工具。

　　這是一個關于階級跟貧富差異、社會公義的電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來看這個電影，他開著BMW745的車，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 的白襯衫，我們住的小鎮(zhèn)，是全德國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鎮(zhèn)──那我不正是這電影中的「壞人」呢？ 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餓死的邊緣，我們開豪華的車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還賺不夠吃的，而我只是上學，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個小王子一樣，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電視在操縱、玩弄人的思維和價值觀，但是我繼續(xù)坐在那里看電視。我也知道，物質滿到一個程度，就失去意義，但是我仍舊享受物質的滿。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沒有什么值得「反叛」的東西了呢？這個社會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說的，沒有什么不公不義值得我們去「革命」，沒有什么理想和價值值得我們去行動呢？

　　我想是有的，還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我想出幾個可能。一個是，我可以變成一個行動者，擬定計劃，上街去游行抗議，設法去顛覆體制。電影中三個革命者之一說，他完全看穿了這個虛擬的Matrix一樣的社會體制，而他拒絕與這個虛假的Matrix共存。我覺得，我只能看得出這個虛擬的結構的一部份，而且我還能忍受它──或許因為我閉上了眼睛，因為我不愿意看見問題，不愿意看見問題，問題就變得抽象。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對問題視若無睹，假裝看不見──如果我能把思想關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決定把眼睛打開，看見世界的不公不義，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個民主社會里，說是信息開放，價值多元，電視、網絡、報紙，每天都在影響我，但是當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時候，他們告訴你，嘿，你要自己決定，因為這是民主。

　　前面當我在談年輕人的自由的時候，我接到很多讀者來信（對我來說是「很多」），他們似乎都有同感，這個世界沒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這個電影卻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沒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過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見，是否愿意站起來，行動不行動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問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決定「站起來」，去「行動」？

　　我真的認真地想了這個問題，然后，MM，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我的自我發(fā)現，你就當它是「懺悔錄」吧。我發(fā)現：是，我知道中國的婦女在極不人道的工作環(huán)境里為耐吉做苦工，但我不會因而不買耐吉的運動鞋。我知道麥當勞為了生產牛肉大面積破壞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們的老板口袋里塞滿了錢，但我不會因而不去吃麥當勞。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營養(yǎng)不良，但我不會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飯菜留在盤子里，讓它被倒掉。換句話說，我發(fā)現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個「日子過得太好」的年輕人，狠很打我?guī)讉�耳光也不為過，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見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狀態(tài)為榮。

　　現在，MM，我好奇你會怎么說呢？

　　安德烈

　　消極和積極的道德

　　安德烈，

　　在給你寫信的此刻，南亞海嘯災難已經發(fā)生了一個星期。我到銀行去捐了一筆款子。菲力普的化學老師，海嘯時，正在泰國潛水。死了，留下一個兩歲的孩子。我記得這個年輕的老師，是漢堡人，個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說他教學特別認真，花很多自己的時間帶學生做課外活動。說話又特別滑稽有趣，跟學生的溝通特別好，學生覺得他很「酷」，特別服他。我說，菲力普，給他的家人寫封信，就用你的話告訴他們他是個什么樣的老師，好不好？

　　他面露難色，說，「我又不認識他們。」

　　「想想看，菲力普，那個兩歲的孩子會長大。再過五年他七歲，能認字了，讀到你的信，知道他父親曾經在香港德瑞學校教書，而他的香港學生很喜歡他，很服他──對這個沒有爸爸的孩子會不會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點點頭。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發(fā)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20％的富有國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定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有來由地亮著。你一定記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頭關燈吧──還一面罵你們沒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會將洗好的濕衣服拿到陽臺或院子里去晾，絕不用烘干機。若是有自然清風，我絕不用冷氣。室內若開了暖氣，我進出時會隨手將門關緊。澆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時候，我常讓你們倆用同一缸水洗澡，記得嗎？

　　我曾經喜歡吃魚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魚翅是怎么來的。他們從鯊魚身上割下魚鰭，然后就放手讓鯊魚自生自滅。鯊魚沒了「翅膀」，無法游走，巨大的身體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餓死。我從此不再吃魚翅。

　　菲力普說，唉呀媽媽，那你雞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們是怎么大量養(yǎng)雞的嗎？他們讓雞在籠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爛肉你說人道嗎？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

　　你一定知道中國的不肖商人是怎么對付黑熊的。他們把黑熊鎖在籠子里，用一條管子硬生生插進黑熊的膽，直接汲取膽汁。黑熊的膽汁夜以繼日地滴進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經年累月插著管子，就在籠子里漸漸長大，而籠子不變，籠子的鐵條就深深「長」進肉里去。

　　我本來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膽汁、用什么中藥，所以也無法用行動來抵抗人類對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銀行里去捐一筆錢，給保護黑熊的基金會。消極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積極」道德小小邁進了一步。

　　你穿著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卻對昂貴的名牌服飾毫無興趣。你想過為什么嗎？

　　去年夏天我去爬黃山。山很陡，全是石階，遠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們走得氣都喘不過來，但是一路上絡繹不絕有那駝著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擔，挑著山頂飯店所需要的糧食和飲料。一個皮膚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擔休息時，我問他挑的什么？一邊是水泥，一邊是食品，旅客要消費的咖啡可樂等等。他早晨四點出門，騎一小時車趕到入山口，開始他一天苦力的腳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黃昏時爬到山頂，放下扁擔，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時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資就沒著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擔壓出兩道深溝；
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東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掙多少錢？

　　三十塊。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塊錢是三歐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夠你買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頂旅館，我發(fā)現，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個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難呢？

　　這些思慮、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對于享受和物質，總帶著幾分懷疑的距離。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菲力普說，「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前景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里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
剛好一輛Rolls Royce 開過來，成為背景。菲力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抬起頭來，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進社會中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中。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只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于「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于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么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tǒng)，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覺你的不安，你其實在為自己的舒適而不安。我很高興你能看見自己的處境，也歡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記得你七歲時，我們在北京過夏天。蟋蟀被放進小小的竹籠里出售，人們喜歡它悠悠的聲音，好像在歌詠一種天長地久的歲月。我給你和菲力普一人買了一個，掛在脖子里，然后三個人騎車在滿城的蟬鳴聲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卻突然下車，然后要把竹籠里的蟈蟈放走，同時堅持菲力普的也要釋放。三歲的菲力普緊抱著蟈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蟈蟈是喜歡自由的，不要把它關起來，太可憐……

　　我想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到你的性格特質。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的，也有七歲的孩子會把蜻蜓撕成兩半或者把貓的尾巴打死結。你主動把蟈蟈放走，而且試著說服弟弟也放，就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積極的道德行為。

所以，能不能說，道德的行使消極或積極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層面進行消極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于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于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于權力誘惑的不妥協(xié)，對于群眾壓力的不退讓，對于一個專制暴政的長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在民主體制里，這種決定人們時時在做，只是你沒用這個角度去看它。譬如說，你思考投票給哪一個黨派時，對于貧窮的道德判斷就浮現了。哪一個黨的經濟政策比較關注窮人的處境，哪一個黨在捍衛(wèi)有錢階級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時是一種你對于貧富不均的態(tài)度的呈現。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社會福利占了歐陸國家GDP的45％而美國卻只有30％？ 這和他們對貧窮的價值認知有關。60％的歐洲人認為貧窮是環(huán)境所迫的，卻只有29％的美國人這樣看。只有24％的歐洲人同意貧窮是個人懶惰所造成的，卻有60％的美國人認同這種觀點。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咎有應得，或者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社會責任，就決定了這個群體的制度。

　　海嘯的悲慘震動了世界，國家在比賽誰的捐款多，背后還藏著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態(tài)度，其實流露在平常時。我看見2003年各國外援的排名（以外援經額占該國GNP比例計算）：

　　1 挪威 0.92

　　2 丹麥 0.84

　　3 荷蘭 0.81

　　4 盧森堡 0.8

　　5 瑞典 0.7

　　6 比利時 0.61

　　7 愛爾蘭 0.41

　　8 法國 0.41

　　9 瑞士 0.38

　　10 英國 0.34

　　11 芬蘭 0,34

　　12 德國 0.28

　　13 加拿大 0.26

　　14 西班牙 0.25

　　15 澳洲 0.25

　　16 紐西蘭 0.23

　　17 葡萄牙 0.21

　　18 希臘 0.21

　　19 日本 0.2

　　20 奧地利 0.2

　　21 意大利 0.16

　　22 美國 0.14

　　你看，二十二個對外援助最多的國家里，十七個是歐洲國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歐洲國家。為什么？難道不就因為，這些國家里頭的人，對于社會公義，對于「人饑己饑」的責任，對于道德，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些國家里的人民，準許，或說要求，他們的政府把大量的錢，花在離他們很遙遠但是貧病交迫的人們身上。他們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個孤兒帶到家中來撫養(yǎng)，就憑一個政治制度和選票已經在進行一種消極的道德行為了。你說不是嗎？

　　所以我不認為你是個「混蛋」，安德烈，只是你還沒有找到你可以具體著力的點。但你才十九歲，那個時間會來到，當你必須決定自己行不行動，如何行動，那個時刻會來到。而且我相信，那個時候，你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我不覺得Ralph Lauren的衣服有什么了不起，你覺得呢？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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