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學立場論挺戰(zhàn)和反戰(zhàn)的理由
發(fā)布時間:2020-04-10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1.挺戰(zhàn)者們的最大理由
凡是有利于建立民主政體的事,有利于反對專制獨裁的事,就是正當的事,我們都應該加以支持。這是挺戰(zhàn)者們的最大理由。
沒有多少人會直接反駁這條理由,但是反對者會從其他方面進行攻擊。
他們會使用民族主義做理由。其一,他們認為一個非民主政體,只要它在一個國家出現并存在了,就說明這種政體是這個國家的人民的文化所決定的,是符合這個民族的社會條件的,是這個民族的人民所默認的,所以起碼對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說,具有正當性。其二,雖然專制政體“不好”,但那是一國之內的事情,他國如果使用武力強行“輸進”民主,那就是侵犯了一國的主權,而一國主權同樣具有正當性,憑什么用一種正當性去“侵犯”另一種正當性呢?
他們會用美國人的霸權主義做理由。其一,美國根本不是去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而是去掠奪石油的,他們對此做了詳盡的分析論述。至于美國在伊拉克是不是會建立民主政體,他們避而不談。其二,美國現在在國際上揮舞著自己的軍事力量,奉行霸權主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完全和民主精神相反。
2.美國這次攻伊是不是為了掠奪石油?
伊拉克的石油總儲量占世界1/10,為1125億桶,按1998年伊高產時的產量每天300萬桶,則一年10億桶,其總儲量約100年可開采完。按現在國際市場每桶30美元,一年的石油收入為300億美元。假設美國此次攻伊的目的是為了全部占有其石油,那么它先要彌補此次的出兵費用和重建費用,總數為1000億左右,也就是3年,然后就可以每年凈賺300億了,石油開采的成本是每桶1美元,可以忽略不計;
而對伊拉克軍事占領的成本也很小。美國年國民生產總值9萬億美元出頭,300億占其0.3%。
不要小看這用軍事力量掠奪來的0.3%,它將動搖美國的立國之本。美國的立國之本一是自由市場經濟,二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只在國內用,但自由市場經濟既在國內用,也在國外用。美國只在18世紀時占有過夏威夷、菲律賓兩個殖民地,后來前者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后者則在美國撤走后成為獨立國家。美國在委內瑞拉有一些石油公司,但主權歸委內瑞拉所有,石油收入大半歸委內瑞拉所有。沙特也是親美政權,但也是主權國家,美國公司可以在沙特開采石油,沙特不會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
但是,石油收入大半也是歸沙特所有,沙特擁有對自己石油的所有權,可以自己定價,即使70年代石油危機時,美國也沒想過出兵沙特,奪取石油,也沒想過出兵委內瑞拉去奪取石油。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但迄今為止,美國沒有用武力的方式去占領、掠奪過他國資源,美國消耗的國外資源,都是從外國用美金買回來的;
美國之所以能有這么多錢去買外國資源,是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美國是全球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大受益者,它用這一原則在國內組織生產,和他國發(fā)生經濟聯系,今天全球最大500家跨國公司的一半以上是美國公司,美國覺得用這種方式賺錢為自己謀福利,遠勝于用對外軍事打擊的辦法。所以它不會去軍事掠奪那一年300億的石油。
美國對外國進行過多次軍事打擊,但其目的一是為了自身安全,二是為了建立一個普遍自由市場經濟的國際環(huán)境。它和希特勒作戰(zhàn),和蘇聯冷戰(zhàn),發(fā)動越南戰(zhàn)爭和朝鮮戰(zhàn)爭,都是為了這兩個目的。它覺得蘇聯的擴張,既會威脅自身安全,也會把更多國家變成計劃經濟體制,這兩點都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它只在這兩點上和蘇聯對抗,為此它駐兵南韓、日本、菲律賓、北約國家,但從未謀求過掠奪被駐軍國家的資源。而當蘇聯劇變后,便不再和蘇聯進行軍事對抗,因為它覺得現在的蘇聯已不再是對自己安全的威脅,也不會再把一些國家(比如東歐)變成計劃經濟體制。同時,它和其他發(fā)達工業(yè)國一起,竭力在國際上推行世貿組織的自由經濟規(guī)則。為什么美國會有9萬億的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數值不是美國人單獨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是很多國家的人民通過分工協作,共同創(chuàng)造出來的。2001年美國證券市場上,外國投資達到9200億;
而到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人的投資總額中有1/8投到國外市場。這么大的生產成果是二三十億人民,為了各自的利益,在工廠里勞動,在職場上拚搏,創(chuàng)造出來的。在羅馬帝國治下、在秦始皇治下,人們是不可能有那么大干勁的。只有在一分勞作一分獲得的情況下,人們才可能拼命干活。奴隸的生產效率比農奴低,農奴的比自由農業(yè)工人低,就是這個道理。這二三十億人民怎么能既拼命為自己干活,又在客觀上為別人干活;
怎么能既通過分工帶來的專業(yè)化提高生產效率,又能夠協作成一個龐大的生產整體,這全是市場經濟原則的功勞。
為什么美國要竭力在國際上推廣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因為它從這種做法中嘗到了太大的甜頭。其實凡是市場經濟發(fā)達的國家和地區(qū)(比如溫州)都有相似的體驗。所以英國雖然先是把印度變成了殖民地,但同時自身的工商業(yè)也在發(fā)展;
它逐漸發(fā)現:占領一個殖民地用強力獲取當地人的剩余產品,和通過與這個地區(qū)進行商品交往來獲取利益,前者的收益小于后者。
在這一點上,大英帝國和羅馬帝國、滿清帝國是不同的;
后兩者是沒有什么工商業(yè)的,后兩者獲取利益的方式,只有通過暴力獲取被征服方的剩余產品和剩余勞動。正因為當時英國有這樣的選擇,所以它對在印度實行徹底的暴力統治是心存猶豫的,這就是甘地發(fā)起的非暴力不抵抗運動能在印度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見過在羅馬帝國、滿清帝國、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中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非暴力運動嗎?那時的被征服地區(qū)的人民,或者屈服或者暴力反抗。如果有人異想天開搞什么“非暴力”,定會遭到嚴厲鎮(zhèn)壓,羅馬帝國滿清帝國之類決不會手軟。而英國隨著自身社會越來越向著工商業(yè)發(fā)展,就越來越覺得費錢費力去軍事占領一個殖民地實在是不劃算的事,面對印度人民的反抗,鎮(zhèn)壓起來越來越三心二意,后來干脆一撤了之,不光從印度撤,還從澳洲、加拿大、中東、非洲的殖民地撤。這種撤當然有各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原因,但也有英國不想全心全意維持軍事占領的一面。隨著它自身工商業(yè)的發(fā)展,隨著它與各國自由貿易的逐步展開,它越來越覺得,用軍事力量獲得自身利益,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就像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在早期,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壓榨是很嚴厲的,工人也拼命反抗,后來資本家慢慢覺得,和工人們的關系搞得那么僵,對自己也沒多少好處,所以就和工人妥協,不再堅持對很多社會權利的壟斷。當初英國把選舉權擴大到一般工人層面時,很多資本家十分擔心,怕工人們通過一個什么法案,把資本家的財產全瓜分了。這樣的情況并沒有發(fā)生,因為工人們也需要資本家作為商品生產的組織者和決策者,這就必須有一個責、權、利結合的機制,資本家的財產要是被分掉了,誰還有動力和自覺性去千方百計地做公司的經營管理,為公司賺錢呢?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承認每個人的利益,但強調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用自愿合作的方式,把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都極力發(fā)揮出來,從而把總蛋糕做大,使得每個人的物質利益都比以前有所增長。這種分工合作,既在工人資本家之間,也在各個國家之間。
對于美國來說,全世界都是它滿足自身利益的工具。問題只是如何最好地加以利用。它需要中國,中國既為它提供了巨大的市場,也為它生產了大量它自己不生產的產品。它需要中國人拼命的勞動,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了,消費力強了,它的微軟和麥當勞才能在中國賣出去;
這樣中國才會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供美國人消費。比如中國的鞋業(yè)發(fā)達,出口美國的鞋子就會越來越便宜,質量也會更高。現在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90%都是美國根本不生產的。美國產品的競爭對手是日本、德國等發(fā)達國家,但美國也從來沒有想過對它們實施軍事打擊。因為這些發(fā)達工業(yè)國家同樣和美國構成了復雜的分工協作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國家的概念其實意義不大。如果美國出兵打擊德國,令著名的拜爾化工停產,這對于千千萬萬美國消費者決不是好事:化工產品的供應商只有美國幾家公司了,價格很可能上漲,質量很可能下降。那幾家美國的化工公司或許真盼望美國出兵德國滅掉自己的競爭對手,但美國國防部不是這幾家化工公司開的。況且,出兵占領德國后,美國的化工公司可能發(fā)現自己工廠的機床貴了,因為德國的機床工業(yè)也被打掉了,現在只能買美國自己的機床了,質次價高。有人說:占領德國不等于就把它的產業(yè)打掉,可以讓它們繼續(xù)生產;
但是,軍事占領下的德國資本家和德國工人,他們的干勁還會那么高嗎?他們的干勁不高,不是對美國的廣大消費者全無好處嗎?有人說,那就鼓勵他們拼命生產,可如果這樣,當初為什么要出兵呢?所以,即使在20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高漲時,日本公司兼并了大量美國公司,美國也從未想過對日動武,雖然那將是輕而易舉的。
全世界要在自由貿易、分工協作之下,要在世貿組織的框架內,共同生產把蛋糕做大,就需要信守共同的原則,有了原則才能使每個參與者都有穩(wěn)定的預期,才能使億萬人共同合作。這個原則就是自覺自愿、等價交換,而用武力占領他國資源和他人勞動,是對這一原則的最大違反。因為加入這個世界經濟體系純屬各國自愿,沒有一個國家是被用暴力脅迫而加入世貿組織的,所以凡加入者,必是覺得加入比不加入好。這種比較不是拿自己和他國比,那只會人比人氣死人;
這種比較是拿自己國家的經濟狀況加入后和加入前比。
對于工商業(yè)發(fā)達的美國來說,其他國家對美國最重要的,不是自然資源,而是龐大的國際分工合作的生產貿易體系,以及各國拼命為各自的利益勞作的人民。出兵占領伊拉克的石油資源,會破壞該體系(現在已經國際化了)所賴以維系的自愿自由的基礎,會破壞各國人民進入國際分工的預期。這種破壞,決不是占美國GPD0.3%的石油收入能彌補的。如果美國掠奪伊石油,這種破壞就是代價。
只有在農業(yè)社會中,在土地和簡單體力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時,戰(zhàn)爭才是一國獲得物質利益的極重要手段,只要該國擁有強大軍力。而在一個工商業(yè)發(fā)達的社會中,戰(zhàn)爭對一國的價值已經變低;
分工合作的網絡越發(fā)達、越普遍,戰(zhàn)爭的價值就越低。加拿大、墨西哥,還有石油富國委內瑞拉,雖然它們離美國很近,雖然它們的軍力根本無法和美國抗衡,但決不會擔心美國會攻打自己。即使在這次美國攻伊前夕,美國十分希望它們能表態(tài)支持自己,但加拿大和墨西哥仍然反對,根本不怕得罪美國。同樣,今天的中國也不會認為美國會攻打自己,雖然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美國現在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額越來越大,美國的產品在中國的銷售額與日俱增。在這種經濟一體化程度迅速增長之時去發(fā)動戰(zhàn)爭,那是瘋子,那等于一個人自己在砍自己的一只手。那些說美國想遏制中國,不想讓中國強大的人,實在是缺乏對今天世界的了解。市場經濟是合作性經濟,911后美國經濟下滑對中國是不利的,而美國也不愿意看到中國經濟萎縮。市場經濟歸根到底是共贏的經濟,這就是為什么經過幾千年的歷史,全世界人民最終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市場經濟的原因。它給每個人帶來的好處都大于它所帶來的壞處。
因此,說美國攻伊是為了掠奪石油,是不符合美國的行為準則的。美國以前沒有這樣做過,今后也不會這樣做。
有人說,雖然不是掠奪,但會是“控制”,美國可以籍此控制伊的石油,也就是強迫伊的新政府把合同批給美國石油公司,這樣即使一年不收回300億,但可以收回——比如說150億。美國確實很可能會這樣做,目的是用幾年的石油收入彌補戰(zhàn)爭費用和重建費用。但彌補完這些費用后,如果美國繼續(xù)強制伊的政府不是通過招標的方式,而把合同批給美國公司,那就仍然是對上述自由貿易原則的破壞。美國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每年收入150億,但必須要付出上述那種破壞所帶來的代價。因為全世界都知道,美國在伊的這150億石油利益是通過強迫伊政府把合同批給自己得來的。我不認為美國愿意為了這150億會付出這樣的原則性代價。幾年后它就會把伊政權交給伊的民主政府,到那時伊的石油主權歸伊人民所有,美國的石油公司只能本著公平競爭的原則去投標,就像現在的美國石油公司在沙特、委內瑞拉所做的一樣。那時的伊拉克政府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加入歐佩克,是否限產,是否提價,這些都是美國管不著的。
此次中國的反戰(zhàn)人士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他們說美國此次攻伊是為了石油利益,是在為自己的這種感情制造一個理直氣壯的道德理由。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3.美國的國內民主和國際行為原則
某社會體奉行的每一項社會原則,都是該社會體人群的社會性工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由貿易等價交換的原則和民主政治的原則也是這樣。美國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奉行自由貿易等價交換的市場經濟社會原則;
但是只在國內才使用民主政治原則。美國人的這種選擇是理性的。當兩群人——比如中國江蘇省的人和美國德州人——之間的社會行為、社會利益、精神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聯系還比較簡單、單薄的時候,發(fā)生的交往一般處在經濟層面上,行為就可以只用市場經濟原則來規(guī)范。但是,如果兩群人——比如德州人和紐約人——之間,由于歷史及社會發(fā)展導致他們結成了一個社會生活統一體,他們的社會生活有著多方面、多層次的聯系,有著多層次、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形成了共同的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方式,他們之間就可以用民主原則來規(guī)范共同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說,民主原則在某一群體的被使用,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條件。只有在這種條件下,這群人才能夠并愿意奉行民主性社會規(guī)范,民主這種社會工具才會對這群人發(fā)揮出自己的功用。只有在這種條件下,這群人使用民主這種社會規(guī)范性原則,才是最有利于這群人的總體利益的。離開了相應條件使用民主這種工具,就不會帶來什么正面社會效應,甚至帶來社會混亂。對于任何一個社會體的人民來說,利益都是最高目的,具有最高價值性;
而任何社會原則,都只是手段。民主確實有自身絕對價值性的一面,有“信念”的一面,但那是對于奉行民主原則的社會體中每一個成員而言的,因為只有每一個成員把民主作為自己行為的絕對規(guī)范,民主這種社會規(guī)范才能在該社會中得到真正的貫徹執(zhí)行,才能充分發(fā)揮該原則對于該社會體的社會工具性作用。
當美國人面對世界時,他們和其他國家人民社會性關系的狀態(tài),和美國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狀態(tài)十分不同。因此,在面對他國人民時,就不能使用民主這種社會性工具。否則,如果聯合國成員集體投票作出決議,讓美國每年拿出一千億美元作為全球福利性開支,美國當然不干。今天,沒有哪個國家在國際上愿意奉行民主原則,誰奉行誰就是在國際上學雷鋒,誰就是傻子。如果有人提倡美國人在國際上奉行民主原則,他就是在提倡美國人做傻子,他這種提倡可是不太道德。一個男人在自己妻子生病時一定要照顧她,否則就是不道德;
但他決無義務去照顧每一個生病的女人:她又不是我老婆我為什么要照顧她?
當然不是說美國人永遠不會在國際上奉行民主原則。如果有一天,美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社會性關系的狀態(tài),和現在美國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狀態(tài)十分相同,那美國就會在國際上奉行民主原則。對于美國人來說,美國人利益和理性這兩點海枯石爛永遠不變,至于具體的行為方式、社會原則,則可以因時因地而變,只要有必要。
目前美國的國際行為的目的和指導思想,按照重要性由大到小排列,最主要有四點:一是保證國家安全;
二是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qū)開展自由貿易,因為這有利于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不能用掠奪強制的方法獲得經濟利益;
三是和其他國家展開多方面的、有利于美國利益的合作;
四是在國際上傳播自己社會生活上的種種價值觀,比如民主、人權之類。為了達到這四個目的,美國各種手段都會使用:軍事打擊和軍事援助,經濟支持和經濟制裁,輿論支持和輿論譴責,和他國協商和不理睬他國意見。而這些手段使用的力度,也是和上述重要性的排序一致的:越是排在前面的目的,就越會不遺余力地去達到;
而越是排在后面的目的,就越不愿花很大的力氣去做。另外,在選擇手段時,美國會考慮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考慮自身實力。這些手段和上述四個目的結合起來,共同組成其國際行為。其實,中國國際行為的指導思想及排序是和美國一樣的,只是因為中國實力較弱,所以在手段選擇上限制較多。
美國此次攻伊,就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在美國的四個目的中,安全利益從來排在第一位,其他事情還好商量,只要覺得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美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
但一旦安全警報解除了,后三個目的就會依次浮出。
4.美國國家利益和他國利益的關系
美國的國際行為,95%以上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這和世界上所有國家一樣。問題是:美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做出的國際行為,對他國利益的影響是什么,對他國人民的利益的影響是什么。
無疑,美國的國際行為有時對他國利益造成了破壞,至少是不利影響。最早在國內西擴時,就很大地傷害了印第安人的利益,在17、18世紀也隨同其他西方列強對亞洲做過一些殖民行為,和拉丁美洲國家也有過一些恩恩怨怨,曾經扶持過智利的專制政府,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都給當地人民帶去了很大的災難,支持以色列更是損害了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的利益和感情;
而且,為了它自己的工業(yè)生產,單邊退出了全球環(huán)保的京都條約。
但是,總起來說,美國的國際行為給其他國家的人民帶去的好處,要大于帶去的壞處。
美國的第一個目的是國家安全。為此,它參與并打贏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而它所打敗的日本和德國,都既是對美國的威脅,也是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威脅。日本德國是奉行軍事占領的國家,攻下一國就掠奪該國的財富,這種做法和早期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主義一樣,所以全世界都對它們惶恐不安;
但美國打完兩次大戰(zhàn)后,都沒有對其他國家實行軍事占領,雖然在韓國日本等國駐兵,那只是幫助它們防御蘇聯。所以其他國家會把美國視為“解放者”,而且美國也確實曾經幫助中國抗日。美國和蘇聯的對抗也是這樣。當然,決不是說美國為了自身安全所作出的舉動,都在客觀上有利于其他國家。美國這次因為拉登打擊阿富汗,就談不上保證了其他國家的安全;
而打擊伊拉克,最多可以說保護了科威特人的安全;
打擊北朝鮮,最多可以說保障了南朝鮮的安全;
打擊越南,最多可以說保障了柬埔寨人民的安全。
但是,我們看到,雖然自二戰(zhàn)以來美國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沒有出兵占領過任何一個國家,這表明美國的內部社會狀況已經使它從內部喪失了對外軍事占領的欲望和沖動。它就像一個男人,面對一個絕色美女無動于衷,原因不在于他道德如何高尚,而在于他是一個純種的男同性戀者?擅绹娛麓驌艋蜍娛聦沟囊幌盗袊遥瑥乃鼈冏陨淼膬炔可鐣顩r出發(fā),都具有很強的對外軍事占領的沖動和欲望,一旦條件具備,它們就會把這種沖動和欲望化為行動。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德國是這樣,蘇聯也是這樣。二戰(zhàn)剛結束時,促使美國下決心用軍事對抗蘇聯的,就是當時的蘇聯迅速出兵占領了東歐幾個國家,而且還要繼續(xù)攻打土耳其等國,所以美國立即命令軍隊迎擊蘇軍,保護土耳其等國,并警告蘇聯立刻停止軍事行動,冷戰(zhàn)格局就此開始。促使美國做此決策的另一個因素,在于美國對斯大林國內政策的分析,斯大林在國內使用極端暴力政策,殺死了幾百萬蘇聯人。美國認為這種對內奉行暴力壓迫政策的人,也會在國際上同樣奉行暴力主義,讓這樣的國家勢力坐大,對美國是最大的威脅。所以美國一直駐重兵于西歐,和北約國家一起對抗蘇聯。但美國和北約國家之間一直是自愿自由的關系,實行自由貿易,所以北約國家一直視美國為保護者。但蘇聯則一直對東歐的華約國家實行暴力高壓政策,所以華約國家一直視蘇聯為壓迫者。假設沒有美國的強大遏制,蘇聯進一步對外實行軍事擴張絕非假想。同樣,當年的朝鮮戰(zhàn)爭,也是因為當時金日成在蘇聯的支持下,突破三八線,直搗漢城,頓令美國感到蘇聯集團又要在東亞擴張,于是出兵朝鮮,此舉又使中國感到美國是否威脅自身安全,于是出兵迎擊美國。同樣,當年的越戰(zhàn),也是因為胡志明進攻南越,美國為防其擴張,再次出兵,結果以美失敗而告終。事實上,北越確實是一個奉行暴力主義的國家,后來它又進攻柬埔寨,鬧到中國都要出兵,教訓一下北越。薩達姆也是一個暴力主義者,有著強烈的軍事沖動。對內殺死幾十萬人民,對外和伊朗打、和科威特打,要不是以美國為首的軍隊把他趕出伊拉克,對他實行長期經濟制裁和十二年軍事遏制,還不知道他會干出些什么。所以,美國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而采取的國際行為,確實在總體上遏制了很多奉行暴力主義的統治者在國際上的擴張。當然,如果擁有超強軍力的美國也是一個暴力主義者,那國際狀態(tài)就是軍閥混戰(zhàn)、狗咬狗。在歐洲歷史上,自羅馬帝國滅亡的5世紀直到16、17世紀,都是這樣的景象。但美國真不是一個暴力主義者。雖然它在國際上并不奉行民主原則,但奉行的是自由貿易和自覺自愿的原則。
美國的第二個目的是在全世界通過自由貿易、等價交換的原則做生意。美國就是憑著這一原則在國內的實行,再加上自己得天獨厚的一些條件,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幾天前讀一本全球化方面的書,說美國“強行”向巴西、中國、印度等等國家推行包括金融、基礎產業(yè)在內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這里說“強行”是沒有道理的,巴西、中國、印度等是主權國家,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對外全方位經濟開放。美國只能:如果巴西不對外開放電訊業(yè),美國就不對你完全開放咖啡市場。美國顯然認為,如果這些國家都對外開放,對我美國經濟最有利;
可是,巴西、中國這些國家也會發(fā)現,自己完全對外開放,將換得對方也完全對自己開放,這對自己也是利大于弊的。美國不是慈善家,很多非洲國家抱怨,90年代以來,發(fā)達國家向第三世界的投資總額中,90%投向了中國,所以在中國經濟迅速發(fā)展之時,非洲經濟仍然停滯不前。雖然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帶來不同的效應,但它確實同時令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都得到了程度不等的好處,這就是為什么世界各國都爭取加入世貿組織。而美國一直是世貿組織原則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廣者。
第三和第四點就不詳談。美國經常向全世界鼓吹自己的民主、人權、自由的價值觀。它這樣做有兩個原因。一方面這是它自以為是、自以為道德優(yōu)越的發(fā)泄,它自己在這次攻伊中就決沒有在國際上按民主原則辦事,而且大部分美國人也沒有為此而臉紅心虛,這也充分說明美國人其實對民主原則的工具性是心知肚明的:在國內政治中,民主原則絕不能丟,否則國將不國;
在國際政治上,則可用可不用,一切以有利于美國利益為準。另一方面,它也是利用這種鼓吹為自己謀利益。從自身利益出發(fā),美國希望其他國家一是不要對外侵略、二是社會穩(wěn)定不要像前南聯盟那樣亂、三是實行自由的市場經濟對外開放。而要做到這些,其他國家最好都實行民主政治,因為和專制政體相比,民主政體更不易對外侵略、更容易社會穩(wěn)定、更能保證市場經濟原則,這樣就更利于美國的資本家去那里做生意,有利于美國和這些國家做貿易。在一次拉美國家總統的集會上,布什曾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說現在拉美國家都已民主化了,大家可以團結一致,為共同利益而工作,他是真高興而不是假高興。而對一些不民主的國家,它輿論指責、經濟制裁、支持那些國家的異見份子,種種手段用盡,但沒有過專為這個目的而出兵。這個目的畢竟不是那么迫切,犯不著犧牲美國大兵的生命。美國用上述種種手段對付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對付過韓國、臺灣等亞洲國家,對付過蘇聯東歐,使這些國家由原來不民主狀況向民主方向轉變。可奇怪的是,美國這種動機極端自私的行為,卻被很多國家的民眾所歡迎,因為現在大家也都看到,民主這種社會性工具確實有利于一個國家的穩(wěn)定和繁榮,也就有利于該國民眾的利益。
很多人說美國“霸權”“霸道”,對這兩個概念可能需要探討一下。一方面,它的意思是美國使用強力迫使別人做事。但我們前面看到,美國是只在某些情況下才會動武的,它出兵攻擊的國家,都是一些非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領導者都是沒有經過百姓同意、用武力奪取的政權。對待這些軍事主義者,有時只能用軍事手段才能奏效,在這方面,美國確實霸道。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很大,但并不是通過暴力強制而造成的,其他國家和美國做生意、搞投資、用美國教材、看美國電影、打美國電腦、喝美國汽水、接受一些美國觀念、追隨一些美國時尚、說一些美國英語、唱一些美國歌曲,這些都不是被美國人用槍逼著去做的,它們是自發(fā)自愿的舉動,說“霸權”實在不合情理。有人發(fā)明了一個新詞“軟霸權”,這真是:要罵一個人何患無辭。這些不過是美國人在推銷自己的物質文化產品,一個愿賣一個愿買,說得上什么“霸道”“霸權”嗎?
5.美國此次攻伊的“正當性”
美國此次攻伊有無正當性,這是很多人討論的焦點問題。但我一直對“正當性”問題不愿多說,因為一說起“正當性”,就不可避免地帶上很強的主觀性,很容易各說各的理。我喜歡使用的概念是“利益”:個人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統治者利益、國與國利益關系,等等。我也喜歡談滿足利益的手段:政治手段、經濟手段、社會道德手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等等。我的立場是社會學的,也就是對社會現象尋求解釋,尤其受帕森斯功能結構主義影響比較深。我覺得這些概念對社會歷史現象有較強的解釋力。
但在這里我也想談談“正當性”。我認為我下面談的這個正當性完全是主觀的,所以我不會和別人爭論這種“正當性”到底對不對、合不合理。它純屬主觀喜好。我認為:要判斷一種社會政治行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一種社會政治原則和規(guī)范,具不具備正當性,就看它對于該社會的普羅大眾能不能帶來利益(又是“利益”)。帶來的利益越大,其正當性就越大,帶來的利益越小,正當性就越;
帶來的弊大于利,就沒有正當性,帶來的利大于弊,就有或多或少的正當性;
AB兩種規(guī)則相比,A帶來的利更大,A就比B更有正當性。A在某種社會歷史條件下主要帶來了利,那在這時就有正當性,A在另一個社會歷史條件下主要帶來了弊,那在那時就沒有正當性。所以“三個代表”思想是十分英明偉大的。我們的社會政策和社會原則究竟如何選擇?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準。要不要建立私有財產制度?要不要逐漸實行民主?要不要新聞開放?要來自西方的社會原則還是要源自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都以是否滿足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準繩。這就是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很多象牙塔里的學者對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發(fā)達深深擔憂,但我覺得挺好。這種工具理性要求人們更多地從社會大眾的利益出發(fā),更少地從情感、好惡、原有觀念出發(fā)。它要求我們清醒冷靜地想清楚:中國大眾的利益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樣的社會原則手段能更好地滿足這一利益?
如果私有制能帶來經營者責權利結合得更緊,從而能促使社會生產力更大的發(fā)展,那就有正當性;
如果私有制導致了貧富差距過大造成社會矛盾激化,那就要對私有制做限制和修正;
如果秦始皇帶來了和平安寧,帶來了祖國統一(就像王魯湘有一次在鳳凰臺“縱橫中國”節(jié)目上對秦始皇的歌頌一樣),那就在這個意義上具有正當性;
如果秦始皇帶來了猛于虎的暴政,使得生靈涂炭、民不聊生,那就在這個意義上不具有正當性;
如果唐太宗的治國比秦始皇更對百姓有利,那么唐太宗的政策就比秦始皇的具正當性;
如果民主政體既能帶來和平安寧統一、又能帶來經濟繁榮人人得到自由尊重,那民主政體就比秦始皇和唐太宗都更有正當性;
如果民主帶來的是社會混亂到處打砸搶經濟倒退,那就不具有正當性。
這是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倫理觀。它具有先天性缺陷:正當性要求絕對性、統一性、毫不含糊性、超時空性,絕不能有相對性、模糊性、比較性、歷史性。但上述正當性概念恰恰具有相對性模糊性比較性歷史性。我同意正當性具有絕對性等等,因為只有那樣該準則才能真正成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規(guī)范,當大家還在懷疑“私有財產有無神圣性呢?”的時候,私有財產原則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要讓這條原則起作用,就必須把它變成當時社會成員心中的“天理”?墒,本文是在對人的社會意識的發(fā)生進行反思,這種反思很容易使我們看到:人的社會道德意識確實具有相對性模糊性比較性歷史性,特別在社會轉型期間,這些特性表現得尤其明顯。中國在轉型,所以現在我們對“私有財產”爭論不休;
國際關系在轉型,所以大家對“美國攻伊有無正當性”辯論不止。轉型期的特點是:隨著社會情勢的變化,原有的社會準則和社會規(guī)范正日益喪失其原有的社會功用,從而日益喪失原有的正當性;
人們開始思考是否要用新準則新規(guī)范來取代原有的準則規(guī)范。當社會情勢沒有變化時,原有的社會規(guī)范準則深入人性,人們感到它們是“絕對正當”“天理應該”的;
可是,當社會情勢發(fā)生劇變時,原有規(guī)范的“絕對正當性”就日益遭到懷疑。
上述關于正當性的概念,不考慮行為者的動機。就像一個人為希望工程捐款十萬,可能只是為了揚名,但這種行為仍值得贊揚。美國總統都是為了名利才走進白宮的,克林頓還要加上求色,但這不影響美國人民說這些總統恪守總統職責。
美國此次攻伊,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這是它的主觀動機。在實際效果上,戰(zhàn)爭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傷亡,這是負面效應;
但另一方面,又使伊拉克人民擺脫了薩達姆專制殘暴的統治。薩達姆在國內大肆屠殺反對者,甚至使用化武;
他占有了石油換來的巨額財富,和他兩個兒子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而伊拉克百姓則勉強度日。現在這一切已經過去,伊拉克人民可以慢慢過上好日子了。因此,美國此次行動對伊人民來說,正面效應大于負面效應。此次戰(zhàn)爭中的一個奇觀是:作為侵略者的美軍在設法保護平民,而作為民族政權的伊軍卻在拉著平民做炮灰和人質,由此便可看出誰更照顧伊人民的利益。薩達姆只是美國處于911綜合癥中臆想出來的敵人,但他是伊拉克人民的真正災星。我在《資本主義如何在歐洲產生》一書中,按奧爾森的理論,把秦始皇和薩達姆之類的專制君主稱為“坐寇”。昨天《60分鐘新聞雜志》上一位美國人說:歐洲媒體和阿拉伯媒體應該到伊拉克監(jiān)獄里來看看,看看薩達姆是如何迫害百姓的。同樣,北約和美國對前南聯盟的軍事行動也是具“正當性”的,因為那次行動消除了種族屠殺,對南聯盟人民有好處,哈貝馬斯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為那次行動辯護。這次攻伊之前,支持方和反對方都較少談到薩達姆對伊人民的殘暴統治,其實,這種殘暴統治既是伊軍速敗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美軍攻伊的正當性理據。
一個民主、富裕的伊拉克對周邊國家、對世界各國的效應,應該好于薩達姆政權。其周圍國家伊朗科威特等可以從此感到安全很多,也對一些原來暗地里支持恐怖活動的國家有強烈恐嚇作用。今天很多阿拉伯國家還是專制政體,民主伊拉克的出現會對阿拉伯人民有一個示范效應。
假設這次攻伊的不是美國而是另一個專制國家,如果也打敗了薩達姆,那對伊百姓的壓迫壓榨照舊,只是又多遭一次戰(zhàn)禍,弊大于利,所以是不正當的。但像美國這樣的攻伊,給伊百姓乃至其他國家?guī)淼睦笥诒,所以是正當的。全世界確實有億萬人民反對美國開戰(zhàn),但那或者是對美國的行為方式和行為原則不太了解,把美軍看成傳統意義上的侵略者;
或者出于自身民族或宗教感情。但是,當美國主動把伊政權交還伊人民,當一個民主富裕的新伊拉克在后薩達姆時代出現,反戰(zhàn)人士會或多或少改變看法的。
因此,對一個國家的軍事攻擊是否有“正當性”?這要分成幾種情況。如果被攻國是民主國家,攻打該國就是直接打擊該國人民的意愿,所以是不正當的,比如二戰(zhàn)時德國攻打法國。如果被攻國是專制國家,其政權不僅不代表該國人民的利益,而且經常和該國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這時,如果攻擊國也是一個專制國家,如果攻占后也和原專制者一樣對百姓奉行壓迫壓榨政策,則同樣不正當,比如滿清攻打明王朝。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攻打一個專制國家后,奉行壓迫壓榨政策,同樣不正當,比如英國占領印度。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攻打一個專制國家后,在該國建立了由該國人民普選產生的民主政權,然后主動撤軍,絕不對該國人民實行經濟上的壓榨,那么,此次行動就具有正當性,比如這次的攻伊行動。如果一個國家攻打一個半民主的國家,雖然能帶來民主,但帶來了戰(zhàn)爭災難和社會動蕩的沉重代價,激化了民族情緒,從而難以估量究竟是正面社會效應大還是負面的大,也就難以確定這種戰(zhàn)爭行動有無正當性。
別人對我的這種正當性概念會從兩個方面駁斥。
第一,憑什么用功利主義立論?憑什么說對一國人民利益最大就是“正當”的?我無言以對,啞口不語。你可以拿“先天正當”做理據,認為有些原則——比如國家主權——是“天然正當”的,那就是“天理”,不管它能否帶來、帶來多少社會利益。布什就拿“先天正當”說事,他對美國人說:此次攻伊是“神圣”的,上帝站在美國人一邊。我心里說布什純粹胡扯,但他和美國人民確實可能真這么想,我能說什么呢?
第二,即使以功利主義立論,如何計算一個社會原則的功利效果?把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分別量化?能測算清楚嗎?這次攻伊以后,伊拉克百姓真的就比薩達姆時代過得好嗎?我對此也不敢百分百保證,我不是戰(zhàn)地記者,也不是聯合國發(fā)展署的人可以去伊做實地考察,我只是憑新聞、歷史知識、生活常識作出我現在的判斷。而且,即使伊人民高興了,也不能就肯定說美國此次有正當性。即使美國人民和伊拉克人民在推翻薩達姆上有共同利益,結成了同盟,美國也不能就此就可以理直氣壯了,因為還要把其他國家的利益考慮進去。兩個已婚男女瞞著各自的配偶發(fā)生了幸福的性生活,他倆倒是你情我愿,可是其他社會成員不高興了,所以不說這對男女是天成佳偶,而要說他們是奸夫淫婦。而一旦把別的國家的利益也放進去考慮,事情就變得極端復雜。這就是為什么全世界人民在攻伊問題上有著太多分歧的原因。但如果因為這種方法太復雜就不用它,我們有簡單的辦法嗎?私有制會帶來什么社會效應?婚外情會帶來什么社會效應?那都是極端復雜的問題,但人們必須面對它們,而且還不能用簡單粗暴、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方式。所以要形成一個社會規(guī)范的共識,可能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時間;
即使在今天,也有一些人認為婚外情無可厚非。
美國在國際上是個徹底的自利者,它的一些國際行為也確實傷害了其他國家的人民。但它是個理性的自利者,它知道在國際博弈中,如何運用理性為自己謀得更大利益。這種理性使得它大部分國際行為在客觀上也有利于其他國家的利益。我們中國也要在國際上作一個理性的自利者,少一些情感沖動,冷靜地分析美國的國家行為和中國國家利益的關系,選擇最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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