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莊是一個社會有機體，在這個有機體內部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社會關聯，也存在著人際交往的結構方式，當這些社會關聯和結構方式具有某種公共性，并以特定空間形式相對固定的時候，它就構成了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村落公共空間。

　　村落公共空間的形式多樣，例如，由居住群落的聚合性而自然形成的院壩，因其有利于居住者的心理認同和信息共享，構成了村落社會最初級的公共空間；
圍繞著祖宗祭祀所形成的家廟與宗祠，由于發(fā)揮著構建親緣與倫理性秩序的功能，成為傳統(tǒng)村落社會最典型的制度化空間；
而人民公社時期由各種政治與社會聚會所形構的政治性社區(qū)，更是２０世紀５０至７０年代中國村落社會公共空間的最顯著特征，只不過它的基本功能不僅在于形塑村落文化、形成社區(qū)意識和分享社區(qū)信息，而且是要同時實現國家\"大文化\"對村落社區(qū)地方性知識的撤御和重新組裝，因此，這種公共空間并不只是屬于村落的。

　　然而，當筆者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下半葉深入四川劉村進行田野工作時，卻發(fā)現如今純農業(yè)村落公共空間的結構方式又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宗族文化作為一種社區(qū)的記憶已經悄然地淡出了村莊，另一方面，各種經由集體經濟和政治全能性治理所打造的經濟關聯與政治性社區(qū)也隨著土地下戶而消解，作為一種替代性現象出現的，則是以各種人情往來為基礎，以村落內部的紅白喜事為載體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間形式的凸現。

　　紅白喜事作為村落公共空間的表達方式從來就有，即使是在破\"四舊\"最為徹底的\"文革\"時期也以某種形式和規(guī)模存在。但是，現今劉村紅白喜事的規(guī)模卻越來越大，誰家有喜，誰家舉喪，事主不需要發(fā)出邀請，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會自覺地派代表參加。村落社會的信息傳遞靠的是口傳，但像這一類的信息卻幾乎不會漏傳，結果，便形成了\"一家有喜，全村送禮，一家死人，全村舉喪\"的場面。我在村里的日子，曾親歷過幾次喪事，每逢此時，無論農事忙閑，全村各戶人家皆會往而聚之。喪事的規(guī)模之大，人氣之旺，氣氛之隆重，甚至超過了一些全村性的行政性聚會。

　　公共空間是村落中人進行精神交流的共同場域，這種精神交流在大集體的政治性社區(qū)解體，村莊分解為原子化狀態(tài)，稀缺的行政性集會又日益與村民的利益需求脫節(jié)的情況下，更是需要尋求一種表達的場所。紅白喜事恰巧提供了這樣一種機會，于是，紅白喜事的社會功能便由單純的慶賀和哀悼擴大為包括這兩者在內的社區(qū)成員的非正式聚會，這種非正式聚會為村落成員的見面、溝通和交流提供了場合，它部分地填補了村落公共空間的空缺，滿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動的需要。

　　除此精神性需求之外，紅白喜事作為村落公共空間的載體還有著更為現實的基礎，那就是人情的互助與往來。人情的互助與往來外化為一種儀式，特指在上述集體性互動中向事主贈送禮金，通過禮金的贈送，一來\"再生產\"社區(qū)的感情，二來也為事主籌措辦事所必須的經費。因此，如今禮金的流動已經成為村內人情溝通與經濟互助的物質表征。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這種情感和經濟互助方面的現實需求，支撐著以紅白喜事為載體的村落公共空間的存續(xù)。

　　紅白喜事作為村落性公共空間雖非正式，但卻存在著比正式化的行政聚會更為強烈的情景支持。同為村落中人，低頭不見抬頭見，誰能肯定不求誰？誰又能公然地不給對方面子？所以，無論是參加紅白喜事，還是借紅白喜事對事主進行經濟支持，對親朋故舊表示友誼，都是非得進行不可的事情。村民們說，\"平日里結冤的，正可借此機會修好。\"至于人情往來對家庭經濟負擔的加重，村民們也有著自己的特殊理解，\"僅從一次性的人情往來看，我可能是支出，但從長遠看，卻是可以得到回報的。\"\"這就叫做親幫親，鄰幫鄰，一家有事，大家支持，一家花錢，共同籌措。\"如果有誰不這樣做，作為村落中人，那他大概是有些問題的了。俗話說唾沫星子淹死人，在這一點上，民間的非正式規(guī)范遠比由國家輸入的\"村規(guī)民約\"有效，且無需制度化的監(jiān)督，村落情景和民間輿論本身就是無形的壓力。因此，紅白喜事作為公共空間的運行也遠比諸如村民代表會議等制度化空間形式有效。

　　改革開放之初，一些批評家將這種并不局限于劉村的現象視為封建迷信和陳規(guī)陋習的死灰復燃，且以為隨著現代化變遷的深入，這些東西會漸趨消亡，如今，面對著日益勃興的傳統(tǒng)，泛意識形態(tài)的解釋看來是不大得力了，對于村落社會公共空間形式變化的思考，也開始立足于村落社會本身的角度。于是，我注意到，以非正式的制度結構去重新編織與串聯日益松弛的村莊關聯鏈條，看來是缺失了集體化的機械聯結，但卻又有著社區(qū)互助與合作需求的村民以紅白喜事這樣一種傳統(tǒng)方式去形構村落公共空間的基本動力。這種形式在表象上雖然十分的老舊，它卻內蘊著強烈的時代性社會需求。

　　事物的發(fā)展并無不可理解之處，具有公共交往和民間互助需求的村民在缺少其他外源性制度創(chuàng)新支持的情況下，只能在他們所熟悉的歷史與文化資源中尋求對于現實生活的意義滿足。因此，以紅白喜事作為滿足村民公共交往需求的一種方式，也并不一定就會構成妨礙村落變遷的文化障礙。問題只是在于，這一傳統(tǒng)的復興、再造與泛化，對于縱貫整個２０世紀，而且仍然將在新世紀發(fā)揮作用的村莊\"規(guī)劃性變遷\"究竟意味著什么，是一種現代的斷裂？還是一種更為符合歷史變遷邏輯的傳統(tǒng)與現代的重組？

相關熱詞搜索：空間 吳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