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突然打電話來，說他可能會遲到一會。果真遲到了，一身唐裝背著個大包、風塵仆仆得好像剛從外地回來。 　　這一天的行程是如此安排的：一大早趕往鳳凰衛(wèi)視，以鳳凰衛(wèi)視時事評論員的身份出現(xiàn)，每天要制作一檔深夜播出的節(jié)目《有網(wǎng)天天上》，有點類似《有報天天讀》，不過是把信息來源由報紙雜志換成了網(wǎng)絡。
　　中午，當天下午香港知識界有一個座談會，談論香港的城市文化，梁文道聆聽，發(fā)言，之后再匆匆趕回到位于九龍土瓜灣的“革命根據(jù)地”――牛棚書院，接受我們的采訪。
　　這種強度的腦力及體力勞動，對于梁文道來說，卻其實很平常。他每天只睡5個小時，他說：“我覺得我會死很早�！币驗椋耙龅氖虑樘嗔恕�。
　　要想清楚地向大陸讀者介紹梁文道其人其事，并非易事。一般人知道他，多是通過鳳凰衛(wèi)視的《鏘鏘三人行》，他、主持人竇文濤，以及大學教授許子東，每天坐在一起調(diào)侃，閑聊，“KILL”掉半小時光陰，輕松愉快，博人一樂，卻也僅止于此，給人的印象，也就是“挺能侃的”。
　　這是他暴露在大陸觀眾面前的一面。而在香港，他有多重身份，是一個集評論家、組織者、社會行動者三位于一體的多元角色，他跨越的界別之廣，參與的領域之多，幾乎可以和1930、1940年代北京、上海那些活躍的前輩文化人相媲美。
　　他是傳媒人，除了主持電視節(jié)目，還曾做過香港電臺臺長（香港著名的電臺時事評論節(jié)目《茶杯里的風波》，就由該臺制作），也主持電臺節(jié)目，有香港“名嘴”之稱；
　　他是專欄作家，在幾家香港和內(nèi)地的主要報紙上開設專欄；
　　他是活躍的讀書人，書評雜志《讀好書》的主編，經(jīng)常在各種媒體上介紹新書新知；
　　他是藝評人、影評人，經(jīng)常撰寫藝術、電影評論，出任多個電影評選活動的評委；
　　他是香港一些戲劇、影像、前衛(wèi)藝術、展覽等文化活動的組織者以及理論支持者。香港文化團體“進念――四十面體”主辦的藝術雜志《E+E》，其編輯部就設在梁文道自己的辦公室里；
　　他還是香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之一，一些進步社會活動背后，往往有他的影子。
　　這位似乎不知疲倦的青年文化人，還只有34歲。
　　梁文道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文化自覺和道義擔當，他有幽默感，能講輕松的小段子，但當談到大陸的某些不良現(xiàn)狀時，這個慣常以輕松和不動聲色的調(diào)侃示人的香港青年，忽然中斷了自己的流利表達，閉著嘴唇，目光投向他處，嚴肅著，沉默不語，眼睛里似乎有淚光閃現(xiàn)。
　　
　　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
　　
　　人物周刊：一般理解香港人，會覺得他們不關心現(xiàn)實，不關心政治，埋頭賺錢，享受生活，而你為什么會選擇過現(xiàn)在的生活？
　　梁文道：我不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我很幸運，沒有遇到過很大的考驗。我覺得我今天能說這些話是個很大的奢侈，如果成長在別的環(huán)境里，我未必可以坐在這兒說這樣的話。但正因為你知道幸運，你就要分析自己為什么那么幸運，你就會有一種很強烈的負罪感。
　　比如說，你在香港居然能夠念上大學，你要想想社會資源多么稀少，有多少跟你同樣大年紀的人沒有機會念大學，對于那些人你是欠了他們的。我還沒受到什么“考驗”，因為在香港根本不需要受到那種考驗。你能夠自己舒舒服服坐在這，你難道不愧疚嗎？對我來講，這是有種原罪在里面。
　　
　　人物周刊：你這種道德感是怎么形成的？你對“士”的價值觀很認同，過去你也是這樣的嗎？
　　梁文道：你能做的，是在你控制范圍之內(nèi)的事。最后會不會成功，這個局勢對你好不好，這都不在你的控制范圍。孔子困于陳國，仍然很快樂，彈琴唱歌。
　　對“士”的認同，我越大才越認識到這個。大學對我的影響很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在香港是新儒學的陣地，就是唐君毅（新儒學代表人物）他們，我大學的時候看不起這些人的，覺得老先生，老古板，沒什么趣味。那時候覺得看一些新潮的東西，法國的東西，那才像話。
　　回想起來，新儒家很多東西我不能贊成，但它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什么叫“儒家”？什么叫“君子”？對我來講，儒家是中國幾個傳統(tǒng)哲學中最強悍的一種思想傳統(tǒng)，另一面它有根深蒂固的抗議傳統(tǒng)，異見分子傳統(tǒng)。
　　像《論語》的第一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易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句話不是說“你學到什么東西常常溫習”之類的，那樣就太無聊了。 “學”就是一種君子之學，學了之后還要能夠實踐出來，要能夠介入社會、引導社會、改變社會。學而能夠在一個時代之中展現(xiàn)出來，發(fā)揮出來。如果一個君子，他能夠做到這樣，真是太快樂的一件事。
　　新儒家解釋出來的這樣一套儒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代表。他們喜歡講黃宗羲，這都是中國民間的異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這樣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在我而言是很可貴的。
　　
　　鳳凰衛(wèi)視的梁文道
　　
　　人物周刊：大陸讀者知道你，是通過鳳凰衛(wèi)視。
　　梁文道：從1998年開始做竇文濤那個節(jié)目，做到現(xiàn)在。去年我曾經(jīng)在香港的商業(yè)電臺當臺長，自己也做節(jié)目，那個時候斷過一陣子。一開始做得少，后來是他們不大想我做。為什么呢，因為那個時候說錯話了。
　　電臺有個節(jié)目，每天晚上要兩個嘉賓，有一天晚上沒有人湊數(shù)，就把我拉過去了。
　　人物周刊：當時是什么機緣去做這檔節(jié)目的？
　　梁文道：其實也很好笑。當時和竇文濤搭檔的馬家輝和我是好朋友。后來竇文濤還跟馬家輝埋怨，你怎么給我找了個這樣的人，你看長得那個樣子，怎么能上電視？后來覺得這個人樣子雖然長得怪，但怪得有特色，就這樣一直做下來了。
　　人物周刊 ：你現(xiàn)在開新欄目了――《有網(wǎng)天天上》，你自己覺得辦得怎樣？
　　梁文道：也很困難。因為這個節(jié)目是在走一條邊緣路線。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節(jié)目，最開始是楊錦麟的《有報天天讀》，那不如我也來個《有網(wǎng)天天上》。很快就發(fā)現(xiàn)，上網(wǎng)這件事比讀報困難多了。它有時很危險，危險就在于網(wǎng)上的一些觀點，你天天都在打擦邊球。但我們要申明：這不是我們說的，是網(wǎng)友說的。
　　人物周刊：你先在香港媒體任職，寫文章，開放度很大，現(xiàn)在又在鳳凰，要適應它的言論尺度，你怎么能適應這個轉化過程呢？
　　梁文道：我曾經(jīng)考慮過，像我這么向往自由，不喜歡別人限制我的言論，我到了鳳凰就有太多規(guī)定。但是我有責任在大陸做點事情，你就必須有這個限制。我的任務、我的使命就是希望中國，包括香港在內(nèi)越來越解放，社會越來越平等、理性、民主。
　　反過來，如果覺得你這樣限制我的言論、不讓我說這個說那個，我就不做的話，那就很自私，那我只是在享受我擁有的自由而已。我比較欣賞在大陸的媒體干事的人。香港這幾年有個很壞的現(xiàn)象，就是做媒體的人現(xiàn)在是越來越保守。他們都在想怎么樣去做最安全。
　　
　　社會行動
　　
　　人物周刊：你寫文章外，還參與社會活動，甚至是街頭政治，為什么“坐而論道”之外，還要“起而行”呢？
　　梁文道：現(xiàn)在寫文章對我來說已經(jīng)很累了，但有時候別人叫我寫，我還是要寫。比如說過去香港的城市規(guī)劃都是政府和財團規(guī)定的，最近灣仔有一批居民――老先生老太太們，起來反抗，自己提出怎么規(guī)劃他們那個區(qū)域，他們說我們自己有想法，我們不要像你們的那樣。他們自己弄了個規(guī)劃，然后我就去負責幫他們策劃，他們的公關行動是什么；介紹他們認識不同政黨的人；找一些立法會議員幫他們；怎么跟政府打交道；幫他們借助傳媒報道。
　　現(xiàn)在香港有一批性工作者，他們想組織一個工會，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去找一些妓女，自己拿照相機去拍自己的工作環(huán)境，自己的日常生活。她們要搞個攝影展，就要找我去說話，現(xiàn)在要出一本書，要寫個序言。以前關于她們的事情，都是別人拍她們，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她們生活得要么很糜爛，要么很苦，被社會壓迫的。但有沒有人去想想她們自己是怎么看的。我第一次看那些照片覺得很有意思。原來她們很多人養(yǎng)寵物，就拍她們養(yǎng)的狗。過去從來沒想過，她們也養(yǎng)寵物。有些人還拍了她們的兒子，原來她們也是有孩子的人。
　　我覺得那些性工作者告訴我們，她們也可以有這樣正常生活的時候，這就讓我們?nèi)シ词�，也讓我們�(nèi)フ莆照Ｊ鞘裁础?
　　人物周刊：我聽說你還會上街游行，你家里人擔心過你嗎？
　　梁文道：有時候也會擔心。比如我母親就經(jīng)常說，別碰政治。我曾經(jīng)在示威游行時脫褲子抗議，搞行為藝術，下面都脫光了。后來警察來抓我，把我?guī)У骄炀�，結果第二天很多報紙都登了出來，拍了一張我脫褲子的照片。那時候我剛剛過18歲。結果有一天，我母親在跟別人打牌時，她朋友說，你看看報紙上你兒子出來了。從那時候開始，她就很擔心。
　　我現(xiàn)在在鳳凰當主持，別人就會很介意，鳳凰也會很尷尬，有時候拍游行就會拍到我，所以畫面就會很尷尬。但有時候他們也是很喜歡的，我記得那是美國打阿富汗、伊拉克，我們搞反戰(zhàn)游行，那時候拍到，就很歡迎。
　　人物周刊：在香港像你這樣寫文章，對社會問題發(fā)言，甚至去參加活動的人多不多？
　　梁文道：有很多文化人，他們是參與政治、社會行動，但沒有在大眾媒體中有那么高曝光率的。我在香港應該算是少數(shù)。
　　我一直想，我本來就不是那么嚴肅的人，喜歡看爛電影，聽爛音樂，看很爛的漫畫，我是個很世俗的人。我現(xiàn)在在鳳凰就很奇怪：名片上是鳳凰的時事評論員，但是我做的這個節(jié)目又不同于很嚴肅的那種，很活潑。你是個關心社會的人，但是你可以笑，可以開玩笑，不是說一談到國家大事，我們總想象這個人很悲苦。其實不用那個樣子，有使命感，同時又很入世很好玩，這應該是可以共存的。并不是一做痞子，你就不可以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也可以是個痞子。
　　人物周刊：你這么忙，有沒有覺得累？
　　梁文道：我沒有機會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因為我太忙，而且是越來越忙。我覺得我會很早死，每天睡5個小時。有時候到了別的地方，一幫子朋友，說晚上出去玩吧，我是真沒空。他們就以為我很清高。每天不管有多忙，都會有一段時間看書、寫東西。所以沒辦法再去野了。
　　
　　成長經(jīng)歷
　　
　　人物周刊：你的普通話講得不錯呢，在電視上都聽不出你是香港人。
　　梁文道：小時候我在臺灣生活，到中學才回香港的。我從小就是個活躍分子。我在臺灣念中學的時候差點加入黑社會，那時候我覺得做黑社會很爽，很羨慕他們。我的成績太差了，老師都不喜歡我，認為我是個小混混。那時在臺灣，我是根本找不到學校念了，我父母實在看不下去，說那你就回香港，回香港可以假裝你的歷史是清白的。
　　我還記得我離開臺灣的前幾天，有個竹聯(lián)幫的頭目跑來跟我說：梁文道啊，你要出來混，很容易啊！想找我入幫，我那時候還真的想。
　　我在電視節(jié)目里對大陸的一些說法、用語很熟悉，是通過看書看報。在臺灣看過很多國民黨的宣傳電影，回香港之后就拼命地找一些《地道戰(zhàn)》啊什么的看。我念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去大陸了，一有假期就去。廣州，北京，上海，到處去看，很大的興趣，而且喜歡裝大陸人，因為那個時候沒錢。你去故宮如果讓人知道你是香港的，你就是外賓價格，于是就得裝大陸人，而且我裝得很像。香港人來了都很規(guī)矩的，都要排隊什么的，我就不排隊，把人撥開吼“一張”，就五毛錢遞進去。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覺得幸福嗎？
　　梁文道：我太幸福了！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還可以靠這些工作養(yǎng)活自己，想想看這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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