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耀之子》（Children of Glory）是2007年拍攝完成的，獻給1956年的匈牙利。我在北京奧運會閉幕以后看到它――這部與奧運會有關的影片。
　　越來越多地聽到人們說，體育只是運動員個人的游戲，與別的都沒有關系，我覺得這是一個近乎奢侈的說法。奧運會上，獲勝者所得的獎賞是奏國歌，獲勝者自己繞場慶祝時拿的是國旗，出席任何一個國際比賽的運動隊代表的都是國家。《榮耀之子》講述的也是一支水球隊與國家變革之間的故事。
　　時間回溯到1956年。影片開頭，是匈牙利隊與蘇聯隊在莫斯科的水球比賽，一場裁判不允許匈牙利隊獲勝的比賽，賽后兩隊隊員又發(fā)生沖突。匈牙利隊員回國后，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告：任何時候都不能沖撞我們的好朋友。
　　我未曾經歷1956年，對這一年的世界，所知只是一鱗半爪。最容易想到的，是波蘭和匈牙利要求變革的抗議運動，其中匈牙利的抗議導致蘇聯出動軍隊攻入布達佩斯。不太容易想到的是，蘇伊士運河危機，英法與埃及發(fā)生了戰(zhàn)爭。
　　這一年，墨爾本舉辦了奧運會。這件事幾乎很難從記憶中浮現，它懸掛在記憶的海洋里，未被編織進我們的“認知地圖”。除非扳指回溯奧運史，墨爾本奧運會不太容易被記得，它似乎孤零零地存在著，與1956年的世界大事沒有聯系。但現在，我知道運河危機導致了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抵制奧運；匈牙利危機導致西班牙、瑞士和荷蘭從奧運退出。
　　《榮耀之子》中的匈牙利水球隊員們面臨選擇。街上是抗議的人流，他們將選擇水球，還是選擇街頭？奧運會是運動員的夢想，然而作為現實的公民，他們中部分人還是選擇了參與要求變革的運動。直至運動中出現納吉擔任總理、蘇聯駐匈牙利軍隊撤離的轉折，自由看似已經實現時，他們才集中起來，踏上奧運會行程。但就在他們剛剛啟程時，撤出的蘇聯坦克開回了布達佩斯。
　　于是，水球隊員們在墨爾本比賽，布達佩斯市民在抵抗蘇軍的進攻。市民們在盼望著國際干預，制止蘇軍對匈牙利的攻擊，但沒有國際干涉，運河危機正在爆發(fā)，而且匈牙利已經被作為雅爾塔協議中蘇聯的控制范圍，這場攻擊事實上不過被作為“內部事務”而已，盡管它是一個不光彩的“內部事務”。
　　當水球隊員們打到半決賽再遇蘇聯隊時，布達佩斯已經被征服。他們已無心比賽，很多人已拿到國外打球的合同。教練員說，匈牙利人需要證明仍然存在，現在就讓我們去做。墨爾本不是莫斯科，匈牙利水球隊一路凱歌，贏得了奧運冠軍。當匈牙利國歌在墨爾本奏響時，布達佩斯的反抗者在低唱著國歌走向刑場。
　　參加奧運會，對不同社會處境下的人，顯然不是一回事。對有些地方的人來說，參加奧運不過是一次個人的經歷，這個經歷證明了自己在競技愛好上的成就，國家或者民族的意味確實并不強烈，他們獲勝時仍然會表達自己的國家歸屬感，但如果未能獲勝，也會是一次快樂的旅行。對于另一些地方的人來說，參加奧運卻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經歷，也不只是證明個人在競技愛好上的成就，而是證明國家、民族以及人的存在。
　　北京奧運會中，三名馬拉松獲勝者如同每屆奧運一樣，在閉幕式上接受了全場歡呼。這三名運動員來自肯尼亞、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他們瘦小乃至看上去羸弱，所擁有的似乎僅僅只有意志。一枚獎牌對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的意義和對肯尼亞人、索馬里人、埃塞俄比亞人的意義，肯定大不相同。要求世界上所有人對體育有同等的態(tài)度，不只是強人所難，而且跡近殘忍。當薩達姆宣布科威特已經不復存在時，科威特人難道會把運動員出席國際比賽作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事情嗎？
　　運動員有時會面對體育（也就是他們個人的事業(yè)）與自由、個人命運與國家危機的復雜局面。參加比賽是榮耀的，但相比而言，自由更重要。已經擁有自由的人，與尚在奴役之中的人，面對奧運會，感受當然大不一樣。自由的人們是相似的，他們千姿百態(tài)，盡意而行；被奴役的人們受到不同種類的奴役，并因而對不同對象產生反抗。
　　奧林匹克是自由人的競技，為自由的競技；而羅馬格斗場是奴隸搏斗的圍場。人應該自由，然后才是體育，這就是為什么今天人類有奧林匹克精神，而不談羅馬格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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