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的人或整個人類的進程，幾乎都是在不斷汲取失敗的苦液中走向成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災難每一次敲響的都是催人猛醒的警鐘。但一幅幅重復上演的災難，表明我們還沒有尋找到制止警鐘頻頻敲響的良方。因此，不能不說13億中國人目前正生活在災難之中。

　　災難中國，目前頻繁上演和老百姓緊密相關的重復災難主要有三種：動輒吞噬上百人生命的安全事故；
最值得信賴的白衣天使們制造出來的驚人醫(yī)療事故；
響應國家投資號召而被迫陷進的股災。

　　上述三種極為囂張的災難，幾乎貫穿于老百姓的全部生活。動輒吞噬上百人生命的安全事故，主要發(fā)生在生產、居住場所和旅途，與所有百姓的日常作息緊緊地鉸在一起；
面對最值得信賴的白衣天使舉起的救死扶傷手術刀，所有百姓都只能被動地承受，失去親人而無法抑痛的因毆打醫(yī)生而鋃鐺入獄；
響應國家號召投資股市的養(yǎng)老錢，隨著周而復始打擊黑莊形成的一次次股災而灰飛煙滅，黑莊的勢力相反在保護股民利益的借口下日益強大。

　　對事故主要責任人進行的嚴打，因其懲罰風險遠小于冒險收益而事倍功半；
干部引咎辭職是避免災難重復上演的最新體制嘗試，但人治主導的操作環(huán)境從一開始就不斷地使其陰差陽錯。顯然，只有充分認識到改革的失誤和偏差，才能引領中國走出災難陷井。

　　嚴打不是辦法

　　中國對重大事故主要責任人進行的嚴厲打擊，決不可謂心慈手軟。但老鼠滿街亂跑的現(xiàn)實，不啻是對這種嚴打效果的諷刺。

　　廣西南丹礦區(qū)今年發(fā)生的7·17重大責任安全事故，就是這種不懼嚴打的現(xiàn)實體現(xiàn)，瞞報事故則更為變本加厲地將這種明目張膽進行了徹底的放大。事故調查發(fā)現(xiàn)，企業(yè)的瞞報得到了當?shù)卣哪S和縱容，而這種默許和縱容無疑給礦老板黎東明增加了冒險瞞報的賭博籌碼。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經濟貿易委員會上報給國務院的事故純屬謠傳的調查報告，要不是因為揭批黑幕記者的“從中作�！保钖|明何止是勝券在握呢？其用于堵塞人口和發(fā)放撫恤金的花費，相較其重新生產的巨大收益實在是九牛一毛。

　　自南丹礦產開采放開以來，不就已經產生了幾十個家財過億的富豪？在那里開礦窿、打中礦，一天就可以開出的一部“奔馳”，相當于多少條人命的賠款呢？

　　黎東明從一個窮困的山村教師迅速成為南丹首富，斂財靠的就是開礦。對于黎東明來說，死人和撫恤根本不是問題，因為煤礦一生產就什么都回來了，其暴富的軌跡充分印證了其內心的這種思維過程。

　　1988年下海后，黎東明生意一度幾起幾落，最終就是在承包了二一五地質隊開發(fā)經營的龍山礦后“發(fā)”起來的，并在短短的幾年內將企業(yè)辦到了西藏、云南、貴州，成為了廣西最大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蒙難礦工已在井下溫水里泡到第１５天時，黎東明向河池地區(qū)體育事業(yè)捐贈１０萬元的事實，再次證明了他是一個懂得以小博大的“智者”。

　　以小博大，這條鐵律顯然適用于全國。正是因為以黎東明為代表的“智者”在類似廣西南丹這樣冒險者樂園里的左右逢源，才導致重大事故的爆炸性激增。去年，全國發(fā)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71起，死亡3531人；
今年上半年，全國發(fā)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64起，死亡1211人。

　　《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guī)定》的國務院302號令，是國家對特大安全事故嚴打的體現(xiàn)和標志。盡管其中的一些條款規(guī)定得多少有點不近情理的殘酷，但撤職、降級等紙面上的威脅和恐嚇并沒有令官員們進一步地恪盡職守。陜西省省長程安東是目前因安全事故而受到處分的級別最高的行政官員，但并沒有因其和20名縣處級以上官員受到處分和在電視上向全省致歉就制止住特大安全事故的繼續(xù)發(fā)生。

　　繼4月6日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發(fā)生造成38人死亡的瓦斯爆炸事故、4月8日渭南市華陰市(縣級)玉泉院(道觀)通往華山西山門的人行涵洞內發(fā)生造成17名游人擁擠踩踏死亡和4月21日韓城礦務局下峪口煤礦造成48人死亡的瓦斯爆炸事故后，陜西省再接再厲地發(fā)生了導致70人死亡的“7·16”橫山爆炸事件。

　　在“7·16”橫山爆炸事件發(fā)生之前，國務院派出的調查組形成的調查結論措詞嚴厲：陜西省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全國整頓和規(guī)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會議后不到20天的時間里接連發(fā)生三起特大安全事故，給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國家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性質非常嚴重，影響特別惡劣，教訓極其深刻。這充分暴露出陜西省有關部門和領導安全意識不強、責任制不落實、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同時，也反映出一些單位的負責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

　　如果不是接二連三地發(fā)生特大安全事故，如果不是爆炸相繼發(fā)生在距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全國整頓和規(guī)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會議后不到20天的時間里，嚴打涉及官員的級別或許就不會達到程安東這樣的省部級。與其說“7·16”特大爆炸事件再次從一個側面暴露了各級黨委、政府中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不如說其將單靠表面上的整改和克服不可能杜絕特大事故再次發(fā)生的結局進行了提前的佐證。

　　廣西南丹礦區(qū)發(fā)生的7·17重大責任安全事故，也是在廣西5月底剛剛宣布重拳整治大廠礦區(qū)之后不到2個多月的時間內發(fā)生的悲劇。

　　導致309人死亡的洛陽12·25特大火災事故的庭審現(xiàn)場，人們對被指控犯有玩忽職守罪的原洛陽市公安局消防支隊防火監(jiān)督處指導科副科長姚國紅的自辨詞報以熱烈的掌聲。有記者注意到，審判長未加制止持續(xù)了足足10秒鐘的掌聲，而是直到掌聲自動平息才繼續(xù)審理。

　　姚國紅認為，公訴人指控他“未正確”履行職責是無中生有和強加于人。在火災發(fā)生之前，他分別四次向東都商廈發(fā)出火災隱患整改通知書，親自檢查不下8次。

　　最后由姚國紅撰寫的關于東都商廈存在嚴重火災隱患的情況報告通過洛陽市公安局消防支隊以文件形式上報給洛陽市政府，懇求市政府立即責令東都商廈關閉，文件上報距慘劇發(fā)生24天。姚國紅最后一次赴東都商廈督促整改，更距慘劇發(fā)生僅僅2天。姚國紅的自辨詞和洛陽特大火災事故，不僅使人們明了單靠表面上的整改和克服是不可能杜絕特大事故再次發(fā)生的現(xiàn)實，而且告訴人們面對特大事故應該指責和追究的不只是黎東明這樣的私人老板。

　　東都商廈之所以拒不整改，是因為其承載著本應由洛陽市政府承載的就業(yè)壓力。南丹7·17重大責任安全事故反映了以黎東明為代表的私人老板對金錢的追逐，而洛陽12·25特大火災事故其實也只不過是要錢不要命的翻版，最多憑借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說到底，間接導致洛陽特大火災事故的某些人的行經可能遠遠比黎東明們來得惡劣。南丹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開礦的稅收，占了70%的幅度，而黎東明及幾個大礦老板上交的政財稅收則占該縣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東都商廈又為洛陽財政收入貢獻了多少呢？基于這樣的推理，黎東明們的貢獻遠遠比東都商廈大得多。

　　但無論怎么解釋，要錢不要命都是徹頭徹尾的流氓邏輯。

　　嚴打顯然是不可能解決根植于目前經濟和政治現(xiàn)實之上的要錢不要命這種流氓邏輯的，因為針對單一特大安全事故進行的嚴打是無法分清誘發(fā)事故的責任邊界的。如果沒有這種現(xiàn)實的制約，也就不會發(fā)生湖北省鐘祥市賀集二中因民選校長不被組織認可憤而投毒學生食堂的陰謀發(fā)生了。在“官出數(shù)字”和“數(shù)字出官”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下，各種各樣的“數(shù)字”其實只是官員仕途上的一組組籌碼。針對單一特大安全事故進行的嚴打，能夠分得清陰謀與籌碼之間的異同嗎？特大安全事故往往就可能是陰謀與籌碼爆發(fā)矛盾的結果。

　　引咎辭職不是辦法

　　同樣由于難以分清單一特大安全事故背后誘發(fā)事故的責任邊界，正在從體制上嘗試的引咎辭職新招也是行不通的。

　　針對特大安全事故推出引咎辭職，重慶市可能是始作俑者。“在一年內發(fā)生兩次10人以上的事故，或發(fā)生1次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的區(qū)縣（自治縣、市），按照行政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分管該項工作的區(qū)縣（自治縣、市）領導要引咎辭職，政府主要領導也要按規(guī)定給予行政處分。因嚴重官僚主義和失職、瀆職而釀成性質惡劣的事故的，行政一把手也要引咎辭職�！�

　　重慶市2001年3月27日公布的《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大整頓的通知》首次對引咎辭職進行了量化，但洛陽12·25特大火災事故的公審對象似乎在表明人命與仕途很難掛上鉤。

　　被押上洛陽12·25特大火災事故審判席的公職人員并不少，但群眾的議論在公審開始后逐步向“責任人的范圍應該再有所擴展”靠攏。

　　遇難者家屬王先生直接點題：“出了這么大的事，有個大點的官出來引咎辭職也是好的�！币晃�65歲的張大爺認為，“只有嚴厲追究領導的責任，才能更有效地防止下回不再發(fā)生這樣的慘劇�！�32戶死難者家屬向洛陽市人民檢察院提交控告洛陽市政府及公安、消防、工商、城建、文化等相關部門的控告狀，控告狀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依法追究被告人的行政領導責任和刑事責任，依法嚴懲貪官污吏及瀆職、失職、玩忽職守、不作為的責任人。顯然，遇難者的家屬堅定地認為應該受

　　到制裁的官員還大有人在。

　　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是今年以來第二位因下屬過失扣自己薪水的外相，因兩名外交官被控去年7月在日本召開八國峰會期間用2150萬日元公款租用豪華轎車過程中收受回扣。正如田中所言的“高級官員對政府腐敗丑聞負有嚴重責任”，日本上司經常要為下屬的過失而負責。上司對下屬的過失負責，實在是天經地義。既是上下級承諾的一種兌現(xiàn)，又是各級官員都要分擔責任和風險的標志。

　　中國官員名義上是人民的公仆，但大多數(shù)時候一切行為的出發(fā)點仍舊是對直接的上司負責，任命制的干部選拔制度本身就養(yǎng)成了官員們只對上司負責的習慣，既然其缺少對下負責的意識和精神，要求其上司對其下級轄區(qū)的事故進行負責也不為過。作為官員責任所系的包括人命在內的事務出現(xiàn)重大差錯，當然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而不需要用量化了的標準來強制引咎辭職。

　　“一年內發(fā)生一次性死亡10人以上事故兩次或死亡30人以上事故一次”這些引咎辭職的“硬指標”，其實是滑稽可笑的。如果事故中一次死亡人數(shù)不到30人，這樣的領導要不要辭職？如果一年內發(fā)生了多次事故，但沒有哪次死亡人數(shù)超過10人，這樣的官員又該不該辭職？引咎辭職的“硬指標”，雖然能在發(fā)生重大事故后有助于迅速認定責任，但無疑也會使死亡人數(shù)成為確定是否引咎辭職的惟一標準。

　　由此可能產生的隱憂是，少數(shù)地區(qū)、部門或單位在“出事”之后，拼命弄虛作假隱瞞實際的死亡人數(shù)以低于引咎辭職的“硬指標”。隱瞞事故真相的南丹有沒有規(guī)定過引咎辭職的“硬指標”呢？！

　　用量化的標準進行強制官員引咎辭職，其實和行政撤、免職并無多少的本質區(qū)別。引咎辭職本應該是不折不扣的道德自律結果，完全出于自愿之態(tài)。在達到了規(guī)定引咎辭職的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指標后要求官員引咎辭職，實際上是在制度上幫助官員規(guī)避法律的制裁。不僅很難去遏制和杜絕重大安全事故的發(fā)生，反而因其能夠最終有效地逃避法律制裁而使官員變得更加的失職與瀆職。

　　“由于工作不負責任、失職瀆職造成重大惡性事件發(fā)生的”等引咎辭職的規(guī)定，針對的是直接責任人，而直接責任人按照我國法律規(guī)定是必須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的。中紀委已經制定有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在查處事故當中責任追究的一個辦法，但在特大安全事故頻發(fā)后還沒有被追究的對象，從一個側面說明引咎辭職對于避免發(fā)生特大安全事故的軟弱。

　　國外的引咎辭職者通常是非直接責任人，比如國外常見的一些高級官員因為部下卷入重大丑聞而引咎辭職，其實他并不是直接責任者，只是因為在任而覺得應對此承擔一定責任才會這么做。南丹縣政府是黎東明幕后老板的驚人發(fā)現(xiàn)，其實已經完全徹底地粉碎了人們對推行引咎辭職有助避免特大安全事故的美好愿望。在邁上仕途成本高企的體制中，官商勾結賺取暴利，社會付出的代價和成本還是相對較低的。

　　慕綏新、馬向東和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財政局局長、國稅局局長、土地局局長、物價局局長、煙草專賣局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局長等16個部門一把手造成的高昂代價，幾乎把沈陽變成了一座廢城……幾乎變成了廢城的沈陽之損失實在是難以估量的，直接的、間接的損失金額都是一起特大安全事故損失的不計其數(shù)倍，難道就因為沒有人員在這起觸目驚心的案件中直接死亡而就應該放棄對應該負責官員的責任追究嗎？遼寧省長的更迭，算不算薄熙來的前任實施了引咎辭職呢？但是，慕綏新等這些官員可都是組織部門通過相應的程序而選拔出來的，并非薄熙來前任的遼寧省長能夠包辦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珠海市2001年6月開始推行的用人失誤責任追究制，其實才是迫使官員恪盡職守的籠套。但是，珠海實施這項制度的范圍卻是正在脫離行政級別的企業(yè)，而不是針對的官員。即使珠海市此項制度針對的是政府官員，由于沒有配套的制度氛圍，其前行的每一小步也將充滿艱難。

　　誰來消除災難

　　按照胡鞍鋼教授的理解，腐敗是特大安全事故的禍首。確實，在見諸媒體的特大安全事故中，都可以見到腐敗官員的影子。其實，又何止僅僅是特大安全事故是由腐敗分子們造成的呢？老百姓目前遭遇的醫(yī)療事故和股災等另外兩種常見災難，同樣或多或少的是腐敗分子們的杰作。

　　真心關愛所服務的公民，應該是政府公共行政人員作為行政道德責任的一個依據。戕害公民的災難接二連三地發(fā)生，不能不說是相關行政人員缺乏行政道德責任的結果。正是由于這種行政道德的缺失和淪喪，才是數(shù)不清災難的根源。

　　政府官員、私營礦主和礦工等不同的社會角色，對國家三令五申要求關閉的小煤窯的投入與產出關系的理解顯然根本不盡相同。一個月2000多元的收入，是南丹礦區(qū)一個棒小伙子種幾年地都難以實現(xiàn)的收益，他們因此可以笑對幾乎是時刻準備著死亡的井下工作；
一噸無煙煤的純利潤是七八十元，三四萬元幾乎是產煤區(qū)礦工生命的天花板價，死一個礦工就等于少挖了幾百噸煤。相反，增加一點的任何其他安全設備平攤后的成本就可能超過賠償一個死亡礦工的支出，私營礦主又怎能算不出哪個劃算呢？小煤窯給當?shù)刎斦暙I得越多，就越是往政府官員的臉上貼金，幫助他在仕途上高歌猛進。而每年允許私營礦主可以死亡幾個礦工的指標，并不會影響到他在仕途上升遷的步伐，官員自然會對包賺不賠的好事樂此不疲。

　　“任何一國的醫(yī)患關系都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醫(yī)生提供醫(yī)療服務，是供方，病人則為需方。為什么現(xiàn)在狀況如此糟糕？”衛(wèi)生部政策法規(guī)司蔡仁華司長在《實話實說》中表現(xiàn)出的困惑，其實根本不能稱之為困惑。中國醫(yī)患關系之所以發(fā)展到目前的一言不和即拔刀相見的地步，衛(wèi)生行政部門實在是“功不可沒”。

　　適當?shù)尼t(yī)療事故其實是正常的，毛病是法醫(yī)對同一醫(yī)療事故鑒定出來的結果往往和醫(yī)院醫(yī)生們組成的鑒定小組作出的結論截然不同。

　　尤其惡劣的是，法院受理病人狀告醫(yī)院的前提是得拿到醫(yī)生們承認的醫(yī)療事故鑒定結論，其他部門包括法院自己法醫(yī)做出的鑒定結論也不予認可。即使組成醫(yī)療鑒定小組的醫(yī)生們自始自終地客觀公正，但病人和家屬顯然難以相信本是一家人的醫(yī)生們不會胳膊肘自覺不自覺地往里拐。

　　疾病將病人推到了絕境，救死扶傷的醫(yī)生則一腳把病人給踹下了絕境，醫(yī)患關系不緊張才怪？北京過去7年共發(fā)生病人毆打醫(yī)生的事件502起，那發(fā)生的醫(yī)生對病人的醫(yī)療事故是多少起呢？貧困人口和老人、孩子、病人，是著名經濟學家楊帆認為腐敗絕不能傷害的三種人。單就已經剔除了醫(yī)生索要回扣和紅包的醫(yī)療事故鑒定來評價醫(yī)生的道德責任，已經能夠足以讓人明了醫(yī)生在病人心目中的形象了。

　　從7月下旬出現(xiàn)的快速暴跌，使股市市值縮水近七千億元人民幣，致使入市一年的投資者幾乎全部被套。同1996年和1999年的暴跌一樣，都是中國證監(jiān)會所謂的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結果。今年股市創(chuàng)出5年來暴跌的新記錄，中國證監(jiān)會也創(chuàng)出保護投資者利益口號喊得最響亮的新記錄。

　　中國證監(jiān)會在億安科技莊家基本出貨完畢的時候開始查處，加速了高位買入的股民慘遭套牢的進程，而早在億安科技股價尚在地板附近時，深圳證交所就向中國證監(jiān)會提出了其股價的異動。銀廣廈業(yè)績造假早就傳得沸沸揚揚，中國證監(jiān)會在媒體正式披露后似乎才如夢方醒地組成調查組。如果媒體披露銀廣廈業(yè)績造假不是適逢中國證監(jiān)會正在高唱“保護投資者利益”而使股市暴跌的時機“巧合”，說不定證監(jiān)會還會象對待億安科技的查處一樣往后拖呢！

　　在高盛公司和廣大投資者紛紛認為中國股市缺乏投資價值之際，證監(jiān)會周小川主席還天真地宣布要用10年時間建立起中國資本市場的誠信法則。日本和臺灣地區(qū)股市跌得資本市場功能癱瘓的教訓，降臨到正在被反復愚弄和圈錢的滬深股市上，可能并不純粹是杞人憂天，已經厭倦了黑幕和陷阱的中小投資者可能根本就不會再等證監(jiān)會10年之后建立起什么誠信法則而早就用腳進行投票了�！肮墒杏序_局，入市須謹慎。”中國證監(jiān)會顯然應該是最大的責任人！

　　既然災難來源于行政人員的行政道德淪喪，那就給他們補上淪喪的行政道德就是了，但問題是行政人員的行政道德不會先天而生。古今中外的史實表明，如果沒有濃厚的塑造行政人員形成內在約束機制的社會氛圍，就很難保證行政道德的不缺失和不淪喪。道德責任得以建立的內在而非外在強制機制，顯然不是嚴打和形似神不似的引咎辭職能夠給予的。

　　胡鞍鋼教授通過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防治腐敗的建議：大幅度降低腐敗的收益，同時大幅度提高腐敗的成本和風險。這樣，使腐敗行為從“低風險、高收益”變?yōu)椤案唢L險、低收益”，經濟上使其家產“破產”，道德上使其“遺臭萬年”。其實，國外也是用這種方法對腐敗這種流行性癌癥進行斬盡殺絕的，否則美國納稅人就不會有膽量對官員大喊“你是我養(yǎng)活的”。

　　盡管江澤民主席新近對美國《紐約時報》表述的中國現(xiàn)在直選國家領導不切實際，但迫使基層官員養(yǎng)成對下負責的習慣完全適合中國國情。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官員對下負責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體現(xiàn)，只對上司負責恰恰是違背了“三個代表”的宗旨和原則。而官員形成對下負責的意識和精神，“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境界則不再遙不可及。沒有數(shù)字出官和官出數(shù)字的壓力，特大安全事故之類的災難自然就缺少了生存和發(fā)展的土壤。加上對違規(guī)業(yè)者禁止獲得新的開業(yè)權和巨額的懲罰性賠償，不啻是對杜絕特大事故加上了雙保險。

　　記者的冒險采訪揭開了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經濟貿易委員會所稱的南丹事故純屬謠傳的騙局，尼克松也因《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的窮追猛打而被迫辭去總統(tǒng)之職。媒體和民眾的監(jiān)督，已經為國內外廣泛證明為所有監(jiān)督方法中成本最低且切實有效的良方。鼓勵新聞媒體對各類腐敗事件予以公開曝光和披露，確保新聞自由對濫用權力的公眾制約，無疑是給神州大地增加了十三億個監(jiān)督腐敗的無處不在的哨卡。

　　醫(yī)療事故鑒定透明化操作之后，懷疑結論正確性的病人完全可以貨比三家地尋求正義嘛，而不用非得看醫(yī)生組成的醫(yī)療事故鑒定小組的臉色。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之所以能夠人少而精干，將日常的監(jiān)督交與律師和股民，就是其事半功倍的捷徑。中國證監(jiān)會如果允許股民自由查閱所有股票的股東人數(shù)和持倉量，為非作歹的莊家哪里還有藏身之地。在莊家可以通過種種途徑獲悉上市公司股東人數(shù)等眾多內幕消息的情況下，保護投資者利益根本就是空話。相反容易讓人誤以為自己進入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無助境地。

　　胡鞍鋼教授通過經濟學角度提出的一系列防治腐敗的建議，賴以實現(xiàn)的出口是有效的訴訟制度和渠道。有效訴訟制度和渠道的建立，顯然不象法官袍替換大蓋帽那么簡單易行的。去除阻礙訴訟成立的立案程序，充分釋放出來的訴權，將徹底杜絕股民狀告上市公司而不被受理的眾多咄咄怪事。保證公民訴權形成的威力，顯然比保證司法公正還要強大得多。

　　如此，對于證監(jiān)會在公司違規(guī)已造成嚴重后果或莊家賺得盆滿缽滿時才著手查處，股民完全可以起訴證監(jiān)會的行政不作為，從而使自己避免成為制造黑幕的公司和莊家的埋單人。就弱勢群體針對強勢群體的訴訟，仍舊要求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顯然不能形成被告舉證的法律奇效，不但不能有效地保護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腐敗訴訟，而且極易扼殺弱勢群體的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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