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開始，文化的覺醒就首先表現在重新返回古代，對古典的希臘——羅馬價值觀進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價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對人的注意：描寫人、歌頌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是一個在文學和史學領域里廣泛運用、但又相當含糊的表述。它與人們普遍理解的一個確切時期，即大約從14世紀中期到16世紀末的文藝復興時期相聯系。文藝復興最初出現在意大利的城市——國家中，后來向歐洲其他地區(qū)擴散。幾乎可以說這是由于在那個時代有相當多具有特殊性格和罕見天賦、才能，并起著新作用的典范人物來往于各地的緣故。

　　我由于曾在意大利工作過，對意大利文化，特別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有所了解。去年我翻譯了由歐金尼奧·加林（Eugenic Garin）主編、由著名歷史學家們撰寫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L’uomodelRinascimento），在這本書中，那些歷史學家們力求在闡述意大利文化最輝煌的時代中指出這個時期的人的特征，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受所處時代的制度、結構和環(huán)境的限制。我今天也想就此給大家作點介紹。

　　文藝復興：對人的價值重新肯定

　　從14世紀中期到16世紀末，文藝復興最初出現在意大利的城市——國家中，后來向歐洲其他地區(qū)擴散，持續(xù)時間大約在兩個半世紀左右。新文化建立在重新大量發(fā)掘希臘文、拉丁文著作、傳播重大科學成果和優(yōu)秀藝術作品的基礎之上。文藝復興開始，文化的覺醒就首先表現在重新返回古代，對古典的希臘——羅馬價值觀進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價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對人的注意：描寫人、歌頌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人文主義者最初指學校里教語法和修辭學的教師，正是這些教師使青年人初次接觸到古典著作。他們以巨大熱情尋找、重印和注釋古籍，并把古代作品中的思想同現代生活進行比較。他們頌揚積極的世俗生活和樂觀主義精神，探索古老的修道院圖書館和建立新圖書館，并通過簡短優(yōu)美、用俗語寫成的文章，加編寫古代希臘－羅馬的哲學名言警句、奇聞軼事，配上插圖以小冊子形式出版，使新文化得以傳播。

　　那個時代出現了相當多的、具有特殊天賦和才能的典型人物，例如已為人熟知的達芬奇、拉斐爾、馬基雅維里、伽利略和哥倫布等。如按照社會職能進行分類，那個時代的人可分為君主、雇傭兵隊長、紅衣主教、廷臣、藝術家、哲學家、商人、婦女和旅行家等等。這些人的形象都包含有新時代因素，但也充滿著濃暗的色調反差，既有閃光的一面，也有厚重的陰影（如君主的殘暴、廷臣的獻媚和紅衣主教的腐敗）。如果說他們身上有共同點的話，那就是人文主義精神。他們在積極參與城市文明生活建設的同時，也改變著自身的社會地位，在同他人的交往中形成新型關系，促進社會的變革。

　　宮廷生活更加活躍

　　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已不完全是封建社會含義下的君主。他們不愿按傳統(tǒng)習俗行事，更愿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以一種新的精神來處理事務，并且熱衷于變革。隨著文藝復興時期國家結構發(fā)生的變化，宮廷生活變得更加活躍，對文化方面的興趣增加，重視宮廷禮儀的宣傳性質。宮廷除了是政治活動中心以外，還是聚集財富、資助文藝活動和發(fā)表言論的場所，在那里生產出許多供后人景仰的藝術珍品。16世紀初，文藝保護主義特別盛行，它是君主獲取名聲的方式之一。作家和詩人要表現君主和祖先們的豐功偉績，因此也就享有了能夠接觸豐富檔案資料的特權。詩人們?yōu)榱双@得君主授予的桂冠，常常把一些小君主寫得十分偉大。在外交上君主更注意形式的完美，越來越多地雇用人文主義者作為文書長，使用規(guī)范的拉丁文書寫公文和講究修辭。

　　宮廷也是一個要求廷臣按禮儀規(guī)范自己行為的地方。貴族青年被送到宮廷里去擔任少年侍從，以后繼續(xù)留在那里當侍從或騎士，他們在那里不僅要學習文雅的舉止和軍事技能，還要學習一些音樂和詩歌的基本知識。卡斯蒂廖內的《廷臣論》中所介紹的廷臣幾乎是一個“萬能的”人，他文武雙全，能歌善舞，既能寫詩繪畫，還能同貴婦人談情說愛。宮廷教育廷臣如何說話、如何笑、如何沉默，或如何走路，甚至如何撒謊。廷臣應當在唱歌、跳舞、騎馬、打網球和伺候用餐中顯示出他的天賦、溫柔、禮貌和文雅，甚至處理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瑣事。例如一起用餐時，不要高聲說話，不要夾公用盤子里最好的菜，不要使嘴唇發(fā)出響聲，不要張大嘴喝酒，不要在席間剔牙，不要用餐巾布擦嘴，不要弄出令人生厭的聲音等。廷臣有他的“身體語言”，如從步態(tài)和騎馬、做事、跳舞中的姿勢上，就能識別他的廷臣身份。

　　當時的詩是這么說的：“應當贊揚那樣的人：他懂得目光適度，說話有分寸，愛得有禮貌�！币獯罄Z中“cortere”（有禮貌的）這個詞就來源于宮廷（corte），在歐洲許多其他國家的語言里，也有類似情況。

　　雇傭兵借此致富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fā)展，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城市之間的競爭，開始是經濟上的，后來便越來越多領土方面的糾紛。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國家很難承受供養(yǎng)專業(yè)軍隊的經濟負擔，但又難以征募足夠的市民來參與戰(zhàn)爭。因此，兩百多年中，意大利的戰(zhàn)爭是通過同雇傭兵隊長簽訂合同的方式進行的。雇傭兵按軍事組織集體行動，而不是單個人地出賣自己的服務。雇傭兵隊長希望自己部下的人數越多越好，并在一定時期內把他們約束在自己身邊，又需要同支隊指揮官和士兵們不斷更新雇用合同。雇傭兵隊長的戎馬生涯不僅可以使他們致富，而且還可以贏得聲譽。由于不少雇傭兵隊長都來自于貴族階級，受過良好教育，他們在人文主義者的影響下習慣于引經據典，模仿古典著作中的英雄行為，繼承尚武精神。雇傭兵隊長都很有錢，藝術家和文人爭相為他們效勞。他們因自己的戰(zhàn)爭行為，希望通過修建教堂或向教會捐贈，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教堂的大門上等，求得上帝的寬恕。他們過著不穩(wěn)定的軍人生活，所到之處也想留下一點紀念，如在廣場上安置他們的塑像。

　　教會上層普遍腐敗

　　紅衣主教的地位與君主相近似，他們實際上是一些國家（如西班牙、法國）或意大利大家族派往教廷的代表。他們在樞機會議上給教皇提建議，會見大使，分配教區(qū)和賞賜等。如果考慮一下，在15世紀末羅馬的一個手工業(yè)者的年收入不超過數十杜卡托，而一個威尼斯大使要過上他那樣體面的生活，就至少要2千杜卡托的話，那么對1471年和1484年在選舉教皇的會議條款中，規(guī)定紅衣主教的最低年俸為4千杜卡托，就不會感到驚奇了。但是許多紅衣主教的實際收入都超過，甚至大大超過這個限度。如朱利奧·德拉羅韋雷和馬爾科·科爾納羅為2萬多杜卡托，在教皇亞歷山德羅六世時阿斯卡尼奧·斯福爾扎的年俸為3萬杜卡托。每個紅衣主教的官邸，都是一個在國內和國際上起作用的君主小朝廷。在那里有著各式各樣的人物：朋友、合作者、仆人、廚師、士兵、警察，此外還要加上音樂家、畫家、弄臣、星象學家和包括親戚、各式各樣寄生蟲在內的一大群尾隨者。平均來看——當然其中浮動也比較大——在15至16世紀每個紅衣主教府中的人數約為150人，他們名義上是“家庭的和共同生活的成員”，因此在法律上都被視為享有特權和豁免權。要養(yǎng)活這些“人口”也非易事。在文藝復興時期整個教會上層普遍存在著腐敗現象，如買賣圣職，占據教會財產，追求豪華生活，炫耀權力和財富，為親屬牟取私利等。為了裝飾他們的府第，需要油畫、壁畫、雕塑和珍貴的陳設。加之教皇和君主都追求修建壯觀的陵墓，以便為后人留下自己的光輝形象。這些都為藝術家們帶來大量的訂貨。

　　哲學家發(fā)出質疑聲

　　阿爾貝蒂認為，學習哲學就是追求對現實的全面掌握。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們用古典哲學來反對當時居統(tǒng)治地位的經院哲學，認為哲學應當是對真理的理性探索，不應當同宗教結合在一起，無需神的“啟示”。真理只能在人的歷史和事物發(fā)展的過程中去尋找，然后把它拿來同書上記載的相比較，這樣做僅僅因為書也是記載人們探索的結果，因此需要從理性上再進行核對。但是書并非僅僅只有一本，而是有許多本；
在人們寫成各種書之前，已經存在著大自然這本書；
要讀懂這本書，并不需要權威，但卻需要理智。不應當只限于對某一本書或某個作者進行評論，亞里士多德無疑是個偉大的哲學家，但是還有其他許多哲學家。哲學家的眼睛并不滿足于僅僅閱讀書本。他又回過頭來觀察現實中的矛盾。達芬奇說“繪畫就是哲學，因為它要表現事物運動中的瞬間情況”�！罢軐W滲透到那些被描繪的事物中，要觀察那些事物中本身的道德�！彼P注把人的思想（和作品）同現實聯接起來，把藝術作品同自然的真實性聯接起來：“我看見燕子在飛，并且停在畫的鐵絲上�！蹦欠N只“閱讀”和“評論”已發(fā)現的真理，并只能闡明它和它的某些細節(jié)的哲學，已為另一種尋求發(fā)展、討論、對事實進行分析的豐富多彩的多元化哲學所代替。

　　人文主義者主張在不同聲音中進行比較，不受教條主義約束。瓦拉甚至對羅馬教廷的拉丁文《圣經》提出質疑，認為其中一些內容為歷史上的人所寫；
并非神的啟示，他還根據希臘文本指出其中的謬誤。他們并不簡單地把別人的經驗當作自己的理論，而只把它作為一種參照物，因此留給后世的并非是那些照搬照抄的迂腐的古典主義，而是古代世界遺產中經過批判的精華。人文主義同古典哲學相結合，產生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新哲學。阿爾貝蒂認為，只有兩個人的言論是深刻和充滿智慧的，那就是德漠克利特和蘇格拉底，前者是執(zhí)著的大自然探索者，后者是倫理學大師。而費奇諾則希望把他們兩人的使命結合起來。新哲學的目的在于建立屬于人的王國，把理智從神秘的宗教迷們中解放出來：把天文學從占卜的占星術中解放出來，把物理學從講究儀式的巫術中解放出來。他們中有的人甚至不惜用生命來捍衛(wèi)自己的批判精神。

　　商人過上貴族生活

　　文藝復興時期的商人已完全不同于中世紀商人，他們已有更進步的業(yè)務手段，加復式簿記、匯票、商業(yè)信函和保險。中世紀的神職人員和貴族歧視商人，認為交易產生欺騙。商人在忐忑不安中生活，要在上帝和財神之間做出選擇。可是文藝復興時期貿易的增長不僅使商人得利，教士也受益，教士們的態(tài)度開始緩和。商人能讀會寫，常常旅行，同其他國家的人接觸和交流，思想更為開放。他們相信，商業(yè)中取得成就并不會使上帝不高興，相反還可以期待上帝的祝福。商人重視積極生活的價值，世俗文化因此越來越流行，他們在促進社會變革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商人都非常珍惜時間，感到時間是生存的尺度，富裕商人已開始有了鄉(xiāng)間別墅，過上貴族式生活。從前他們很少能同君主接觸，而到文藝復興時期，商人已是君主們家中的�？�。他們借錢給君主或資助文化藝術活動。其中有的人還把經濟實力轉變?yōu)檎螜嗔�，如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他們在數學、制圖、地理、天文，以及航海、經濟和金融知識方面做出過不小的貢獻。他們擴大的活動范圍有利于俗語的推廣，使用數字計算的習慣促進了要求精確的科學精神。商業(yè)是激發(fā)經濟活力的酵母。他們在塑造了中產階級的同時，用納稅促進了文學藝術、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

　　藝術家成了寶貝疙瘩

　　藝術家最初都是不受人尊敬的“藝術工匠”，西爾沃說：“彼特拉克之后文學發(fā)生了革命，喬托之后畫家們也動起手來�！惫偶械娜宋木窈凸诺涞乃囆g作品，對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拒絕無權威的批評，勤奮地工作，“沒有不彈墨線的日子”，很快便出現了人文主義文化同畫室藝術的相互滲透，對波提切利、達芬奇和提香等大師的頌揚日益增多。人文主義者認為，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莫過于讓自己的名聲傳于后世，作家和藝術家都是傳播榮譽的工具。古代發(fā)明繪畫和雕塑的目的，就是為了保存人的面容。但榮譽只能靠出眾的技藝和勤奮才能得到，藝術家們都在技藝上精益求精。畫家開始在他們的作品上簽名，如寫在祭壇畫的下面，當公眾在教堂里看到它之后，他的知名度就會大大提高，隨之就可以帶來更多的訂貨，從而在行業(yè)中形成一種創(chuàng)新的“動力”。

　　教堂和家庭中對藝術品的需求在迅速增長，如金銀器、雕塑、繪畫，還有戲劇和音樂等。人們認為在藝術中存在著統(tǒng)一性，藝術家的“店鋪”既生產椅子、畫框、金銀器，也制作雕塑、繪畫，甚至舞臺布景，因此產生了許多多才多藝的人。米開朗琪羅說，“設計”這個詞在任何運用智慧的地方都存在：如在戰(zhàn)爭、航海、星象學、居室和城市的美化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達芬奇對人體組織和自然界進行的探索，鼓勵了藝術家們擴大表現的題材。君主需要歌唱家到小教堂里唱圣詩，畫家被召到宮廷里去不僅為了裝飾居室和畫像，還參與收藏藝術品、設計服裝以及宮廷節(jié)日活動。城市當局部通過建筑物向公眾展示它們的形象，用市政大廈、教堂、敞廊、雕像、高級教士的住宅、別墅等，來布置城市的空間。“崇尚道德，用藝術作品表現優(yōu)秀的人物”，已成為時尚。如果沒有那樣的環(huán)境，優(yōu)秀藝術家也難以展示才華。不少藝術家都重視音樂，認為如像繪畫追求的美麗一樣，音樂追求和諧，所有人都會從中得到啟示，把和諧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賈諾佐·馬內蒂說，人的偉大在于他有建設的能力：建筑師、工程師和畫家表現了人類精神的崇高，通過理智的完美實踐，使人變成了“塵世間的上帝”。

　　藝術家們又是教會、慈善機構的供貨人，在他們創(chuàng)作的作品中宗教題材居多。教會認為，畫在教堂穹頂和祭壇上的畫，應當表示對宗教的虔誠；
而作者卻認為，他們的作品首先應當受到公眾的好評。在教會的經典中并沒有一個關于藝術的明確理論，如關于神的形象等，《圣經》里的故事是隨便畫家們怎樣畫的。畫家或雕塑家并不愿意在教會的嚴格規(guī)定下工作，總是隨心所欲地在畫中“漫游”。教會所持的寬容態(tài)度，使他們在創(chuàng)作圣母像時可以有新的理解。這樣藝術家便從單純提供服務的概念，過渡到要求創(chuàng)作自由。當君主、紅衣主教都為自己有一幅名畫家的作品而自豪的時候，這種現象也就更為普遍了。

　　母愛的力量最偉大

　　文藝復興初期，可以從繪畫上看到圣母有了孩子以后臉上的微笑。圣母把耶穌抱在懷里，孩子充滿著喜悅和顯得生氣勃勃。文化上的復興，正是從這種圣母抱著圣嬰的畫中迸發(fā)出來的。藝術家在母愛中找到創(chuàng)造和表現婦女的機會，這也是15世紀繪畫和雕刻所反映的永恒主題之一。人文主義者認為，愛的力量是各種力量中最偉大的，母愛又是愛的力量中最偉大的，分娩痛苦是人類所受的最大痛苦，母親們在這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信、手稿和日記。巴爾巴羅主張夫妻友愛和忠誠，為了這種理想，必須強調良好的性格和夫妻關系的重要性。德國人內特斯海姆指出：如果婚姻建立在愛情和友誼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金錢和利益之上，將不會出現通奸和離婚現象。

　　文藝復興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知識淵博的婦女，她們在學術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不比男人們遜色，如《女人的優(yōu)越和崇高》的作者瑪麗內拉�？ㄋ沟倭蝺日J為應當對婦女進行人文教育，讓她們懂得文學、音樂、舞蹈、繪畫和能參與機智的交談，這樣他就改變了過去對婦女教育的傳統(tǒng)標準：紡紗、做針線活、沉默和貞潔。貞潔可以保證繼承人的合法性，是確定財富所有權的條件。為保持貞潔，南歐國家的女孩子常常處于被隔離狀態(tài)。15世紀修女占婦女人口中的比例相當大，在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米蘭，幾乎13％的婦女都是修女。許多婦女到修道院去并非出于她們的自愿。馬丁·路德譴責把修道院當作關閉婦女的監(jiān)獄。在修女中也有學者，但修道院院長禁止出版她們的書，她們只能留下大量的信件。女作家切蕾塔的著作《被欺騙的天真》，就是為婦女的自由辯護。此外，有的婦女由于經濟、社會地位低下，還常常成為宗教裁判所追捕巫婆的犧牲品。

　　文藝復興時期把中世紀留下來的娼妓活動制度化了。1500年威尼斯的居民總數為10萬人，但妓女就大約有1200人。1570年的《威尼斯主要名妓目錄》中還有兩位有名的意大利女詩人�！拔疑砩想[藏著某些才能/將向你展示出無限柔情�！�16世紀末蒙田贊嘆地說，在意大利遇到的妓女都具有“公主般的文雅”。

　　哥倫布發(fā)現美洲大陸

　　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不僅歐洲的歷史，而且世界的歷史，都發(fā)生了急劇變化：在1490年，歐洲和地中海周圍的國家對自己的地位心滿意足�？墒窃诶^后的30年間，一切都改變了。1492年，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fā)現了”安的列斯群島，以后又到達了美洲大陸。1498年，瓦斯科·德·伽馬繞過好望角，開辟了通向印度的海上航線。1500年，佩德羅·阿爾瓦雷茲·卡布拉爾抵達巴西海岸。1519年，科爾特斯的船到了墨西哥，開始了有組織地占領美洲大陸。最后，1522年麥哲倫的船隊經過3年的旅程之后，完成了環(huán)球第一次航行。在30年之間，世界的面貌發(fā)生了從未有過的變化。實際上，變化沿著兩個方向發(fā)展。一方面隨著希臘－羅馬古代世界文明的發(fā)現，把歷史知識和與之相應的人類崇高精神，在時間上向前延伸了10倍或20倍。另一方面是空間觀念的擴大：除了地中海之外，還有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與歐洲并存的還有美洲、非洲和亞洲。世界變得如此之大，而且它是一個完整的實體。地中海的地理條件，使周圍地區(qū)的人民接觸起來十分方便；
但這些人民不僅身體情況不同，而且文化上的差異也很大：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信奉穆斯林教的摩爾人和土耳其人、信奉泛神論的非洲人。除了他們在地理上的差異外，在歷史、文化和宗教方面都很不相同：在此基礎上，歐洲人認識到了文化的多樣性。

　　哥倫布是那個時代第一位和最卓越的旅行家，他認為某個存在物之所以有意義，正是在于能夠證實它本身的價值。因此“發(fā)現”是一個包含自身報償的行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所希望的是看，是發(fā)現我能夠發(fā)現的東西�！痹谒磥�，從事“發(fā)現”的行為本身，已比被發(fā)現的事物更為重要。如果哥倫布不是一個能干的航海家，他的計劃就很難實現。但是，如果他不是生活在一個由古代著作和預言創(chuàng)造的一個近于童話般的世界中，他的計劃本身也就不會存在。但是哥倫布到美洲后發(fā)現黃金很少，他便決定拿走能夠拿走的東西：印第安人，把他們賣到西班牙去當奴隸。他拒絕承認印第安人也是人。哥倫布發(fā)現了美洲，但是并沒有發(fā)現美洲人。而亞美利哥到美洲后，提出“好的野蠻現象”的看法，他說：“那里既沒有毛料衣服，也沒有亞麻衣服和棉織品衣服，因為他們完全不需要這些；
他們不存在財產問題，所有財產都是大家的。那里既沒有國王，也沒有統(tǒng)治者，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蓖旭R斯·莫爾可能正是從這段描述中得到啟發(fā)，開始寫他的《烏托邦》。

　　老殖民主義者科爾特斯善于利用各部落之間的矛盾，他總是以第一部分人的解放者身份出現去征服第二部分人，然后又以第二部分人的解放者身份出現去征服第三部分人，并照此類推；
這樣，總是有一部分土著人是他的合作者，使他能在那里站穩(wěn)腳跟并取得勝利。后繼的殖民主義者把他的策略奉為經典。而最早的人權戰(zhàn)士之一拉斯卡薩斯則從人人應享有同樣尊嚴的原則出發(fā)，譴責西班牙殖民者的殘酷。他說：“大自然的規(guī)律和法則，以及人的權利，對于各民族，無論是基督徒或是異教徒，無論屬于何宗派，無論他們的法律、地位、膚色和環(huán)境怎樣，都是沒有任何差別的�！笨墒撬且晃或\的基督徒，一心一意要轉化印第安人的信仰。他并不反對殖民化原則，但他主張用“和平與進步”的殖民化去代替戰(zhàn)爭與屠殺。

　　李玉成,外交部退休干部（參贊），翻譯。四川省崇州市人，1935年9月出生。

　　就學于西南師范學院，1959年進四川外語學院學俄語，1960年被調到北京廣播學院學習意大利語，1964年起到羅馬大學和貝魯加大學學習。

　　1966年至1968年在貿易會駐羅馬辦事處當翻譯。

　　1970年中意建交，曾三次到駐意使館長期工作。

　　在意期間對意文化，特別是文藝復興時期文化有所了解，翻譯了一些書，已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背景》、《意大利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相關熱詞搜索：的人 文藝復興時期 李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