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此文之前，我特意找來六個與我常打交道的小朋友——黃文禧、黃文釗、邵廣輝、鄭龍輝、潘遠輝、何倩韻，他們當中最小者僅8歲，最大者僅13歲。我問他們：“如果現(xiàn)在讓你們去打工，你們能做什么？”分別回答：“軋紙”、“包裹菜苗”、“撿垃圾”、“打掃清潔”、“洗碗”、“除草”……。我再問：“知不知道中國禁止童工？”反問：“什么是童工？”我再問：“有沒有見過在廣東打工未滿16歲的打工仔、打工妹？”回答：“見過�！编嶟堓x甚至舉出同班同學曾經到木材廠每月可得500元工錢的例子�！盀槭裁此麜�去？”鄭龍輝回答：“賺錢！”而后，我邀請他們六個人到我房間來。憑著打印下來的一疊童工資料和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我給他們隨即上了一堂嚴肅的童工案例之課——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接觸童工問題的第一堂課。

　　解決童工問題，需要勞動者受教育時間、受教育質量的增加和提高，需要工會組織、民間組織的斗爭和保護，需要新聞力量、輿論力量的監(jiān)督和倡導，需要勞動法律的限制。1991年4月15日，國務院發(fā)布《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
2002年12月1日，國務院再次發(fā)布新的《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qū)隨之頒布新規(guī)定；
《工傷保險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亦隨之增加童工傷殘待遇條款。然而童工問題有著深厚的背景，企業(yè)頂風作案、監(jiān)管部門執(zhí)法不力是其部分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個人收入差距加大，城鄉(xiāng)地區(qū)收入差距加大。據(jù)統(tǒng)計：中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僅占社會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則占有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由於家庭貧困，許多孩子不上學只得早早擔負起生活的重擔。加之在生產過程之中，對勞動者體力要求愈發(fā)降低，而兒童的勞動力價格又大大低於成年勞動力，這給童工現(xiàn)象提供了可能性。

　　下面，我想談談四個具體的童工問題。

　　一、童工與少年犯、閑散未成年人

　　據(jù)中國青少年研究會2003年1月公布：中國共有1000多萬閑散未成年人。此群體雖達到法定入學年齡，但均不在學，也無職業(yè)。閑散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數(shù)已占少年犯的61.2%，且多次犯罪比例高，有三次以上犯罪經歷的閑散未成年人達到45.3%.據(jù)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目前全世界約有2.5億年齡在5歲到17歲的兒童正在工作，其中1.8億人是幼童或正從事對其身心健康有害的勞務，其中包括危險工作、性剝削、販毒以及債役。受唆使或威逼而犯罪的童工，是少年犯中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部分；
他們雖有職業(yè)，卻比閑散未成年人更危險。大多數(shù)的童工，其直接關注的不是法律，而是工資。他們一般從事建筑、服裝加工、玩具生產、餐飲服務，也工作於個體工商戶、家庭作坊、勞動力密集型用人單位，尤其是處於城鄉(xiāng)接合部的私營小企業(yè)等，很容易發(fā)現(xiàn)童工；
當然，部分童工是家庭保姆、雛妓或在網吧里面幫老闆賺游戲貨幣的孩子；
從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工種行業(yè)的童工則是最悲慘的童工。

　　二、特殊的童工：雛妓

　　表面上中國妓女被稱為“暗娼”、“暗妓”，但實際上不斷膨脹的消費與娛樂，已經促使妓女職業(yè)公開化，妓女行為社會化。大部分妓女成為職業(yè)妓女，“打工妹”身份的妓女成為主流，且妓女低齡化，14歲以下的妓女占一定比例，乃是典型的雛妓。試舉三例：四川省達州市的文波（12歲）、呂曉（12歲）、李倩（13歲），湖南省衡陽市的吳燕（14歲），湖南省邵陽市的源源（14歲）。這五個孩子，諸位可以批評說她們糊涂、麻木、失足、幼稚、固執(zhí)。然而，從部分童工自己的體認看來：若有工錢、待遇，就無妨。部分童工本身甚至也會討厭記者：“你這是在砸我們的飯碗嘛，你不也是在為錢賣命？除非我們真遇到什么問題，否則甭來打攪我們！”這種童工心態(tài)應被留意。

　　2001年的達州一案，犯罪嫌疑人多達20余人，他們當中有個體老闆、警察、醫(yī)生、工人、農民……。組織賣淫罪、協(xié)助組織賣淫罪、容留賣淫罪、嫖宿少女罪、包庇罪、徇私枉法罪、拐賣兒童罪、介紹賣淫罪，以上20余人分別涉嫌之。2001年2月27日，四川省達州市某中學初中一年級學生文波、呂曉、李倩因穿耳環(huán)孔，被要求寫出由家長簽字的檢討書，三人害怕遭到家長責罵，相約坐火車外出打工。四川省渠縣天龍招待所偶然遇到此三人幷將其容留下來，隨即聯(lián)絡各色人等，以四天時間將其摧殘，天龍招待所中間人從中收取“開處費”、“衛(wèi)生費”等。案發(fā)之后，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被渠縣警方以普通的治安案件結案。直至2001年6月12日，達州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會集渠縣現(xiàn)場辦公，此案才決定追查到底，幷於2001年6月26日召開公捕大會。史稱“天龍案”。

　　據(jù)《中國博客網》記者2004年10月13日披露：吳燕出身貧寒，其母患有嚴重的腦膜炎，且有一個小兒子。14歲的吳燕已經先后在衡陽多家發(fā)廊打過工（其中包括在衡陽很有名的紅燈區(qū)），是一個周遭人群公認的“老資格的發(fā)廊妹”。2004年9月，吳燕的工資是600塊錢。若是一般的發(fā)廊妹光靠洗頭，一個月很難超過300塊錢。與吳燕類似，2004年7月1日，媒體披露源源之事，以苛刻的《一個甘愿賣身的“雛妓”》為題。年僅14歲的邵陽女孩源源，曾在湖南省雙峰縣三塘鋪“青蘋果美容美發(fā)中心”做按摩。兩個月后，被其母岳玉華接回貧窮的家中。若要“再不出走到按摩院”，源源向她的母親當即開出四個條件：（1）不會再到學校里去讀書；
（2）要求家里幫她找一份月薪800元以上的工作；
（3）每天晚上要有夜宵吃；
（4）想玩的時候就去玩，不準家里任何人干涉。

　　請諸位注意：假如源源的第二個條件一旦達成，便是“再次當童工”。下面是記者與源源的對話——記者：現(xiàn)在回家后過得怎么樣？還是比外面舒服吧？

　　源源：哪有？家里一點不好玩。

　　記者：上次你回家后為什么還要跑到那里去呢？

　　源源：那里好玩多了，還可以賺錢。

　　記者：那你兩個月賺了多少錢呢？

　　源源：……

　　記者：聽說你給你媽媽提出了四個不再出走的條件，你覺得這條件提得對嗎？

　　源源：怎么不對啦？我在那里一個月不只賺800塊錢，而且晚上還有夜宵吃。

　　記者：如果大家沒有滿足你的條件，你還會跑？

　　源源：問這么多干什么？煩不煩？

　　三、童工如何被發(fā)現(xiàn)？

　　無數(shù)輟學后的孩子，父母親戚唯有盼他們掌握一門謀生的手藝或技術，借他人身份證或辦假身份證進入工廠，或者千方百計托關系、走后門求老闆雇用，即使當當學徒工也好。廠方不知情的，也不管他們；
即便知情的，利益驅動之下，若勞動監(jiān)察部門來排查，廠方令童工東躲西藏便罷。大多數(shù)時候，都是童工在工資、工傷上出了問題，才主動聯(lián)系記者，再由記者轉告監(jiān)察部門。監(jiān)察部門的行動幷非沒有酬勞，根據(jù)新的《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對單位使用童工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將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處5000元罰款的標準予以處罰；
有些地方的罰款標準甚至達到每月處罰10000元、15000元。即便如此，罷工、游行示威及其它有礙於社會穩(wěn)定的事情，地方性質的勞動監(jiān)察部門對其仍比童工問題更為重視。

　　記者若是明察暗訪，便是與資本家明爭暗斗。例如：2004年7月27日，《河北青年報》接到舉報——河北省晉州市東卓宿鄉(xiāng)前儒林村的長豐紙箱廠非法雇用童工。記者高瓊、輝才、肖宏偉前去晉州采訪。下午2時30分，記者在采訪完工廠雇用童工的情況后，準備上車回報社。記者剛剛上車，工廠的老闆發(fā)覺記者隨身攜帶的包為攝影包，隨即喊了十幾個人將采訪車團團圍住，將該記者拽下車來。隨后將車上另外兩名記者也拉下來，一名30多歲的男子手里拿著一條約半米長的皮帶指著記者說：“把相機留下，要不然別想走！”混亂當中，一名記者被一名工人掐著脖子推到了工廠的辦公室。另一名記者發(fā)現(xiàn)情況危險，立即將錄音設備悄悄放進采訪車內，后也被工廠人員拉進工廠。在工廠辦公室內，記者的采訪包被強行奪走，數(shù)碼相機的機芯也被取走。其后，機芯內所有內容均被刪除。

　　四、解決童工問題的其它具體困難

　　第一，中國勞動監(jiān)察部門的人員遠遠不足，而民間勞工維權組織又很難得以建立；
監(jiān)察童工問題，一般由勞動監(jiān)察部門和公安局、貿易發(fā)展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教育局、總工會、團委、婦聯(lián)等部門聯(lián)合行動。我舉兩個例子：比如，福建省泉州市勞動監(jiān)察大隊只有10幾個人，全市勞動監(jiān)察系統(tǒng)也只有58個人，而全市所有工商注冊的企業(yè)達10萬家。按照他們一般的辦事速度，如果要對全市登記在冊的這些企業(yè)用工狀況都檢查一次，則大概需要33年的時間。再比如，在臺灣有許多類似於“勵馨社會福利事業(yè)基金會”（www.goh.org.tw）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的目的是推動反雛妓和兒童性侵害防治運動，保護少女免於性侵害，然而在中國大陸，這樣的民間組織很難找到一家。

　　第二，對於使用童工的行為，目前主要通過“雙罰”來達到規(guī)范的目的：不僅對用人單位要進行處罰，而且對該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人也進行相應的處罰。根據(jù)《使用童工罰款標準》的規(guī)定，父母或者其他監(jiān)護人允許少年、兒童做童工，經批評教育仍不改正的，罰款300元～600元。然而，不少童工來自外省，因而對其監(jiān)護人的處罰在高額車費的情況之下，變得不現(xiàn)實。

　　第三，對“童工”身份的調查取證工作相當繁雜，未成年人本身就不像成年人那樣有相關的合法證件。再者，這樣的調查取證工作不但得不到雇用方配合，往往還得不到童工本身的配合和理解。不少童工遙遙千里打工謀生，生存問題是個關鍵，若是被查出是童工，工資可以得，工傷可以被補償，然而要被遣送原籍，便多少有些不情愿。

　　第四，童工自身的維權力量比較弱，處理信息能力比較差，出路和希望比較渺茫和盲目，這是高成本、低質量的中國教育失敗的后果之一。

相關熱詞搜索：童工 不絕 中國 群體 楊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