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香港雖然創(chuàng)造出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為香港社會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歷史記憶，但是他們對于自己所身處的城市，卻沒有絲毫的歸屬感，內地鄉(xiāng)土才是他們的歸宿。 　　前些日子和《明報》副刊主編馬家輝聊天，話題不自覺間扯到了北島。這位中國當代朦朧派詩歌的領袖，自上世紀80年代末移居海外以來，一直以教授詩歌、創(chuàng)作散文為生，并和整個華語文學界維持著一點點若即若離的微妙關系。
　　去年11月，北島結束了自己海外的游離漂泊生活，選擇回歸華語世界，來到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擔任人文學科講座教授。我曾專門跑到該系主頁上找尋他的名字，在教師名錄一欄里，“趙振開教授”五個字安安靜靜地排列其間，和他狂放不羈、激憤昂揚的詩歌風格形成鮮明對比。
　　類似北島這樣落葉于香港的內地學者，我們所熟知的就有甘陽、丁學良、王紹光、張五常等人。我們對他們的熟知，也僅僅是建立在我們作為內地讀者的成長背景和閱讀體驗基礎之上：他們的言論文章常年受到內地媒體的刊載，那些經典的話語被反復咀嚼而成為流行的文化標簽；他們的講演報告更是風靡內地各大高校，每一次都會掀起眾多青年人的熱議和追捧。
　　然而北島們也有一個共同困惑：他們身處香港，卻被香港所遺忘�？邕^羅湖橋的這一頭，他們的名字只存在于少數(shù)學界專業(yè)人士口中；而對于香港大眾而言，他們的言說聞所未聞，乃至于這些人是誰，都會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這里面就產生出了一個極為有趣的問題，為什么北島們在中國內地的聽眾遠遠甚于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在香港，他們不是應該有更大的自由去得心應手地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嗎？作為知識分子，即便是以外來者的身份，是否也應該多出些道義，去用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呢？
　　如果我們細心地找尋問題的源頭，就可以發(fā)現(xiàn)居港的內地知識分子的命運，似乎一直都未有擺脫所謂的“王韜模式”：寄居香港，遙望神州，過客心態(tài)，何為歸屬。
　　王韜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文化人物，因為給太平軍上書獻計而被清廷通緝，避難香港長達23年之久。羈旅香港，王韜不僅開風氣之先地在香港辦報出書，也以極大的耐心收集香港史料，并以《香港略論》、《香海羈蹤》和《物外清游》三篇文章奠定了自己香港“南來文化第一人”的歷史地位。
　　但是聲名之外，王韜卻自述：“嗟我昔年僅能作近游，今乃放眼萬里來番州。不因被謗亦不得至此，天之厄我乃非我之尤。”在王韜看來，香港這“蕞爾絕島”只是自己萬般無奈無處可依之下的暫居之所，再加之飲食水土不調，吃飯“飯皆成顆，堅粒哽喉”，吃魚“魚尚留鱗，銳芒螫舌”，吃菜蔬“旋漉而入饌，生色刺眸”，又“豈有雅流在其間哉”？
　　王韜之后，越來越多的內地知識分子或者因為遠離戰(zhàn)亂，或者因為逃避紛爭而移居香港。他們在傷感和悲痛之下，逐漸構架成為香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在香港雖然創(chuàng)造出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為香港社會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歷史記憶，但是他們對于自己所身處的城市，卻沒有絲毫的歸屬感，內地鄉(xiāng)土才是他們的歸宿。因此，在很多南來文化人的作品中，香港往往成為他們鄉(xiāng)/國想象中的“他者”，用來寄托一份思鄉(xiāng)憶國的懷舊情懷。他們透過排斥香港這個南方邊緣小島，強化對北方中心家園的浪漫懷想，并堅定地認為只有中國內地方為真正的根源命脈所在。
　　除了這種由歷史累積起來的抽離心態(tài)之外，香港的社會圖景也間接鑄造了這些內地南來知識分子的幾許無奈。黃碧云曾對香港有過這樣的描述：“這城市何等急速，連一滴淚流在臉上的時間也?有�！庇酶�通俗的話說，這里不是一個對學術、對文化、對知識分子有興趣有包容的社會。我們常說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不是因為香港缺乏綠洲，而是香港人為了賺快錢，把樹都砍光了。其結果，不僅導致像北島這樣的外來知識分子對參與香港的熱情度非常低，就連香港本地文化人都要紛紛北上出走。梁文道就曾憤怒地提出，自己就快要成為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了。
　　香港有了北島，這是香港的幸運；然而一個安靜幾無人知的北島，卻是香港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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