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在我這一代人中，是一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人。他的學術(shù)、為人，特別是獨特的性格，在我們這些人心目中也多有一定的好感。上世紀50年代以后，因為地處兩岸，他又未及下壽而英年早逝，于是漸漸淡出于內(nèi)地學術(shù)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學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來傅斯年似乎重新為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所關(guān)注。全集、傳記、各種專門性論文的相繼問世以及多次召開的學術(shù)研討會等，均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學者。綜觀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首先，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愛國者。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賴以存在的脊梁，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時代，就奮不顧身地參加了“外爭主權(quán)，內(nèi)懲國賊”的五四愛國運動，“九·一八事變”后，他向青年學生宣傳抗日愛國，組織社會各界，討論“書生何以報國”的嚴肅論題，強化民族意識。他更聯(lián)合一些學者趕寫《東北史綱》，充分論證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lǐng)土，以駁斥日本散播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lǐng)土”的謬論，其部分內(nèi)容曾由另一位學者李濟譯成英文，遞交國聯(lián)調(diào)查團，受到應(yīng)有的重視�？箲�(zhàn)前夕，傅斯年針對當局的退讓政策，大聲疾呼地號召學人“不南遷，不屈服，堅持到最后一分鐘”�？箲�(zhàn)初期他為故鄉(xiāng)愛國民主人士聊城專員范筑先的殉國而寫下“一死泰山重”的贊詩，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斷撰寫《天朝———洋奴、萬邦協(xié)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戰(zhàn)場的前瞻》等評論時局性的論文。抗戰(zhàn)勝利消息傳來，他毫不矜持，豪飲鬧市，與民眾同在街頭載歌載舞，共慶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體現(xiàn)了中華學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意識，而這種感情意識對反擊當前海內(nèi)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識的謬論，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那么在心懷叵測的強敵壓境時，只有一盤散沙似地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了！

　　其次，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認真負責的教育家和學者。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讀和著述為業(yè)，主持過中研院、史語所、北京大學、臺灣大學等教育、學術(shù)機構(gòu)的領(lǐng)導工作，同時承擔著繁重的課題，又筆耕不輟地研究撰寫了不少有價值的著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領(lǐng)導安陽考古大發(fā)掘的工作，不僅為發(fā)掘工作掃清大量障礙，還為發(fā)掘工作創(chuàng)造了種種有利條件。他還搶救和整理了行將散失的明清內(nèi)閣大庫檔案，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遺存了大量參考資料。20世紀初期，中國四大文獻的發(fā)現(xiàn)，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實為功不可沒。他對辦教育有其獨到的見解，“九·一八事變”后，他走出書齋，以身教帶動學生，還向?qū)W生宣傳抗日愛國思想，他曾重點探討學校教育問題，接連寫出《教育崩潰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和《再談教育問題》等文章以針砭時弊。1949年，他出任臺灣大學校長時，曾面對眾說紛紜，雜言四起的狀況，他就學校存在的各種弊端陋規(guī)進行改革和探討，并寫出《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臺灣大學與學術(shù)研究》、《臺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和《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等針對大學教育制度的論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議會對議員質(zhì)詢臺大有關(guān)問題而進行論辯時，特別強調(diào)大學招生必須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錄取水平的意見，由于慷慨陳詞，情緒激昂而倒在講臺下，以身殉教育，成為壯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這是他最惹人喜愛的地方。許多人多以他好發(fā)脾氣，說話直率而呼之曰“大炮”，這在知識分子中應(yīng)是難得一見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謙謙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慣習，努力擺脫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抗戰(zhàn)時期，他不滿意國民黨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擊孔祥熙，并寫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的時論文章，一時廣泛流傳，終于迫使宋子文的辭職。試問知識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壯舉？！他對后學熱情關(guān)注，有時甚至會愛之深，責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專家楊志玖教授曾對我談過傅先生和他之間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鐘愛楊志玖這個學生，有意送他出國深造，并為之作好準備，但楊先生以自己年齡偏大，準備結(jié)婚而婉謝了，傅先生為此斥之為“沒出息”。楊先生一直對此事既遺憾，又感恩。這種真率性格，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卻是知識分子中少有的可愛性格。

　　任何人都會有過與不及的缺點，像傅斯年先生這樣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會有某些過頭的事。最近著名學者袁良駿教授曾寫有一篇題為《不必為賢者傅斯年先生諱！》（《中華讀書報》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議論傅先生某些過頭的事，舉出了兩點：“一曰提倡‘全盤歐化’，對西方文化崇拜得過了頭”，“二曰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否定過了頭”。文中舉出了若干例證，也確是傅先生青年時期的一些過激言論；
但袁先生并未忘記人物所處的歷史氛圍而做出分析說：“傅先生當時正是一名年輕氣盛的大學生，有比較大的偏激情緒，并不為怪。成熟后，很多觀點便修改了�！边@就給歷史人物一個比較公允的評論。

　　從學術(shù)成就和性情為人看，傅先生應(yīng)該說是20世紀前半世紀有代表性的一類知識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與域外兼容，并以獨立特行的人格標準處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知識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學人”的位子上來研究他，我看是比較恰當?shù)�。（作者為南開大學教授，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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