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在1959年寫過一句斬釘截鐵的話：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這是張五常版的“科斯定理”（與斯蒂格勒最早命名的不一樣）。近來要對關心過的幾個題材做一個“理論小結”，思前想后，非把“科斯定理”請出來不可。

　　“產權清晰”的試金石

　　科斯思想的影響，超出了學術的象牙之塔。我們中國人可以見證的，是“產權清晰”或“產權明晰”這樣的詞匯，不但在改革文件里登堂入室，而且成為改革實踐的口號。追根溯源，“產權清晰”來自科斯定理，雖然高舉這口號的人不一定知道科斯先生是何方神圣。

　　“產權清晰”講多了，就出來一個問題：究竟何謂“產權清晰”？比如國有資產，不少人說“產權不清晰”；
但批駁者說，國有資產就是國家的資產，清清楚楚，誰說不清晰？于是問題來了：說產權清晰還是不清晰，從哪里看？拿什么做標準？

　　我以為科斯定理的一個重要用途，就是點明“產權是否清晰，在轉讓中看得最清楚”。解釋這一點的道理很多，我取比較直白的邏輯下筆：（1）任何轉讓——產權易主——要考慮代價；
（2）任何估價免不了“主觀因素”；
（3）“主觀”的關鍵是一個“主”字；
（4）怎樣界定“主”，轉讓就怎樣進行。一句話，轉讓最容易“暴露”產權界定的實際狀況。

　　國資轉讓的困難所在

　　讓我們拿國有資產試做分析吧。是的，我們很容易說某家工廠是國有企業(yè)，也容易說某間銀行是國有銀行。查查書本，國有資產的定義是“政府管理的全民財產”，也沒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只要政府派員使用、占有和管理國有資產，承擔經營損益，國資的產權是清晰的。

　　但是，一旦發(fā)生轉讓，模糊就隨之而來！譬如要把一家國有工廠賣掉，該怎樣進行？我們知道，“賣”無非是取一個代價而放棄資產的產權。問題是：取多大代價才“值”得放棄產權呢？答案是，要資產之主自己來判斷。簡約一點，“可取的代價”多過“不放棄產權的收益”，對于賣者就應該“值”了。

　　困難在于，以“可取的代價”來比較“不放棄產權的收益”，離不開“主觀估計”。在經驗上，我們知道天下是有“飽漢不知餓漢饑”這回事的，而餓漢要“知”飽漢恐怕更不容易。同樣一碗米飯的“使用價值”是多少，以多大的代價得之或棄之才“值”，餓漢飽漢的答案截然不同。就是說，評判價值離不開主觀性。離開了“主”之“觀”，市場交易無法進行。

　　要出售國有工廠，“值或不值可問誰”？問“國家”嗎？除了“朕即國家”、皇帝的個人意志就是“國家意志”之外，國家差不多都是一套行政機構和相應的工作程序。哪一個政府機構、經過何種程序可以代表“國家”決定對一間國有工廠的“主觀估值”？是工廠的主管部門？是國資管理機構？是授權經營國資的機構？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有明確的規(guī)定。但是倘若進一步問：這些機構里有許多工作人員，誰的“主觀”才可以代表那個機構、進而就可以代表“國家”？想來想去，沒有一個好答案。

　　轉而求助于“全民”吧。在法律上，國資屬于“全民”，遇到主觀定價這類難題，問問“最終的主人”如何？答案是無“人”可問。“全民”是一個抽象，它既不可分解為公民個人的私產，也不是經過私產之間的市場合約“集合”而成的“公產”。對比一下私產基礎上的股份公司和各類基金，那是有人可問的體制，不難表達“主觀估值”。恰恰在轉讓的環(huán)境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全民國資”一不可追溯為個人私產、二不以市場合約為基礎的性質。

　　替代的法門

　　傳統(tǒng)的國資體制干脆不準轉讓，或僅限于在國家的各個代理機構之間“調撥”，似乎就免去了定價難題。問題是，資產轉讓一旦超出國有的范圍——這是改革帶來的壓力和機會——怎么辦？

　　中國的經驗是，尋找替代。譬如，普遍以國資的“凈資產值”作為判斷國資轉讓是否“值”的基線：如果市場的成交價高于“凈資產值”，國資轉讓就被看作“增值”（至少也“沒有流失”）；
反之則反之。我們知道，“凈資產值”——是資產形成的歷史投資在今天的帳面記錄——是非常“客觀”的。過去投資了多少、今天還剩多少，全部有跡可尋，有帳可查，不需要“主觀估值”。

　　“凈資產值法”開了國資向私人和非國有機構轉讓的先河，功莫大焉。問題是，形成資產的“成本信息”雖然客觀，但與該資產在未來提供收入的能力沒有關系。同量的歷史投資形成的資產，在未來提供的收入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負的；
可能多、也可能少。就是說，同量“凈資產值”的市價——“按資產未來預期的收入決定的今天價值——可以截然不同�！皟糍Y產法”只允許“高者”轉讓，那么“低者”——國資的市價低于凈資產值——如何處置？

　　早期的“辦法”是，不賣；
否則以“國資流失”論處。結果是我們看到了獨步天下的“不流通國有股”。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按凈資產“做價”后，不準非國有機構和私人買賣和持有。我們也看到由此帶來的“減持難題”：一旦宣布按市價減持國有股，市場預期把股票市價大幅度下拉。

　　“凈資產值法”的另外一個結果是，隨著“靚女先嫁”，政府手中積壓了大量“丑女”——帳面凈值大大低于市值的資產。要減輕政府負擔，防止資產進一步縮水，勢必要把按照低于帳面資產值的市價出售國資的任務提上日程。這方面，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去年按市價——只相當于帳面值的8%——處置了約100億人民幣的銀行債權資產。它的經驗是，靠境內外私人公司之間的公開市場競爭，得到本來 “沒有主觀估值能力”的國資的市價信息。重要的是，資產一旦按市價成交，其投資和管理造成的損益就浮上臺面，要求更清楚的權利劃分與責任承擔。

　　這些經驗表明，走市場經濟之路，“產權清晰”——不是法律所屬的清晰，而是在轉讓中可以運用市價機制的清晰——是回避不了的任務�？扑苟ɡ硎氰F則，不是說說玩的。

相關熱詞搜索：定理 國資 科斯 轉讓 周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