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了解，寧夏在近來的鄉(xiāng)鎮(zhèn)撤并調整中，共有126個鄉(xiāng)鎮(zhèn)被撤并，精簡人員近5000名，減少財政支出6000多萬元；
江蘇鄉(xiāng)鎮(zhèn)撤并后，鄉(xiāng)鎮(zhèn)所屬機構減少7500多個，減少鄉(xiāng)鎮(zhèn)干部8.2萬人；
廣東省去年撤并了15%的鄉(xiāng)鎮(zhèn)，至少可節(jié)約財政經費3.46億元。（新華網北京3月1日電）筆者看到這則消息，感到由衷的高興，倘若全國都這樣不折不扣地撤并鄉(xiāng)鎮(zhèn)，裁減冗員，那農民減輕“農負”，這次可就大有希望了。

　　眾所周知，為了解決減輕農民負擔過重這個問題，中央政府在數(shù)次下達減輕農民負擔文件沒有取得明顯成效后，于2000年在安徽搞了“費改稅”的試點。通過“費改稅”，農民負擔比改革前減少了13.93億元，農民負擔約減輕1/4，大部分農民表示滿意。但這項改革還沒有在全國普遍推開，就從安徽傳來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一位記者于2001年3月29日走訪了安徽太和縣胡莊村幾戶農民。他們說，農業(yè)稅確實降下來了，每畝地繳納的費用不足50元，而1999年還高達100多元。但是，其他費用不但多而且高，比如村民領一個出生證，原來只需200元，現(xiàn)在要800元；
村民在自家院里打一口水井，得繳給村干部15元。上面還給村里下達了火化指標，如果村里在一年內死的人不夠這個指標的話，全村的人還得平攤費用——火化一尸體費用400元以上。（2001年4月9日《21世紀經濟報道》）其實，土地收益就像一碗水，“費改稅”后，倒給農民的多了，村、鄉(xiāng)（鎮(zhèn)）干部卻斷了以往的財源，拿到的就少了，日子不好過了，于是便故伎重演，巧立名目，繼續(xù)擅自收費，農民負擔仍有增無減。

　　事實說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費改稅”就成了從“末”上做文章，雖然有效，但實在有限，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程曉農先生增一針見血地指出：“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是縣鄉(xiāng)基層政府人員過多、開支龐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向農民攤派來養(yǎng)活這些干部……因為龐大的縣鄉(xiāng)級干部要花錢，本級財政收入不夠，中央財政又拿不出財政來補貼，他們必然要轉而向農民攤派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消費水平。倒如，目前全國鄉(xiāng)政府負責人多數(shù)居住在縣城，光是每年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xiāng)政府上下班，所花費的購車、養(yǎng)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shù)千億元�，F(xiàn)行的基層財政預算根本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干開銷，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

　　由此可見，農民沉重的不合理負擔，直接來源于縣鄉(xiāng)（鎮(zhèn)）的龐大行政機構所惡性膨脹的干部隊伍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龐大的行政消費和開支。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沉重的不合理負擔這個嚴重問題，就必須要像寧夏、江蘇那樣，徹底拆廟趕和尚，大幅度裁減縣鄉(xiāng)（鎮(zhèn)）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下達硬指標減少縣鄉(xiāng)（鎮(zhèn)）級財政對工資這塊的支出，這才是“斧底抽薪”的措施。應當指出的是，既然是裁減縣鄉(xiāng)（鎮(zhèn)）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那么被裁減下來的人員就應該斷薪并給予一次性補償，讓他們自己去找飯碗，而不是工資照發(fā)不誤，待遇不變。

　　不久前，一位長者私下曾對筆者毫無忌諱地說，舊社會，俺雖然租地主的地種，但打下來的糧食，不僅養(yǎng)活著共產黨、國民黨，“抗戰(zhàn)”時期還養(yǎng)活著小鼻子（日本人），自己也能將就過上“流”。現(xiàn)在交完上邊要的，剩下的，如不出去打工，恐怕連自己都難養(yǎng)了。過去常講國民黨的稅，共產黨的會，大包干以來，共產黨是不怎么組織老百姓開會了，可是這“稅”比國民黨要的還歡，連在自家院里打口井村干部都晚跑來要錢……不知干部聽到這些話做何感想，反正筆者聽到后卻感到一陣心酸，難道農民幫助共產黨拿“天下”后，回報給農民的就是這樣的一種世道嗎？筆者反復學習中央“一號文件”，覺得含金量最高的一段文字是：“進一步精簡鄉(xiāng)鎮(zhèn)機構和財政供養(yǎng)人員，積極穩(wěn)妥地調整鄉(xiāng)鎮(zhèn)建制，有條件的可實行并村，提倡干部交叉任職�！钡高@次不是說過就拉倒，而是動真格的。

　　200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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