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論大約是近一二十年才“興起”的一種文體，比通常意義的“散文”或者要稍稍正襟危坐一點，但又不能嚴肅到像以前電影上的政委那樣不茍言笑。如果用科舉時代的文章標準來比擬，則考秀才時主要看文辭的美惡，文章要做得空靈；
考舉人的文章就要有點所謂書卷氣，多少要體現(xiàn)一些學問，不能太空；
而考進士則學問一面要求更高，需要在講究文辭的基礎上盡可能表現(xiàn)應試者的學問功力。文化評論大概就有些類似于舉人的文章，要在淡淡的書卷氣中依稀透出幾分空靈，其實也帶點我們中國文化特有的那種希望魚與熊掌兼得的中庸意味。

　　今日文風不古，學術論文不少是文辭和學問都未必佳，固不必論。

　　通常學問一面還過得去的學術文章，也大多不復講究文采，能做到“辭達意”又“言能文”者，實在已罕見。而一般的散文似乎又不太離得開風花雪夜（以雷峰為題材而能寫出使人頗思一讀的散文者，并世恐無幾人）。這樣的語境也許促成了文化評論這一介乎于普及與提高之間的文體逐漸流行，恐怕也是立意于雅俗共賞的《讀書》雜志能夠銷量大增的原因之一。而《讀書》雜志本身又有意無意間塑造出一種類似文化評論風格的書評體裁，即不必像專業(yè)書評那樣必須準確概括所評書籍的內容，且所論有時也不一定緊扣原書主旨，常常可以借題發(fā)揮。

　　本書所收的是葛小佳（署名葛佳淵）和我（多數(shù)署名羅厚立）合寫以及我個人近幾年刊發(fā)的一些文化評論和讀書心得，其中一半以上是刊發(fā)在《讀書》之上。如今小佳遠在美國，這個小序只能由我獨自執(zhí)筆了。我們都是有“專業(yè)”且以專業(yè)為吃飯之“正業(yè)”的學人。有些專業(yè)方面的朋友是很反對花時間來寫這類文章的，因為這多少總要針對和因應寫作當時的學風世風，難以傳之久遠。但編輯方面的朋友則以為應該多寫這類讀者范圍或更寬廣的文字，以稍盡所謂讀書人的社會良心。我們的這些文章，即是在《讀書》雜志于九十年代頭一兩年似乎一度缺稿的情形下，受一位與《讀書》關系較深的朋友之托而開始寫作的。說句老實話，從那時到現(xiàn)在，我們的專業(yè)壓力都相當大，這些文字真正可說是“撥冗”寫出。如果不是《讀書》和其他刊物的編輯朋友（以及關心這些刊物的非編輯朋友）們的敦促，幾年間要寫這么些非專業(yè)的文字，實難想象。

　　但正因為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又多半是趕著寫，其結果很可能是魚與熊掌都未能得。對一些希望看到點“什么”的讀者來說，這些文字恐怕已過于隨意，甚至與“學術規(guī)范”有了距離；
在另外一類讀者看來，或者仍覺太過迂遠，書卷氣還是稍嫌濃厚。好在我們并無像陳寅恪他們那樣具有想要“轉移一時之風氣”的使命感（中國傳統(tǒng)士人原無西方傳教士那種強烈的文化使命感，漢代人所說的“澄清天下”

　　似乎更多是指事功而言，宋以后的士人明顯偏重“觸及靈魂”層面的努力，我頗懷疑是受了禪學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既不希圖聞達（所以不用本名），也不奢望要影響什么人；
既不敢云“提高”，也無意要“普及”.不過讀書閱世，思而后有所得，希望藉此以文會友，或者能從思想交換中獲得一些進益，如此而已。

　　文化評論的隨意性（與學術論文相比）似乎使寫作略更容易，惟在今日信息爆炸的時代，讀者的時間和刊物的篇幅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加有限。當此之時，若隨意制造文字垃圾，真可以說是犯罪。故我們這些文字，雖然粗淺，卻皆是誠誠懇懇用心力認真寫出。我們寫作的基本準則是不趨時、不趨世，有心得方下筆，不作無病呻吟，亦不敢逢場作戲。知我罪我，乃在讀者。這一點葛小佳在電話中特別提出要說明一下，當然決非自以為是，不過出于對讀者和刊物的尊敬和個人的自重。依我們的陋見，文化評論究竟與抒情散文不同，寫作時固然不妨比寫學術論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寫給別人看（特別是有閱歷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看），總以多少有點“作圣”的責任感為好（當然，若有意“作圣”，便會失真，這也非我們之所欲）。

　　本書之所以名為“東風與西風”，并不是覺得其中一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別好，而主要是因為多數(shù)文章的內容或涉及中國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時更兼及兩者的異同。我們都是學中國歷史出身，后來又多少受過一些西方的教育；
深感不僅西方對中國有許多誤解，在我們已經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國，國人對西方文化學術的了解仍可說僅及皮毛（包括《讀書》在內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刊發(fā)的有些論及西學的文章，便時有“背塔說相輪”的情形）。更為不幸的是，同樣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們的上一代人就已對中國傳統(tǒng)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下愈況，結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響的學者拿西方文化作我們的“傳統(tǒng)”、而我們的“國學”家與“后學”家也依稀難辨的嚴重錯位現(xiàn)象。

　　約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假如把“資產階級”換為“西方”，這一預測與此后百多年的世界歷史發(fā)展實驚人地若合符節(jié)。

　　但西方“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卻不僅是馬恩所說的“商品的低廉價格”.強大的軍事實力與經濟能力一起使西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時也提高了西方文化對非西方人的吸引力。這在近代中國有著非常充分的體現(xiàn)：萬里長城之內的青年魯迅在1903年的《自題小像》一詩中曾以一句“靈臺無計逃神矢”沉痛地應和了馬恩的話，而彼時開始興起的尊西崇新大潮似乎至今未衰。

　　這一現(xiàn)象最宜用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來解釋。我們國內許多人對“文化霸權”理論的理解都有些偏于從中文詞字望文生義，特別注重居于強勢一方的強權控制�！翱刂啤�！猳mination）當然是文化霸權理論的一個關鍵詞，但若只看見這一面，就陷入另一左派思想家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所說的“單向度”（one-dimensional ）思維模式。其實，文化霸權的形成與維持，不僅有支配群體及其文化強勢控制的一面，而且有被支配群體因各種歷史和時代原因對霸權文化大致接受甚而主動贊同的一面（這最有助于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自在”而不“自為”

　　這一現(xiàn)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霸權”有些類似中國上古三代時的“共主”：其對從屬者未必要求絕對服從，實則常常只要求承認其“共主”地位及不挑戰(zhàn)即可。這其間還有許多細致微妙的講究，讀者可以去參考原書，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即“文化霸權”是“雙向度”的。

　　當然，霸權下的弱勢群體對強勢文化的傾羨和趨附也一直伴隨著憎惡，特別在這一強勢的形成依賴于非文化因素時更是如此。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去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論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xiàn)象：當非西方國家在追求以富強（特別落實于經濟和軍事力量）為標志的“現(xiàn)代化”

　　時，它們競相往西方尋求成功的秘訣；
而在這些國家達到相當程度的“現(xiàn)代化”后，又紛紛轉而聲稱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從西方尋來的秘訣——促進了它們的成功。杭廷頓因而推論：國家的富強可能導致本土文化的復興。前些年關于所謂“東亞模式”經濟發(fā)展的討論，正是這一現(xiàn)象的典型表述。近年中國經濟的迅速發(fā)展與“國學熱”的同步，似乎也預示著類似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

　　但是近代中國有著與其余東亞國家頗不相同的歷史經驗。在日本，“和魂洋材”說從來沒有落到“中體西用”論在中國那樣悲慘的結局（后者在中國思想言說中迄今仍是一個負面意義為主的“落后”術語）；
近代日本許多“國學家”正是改革的促進派（其實中國亦然，不過因為當時還有更趨“新”者而顯得“舊”），故“國粹”在日本基本不是一個負面詞匯。在韓國，由于曾經陷為殖民地，更加感到本土文化的珍貴，反傳統(tǒng)的思潮雖也曾出現(xiàn)，卻不象在中國那樣成為主流。而在中國，部分因為強勢文化采取了打壓和勸誘相結合的策略（不一定是預謀的），尊西趨新及與此相關聯(lián)的反傳統(tǒng)觀念在思想界長期居于（或隱居）正統(tǒng)地位，其流風不散，以至于今。

　　故中國傳統(tǒng)的崩散遠甚于日、韓等國，到今天恐怕只剩那些居于“深層結構”之安身立命的基本價值觀念尚部分存留，余者多已進入博物館，要經專家鑒定并釋讀后始能供游人觀覽（也僅僅是觀覽而已）。

　　同時，今日“國學”與“后學”的異曲同調，特別是其既不“國”也不“后”的層面，更揭示了“專家”不專的隱憂。

　　這就產生了一種頗不樂觀的可能性：當中國真正能夠以西方的方式做西人曾經做到的事甚而做得更好（幾十年來不斷重復的“某事西方人用了多長時間做成、而中國人卻只用了多短時間就作成”的流行“話語”，最能提示趕超西人并駕而上之這種心態(tài)的持續(xù)存在），因而出現(xiàn)杭廷頓所推論的本土傳統(tǒng)文化復興之需求時，包括“專家”

　　在內的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實已甚感隔膜。結果，本土文化的復興恐怕將類無源之水，雖得一時之盛雨而成潢潦，卻難以長流。

　　不能立足于傳統(tǒng)或與傳統(tǒng)接榫的“現(xiàn)代化”，其實并不會是有些人擔心的“全盤西化”（誠如杭廷頓所言，有些地方恐怕是“化”不過去的），但會是一種怎么樣的“化”呢？騾子比驢強壯、比馬耐勞，但要繁衍似乎只有“克隆”一法。這樣的文化“復興”大約不是人們所向往的吧？

　　本世紀初胡適在欲為中國“再造文明”的同時也鼓吹“充分的世界化”，那是受了“天下一家”的傳統(tǒng)思想影響（或者也因為他所學的專業(yè)是意在高遠的哲學），總希望有一個超越民族文化認同的大同世界的存在。近百年以及前此數(shù)千年的人類歷史經驗提示，這樣的理想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恐怕仍只能是個名副其實的理想（杭廷頓將此說破，最為與胡適心態(tài)相近的中國人所不樂聞）。誰都希望下個世紀的世界是個沖突更少的世界，但努力的方向也許不是人們常說的求同存異（人類誠有共性，同者自同，原不必求；
而人類各文化族群亦自有其個性，求也未必能同），倒是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和莊子主張的“以不齊為齊”更適合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共處，也更有實現(xiàn)的可能。

　　今日世界的融合與互動已達不可能自我封閉的程度，不論何種文化或教義，皆已不存在完全純正不雜者（故即使所謂的“原教旨主義”

　　也不過是一種態(tài)度的強調而已）。但要能夠真正汲取他文化之長，則一要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堅實基礎，一要努力做到朱子所說的“虛其心”，即西人所謂“心靈開放”（open mind ），平等對待本土文化與異文化。近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其最大問題即在于它隱約道出將不同文化視為有高低之分的體系這一價值觀念。在這方面，持“中體西用”說者與尊西崇新者實質上并無兩樣，其區(qū)別不過在于中西文化何者高何者低而已。存此一念，則即使當時雙方大部分人的實際目的均側重在引進“西學”，仍難以真正汲取西學。

　　要朝“和而不同”的方向努力，首先要能既充分了解自己，又對異文化及異文化群體產生真正的“了解之同情”.而這一努力的方向恐怕不是去求同，而是先分清人我之別，即不僅弄清楚“我是誰”這一認同問題，更要能將“非我”（the other ）真正當做“他者”來理解。這是我們的文章常常注目于梳理中西文化異同的一點初衷。

　　就西方學術成果而言，只有循西方文化體系的內在發(fā)展理路去解讀其具體的研究，才能弄清其心意所指；
必有此理解，才談得上對話、批評與借鑒。我們在評介一些西方漢學（包括中國研究）書籍時，總試圖說明其產生的學術語境。蓋漢學在西方是邊緣學科，除歐洲少數(shù)經典漢學著作有與近代西方經學（Classical Studies ）相近的特有傳統(tǒng)外，大部分漢學研究都是循西方學術主流而波動的；
若不了解其主流，也就難以讀出其所欲言。

　　同樣，讀今日國人的學術著作，甚至討論今日的文化動向，恐怕也要通過論世而知書知人，根據其所處的語境來探索其有意無意的時代今典，然后或可以產生“了解之同情”.我們在寫作時也曾有意朝這方向努力，但是否真有所獲，則仍待讀者的教正。如今不僅有所謂“泡沫經濟”，文化界和學術界的“泡沫”現(xiàn)象大概都已到達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書中有幾篇文章，都帶點“說不”的味道，多少表明我們對今日士風學風覺得尚有可商榷之處。我們也知道這類文字不合時宜，但也許是“作圣”之心稍重，有時確有不吐不順暢的感覺。

　　以前辦報辦刊之人最喜出現(xiàn)爭論，以為可吸引讀者。近年人之常情恰相反，大家都互說好話，或各說各話，商榷性的文章頗不受編輯的歡迎。記得我們前幾年寫過一篇與人討論的文章，結果在刊物放置了比往常要長得多的時間，最后刊發(fā)時在作者署名前面被冠以“留美學人”的頭銜。這不啻是一個“編者按語”，大致意謂此等人居異邦太久，已不諳華夏禮儀，被討論者不與其一般見識可也。類似的情形我個人在好幾次學術研討會上也有所體會：凡出現(xiàn)說點不同意見之情形時，便有朋友出面說這是出于好意，而會下則必進而說明此人在外國甚久，對國內“學術規(guī)范”生疏，尚乞見諒云云。我后來也頗思有所改正，無奈修養(yǎng)不到家，頑梗之性仍偶有表露，這是要先致歉意的。

　　本書各文除錯別字的校改和一些西人西字的漢譯有所改動外，仍依其刊發(fā)時的原樣（個別文章原有少量注釋，已刪去或并入正文）。

　　非謂高明到可以一字不易，也不敢自謙到以為數(shù)年間學力毫無進步，實欲保留觀念與文筆之歷史原貌，以志在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中一二學人應時而發(fā)的心聲，或可作為將來研究本世紀末士風、文風、以及世風的一點材料。

　�。ㄟ@是我為葛小佳與我合著的《東風與西風》一書寫的自序，原刊《開放時代》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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