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適兩先生堪稱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雌雄”雙璧了。雖都痛感不自由，且叛了舊文化，背上了民主啟蒙的大旗幟，但雙璧的性情，境遇和生長方式卻相去甚遠。一塊飄沛民間，在野地里忍受風雨煎礪，煉就了冰魄寒魂；
一塊于櫥窗里生養(yǎng)，在書架上供放，煨成了謙謙溫玉。二者之成色，質(zhì)地，紋理意義和用途皆有殊歧，可謂“雌雄”互補，蔚成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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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之透過“治學”的深邃鏡片打量這世界。他瞇起細眼，以一種友好，和藹的書肆目光察悉空氣中沸揚的浮埃和蠅豸……而魯迅早按捺不住，因為他看到了人肉醬缸，尸體和血污，故怒不可遏，拍案聳起——適之則沉吟片刻，若有所思道：恩，不干凈……一個是“骯臟”，一個是“不干凈”，強度，重量，壓力諸不同，于是導出了各自的文章。

　　魯迅對事物的反應是強烈，削厲，尖銳，疾迫的，他在現(xiàn)實道場的殘酷擁抱中——不能自持地劇烈顫晃，有驚風嘯木撕空裂帛之險勢。而適之則悠游不迫，與一切外界作紳士狀的握手。對待“問題”，一個是吞咽，一個是品嘗；
一個是巨大，一個是細膩。對待“悲劇”，一乃饑餓者，一乃美食家；
前者用的是正餐，后者僅當零食吃。所以魯迅呈現(xiàn)的是色厲辭嚴，憤激悲愴，“一個都不饒恕”的決絕與堅韌。適之卻裕仁親和，寬宥大度得多，他代表中產(chǎn)階級的智慧禮數(shù)，專作有教養(yǎng)有風度的學者發(fā)言，吐字清晰，溫雅諧趣；
“謹慎”可謂其最大的“方法論”，舉手投足文風語貌間皆透著書齋的縝密和周致——老怕摔壞東西，其味道就像紙箱殼子上赫印著“小心，輕放，防潮，勿倒置”等提醒字樣。

　　魯迅是露天的戰(zhàn)斗，是野地里的奔走，呼號，披荊斬棘的拓荒。后者則更像專心致志的“研學”——踱步于茗室，沉吟于花園，且有芝蘭墨竹環(huán)侍。故世人稱前者為“戰(zhàn)士”，尊適之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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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屬那種“否定式”的發(fā)難型的愛國者，所有的持論都發(fā)軔于“說不”,猶如攜螯針的蜜蜂，孤注一擲，不惜性命，以卑微之軀作“重磅出擊”，專事有毒的“諷”與“刺”。而適之則頗露“治”和“改良”的味道，主張從上而下的布施，其話語總少不了“幕僚班子”的苦諫色彩，算得上“友情出擊”，“適度量行”，分寸感極好。前者有類尼采，波德萊爾之野鶴式的呼嘯之風，后者卻似歌德，培根，有孔雀愛羽之嗜，常露“開屏”“求愛”之態(tài)。就氣質(zhì)類型言，前屬“士為知己者死”，后乃“女為悅己者容”。

　　可以說，魯迅憑借的是血性，骨氣和膽魄，是良知和獨煢的清醒，秉承了魏晉高義和普羅米修斯的烈火之勇。胡適則喜“聰明”，好“炫智”，重“學理”，西方民主的浪漫和國監(jiān)士大夫的矜持皆具之，即通舒放達，又不失技巧策略。

　　在權力與自由的關系上，二者更是歧向分明。

　　魯迅認為王道與霸道是“兄弟”，權力吃人，王道吃人，教化吃人，革除舊文化之目的即為“懲兇”與“打鬼”。他把現(xiàn)實體制看穿了，識透了，酷冷絕望，不抱任何僥幸幻想。故而以決然的背叛面目出現(xiàn)，不合作，不妥協(xié)，不幫忙，不幫閑，惟有對峙和戰(zhàn)斗。

　　胡適不，他雖同意權力是通向自由的屏障，但同時認為，中間可打一文明洞眼，借助這小孔，即可穿越權力抵達自由。所以他雖為權力之粗鄙野蠻痛心疾首，卻仍像一個不服輸?shù)脑O計師，為權力工程的改造而樂此不疲�；蛟S受基督的影響，適之先生總免不了善信，甚至糊涂，對政治抱有一種詩性的熱忱與幻想，在權力面前常流露出一廂情愿的說客作風，明知對方不將自各兒當回事，仍不減“優(yōu)越感”，仍在那兒奮筆疾書，提案獻策……其骨子里既有西方知識分子的自由流質(zhì)和理性批判之術，亦不乏“學而優(yōu)則士”的大夫髓氣，故總奢望能到一個鯤鵬馳騁的政治操場上，試一試膂力，丈一丈翼幅，為此總在書房里做著各種“熱身運動”，常年不懈……他不去投靠政治，但潛意識里卻等著政治來招聘他，此乃“坐帳隆中”的待價而沽，用時下的話說是“知識尋租”。所以，至1948年4月，“行憲國大”開張之際，聞聽蔣公欲讓賢予己，也委實摩拳擦掌興奮了好一陣子。雖終是緣木求魚，可也著實照出他不甘寂寞的心跡。

　　魯迅是頌夜的，他幾乎拒絕了所有政治勢力以“光明”相許的賄賂，寧可像惡鳴的“貓頭鷹”那樣獨于黑暗中領受“光”的諭示，流沛曠野，風餐露宿，發(fā)出不詳?shù)摹皭郝暋�，亦注定了其生存環(huán)境的艱險。而胡適一生都只想做銜泥的燕子，勤業(yè)吉祥的燕子，渴望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筑一個“巢”——燕子好窩居不喜露天，她是要進屋做“客人”的，對時令節(jié)候敏感得很；
她需租一個掩體，以免濕了羽毛，傷損元氣。較之魯迅對“國弊”的識透能力，胡適雖也眼光不錯（某些才華甚至超越前者），但他看清了“惡兆”和“病象”后，忍不住第一反應就是飛去給政府報個警，提個醒……這恐怕亦是包括蔣公在內(nèi)的國民政府總不時想器他掛念他的原因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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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聽得人說胡適先生乃典型的不折不扣的“自由知識分子”，而對魯迅則存有疑忌，認為被“政治”利用不是件好事。如此頌譽適之的理由恐怕是因了他“20年不問政治，20年不入政治”的豪邁闊腑（雖有駐美大使的短暫掛職，雖有競選總統(tǒng)的一時沖動，但終緣于救國利民的清白初衷），說實話，這對一個蟄居政府屋檐下，在體制邊緣游歷的文化巨擘而言，能時時刻刻抵得住高官厚祿之誘惑，確是可圈可點。正是這種難得的“距離感”，奠定其一生學術和人格成就的基礎，在同類知識分子中，似乎也只有陳寅恪膺此幸運。

　　但在“自由”“獨立”問題上，試以胡適的“不問政治”映襯魯迅的“自由不及格”“獨立不徹底”顯然有失偏頗。魯迅對不自由之體制之國情之民狀不是更深惡痛絕嗎？在“幫忙”“幫閑”“扯淡”之事上他豈不更力主“痛打落水狗”的么？不錯，魯迅沒有像適之那樣不時地收到權力請柬，并因此“錯過”了拒腐蝕示清高的表現(xiàn)機會，但問題是，何獨他沒有這種“被考驗的機會”？因為根本不給對方如此奢望的可能——連想都不要想！他清晰得只會讓對方害怕，絲毫不敢接近，哪里還會動什么招安的念頭？

　　至于他又是怎樣被利用，那完全是身后的事，別人的事。同時須看到被利用的并非魯迅稱之為“戰(zhàn)斗”的批判精神，而僅是他的衣缽和名號，是被篡異曲改后的“部分”竊用，并非原來的真實的“拿來”。是因為在魯迅死后其角色得不到續(xù)承，其靈魂得不到守護，其文字得不到好的料理和發(fā)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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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不僅渴望自由，更是為自由而真行動的人。他為自由所遭之罪所受之苦，應該說比適之先生多得多。魯迅完全是民間的生存姿態(tài)，就像野草和棘藜，一生體驗的都是寒冷，疾苦，窮孑，悲憤，血污與恐嚇……而胡適則像“接骨木”，屬名貴藥材，引得官方都垂涎，他精神上的優(yōu)雅寬松，人事上的和善包容與物質(zhì)上的裕厚大方是相諧匹配的，其大客廳高薪金好人緣皆為魯迅與戰(zhàn)友們所不及。我想，今人如此敬羨胡適，恐怕也和這種物質(zhì)精神的“雙豐收”有關，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生存夢想。

　　應該說，在一個政治比較開明，權力者相對通達，社會理性基礎和民間文化資源皆較優(yōu)厚的時代，胡博士們的用世之道是能夠派上用場的，也可謂“精英治國”，“知識政體”。但歷史卻呈現(xiàn)了另一種沉痛的文化命運，給我們以不容樂觀的啟示——

　　以胡適謙讓妥協(xié)的性格和溫良寬容的濟世作風尚“英雄無用武之地”，這能說明什么呢？只有一點，即魯迅的清醒和遠見！即魯迅激烈戰(zhàn)斗，徹底批判絕不合作之正確！胡適們所臆想的那個知識分子大顯身手的時代和燕子銜泥的盛世田園風光——卻得事先由一代代魯迅們靠犧牲去博取，去把長夜過完，把黑暗熬干，把牢底坐穿，把陰霾刺破，把惡鬼打盡……等魯迅們平整好了土方，夯實了地基，胡博士們才能憑優(yōu)良的技術蓋起理想的“大瓦房”。

　　一言以蔽之：胡適的前提正只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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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整個世紀，魯迅是最難做的。胡適雖然也只有一個，倒也不妨冒昧地稱呼一下“胡適們”（因為僅就同時期的人來說，與胡適相近或相去不遠的文化實力派即有一批）。

　　缺了胡適，是現(xiàn)代思想史的遺憾。而少了魯迅，則稱得上國人精神和靈魂的悲哀了。前者屬細膩的天才，貢獻的是人格之美和超前的學術。后者為巨大的天才，高蹈的是生命正義和英雄絕響。在這一點上，魯迅確有點像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在他身上，你很難找到那種“文學高于生存”的純藝術理解，現(xiàn)實之嚴峻苦難之腥重使其不由分想，不得折身，除了與黑暗面對面的激烈抗爭與拼刺以外，別無選擇。應該說，他是對的，在做人和文學的誠實性方面，技巧永遠是次要的，末流的，寫作者的生存姿勢直接決定了其文本的品質(zhì)和意義。我們不妨聽聽美國人索爾茲博理的贊嘆——

　　“他們那么偉大，他們的偉大在于為了生存必須戰(zhàn)斗，而他們知道必須戰(zhàn)斗。敵人就在那邊，清晰而明顯……詩人清楚他們的使命，那就是講真話，講了，再講，不管多么可怕……”

　　實際上我們這個時代，既貢獻不出魯迅，也誕生不了真的胡適——僅憑那份“清高”和冒犯龍顏的勇氣就模仿不起，有的只是戲稱“我的朋友胡適之”一類的從客和應者。

　　那么，魯迅的傳人們到底哪里去了呢？“不自由”的痛感哪里去了呢？莫非個個都從魯迅的同道搖變成了胡府的客人？（可以肯定，也僅僅是“客人”而已，做“主人”尚差得遠。）

　　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技術易為，精神卻難做。精神上走型了，松散了，人生和事業(yè)自然即變質(zhì)，即易折。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群落里不就發(fā)生過許多“先左后右”“先右后左”“左左右右”的淪變例子嗎？我們亦不妨重溫一下魯迅當年的警告——

　　“我以為現(xiàn)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么呢？……關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在文學戰(zhàn)線上還要韌，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門一敲進，磚就可以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xiàn)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兩本詩集或小說集之后，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哪里去了呢？……？（《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

　　到哪里去了呢?

　　大概又忙乎著去搬弄新磚了罷。

　　1998年5月6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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