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研究已經有好幾年歷史了。各個研究機構和學者對三農問題的微觀研究、個案研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豐富的實證資料，這對于我們認識當代中國的三農問題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基本理解。但是這幾年的討論也越來越發(fā)現，單純的個案實證研究，它的弊端是有可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所以如何把三農問題放在中國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來理解，而且把中國放在整個世界背景：即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來理解，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這里，我提幾點自己的看法。

　　我要講的主題，名字是老的，就是立場、觀點和方法。在馬列主義的話語中，這是老生常談。我這里之所以采用這種老話語，是想賦予它一點新的含義。

　　一、立場

　　我認為立場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我對立場采取了一個比較寬泛的理解，簡單地說就是你站在哪里？站在什么時候，什么時空，也就是你站在什么樣的時空來看問題，因為這決定了你觀察問題的整個視角。所以立場的第一個涵義，是一個時間涵義。我把時間區(qū)分為兩種：一種是物理時間，比如公元多少多少年，現在我們是2003年7月9日，這個時間是全世界各國都共享的一個時間。第二種時間（我覺得更重要）是歷史時間。對于歷史時間，如果我們還采取西方關于歷史進步的概念的話，那么，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各個國家在整個自己的發(fā)展史、發(fā)展歷程上并不是站在同一歷史時間段上的；
如果我們把當代中國當作是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軌的話，如果這樣一個大的概括還有效的話（因為我相信還是有效的），我們就不能不提出一個關于歷史時間的概念。因為這兩個概念在中國，當然在一切第三世界都交叉重疊著，這就引起了我們認識上的巨大困惑。

　　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比如說，對廣東孫志剛事件，輿論和中央立即作出反應，取消了82年那個關于乞丐和流浪者的遣返條例。這個條例8年以后迅速擴展到一般所謂的三無人員和農民工，當然帶有一種歧視的性質，并在遣返的過程中出現一些暴力，甚至是非人道的作法。上海去年遣返了20萬人，前年大概18萬人，再前年大概是16萬人。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孫志剛事件，輿論作出的反應是：這是不人道的，也是非人權的。這個事件也叩動了知識分子的良知，政治家也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個機會，他的話語就是人權――人的基本權利。但是，當這個事件（即取消遣返條例）發(fā)生以后，就迅速地發(fā)現：在江浙沿海一帶，尤其是杭州那里，因為把遣送變成救助，就設了很多救助站。而救助站按照它的要求，是對那些來杭州打工的民工，如果找不到活而沒有飯吃，它有一個救濟的任務：即給飯吃。結果只實行了一個多禮拜，飯就不夠吃。（因為）大批人來就吃，吃完了以后就逛西湖，去找活，也有不找活的，晚上再來吃。結果他們（民政部門）就高度緊張：說怎么辦？在江浙和上海，民政部門就迅速開展對策：第一就是擴大財政以及（增加）這方面的工作人員，目的就是區(qū)分什么人應該給飯吃，什么人不給飯吃。這樣就可能產生一種歧視性的政策：你怎么鑒別他怎么給飯吃，他又不給飯吃？另外，他們向中央提建議，這就是原來發(fā)達地區(qū)向貧困地區(qū)有一個財政的直接轉移支付，現在他們要求這個轉移支付的錢應該返還給發(fā)達地區(qū)，用來救濟這些外地到發(fā)達地區(qū)打工的民工。于是他們就迅速組織人馬來研究整個17、18世紀英國濟貧法及其歧視政策以及歧視政策產生的結果。上海的朋友打電話給我，他們已經組織人來研究，因為這個來勢很兇猛，因為一個政策取消了以后，后繼的沒有跟上。他們甚至研究：如果區(qū)別就是歧視，那么不區(qū)別就不能實行這個新的救助法。

　　這個故事說明什么？說明我講的就這個物理時間來講，我們接受的是發(fā)達國家已經建成的各種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制度，它的基本理念已經從原來的社會安全，從人道發(fā)展到人權，從人權的角度來加以論證：人能不能有這個權利。而人權項目在整個的20世紀整個地增加了。

　　但是，這個話語權也影響到中國的政治：政界和學術界，因為話語已經和國際接軌。所以我們覺得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接受西方的關于社會管理和社會福利以及社會變化等一系列的政策，認為這些在當代中國也應該實現。但是中國的整個發(fā)展水平，還處在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軌。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在城市化過程當中，大量的農民離開土地，進城打工。這個過程在西方出現在19世紀，像法國、德國（德國是在1886年以后到1900這些年間）。這個問題就成為德國和法國持續(xù)討論的問題。英國早一點，但英國暴露的問題持續(xù)存在（我又把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讀了一下）。那個時候，它的情況也和我們差不多，因為愛爾蘭人口爆炸——那時引進了南美的土豆以后，使得愛爾蘭的人口在前工業(yè)化時期急劇增長，然后就向工業(yè)化發(fā)達地區(qū)，也就是蘇格蘭地區(qū)大量移民。（當時他們）也住在棚戶區(qū)里面，幾十個人住在十幾平方米的屋里，衛(wèi)生條件差，排水系統(tǒng)不暢，結果街上就豬糞人便一塌糊涂，一到下雨就泥濘不堪，然后瘟疫開始流行，大量失業(yè)人員就要救助……等等這些都發(fā)生了。當然，那個時候它國家小，政府小，我們現在政府比它要大得多，救濟力度也大得多。但是問題性質是一樣的。

　　那么，現在中國從歷史時間來講的話，好象還處在整個的（當然任何比較都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能比較的話）18、19世紀，在歐洲，從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跡象，我們現在都出現了。但是解決的方案以及方案背后的理念，我們只分享了發(fā)達國家（目前）的理念。所以我講的第一個困惑就是：在發(fā)達國家強勢話語的壓力下。這種話語輸入過來了：通過資本輸入過來，通過翻譯輸入過來，并且也成為政界的接受話語。但我們面臨的處境，是在向工業(yè)化過程的轉軌過程當中。在這個過程中發(fā)生的那么多問題，能不能用他們那個時期的辦法來解決呢？看來是不行。但是你不用那個辦法來解決又用什么方法來解決呢？這就是我們需要進行研究的內容，因此，我提出要以時間作為面向，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和載體。

　　西方的話語已經轉到了后現代化，當然現代化是以美國為主流。美國的主題話語抗拒著法國為主體的后現代話語，好象還是強調現代性話語，從美國這里看是這樣。但是在法國、德國、英國那里，這個后現代話語已經占據著（至少是從60-70年代到80年代是這樣）統(tǒng)治地位。后現代話語批判整個啟蒙時期的理性、科學及其宏大敘事。宏大敘事成為對很多西方國家不必要的東西。但是對于我們這個轉型的中國，好象需要有宏大敘事。一百多年來，馬列主義經過毛澤東的改革成為毛澤東思想。沒有這個宏大敘事，就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中國整個的現代化，就是說，社會主義方向就不可能。這個宏大敘事，在近代以來誰能夠掌握和借用，誰就能獲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和獲得中國革命的現在和未來。晚清沒有掌握，失敗了。孫中山建立了，但建立的這一套東西不行，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的話語，但是也沒有完成對中國話語的統(tǒng)帥作用，所以失敗了。毛澤東完成了這個過程，所以毛澤東的這個再版的農民革命它完成軍事任務、政治任務，同時完成思想重建任務，這個重建任務就是毛澤東思想。這個話語由于文革的失敗，由于改革開放而被徹底地摧毀。如果我們沒有一種新的話語，對我們的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進行一個準確的、合理的理解，我們的改革開放如何發(fā)展？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宏大話語、宏大敘事。就象中國向何處去？13億中國人怎么活？這個問題，我們是應該關心的�？赡苊绹�不必要關心，法國、德國也不必要關心，而我們需要關心。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歷史，一個13億人口，這樣一個東方大國，沒有自己的宏大話語，不行。如果老是把西方最新的東西，就算是最先進的東西接納進來，看來也不行，因為它遺忘了我們民族的當下困境、問題和訴求，所以我講的第一個問題（我沒有解決問題，我僅提出問題），就是把時間作為立場――原因何在？在我擴大的這個立場的概念上解釋。

　　第二個問題是空間問題，也是立場問題。這個空間我指的是站在東方這片國土，站在中華民族這個立場。我們老是比較，這五十年來我們到處學，尤其是這二十年來，到處和各國比較�，F在我們當然是瞄準美國。在上海，因為這十年的發(fā)展，就使得上海的很多經濟學者認為日本都不可比擬。上海有個經濟學家說：“日本將被中國淘汰出去，美國火車頭已熄滅了，看來不久也不行了”。表現了一種急迫的追趕美國的心情，就是老和美國比，說美國如何如何？美國有人權、有民主、有自由、有富裕、有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向往的一切。當然也包括我們在座各位，我們也欣賞，希望能有這些富裕。但是我們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站在13億人的立場上。就這個問題，對于在座的各位朋友來講可能不是一個大問題，但對于上海學界卻是一個大問題。北京如何我不知道，問韓德強就可以。上海真的沒有版圖概念，他們兩眼透過太平洋就看到了美國，看到了接軌的在望。他們也沒有13億的感覺，關于農民群體的存在，上海的知識分子恐怕還靠我的那本書（《黃河邊上的中國》）被輸入到某些知識分子的意志中去。復旦的一個經濟學家后來就專門寫了一本書，叫《長江邊的中國》，出版了，10萬字。他說是要回答我的問題，因為他是我的朋友，沒辦法，結果逼著我寫了一個序。序言中溢美之詞當然要多于（這個大家知道的）批評之詞，然而我隱含了幾句批評意見，總的來講還是肯定的意見。他說非常簡單地就解決了問題：就是珠江、長江三角洲各吸納2.5億剩余人口，那么中國問題就解決了。也就是珠江、長江三角洲包括武漢地區(qū)搞三個大的、打破縣的行政區(qū)劃，建立起新的富人區(qū)劃，把那些窮人吸納進來，這樣就解決問題了。這當然把問題簡單化了，但它第一次考慮到三農問題，這對上海知識界來講還是一個進步。所以，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來講，考慮問題時這個立場總要有。當然也面臨著困惑：何為中華民族？概念不清。中華民族還沒有一百年，就說是百年歷史，而中華民族里邊的幾大民族都是源遠流長。對于漢民族來講，中華民族就是我們的民族，這個認同，在這里建立了。但是我到過西藏，和各個少數民族的知識界，我也有過接觸，尤其是北京中央民院我的一些朋友，我就專門就這個問題和他們討論過。他們說，首先我認同的是民族，就是藏族、蒙古族或者是維吾爾族，其次我們才認同中華民族。而這個問題在有些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看來，他們的民族和中華民族認同不是一回事情。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根本就不存在，無論你根據什么樣的民族定義，中華民族都不存在。而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講則不是個問題。所以，民族立場是第一個困惑。

　　第二個困惑就是市場經濟本身把我們過去反復有過的，就是整個近代有過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概念打破了。民族分裂為階級，我們親眼看到階級：我們沒有親眼看到階級是怎樣被消滅的，但是我們確實看到了階級是怎么樣形成的。這對于一個研究者來講，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天賜良機，因為他可以看到階級的形成，因為它一般只以百年為單位來計算。而我們只以幾十年為單位就可以看到階級是怎樣形成的、階級意識是如何被消滅又如何被形成的、階級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等是怎樣被形成的？對于這些，我們好象是可以直接地觀察到，因為階級這個概念通過理性的分析在著作上已經被閱讀了。所以，在這個利益已經高度分化的時代來談論民族共同體就覺得非常之困惑。

第三個困惑就是我們也看到了我們原來整個的單位體制的瓦解。單位體制就是一個共同體，中國分成若干單位，每個單位又從屬于上面更大的單位，更大的單位又從屬于國家這樣的單位。在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和單位就是同一的，社會就不存在，因為所有社會的功能和內容都在單位內部加以解決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所以我們看到從單位人向個人的轉化，然后分化為每一個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這樣，主流經濟學在中國也占主流有它的生存方面的原因。就是說經濟確實把人的豐富復雜的動機簡化為單一的追求效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人，理性也被簡化為計算和謀劃。有個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說全體中國人已經被經濟行為加以奴化。我們可以不同意這種說法，但是我們不得不說絕大多數人在絕大部分場合的絕大部分行為可能是這樣的。在這個高度依賴社會分工的社會里面，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都被極大地強化了。這個問題，是整個19世紀西方社會學討論的一個主題。這明明是一個分工的有機的高依賴社會，為什么又是一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特別強烈的社會？是怎么回事？這就是每個人的實際生活和生存都告訴他：我是獨立的，我要管自己，我要把個人利益最大化，我要爭取貨幣的最大化，爭取社會地位的最高，都這樣。然而，他們又處在一個高度依賴的社會里邊，一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里邊。這個問題困惑了整個19世紀的社會學家。涂爾干用一生的精力想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他所開出的藥方也很次，就是恢復行會、恢復職業(yè)組織來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我覺得這個方案可能是有問題，但是他提的問題確實存在。這樣，我們從民族立場如果下降到階級立場，再下到個人主義立場來考慮問題，究竟什么立場是我們應該站立的：就是民族共同體的立場。而中華民族的現代化歷程沒有共同體立場，那一部分前沿分子逃到美國去，和美國接軌，或者在太平洋中點某個地方和美國接軌。那么他和我國整個70％的農民就脫軌，這樣，中華民族內部的團結就成了問題。內部的對立和分化就成為現實，社會的秩序就成為問題。所以立場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個是時間，第二個是空間。一個研究者如果要達到有效的研究，這兩個前置前提，越明朗越好，否則你的研究就可能產生盲目性。

　　二、觀點

　　立場決定觀點，觀點是由立場決定的。什么叫觀點呢？我也加一個新的定義：就是你站在你那個立場上，在你那個視角里面呈現出來的那幾個點，那幾個基本的事實，就是你觀察到的點叫觀點。社會上無限紛繁復雜的社會事實，統(tǒng)稱為社會存在。社會存在中的無限事實并不是無限地向每一個研究者開放的，它僅僅是對一個站在某一個觀察點上的那個關懷的心靈開放——他關切什么，什么樣的事實就對他呈現。

　　這里又舉一個例子，上禮拜復旦的一個教授，他那個80萬字的初稿完成了，結果打電話給我，說他的這本書如何地把中國的西方文學評論推到了第三境界（他認為達到第三境界了）：第一境界就是人頭史，就是按作者來，說某某怎么怎么的；
第二境界就是按照某一標準，把西方的各個人頭貫穿起來，他把它叫做有機史；
（他提供的那個最高境界我倒忘了，他批判的兩個境界我還記得）。結果我就問他一句話：我說你中國人寫西方評論、文論史，你是不是要把中國的讀者引領到西方的語境里面去，體會西方人對文學現象的認識及對文學的評論。他愣了，他不可能做這個事呀！我說你是要讓中國人來理解西方的整個文學評論現象，但你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來寫西方史，這說明你不同意西方人寫的西方評論史，是不是這個意思呀？你必須通過它來加深我們對西方的理解的同時，也加深我們對自身的理解。這樣，你站在中國這個立場上來看問題，那西方人認為重要的，在我們看來不大重要，西方人認為不大重要的，我們可能是筆墨很重地要寫這一章。因為根據我們的要求，比如我來教西方社會學史，我就把18世紀向19世紀轉軌時期西方的這個轉型社會學大侃特侃，而把后現代西方社會學略而不說，或一般介紹，把美國那個或者稱作雜碎社會學的就避而不談。因為這是從我的角度出發(fā)，因為從那里邊可能會對我們當下的理解會有一些啟示性的東西、啟發(fā)性的東西。結果他聽了這樣一說，就說那你是達到第四個境界了，看來我們還是要向這個方向努力。

　　所以說，不同的立場會挑選出不同的觀點，所以觀點之重要，是怎么樣對我們而重要。如果我們站在民族的立場，什么是對我們民族當下而重要，這個觀點就很重要了。當然，在這個目標――即什么是民族當下最重要的，也有分歧意見。我可能更傾向于的是：民族多數的生存與發(fā)展。這個多數用傳統(tǒng)的概念來講是工農大眾。你不能拋下工農大眾，讓一部分精英去搜刮工農大眾，進入富裕階層，那肯定是不行的。這不僅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新傳統(tǒng)，也不符合儒家的舊傳統(tǒng)。如果社會財富的分配是使一部分人多得，而使另一部分人少得。那么我說，這個秩序的被顛覆為時不會太久。我認為1996年以后的歷次出臺的關于社會福利的改革都具有這樣的功能：叫社會排斥功能，教育的、醫(yī)療的、住房的、衛(wèi)生的四大改革都具有這樣的功能，它是一個社會排斥機制。這樣，階級就被政治、被改革造就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社會的弱勢群體是造成的，不是它自生的，而是被造成的，是市場和政治雙重作用的結果。站在什么立場，就有什么樣的社會事實進入你的視野。所以，我把現在那個時髦的話語霸權的第一個霸權稱作篩選權：即讓什么樣的事實進入你的視野，話語權就是篩選事實的機制。它篩選了一批社會事實，罷免了一批社會事實。如果社會事實僅僅在社會存在的昏暗當中，那么它就不存在。百姓話語，它沒有獲得霸權，因為它僅僅把那些話語進入到民歌民謠里面，進入在口耳相傳里面。這套話語就是我們搞農村調查需要研究的一套話語，但它沒有獲得權力地位。

　　話語霸權的第二個方面是對事實意義的解釋。這方面西方人做得特別好。像美國人，對伊拉克宣戰(zhàn)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被呈現出來了，媒體報道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解釋這個事實，美國人在一個半月到兩個月期間出現了大概3-4種解釋：第一個解釋是叫新十字軍東征。結果失敗，整個伊斯蘭國家就反抗，讓人們回想到原來的十字軍東征，如果就這樣解釋，那么美國人就蠢得使自己和整個伊斯蘭國家產生對抗。那么就讓它們去干吧，給我們民族一個生存發(fā)展休養(yǎng)生息的機會。第二個解釋叫作無限正義戰(zhàn)爭。這個無限正義戰(zhàn)爭后來也是觸犯了伊斯蘭。因為伊斯蘭教中，只有安拉是無限正義的；
第三個解釋是持久自由行動，這個解釋后來也覺得不太好，后來就改成了反恐。這樣，大概是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之內換了四套解釋系統(tǒng)，最后定于反恐。那么，全球的統(tǒng)治者們一致認為，這個解釋系統(tǒng)好。因為所有的統(tǒng)治都有自己的苦衷，于是全球的統(tǒng)治者在這里聯(lián)合起來，而不是全球的無產階級聯(lián)合起來。這是一個問題，所以事實就是站在什么樣的立場，反映什么樣的社會事實，給予什么樣的意義解釋，這就是話語霸權的兩大要點。所以我強調立場問題，這個立場，決定了什么樣的社會事實進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來研究整個西方世界的事實，就要把這些事實從西方的話語中剝離出來，進入我們的視野加以研究。很可惜，我們始終沒有完成這樣一個轉化，所以，我們基本上還是在借用他們的話語�，F在已經一百多年了，這方面的情形還是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三、方法

　　復旦的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他們主要搞理論�，F在這個哲學系就是搞理論，哲學系的馬克思主義，就變成馬哲，馬哲就變成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哲學，早期哲學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馬克思沒有寫成的一部著作：《1844年哲學經濟手稿》，他們就不但碩士而且博士都讀這個玩藝，認為里面有馬克思最偉大、最豐富、最天才的東西。（那年馬克思26歲）而后來的馬克思就遞退了：《共產黨宣言》遞退了一步，《資本論》遞退二步，后來就每況愈下了。而馬克思從哲學到法學，走到市民社會研究，去研究政治經濟學，一步一步地關注整個社會本身的經濟社會運動，而我們這個哲學它是倒過來走，而對豐富復雜的社會變動不去關注。所以，對他們來講，我用歌德一句話：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

　　我們在轉型時期必須優(yōu)先閱讀的一本書是社會生活的這本大書。他們老嘲笑我是經驗主義，他們說你東跑西跑干什么��？你知道得多，但是你理解得一塌糊涂��！你腦子有問題��！他們這樣說：哲學是時代的精華，去搞那些雜碎干什么？那么我說：你們才有病。如果社會處于常態(tài)的穩(wěn)定時期，秀才不出門，了知天下事，可能是個真理。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社會的事實系統(tǒng)已經和原有的語言系統(tǒng)、理論系統(tǒng)相背離了，理論在這里，它跑到那里去了。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強調生活之樹是長青的，理論是灰色的。這個時候我們要講，你破萬卷書，也必須要行萬里路，就是搞社會調查。社會調查是閱讀社會這部書的不二法門。這里我要堅持毛主席的觀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你每一個點的調查，就是社會這本大書的一頁而已，書總是要一頁一頁去讀的，所以調查是閱讀社會這本大書的不二法門。你沒有涉世，就沒辦法知道社會生活是如何的。對復旦那些朋友我這樣講。但是對在座的，你們已經認識到社會調查的重要性，而且已經從事長年的社會調查，那么我要說一句相反的話：直接的經驗的是最抽象的，真理是具體的。沒有比直接的，眼前看到的東西再抽象不過了，只有真理——抽象的真理才是具體的。這個重要的命題是我們這些搞實證研究的必須要加以重視的：這就是對直接呈現的事實的解讀，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車上我和韓德強一路討論，講他爸爸的一些故事。他爸爸講他的故事，就是story，結果，他爸爸不能賦予他的故事以意義與解釋，韓德強就能夠賦予它，因為他兒子是一個教授、是一個學者，那不一樣。他父親是一個生活者，在世的實踐者。如果在世的實踐者的經驗本身就具有科學意義，要我們干什么？科學就成為多余，理性思維就成了多余的東西。對我們來講，這個方法就強調第二個。就是說，實踐的東西是昏暗的，理論是明亮的、具體的。

　　怎樣閱讀直接的東西，需要一種方法，我自己常用大概有如下三個方面：

　　把當下局部的經驗（因為經驗總是局部的，你調查某一個村、某一個鄉(xiāng)，哪怕調查某一個縣，那還是局部的）放在它的整體里面加以解讀。把局部放在整體，這個整體的邊界是無限的。困難就在于確定這個整體的邊界。比如說，你到村里面調查，那么鄉(xiāng)鎮(zhèn)是不是整體，縣是不是整體？或者說中國是個整體。這個整體我認為要按照調查者的需要來設定。尤其是在資本全球化的條件下面，國內發(fā)生的某種現象，它和國際資本運動有關系。所以這個邊界，就是你調查了某一個局部問題要放在一個更大的整體里面來加以解讀。我通常是把縣作為一個整體�？h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語言的一個單元，它比較完備。而且縣在歷史上淵遠流長，縣的歷史一般超過國家的歷史――一個國的歷史、王朝的歷史。據說現在有十分之一的縣有1500年以上的歷史。秦漢設縣的時候，有1500多個縣，其中邊界和縣城大體保持一致的，現在還有十分之一，極其穩(wěn)定。所以，這個局部和整體，就是你研究局部問題時，應有個整體關注。這個整體邊界在哪里，由研究者自己設定。

　　第二個方法就是把社會事實放在歷史背景里面去。把歷史的維度引進我們的調查研究具有特別的意義�，F代的社會科學對歷史的維度不太注意。自然科學可以不注意歷史這個維度，你看我們自然科學的教程安排，只有概論，沒有史的。而人文學科，例如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其實無需概論只要史。

歷史維度對于我們民族的當下情境尤其重要。因為我有一個命題，這個命題是從克羅齊那里來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把它更極端引申：一切傳統(tǒng)就是經驗。一切傳統(tǒng)都生活在我們當下，那些曾經發(fā)生過，而又死亡的東西，概括不了傳統(tǒng)。傳統(tǒng)是傳下來的，統(tǒng)一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觀念，甚至我們的制度、語言里面去的東西，那才叫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也是最現代的語言，這是毫無疑問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而語言又規(guī)定了一個民族透視的方式。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農民負擔問題。分田到戶以后，農民千家萬戶面對著一個政府，這個政府要對千家萬戶征稅費，當然可能有過度征收，然后就有這個明白卡，各省市都有這個明白卡。但從設計這些明白卡的人來看，他們從來就沒有去參照歷史上的明白卡，而只是根據現實的需要，認為這是新問題、新情況，并且是用了一個新辦法來解決。結果我們可以發(fā)現，新情況就是老情況，新問題就是老問題，新方法就是老方法。我查《清實錄》，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關于這個明白卡就寫得明明白白，它叫御制單，或叫御制有單，實際上就是現在的三聯(lián)單，叫滾單。不僅一模一樣，而且比我們還詳細。一年它分成10次，共有10格。每一年每一個農民每個月都到縣里面去交。而且原來還規(guī)定吏不準到鄉(xiāng)，下到農戶里面去征討。因為征討時別人要留飯吃，可能別人一個雞就給殺了，給吃了。這樣，他為了收一塊錢的負擔，結果農民花了五塊錢（那個雞可能值五塊錢）。所以不允許吏到農民家里去，比我們現在還優(yōu)秀。我們現在是分春秋兩季征的，唐朝這個兩稅法，它也是兩季征的，有的是一次征的，即秋收以后一次征收。清初那時是分十次征收，它也有制度安排的，但實際執(zhí)行結果卻有許多弊端。為什么？印明白卡，印御制有單是要錢的，要成本的，縣里面沒有這個財政預算，結果印這個卡本身就成為農民負擔。你一張卡一塊錢，結果他收農民兩塊錢，他又賺一塊錢。

　　所以說，通過這個例子來解讀就可以知道，只要你是小農經濟，只要地方政府建立在小農經濟之上，是小農經濟的小農剩余，這些問題就必然發(fā)生，你不管怎么改都會發(fā)生。而關于這些問題，我們祖先已經是想了最好的辦法，我們不可能設想出比它更好的辦法。而執(zhí)行當中出現的問題過去發(fā)生，我們現在也發(fā)生。在這個意義上，地方財政即以地方分灶吃飯的財政，迫使中西部那些農業(yè)大縣必然落到這種境地，不管你搞精兵簡政（它很快又膨大起來了），還是稅費改革。這樣，在我們討論的時候，對改革基本上是不持樂觀態(tài)度的，因為有好多這類的問題存在。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個關于現狀和歷史的例子。有一年，我到開封去看包公祠。它正好有一個石碑，記載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到包公那個時候，開封的尹府 (大概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縣委書記＋公安局長這樣一個職位)一共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共80－90任，包公大概是第71任，包公任期是1.4年。當時的任期規(guī)定是三年，是短任期，但沒有一個官員是滿任轉任的。后來我一查我們這五十年來，原來是3年一任，后來是4年，97年以后再弄五年，我指的是縣這一級，鄉(xiāng)這一級是3年。短任制和迥避制，從宋代就開始逐步完備，明清時得到強化，共產黨又繼承下來。我們也不斷面臨新情況、新問題、也不斷在尋找新辦法，但結果卻往往發(fā)現它是個老情況、老問題、老辦法，歷史在那里延續(xù)了。

　　所以必須要有歷史這個維度，如果沒有這個維度，那你就認為這是個新情況、新問題，它是一個新方案，與時俱進解決了什么問題。你以為是這樣，而實際上不是。因為歷史在那里，歷史不能被中斷。認為一個民族的思想家可以中斷這個歷史，樹立一種新的制度，然后按照這種新制度來有效地運作，那是一種天真的幻覺，是18世紀的幻覺，啟蒙學者的幻覺。馬克思不這樣認為，馬克思認為人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這沒錯。但它是在先輩留下的傳統(tǒng)――既定條件下創(chuàng)造歷史。傳統(tǒng)起制約作用。13億人口的傳統(tǒng)，16億畝耕地是一個堅實的傳統(tǒng)，這個問題你留下來了，傳下來了。你那個江漢平原的土地估計也有四五百年的歷史，甚至更久。有的可能開墾得晚一點，有的開墾得早一點，但起碼是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歷史。黃河流域可能開墾得更早一點。所以每塊土地就是傳統(tǒng)，就是古跡。你不必要跑到什么地方去看什么古跡，只要土地里一蹲，把那個細砂拿起來一翻，那就是古跡。有先輩的血汗在里面。實際上我們就是古人，延續(xù)下來的古人。在這個意義上講，我說這個傳統(tǒng)是活的東西。我們對當代的現實的直接的經驗的解讀，要把它放在一個歷史的過程來看，這樣會清晰一些。比如說整個江浙一帶的興起，城市的現代的話語權的迅速復活，完全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接軌，真的可以接軌。比如20、30年代的上海，經過繁榮時期，又全面進入凋敝時期。為什么，道理很簡單，毛澤東同志當時已經觀察到這個現象。他說因為內地亂，三流的地主跑長沙，二流的地主跑武漢，一流的地主（大地主）就跑到上海做寓翁去了。他把大批的地租轉化為貨幣轉入上海購房子，房價不就上漲嗎？他們還要消費，而且是高消費，當然就帶動了整個城市的發(fā)展。上海的房價在20、30年代基本上被內外資本操縱著，和現在一模一樣。（韓德強：茅盾的《子夜》中有一個人，通過對鄉(xiāng)下大片土地的地租來養(yǎng)上海的房子。曹：對，一模一樣，韓：所以北京、上�，F在就是全國財富的吸血中心，這一點沒錯�。。�。

　　很顯然，內地那些農業(yè)剩余通過市場和提取這兩種形式、兩個管道往城市輸送。向城市輸送以后，內地人只能作為一個打工仔到這里來再賺一份工資，這實際上是二重剝削。城市則在財富的話語里面給你一個恩惠：這是我給你制造的就業(yè)機會，我不養(yǎng)活你你就要死掉。所以我講接軌時，要講歷史這個維度。上海這個話語好象和英美的最新的話語、最新的情況接軌了，其實不然。

　　歷史這個維度十分重要，但是，歷史這個維度有幾個點必須注意。我覺得改革開放二十年， 1980年是個點，因為1983年就分田到戶了。50年代上溯到1900年（或者是五四時期，都放在那一段），再就是1848年，往上升到1500年，作為我們研究的往上追溯的上限時間，因為你再往上追溯的話就沒完沒了了。為什么把1500年作為一個上限時間，近代史教育告訴我們，中國是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進入現代的，但是我覺得1500年這點和國際接軌沒什么大的差異，西方是1500年，我們也是1500年。原因有兩個，因為1500年有兩樣東西輸入中國，一個是南美的白銀，大概是1530－1540年，葡萄牙西班牙人已經出現在南中國海，和中國海上貿易。大量的白銀是通過他們那里進來的。那里的貿易發(fā)達了以后，日本也和中國開始貿易，也在南中國海貿易，所以出現倭寇事件。現在倭寇事件已經研究清楚了：倭寇大量的還是漢人，尤其是安徽省南部那些出去做生意的人。在那里，他們打扮成倭寇一起進行搶劫。1500年白銀的輸入和南中國海市場商品經濟的發(fā)育有密切的關聯(lián)，和張居正的改革——就是把實物稅改成貨幣稅都有一定的關系。第二個是南美作物和歐亞作物兩大生物圈的交流，和整個歐亞大陸人口的增長，就是前工業(yè)化時期人口的增長是有關系的。我們的人口增長與玉米、紅薯、南瓜、煙草、辣椒（都是來自南美）等等都是有關系的。因為大量的山地、丘陵地被開墾和使用。第三個就是晚明時期天主教傳來了所謂科學、傳來了天文學、數學等等，這引起了中國建筑風格的變化以及中國知識界的對數學的觀念變化。以后的一些大學問家一般都是研究數學的，我們的思想史原來沒有研究這個問題，我這里順便說一說。因此，通常情況下我們從1500年開始研究就可以了。所以歷史這個維度，我覺得是解讀當代經驗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個就是理論這個維度。這個問題又使我們困惑，因為100年來的理論，特別是社會科學理論，全部地（不是個別的）都來源于西方，社會科學的主干詞（就是關鍵詞）280個全部來源于日本，象經濟、哲學等詞都是從日本來的。經濟這個詞原來是經邦濟世的意思，日本人怎么會用這個詞去搞economic的翻譯呢？280個詞（我們語言學家都梳理過）都來源于西方。日本用漢字去翻譯西文，然后我們從日本搞過來，倡導者就是戊戌變法失敗后的梁啟超。他跑到日本去了，日本字很好學，他3個月就學會了。當時不往法國跑，不往美國跑，因為那時比較窮，路費又很貴，東渡扶桑，很近，文字又很通（估計當時的日文中文字量比現在高得多，一般三個月就可以全看懂）。結果大量的教材從日本翻譯過來，就是這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就使得100多年來社會科學的基本性概念、理論全部來源于西方。偉大、創(chuàng)新有如毛澤東者，他也不過是提倡要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是中國的課題。所以中國所謂不同的學派就是從西方找到比較對自己胃口的那個學派與自己當下的要求結合起來，然后形成各種各樣的派別。所謂本土云云，傳統(tǒng)文化云云，實際上是沒有的。中國實際上沒有真正的文化保守主義。有人把梁漱溟叫做文化保守主義者，不對。他其實是尊重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也尊重西方的權利。他不過是認為要把西方的東西和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的東西結合起來，搞成一個既非一個松散的差序格局的倫理實體，也不是搞成西方那種群已界限清晰的團隊，而是試圖結合起來，這個結合我們知道是失敗了。幾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義，都用西方的某種價值去看中國的東西，然后發(fā)現那些東西中國古已有之，然后再來贊揚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比如說，我們的《詩經》里面有“彗彼小星，三五在東”。就說，你看八大行星，三五就是8大行星，我們都發(fā)現了，比西方人早二千多年，然后就開始覺得舒服起來了。所以，近代以來的話語的輸入給我們民族奠定了兩大基礎：一、認識中國的規(guī)范，是一種認識工具。二、更重要的是價值規(guī)范，它規(guī)范著中國向何處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是在這樣一個規(guī)范中�，F代化、工業(yè)化、都市化等，以及轉軌、接軌都與這個規(guī)范有關，都擺脫不了這個東西。這個過程就是用西方學者的概念來考察中國的事情。在此，我們不能一味地拒絕，拒絕就意味著沉默，除了沉默你沒有任何辦法，你一張開口，那就是西方的話。當然西方話語并不意味著西方霸權，你跪下，它就是霸權，你站起來了，那個霸權也就破滅了。所以我們還是要把西方輸入的理論和我們觀察到、感受到的基本經驗和現實，在兩者之間有一個雙向的流動。首先我們要承認中國的現實和經驗本身，并不能完全由西方概念來加以規(guī)定。相反，必須根據我們的經驗來修正西方的概念。這個過程我把它叫作把西方的概念、理論根據中國語境進行語義學上的轉化。你必須轉化――語義學上的轉化，沒有這個轉化叫照搬，有這個轉化叫創(chuàng)新。這樣一來，概念可能還是來源于西方，但實質不一樣了。毛主席就有很多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黨內有個資產階級”西方人就聽不懂，。如果不進行語義學上的轉化，那些概念（指來自西方的概念）就都有問題。

　　最早意識到研究中國――用西方話語研究中國（這種方式）可能存在問題的西方學者，在我看來，可能就是費正清。他反復強調、告誡西方學者，千萬不要用西方的專制、民主、地方自治，政黨等概念去理解階級斗爭等中國問題。他說中國傳統(tǒng)政治可能就不是專制一詞能概括的。他反復講到這個問題：明清以后的縣鄉(xiāng)，也不是類似于美國的地方政治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也有問題的。他并不是要拋棄這些概念，但在運用這些概念時千萬要注意中國自身的特殊性。我覺得這個人的那些告誡十分的有道理，而我們自己本身往往忘卻了這一點。所以我們在研究問題當中，一定要讓直接的、經驗的、事實的東西充分地對心靈開放，然后不要以理論去套事實。在這方面，我曾說過：把理論懸置起來。懸置不是否定它、拋棄它，而是要求研究者以一種無知的心態(tài)進入調查現場。在這個意義上就要求我們在調查研究前，當然要有目標、有目的，要有調查計劃、要有方案，但這些不要太強烈，要讓新問題――你自己感受到的新問題、新情況進來。這些感覺到的，也就是老百姓迫切地意識到的（東西）。所以研究問題哪里來，老百姓那里來。老百姓那里即是一個社會事實――你需要的社會事實，又是一個價值――百姓的需要就是價值：他感受的痛苦和期待當中有他的價值，以此作為我們的研究，他的眼睛就是我們的眼睛。

當然，我們可以站在更全面的資料分析上和更高的視點上來觀察農村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現在的農民你不能小看，我常常很驚訝：有一些小伙子，他跑的地方比我還要多。他走南闖北――因為他到處去打工，初高中畢業(yè)就到處跑，跑的地方就比我多。而且有的人還積累了一些社會思考的能力。我上次接到一封信，就是一個從湖南到云南鐘甸去打工的一個人，他正好看到了我那本《中國七問》，就寫了一封信來，言辭非常尖銳。他說，這樣子下去，我們這批人是沒有出路的，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的。里面充斥著一種對社會秩序變動而產生的焦慮和躁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陳勝、吳廣不就在這里邊嗎？洪秀全不就在這里邊嗎？你以為他沒有話語權，但現在的這個話語權都是人為地堆砌起來的。天下的知識分子都去考那個東西：考碩士、考博士、考副教授、考教授、考博導，然后造就了一種學術話語，這種話語很容易被顛覆。我們原來那個八股話語一下子就被顛覆了，結果作了一千多年的八股文沒有一篇文章留下來，我想起這個就可怕。所以，我講，立場問題確定以后，方法就成為一個問題，我主要是講方法論，講了三條。

　　另外，在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當中，恢復某種實踐的能動性，經驗的主動性。這個經驗實際上就是我們調查的農民世界，它有權力修改理論，有權力來重新界定概念。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建議把日常生活當中某種普遍被使用的語言、名詞，考察它是不是有一種上升為理論概念的空間。我們老百姓的日常語言當中有些是非常具有表達能力的，對于那些詞，是不是可以稍為上升一點，這樣，就逐漸會形成我們自己內部的一些大家在農村研究中的某種共同概念，這樣就會讓我們自身的經驗和老百姓的話語獲得更重要的一致。他有權來修正西方理論，而不是用理論去套�，F在我們的法律就套得很厲害，因為它屬于羅馬法系，經常有那個財產、產權啊這些我們民族原來不習慣的東西，而且很拗口，像我們都不大懂的一個拗口的詞――法律詞套下來，套得成功不成功就很難說了。但是那些少數民族地區(qū)不買你這個帳。比如說我碰到一個事，按照現在法律，父母的財產兄弟姐妹是可以平等地繼承的，但我跑了幾個地方，都不是這樣，還是用老辦法，都是兒子繼承，沒有兒子的還用侄子來繼承。我問他們?yōu)槭裁�？他說，女兒也可以繼承，但繼承的話，就斷了娘家路。就是說父母死了，沒有兄弟，女兒出嫁了，如果你要把那個財產繼承過去，就斷了娘家路。她如果不繼承，由侄子來繼承，那么，如果那個女孩子被夫家欺負了，村里一幫人就浩浩蕩蕩地去給你申冤去了，那個丈夫如果不老實就揍你一頓。確實也有這么一個案例，就是女兒回來分割財產，后來果然就斷了。從女兒的角度來講，她的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但最終與村里斷絕了聯(lián)系，而且整個村里的輿論都譴責她。像諸如此類的東西，由于我不研究法律，就不清楚了。因為現代法律是都認為這是傳統(tǒng)的、都是落后的、都是非現代的東西，但是它卻比較有效。

　　我的意思就是說，讓生活本身，經驗本身，讓民間話語本身獲得一種對輸入的話語及理論對抗的權力，一種修正它的權力。然后根據它，我們來修正一些概念，來解釋一些現象，至少我總想這樣做，至于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這就是我講的方法論的問題。

　　本文發(fā)表于《三農中國》2004年夏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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