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知識界從思想解放轉向了懷疑主義，一時間改革中的蘇聯(lián)陷入思想迷惘，進而發(fā)展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斯大林模式以來一切弊端的“原罪”。實際上，意識形態(tài)的解構是與蘇聯(lián)解體同步進行的。

　　沒有任何社會領域的改革，能像思想與文化領域的革命，在人們的心理與觀念上發(fā)揮如此深遠的影響，能如此深深地吸引知識精英、學生青年，以及那些甚至對政治最漠不關心的人。

　　但也正是這一領域也許是最為難以駕馭的改革進程，這里需要的是政治結構與開放程度的相互默契，需要的是改革激情與順序漸進的理智平衡。

　�。保梗福的甏荷吓_這一刻，戈爾巴喬夫面臨的就是這樣的選擇。?

　　1.人文社會學科

　　學術革命的引子，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全蘇高校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和１９８７年中央一月全會。在這兩個會上，戈爾巴喬夫鼓動全黨全國的全體知識界向陳腐的意識形態(tài)教條開火。緊接著，史學界改革與保守勢力之爭首先在史學領地里擺開了戰(zhàn)場，從而引發(fā)了其他領域一系列的爭論。１９８７年第二號《莫斯科新聞》上，發(fā)表了全蘇國家檔案歷史學院院長尤里·尼古拉也維奇·阿法納西耶夫博士的一篇文章《歷史科學的任務》。這篇文章原是阿法納西耶夫在學院學術會議上的一篇發(fā)言稿，但這篇發(fā)言一公開，恰如投石于死水，激起了層層漪漣。阿法納西耶夫提出：作為十月革命的故鄉(xiāng)，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課題成為科學的禁區(qū)，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在于一切探索歷史現(xiàn)象的新方法與新觀點，都被拒之門外。

　�。吃拢玻比�，阿法納亞耶夫在《蘇維埃文化報》上又發(fā)表了著名的《從真理與現(xiàn)實主義的立場出發(fā)》長文，尖銳批評了停滯時期操縱史學界方向的代表性人物，如特拉佩茲尼柯夫，而這些人的理論基礎則是斯大林的《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認為，史學界之所以長期存在難以打破的教條主義，就在于《簡明教程》所帶來的影響。阿法納西耶夫堅決主張重新評價被《簡明教程》所簡單化、教條化了的蘇共歷史。

　　這篇文章發(fā)表后，教師、研究生、大學生們奔走相告，激動無比，各大報刊、各專業(yè)雜志掀起了一股重新評價蘇俄歷史的春潮。

　　學者們紛紛主張必須對黨的早期領導人，比如像“新、老反對派”中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及布哈林、李可夫等做出公允的歷史評價，認為不能使青年一代對這些重要的歷史人物罔無所知。對２０～３０年代農業(yè)集體化以及工業(yè)化時期的評價成為激烈爭論的焦點，在蘇聯(lián)報刊上重新出現(xiàn)了２０年代的社會歷史學家普拉東諾夫尖銳批評農業(yè)集體化的文章。３０年代“階級斗爭尖銳化”時期出現(xiàn)的所謂“沙赫特破壞事件”、“謀殺基洛夫案件”。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的“大審判”，甚至４０～５０年代的“列寧格勒迫害案”與“醫(yī)生案件”的真相都被一一公諸于報章。

　　阿法納西耶夫的觀點在得到廣泛支持與響應的同時，也激起了強烈的反對。不光史學界的權威名流，如齊赫文斯基院士、諾索夫教授等都對阿法納西耶夫的觀點表示反對。而且，各高校、學術單位，包括社會各界與阿法納西耶夫持異議的也大有人在。他們的意見不外是二類：其一，是公開事實之前，首先必須提供原則，沒有原則怎么能評價事實。其二，改革是“創(chuàng)新”，而不是“破舊”，因此不必糾纏于歷史舊案。甚至包括一些年輕的史學工作者或理論工作者，他們也會像老先生一樣，搖著頭說：“布哈林有什么東西可以值得重新評價?什么也沒有”

　　面對攻擊，阿法納西耶夫淡然一笑，說道：“我們現(xiàn)在，要采用一種新的方法，也就是徹底公開歷史真相�！彼终寰渥�，語氣非�？隙ǎ骸昂蒸敃苑蜃隽嗽S多批判個人崇拜的工作，但他所做的工作是極其有限的，他指出了個人崇拜的現(xiàn)象，揭露了許多事實，點出了黨內生活不健康的狀況。但是，赫魯曉夫沒有做出更深刻的分析，他只是給予斯大林主義以輕輕的一擊，正是因為這輕輕的一擊，斯大林主義才一直得以保存至今。而今天，是斯大林主義‘垂死掙扎’，是斯大林主義走向死亡的時候了。”?

　　2.哲學

　　作為世界觀與方法論，歷來高踞于超乎其他社會科學之上的學術地位，但是，教條主義與惰性病同樣毫不留情地侵染了這塊智者的圣地。

　　“二十大”之后，哲學界曾經吹過一陣清風，涌現(xiàn)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中青年哲學家。老一輩哲學家當中，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人在３０～５０年代嚴酷的思想風暴中，保持了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和道德信念。但“二十大”之后處于守勢的教條主義者，沒有失掉自己的職位，也沒有人追查他們對正直的人們、對科學與文化所進行的思想摧殘的責任，他們在經過一段韜晦忍耐之后，當出現(xiàn)對教條主義“辯護”職能的需要時，重又活躍了起來。他們駕輕就熟、毫不費力地一會兒吹捧“二十年趕超美國”的宏偉綱領，一會兒鼓吹“發(fā)達社會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fā)展。７０年代中期以后，蘇聯(lián)哲學中從未消失“好斗的教條主義者”，這些人得到許多黨的領導人的直接支持。無德無才者擔任了哲學部門的領導，而把反教條主義的力量趕出這些部門。

　�。保梗福纺辏丛�，蘇聯(lián)《哲學問題》雜志編輯部召開了以“哲學與生活”為題的哲學積極分子討論會。會議之前，編輯部向六十多位全國哲學界的代表人物發(fā)出調查表。調查表中最先的三個題目是：第一，您對作為一門科學的哲學的現(xiàn)狀如何評價?絕大多數(shù)的回答是：“差”；
第二，您對作為一個教學學科的哲學的現(xiàn)狀如何評價?絕大多數(shù)的回答仍是“差”；
第三，您認為哲學領域的改革進行得如何?絕大多數(shù)的答復依然是“差”，或是“很難說”。

　　用蘇聯(lián)哲學博士、蘇聯(lián)科學院哲學所首席研究員托爾斯蒂赫的話來說，“哲學在現(xiàn)實面前處于麻木不仁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為時已久”。托爾斯蒂赫認為，目前的大部分哲學“作品”缺少活力，缺少鮮明的時代精神，而且簡直是平平淡淡、結構松散、含混不清、毫無特色。甚至哲學家們自嘲說：“現(xiàn)在是所有的人都在寫，但沒有一個人在讀。”學者們認為：當代哲學社會科學沒有超過３０年代發(fā)展水平。

　　當時的蘇聯(lián)科學院世界經濟所研究部主任、莫斯科大學教授布堅科坦誠地認為，就當代哲學家而言，許多人都曾經歷過斯大林時期“兵營式”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要弄清斯大林主義給哲學界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思想遺產而言，布堅科表示：“我們所有的人不只是哲學家都不自覺地受到斯大林思想的教育與浸染�，F(xiàn)在有許多哲學家承認，他們不是根據(jù)馬克思的思想，而是根據(jù)斯大林的思想來把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布堅科特別指出關于“五種社會形態(tài)”的教條，認為這并非馬克思的思想，而恰恰是斯大林的杜撰，多少年來，這類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大量灌輸進我們的意識。這正是多年來蘇聯(lián)哲學家欲進而不能的基本原因所在。

　　蘇聯(lián)哲學家甚至這樣地自我反�。骸罢軐W落后于實踐”這一提法也并非確切。教條主義哲學并非脫離生活，相反，它深深地扎根于個人崇拜、踐踏法制、經濟停滯、道德蛻化的現(xiàn)實土壤之中。蘇聯(lián)科學院哲學所部主任莫特羅什洛娃提出，斯大林時期，正是哲學教條主義者曾“熱烈地支持”并參與了對哲學中的獨創(chuàng)思想、對千百個無辜物理學家、化學家、心理學家的“斗爭”，后來又把扼殺遺傳學當作進行“不調和思想斗爭”的靶子。?

　　3.社會學

　　蘇聯(lián)社會學有著悠久傳統(tǒng)。１９世紀晚期在西方社會學思想影響下，已經有學者開始攻習社會學。十月革命后的２０年代，也是社會學發(fā)展的興旺時期，甚至，布哈林的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專著，也冠之以“一般社會學理論”的名稱。之后，經過幾十年的停頓，在１９６５年經濟體制改革形勢的推動之下，１９６７年８月，蘇共中央通過了《關于采取措施進一步發(fā)展社會科學并加強其在建設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的建議，提出了發(fā)展一般社會學理論(指歷史唯物主義)和發(fā)展具體社會學研究的任務。１９６８年，在蘇聯(lián)科學院內建立了“應用社會學研究所”，１９７２年改稱“社會問題研究所”。此后，社會學研究才重新切實開展起來。后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的是，之所以不能堂而皇之地使用社會學的名詞，是因為雖然在當時的改革氣氛下，社會學仍被相當一部分人視為“偽科學”，而且認為從事社會學研究，甚至會有“利用社會問題來反對社會主義”的危險。

　　但是早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蘇聯(lián)社會學界中最為活躍的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社會學家們已經勇敢地提出了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的必要性問題。１９８３年４月，扎斯拉芙斯卡婭博士在西伯利亞分院作了論證改革必要性的長篇報告，引起同事們極大興趣，展開了熱烈爭論。從此，扎斯拉芙斯卡婭不僅在國內名聞遐邇，而且遠播國外。然而，１９８３年４月的討論會之后，區(qū)黨委曾把扎斯拉芙斯卡婭找去談話，課之以黨內警告處分。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重新起用扎斯拉芙斯卡婭為社會經濟政策顧問，社會學家們開始在蘇聯(lián)改革進程中發(fā)揮比較重要的作用。

　　須知，當時的蘇聯(lián)社會學家是在非常困難的資料條件下進行工作的。蘇聯(lián)社會學統(tǒng)計資料的整理與開放程度，遠不如美國、日本，甚至遠遠比不上東歐各國。日本社會學界每年都能得印數(shù)很大的“關于國民生活”的年度統(tǒng)計資料，不僅每種資料都附有分析評論，而且還附有征詢資料。匈牙利、波蘭社會學研究的資料工作也比較完備。在匈牙利，是通過二十幾條渠道來對大學畢業(yè)生、對年輕夫婦的家庭進行長期跟蹤研究。而蘇聯(lián)社會學家的許多資料還難以得到，甚至要通過同行政部門的官員進行斗爭，才能獲得。扎斯拉芙斯卡婭認為，蘇聯(lián)社會學家久已習慣政府部門不公布有關犯罪率、自殺率、吸毒、酗酒方面的資料，但怎么也不能解釋，為何不能公布關于地區(qū)間居民流動、關于疾病情況、關于家庭收支情況資料的理由。?

　　4.文學

　　如果說，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是以沉靜的理智在鞭韃舊體制，那么文學藝術家則是滿腔熱情地創(chuàng)造生動形象，來驅除“鬼魅”。

　　蘇共“二十七大”之后，蘇聯(lián)文藝界的改革全面開展。特別是１９８６年６月的第八次作家代表大會，一反過去的死氣沉沉，出現(xiàn)了非�；钴S的氣氛。批判與暴露當代尖銳問題的作品，成為文學藝術的主流。一股不可壓抑的批判浪潮出現(xiàn)于文學、電影、戲劇各個領域。

　　那個時期文學界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征是尖銳地針貶時弊。尤其是在１９８６年切爾諾貝利事件發(fā)生之后，出現(xiàn)了一大批紀實體報告文學、小說、劇本、紀錄影片，直言不諱地批評官僚主義。針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發(fā)生后六天中，沒有一個烏克蘭當局最高領導人親臨事故現(xiàn)場，作家們質問，為什么被授予巨大權力、享受優(yōu)厚特權、同時還擔負著重大道德負擔的人們，只習慣在隆重的慶典上，在紀念活動中拋頭露面，面對自己的人民卻如此冷漠無情呢對切爾諾貝利悲劇的揭露與分析成為當時推動改革、促進思想開放的強大動力。

　　徹底反省歷史，是改革時期新文學藝術的又一特征。“反省文學”的焦點，勢所必然地指向了斯大林時期。在“反省文學”中，影響最大者，莫過于被稱為“文學炸彈”的雷巴柯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早在１９８６年，蘇聯(lián)詩人葉甫圖申柯已有預言：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的出版，將改變整個國家的觀念，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本小說如此生動、真實、客觀地描繪斯大林的形象。

　�。保梗福纺甏盒≌f問世后，印數(shù)雖然在百萬冊以上，仍然一搶而空。小說最大的特點，是如葉甫圖申柯所說，不是像個人迷信時期的作家那樣，把斯大林描繪成點石成金的神明，也不像赫魯曉夫時期一些作家那樣，把斯大林單純地描繪成一個一無是處的暴君，而是深刻真實地描述了斯大林所作所為給蘇聯(lián)歷史帶來的影響，而且細致深入地揭示了斯大林思想性格形成的心理基礎的歷史根源。雷巴柯夫筆下的斯大林，沉著、威嚴，表達簡捷、行動得體，甚至當斯大林這位孤獨者與索非婭·彼得羅夫斯卡婭發(fā)生愛情時，使讀者還產生同情。小說字里行間，處處是斯大林力爭加快步伐使國家早日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迫切心情。他埋頭苦干，堅忍不拔，凡有計劃的事一定要辦成，“他那神學式的簡單化邏輯推理和教條主義很容易被人理解并受到敬仰。他使得人民堅信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同時，小說第一次寫出了正是斯大林，以政客式的表里不一，表面向列寧的名字賭咒發(fā)誓，背地里則常常貶低列寧；
寫出斯大林的精于權術的恐怖手段，以暴力改變了整個國家的道德與心理氛圍。與其說，小說寫出的是一位充滿了矛盾的歷史人物，還不如說，雷巴柯夫以不加掩飾的筆觸描繪出客觀歷史進程中的深刻矛盾。

　　蘇聯(lián)百姓當時曾興奮地奔走相告：從１９８６年年底開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將在《新世界》、《民族友誼》、《旗幟》、《星火》等各大雜志上重新發(fā)表那些或遭鎮(zhèn)壓、或流亡國外、或受批判的作家的遺著，如布爾加科夫的《亞當與愛娃》、普拉東諾夫的《原生�！贰梁宅斔薜摹栋不昵返鹊�。甚至十月革命初期遭鎮(zhèn)壓的著名詩人古米廖夫，和曾以詩歌創(chuàng)作批評十月革命的女詩人吉皮烏斯的作品也重新得以介紹刊行。

　　特別令文壇乃至整個社會感到轟動的，是蘇聯(lián)著名作家帕斯捷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的重新出版。１９５６年成書的這部作品，首先于１９５７年在意大利出版。當時，圍繞這部作品，蘇聯(lián)與西方之間展開過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zhàn)。事過三十年，在帕斯捷納克的故鄉(xiāng)，他的作品終于被人們接受與理解。有人把《日瓦戈醫(yī)生》與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雙城記》并列為歐洲人道主義傳統(tǒng)的三座豐碑，并以雨果的名言“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作為這三部小說的座右銘。

　�。保梗福的旮母镆院螽敶骷业奈膶W作品中，比較具有時代精神，也較能體現(xiàn)當時蘇聯(lián)的社會心態(tài)并使千萬讀者受到震撼的，是文學藝術作品所表達的深刻的人類危機意識，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艾伊特瑪托夫的《斷頭臺》。１９８６年，蘇聯(lián)《圖書評論報》根據(jù)民意測驗，選出了當年最佳的四部作品，名列榜首的是這部《斷頭臺》。小說作者通過對多年來以大發(fā)展來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以“階級斗爭”來毒化正常人際關系的弊端進行尖銳的抨擊與揭露。提出要把發(fā)揚人性作為宗教來傳播，他說：“我試圖通過宗教完成一條通向人的道路。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

　　當然，就俄國知識分子本身而言，面臨巨變并非個個成竹在胸。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的最初的二三年中，整個前蘇聯(lián)文化界和政治界表現(xiàn)出積極向上富于建設性的氣氛。但是，一旦政治多元化成為黨的指示精神，知識界就迅速從思想解放轉向了懷疑主義，多年禁錮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一旦開放猶如脫韁野馬，毒草香花、沉渣精華一齊涌將出來，使得一時間改革中的蘇聯(lián)陷入思想迷惘。尤其是，這種極端化的傾向發(fā)展到１９９０年把矛頭直接指向蘇聯(lián)立國之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齊普科一篇“斯大林主義的思想根源”的長文直接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斯大林模式以來一切弊端的“原罪”。實際上，這篇長文拉開了蘇共放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放棄領導地位的序幕。然而，正在這時的１９９０年３月，戈爾巴喬夫把齊普科聘為自己的私人顧問，直至蘇聯(lián)解體之后。實際上，蘇聯(lián)的解體是與意識形態(tài)的解構同步進行的。

　　另一方面，就知識結構的變化而言，前蘇聯(lián)知識分子承襲了前人長于人文而疏于思辨，富于理想而拙于操作的傳統(tǒng)，在人文學界光彩奪目的同時，經濟、管理領域則是相對落后。多少年來斷絕與世界經濟、國際市場的交往，也使得他們缺乏這一領域的專門知識，而這恰恰又是當時蘇聯(lián)最弱的領域。之所以會出現(xiàn)“五百天計劃”一類激進改革方案，之所以會有１９９２年以后的休克療法，都是以經濟學界為首的蘇聯(lián)學術界有欠成熟的反映，如果說，當年他們是把充滿著村社式議事傳統(tǒng)的蘇維埃代表會議視為無產階級民主的最高創(chuàng)舉；
那么今天事實上，他們同樣把言論開放與思想解放視為是現(xiàn)代民主制度的全部。理念與現(xiàn)實的脫節(jié)始終是俄國知識分子的痛處，而多年的政治桎梏又使得解放的欲求變得異常激烈而不可遏制。７０年代的社會主義實踐沒有找到一種適當?shù)姆绞�，在革命、建設與穩(wěn)定的同時，能夠盡可能地暢開知識分子的言路與心扉。

　　８０年代下半期在蘇聯(lián)學術文化領域出現(xiàn)的前所未見的革命性變化，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政策推動的結果，但更重要的也是蘇聯(lián)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痛苦磨難，深沉思考的結果。蘇聯(lián)知識分子身上所煥發(fā)出來的能量與光芒實在是百年難遇。然而，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嘔心瀝血、呼風喚雨及其所造就的巨大社會影響也到了一個臨界點上，這意味著如何調節(jié)這種迅速而深刻的變遷與社會機體承受能力之間的關系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如果此時能夠將這被激發(fā)起來的空前的社會熱情轉化成可行的實踐，也許改革的成功還有希望。

　　遺憾的是，多年停滯封閉的舊體制不但造就不出一位能夠穩(wěn)健把握節(jié)奏的成熟改革家，結果８０年代末以及９０年代初蘇聯(lián)知識界所表現(xiàn)出的難以遏制的沖動與超乎〉現(xiàn)實可能的過高預期，也只能被視為是對多年專制與壓抑的一種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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