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這樣一個標題，讀者明白，是為了引起注意——文物的權(quán)利？有定義嗎？在這樣的詢問之下，我們就把注意力轉(zhuǎn)向此文的真正主題——未來人類有沒有分享今天人類的文物的權(quán)利？如何維護這一權(quán)利？誰能代表和維護這一權(quán)利？

　　完全競爭的市場經(jīng)濟，由“阿羅－德布魯”模型刻畫，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配置資源的過程：任何一項資源，在恰當?shù)臋?quán)利界定之下，向能夠?qū)崿F(xiàn)它的最高價值的那些“時空點”自由流動。這一定義包含了一個有待定義的修飾詞“恰當?shù)摹薄�—legitimate，合法的、合理的、正當?shù)�、正統(tǒng)的、正確的。我總是傾向于用“道德合法性”來翻譯“l(fā)egitimacy”，以區(qū)分于“合法律性”（legality）。除了“道德基礎(chǔ)”問題，完全競爭市場經(jīng)濟的上述定義還包含兩個有待澄清的術(shù)語。

　　其一比較簡短，就是“自由流動”的含義，在教科書經(jīng)濟學里，它意味著要素流動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

　　另一有待澄清的術(shù)語則極不容易澄清，就是“價值”。從亞里士多德到小密爾，這是全部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導致了最著名的關(guān)于“水”和“鉆石”的所謂“價值悖論”——水比鉆石更有用，而鉆石卻是最昂貴的。

　　據(jù)斯密著作的權(quán)威編輯者坎南教授在《原富》（所謂“坎南本”）第一卷第四章腳注內(nèi)的考證，以及1976年問世的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兩位同樣權(quán)威的斯密編輯者的考證，這一悖論最早見于柏拉圖的一篇關(guān)于人類語言的“蘇格拉底對話”。可惜，我查找《柏拉圖全集》最新的中譯本，卻沒有找到。

　　無論如何，這一悖論導致了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且應當是一切價值的衡量標準——水固然有用，如果不需要投入勞動，價值便很低；
鉆石固然沒有用，惟其需要投入大量勞動，故而價值很高。換句話說，存在著衡量一切價值的客觀尺度。故而，李嘉圖和馬克思都被歸入“客觀價值論”學派。

　　另一方面，早年深受邊沁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小密爾在《政治經(jīng)濟原理》第三卷第一章開篇批評斯密在《原富》第四章里討論“使用價值”時混淆了“使用”的兩種用法，故而陷入“價值悖論”。

　　他指出，政治經(jīng)濟學家接受的惟一用法是：一物的有用性在于且僅在于它能滿足人的欲望。一物對一人的價值在于、且僅在于要滿足欲望所必須付出的艱辛——通過勞動或其他任何途徑。換句話說，不存在衡量一切價值的客觀尺度。這一思路，尤其在西方哲學的“邏輯實證主義”運動之后，成為主流，叫做“主觀價值論”。

　　一項文物，從“主觀價值論”立場看，應當自由地流動到愿意為它支付最高價值的人（時空）那里（點），便是實現(xiàn)了這項人文資源的理想的市場配置。

　　阿羅在接受1972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的演說詞里指出，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理論存在若干問題有待解決。其中，最值得我們今天的經(jīng)濟學家注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市場配置資源的完全競爭機制要求對任何一項事物——例如為“未來”的時空點提供人文服務的文物古跡，都存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

　　可是，阿羅說，在真實世界里，最發(fā)達的股票市場也無法提供任何一項金融資產(chǎn)在全部未來時空的價格。因此，真實的市場總是不很完全的，從而也就需要采取其他的方式來補救，這一看法當然會被納入所謂“市場失靈”與“政府干預”的理論。

　　當市場缺失的時候，我們怎樣衡量文物的價值呢？如果我們完全不考慮為未來人類提供人文服務的文物市場的價格，只根據(jù)今天我們看到的文物的市場價格，來判斷它們的價值——相對于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中其他項目的價值，我們就可能嚴重低估了文物的價值。

　　競爭為什么可以導致效率？在“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里解釋，是因為參與競爭的人數(shù)足夠多。其實，在“一般均衡”和“社會選擇”的分析框架里解釋，是因為有足夠多的不同偏好在參與競爭。否則，例如，原始社群里的數(shù)量眾多但偏好單一的人們，就應當能夠有效率地配置他們的資源了。

　　可惜，經(jīng)濟學，至少是它的主流學派，至今假設(shè)人群的“偏好”結(jié)構(gòu)必須給定不變，否則就難以保證一般均衡的存在。也因此，為了讓足夠多的不同偏好參與競爭，一般均衡理論就只能假設(shè)一切未來將要存在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偏好，都“已經(jīng)”存在了。

　　在現(xiàn)象世界里，未來人類的偏好并非已經(jīng)存在。為了應付這樣的情況，我們只得求助于法學家。他們當中，我最喜歡的一位，德沃金，提出“認真對待權(quán)利”�；�于上面討論的經(jīng)濟學面臨的困難，我們不難論證：社會之所以需要認真對待權(quán)利，是因為未來世界是“不確定的”——無法預期、無法測度、無法設(shè)計，因為我們的理性能力在這些不確定性面前顯得如此渺小。于是我們承認一些初始權(quán)利，認真對待它們，決不輕易推翻它們，甚至把它們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樣，如果我們足夠幸運，就可能通過確立更多的權(quán)利，而減少未來世界的一些不確定性。

　　我們應當認真對待未來人類對今天的文物的權(quán)利�？墒�，誰來代表他們行使這一權(quán)利呢？這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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