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記者何偉將目光聚焦于普通人和常態(tài)的中國社會，這可能是一個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深入了解的世界 　　 　　何偉是一個另類，在美國駐中國記者的圈子里。
　　在中國給美國人報道新聞是艱難的，美國人很不了解中國。在中部，許多美國人以為中國的領袖還是毛澤東，他們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他們最熟悉的一個中國人是孔子。只有那些來來往往在中國的商人們、政客們、藝術家們、記者們，才知道中國是怎樣的。但是也不要試圖告訴他們一個真實的中國，因為中國領導人的更換，比不上他們小城里的一次稅收改革重要。
　　所以，在中國的美國記者，都在發(fā)掘轟動、爆炸、負面、驚悚、巨變等等故事。他們必須要用大人物、大名字、大事件來打動他們的編輯。
　　可是何偉從來就沒有。何偉的出身并不是一個職業(yè)記者，他是半路出家的。1996年，他加入了國際和平隊，來到涪陵師范學院教英語。他的大學專業(yè)就是英國語言文學。他將自己在涪陵的兩年生活，用4個月寫成了一本書《江城》。
　　可是離開涪陵之后的何偉失業(yè)了。他對中國的興趣剛剛產(chǎn)生，他想留在中國，書寫中國，可他只是成千上萬的“老外北漂”之一。
　　他和中國的許多本土北漂一樣，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可是他自己卻認為“從來沒有財務上的壓力”。他的生活成本很低，像中國人一樣租著便宜的房子，生活在一群真正的中國普通人之中，吃便宜的飯店，“打”公共汽車和地鐵，長途旅行坐火車。
　　就這樣，他當上了《華爾街日報》的研究員――駐中國記者圈生物鏈的最底端，負責幫記者們尋找選題、尋找資料、整理文檔。其間，他給各類的雜志報紙出版物寫文章拿稿費，有旅行雜志，有商業(yè)雜志，還有農業(yè)雜志。
　　就這樣，他在《紐約時報》、《紐約客》、《國家地理雜志》上的文字逐漸多了起來。他終于成為了一個“有身份”的人――《紐約客》駐北京記者。
　　但他依舊是一個簡單的美國人。他厭惡追求大效應的新聞，無法融入虛與委蛇的政治圈，也沒有像許多著名的記者那樣去調查一些關于中國巨變中的轟動新聞。他只是守株待兔一樣，許多年盯著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他們微不足道的生活。
　　他的第一本書《江城》，寫的是涪陵師范學院里的學生、老師、學校當局、鄰居和官員，一個小城市里的小生態(tài)；
　　他的第二本書《甲骨文》，是中國在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的糾纏。古文字的逝去，古四合院的拆遷，一個新疆人逃離的過程。
　　最新的《尋路中國》，是駕車對長城沿線的拜訪，是一個小村落數(shù)年之間為商業(yè)化所侵襲的微瀾，是浙江麗水這個新興小工業(yè)城市人與社會的小進化。
　　中國這個世界太復雜了。1996-2009他呆在中國的這十多年之中，政治、社會、經(jīng)濟、文化，都發(fā)生著顛覆性的變化。一個復雜的中國人尚且無法了解，更何況一個簡單的美國人？
　　可是何偉卻不這么認為，他從來都在用他最簡單的美國人的邏輯看待復雜的中國。我以為，何偉只是用人的方式在看中國人。誠然，中國在歷史、文化、宗教等等背景中，與美國有著千差萬別。然而，廓清那么多浮泛于表面的泡沫，所有人其實都是那樣，他們生老病死，他們生兒育女，他們學會在社會中生存，他們與政府若即若離地打著交道。
　　用人的觀點來看待中國的變化，其實，中國也不是那么不可理解的一個國家。
　　現(xiàn)在，何偉已經(jīng)暫時離開中國，去寫科羅拉多州的農民了，回到那個和他一樣簡單的國家里去。話說回來，美國真的就那么簡單嗎？
　　如果你非要用一個復雜的邏輯去強調這個國家的特殊性，那它便是復雜的；而當你還原到人性的簡單性時，它便是那么簡單。其實，看何偉的書，訪問何偉，就是學習這樣一個邏輯的過程。對美國如是，對中國，亦如是。
　　
　　人物周刊：在你的書里，多數(shù)的角色都是普通人。你是否故意在避免那些大人物，為什么？
　　何偉：可能有幾個原因。我想在我書寫的那段時間里，從2001到大約2007/2008年，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是移民和這種朝向都市中產(chǎn)的變遷。在我看來，這個群體的人們在中國更大的變遷中是最有意義的。但他們經(jīng)常沒有得到深入的描寫。于是，我的目標是試圖去理解他們的動機和看法，并且描述他們的生活是如何進行的。
　　另一個原因是易于進入。有名或重要的人物太忙，不能花很多時間和一個記者談話，并且，名人通常廣為報道，他們可能被媒體保護或修飾，被描繪為某種特定的形象。我喜歡寫那些我真正了解的人，經(jīng)常有長達數(shù)月或數(shù)年的接觸，這對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來說是可行的，我最喜歡寫那些從未被寫過的人。他們更加開放，并且對我的工作方法更加耐心。我在美國也是這樣工作的。我也不喜歡寫美國的名人。
　　人物周刊：在《甲骨文》中，你寫了很多中國歷史。但是在《城墻》一章中，你很少提及歷史。為什么？你是希望更多關注目前的變化，還是認為對這部分的中國，歷史所起的作用比較��？
　　何偉：《甲骨文》關注的主要就是歷史，或者說時間。我那時感興趣過去與現(xiàn)在的關系。所以，歷史在那本書里扮演了主角。
　　《尋路中國》主要是關于發(fā)展和經(jīng)濟的，歷史所起的作用比較小。在第一章中有一些關于長城的歷史資料，主要描述長城的經(jīng)濟背景，和中國傳統(tǒng)上是如何與其鄰居互動的。但第一部分之后我就很少提及歷史。我把歷史放在了第一章，而第二章主要是一個家庭如何應對現(xiàn)在，或今天；第三章是關于一個城市如何為未來謀劃的。書是從過去移動到未來的。
　　人物周刊：在我看來你似乎在看待你的主人翁上態(tài)度矛盾：一方面你被他們感動或信任他們的個性，另一方面，你被他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所困擾。我說得對嗎？
　　何偉：去寫那些不復雜的，或者有些時候不矛盾的人是無趣的。多數(shù)人不是圣人，尤其在現(xiàn)在的中國這種氣氛之中。
　　但是我還是喜歡上這些我深入書寫的人。魏子淇有許多的缺點，但我崇敬他的智慧和動力。我對曹春梅和魏嘉也是這么看的――我非常關心他們兩個。我崇敬許多我在麗水認識的人，尤其是羅師傅，他真的是一個非凡的人。我不想寫那些了無趣味的人。如果你不尊敬一個人，你就會發(fā)現(xiàn)跟他在一起的時間太漫長。這是一個關鍵――我必須尊重這個人。他們有缺點是正常的，但他們必須值得尊敬。
　　人物周刊：我很喜歡你寫的魏嘉生病的故事，它令我也感到窒息。這個系統(tǒng)對普通人是十分不利的。你認為這只是過程中的一個問題，還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何偉：魏嘉生病的情形，是我在中國十年之中遇見的最壓抑和困難的事件。它讓我覺得非常無助。同時，他父母的冷靜，和村里人的幫助，令我非常尊敬。
　　醫(yī)療系統(tǒng)，非常不幸，是所有地方的長期問題。它在美國也是個大麻煩，人們也沒有找出方法建立一個良好的系統(tǒng)。因為中國的人口龐大，這里會更加艱難，恐怕將來這個問題還會加劇。
　　人物周刊：人們自然地適應到現(xiàn)代化之中去，無論愿意不愿意。按照你的敘述，他們變化得非�？�。有時候在宗教的支持之下，有時候沒有任何宗教或價值觀的支持。你會不會擔心這將會導致災難？或者你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暫時現(xiàn)象？
　　何偉：我想我總體上是樂觀的。我看到了非常多令人悲傷的景象，而我真的不知道這個代際的中國人是否真的快樂――對于人們所擁有的一整套感覺來說這個詞過于簡單。但是我極少覺得他們傾向于放棄或者感到受挫。因此我總體上看到希望。
　　人物周刊：魏嘉的教育帶給讀者許多憂慮。當然，這非常不同于美國教育系統(tǒng)。美國對于中國的教育有許多批評，你怎么看？這種教育系統(tǒng)將給魏嘉這一代帶來什么？
　　何偉：事實上，多數(shù)美國人相信中國的教育系統(tǒng)要優(yōu)于美國。美國人越來越擔憂中國，曾經(jīng)有許多測試分數(shù)的比較，結果顯示中國教育產(chǎn)出更優(yōu)秀的學生，尤其在數(shù)學上。
　　我個人在中國系統(tǒng)上發(fā)現(xiàn)了許多漏洞。并且我認為許多在中國教過書的人都有這種反應。我注意到那些為中國教育所折服的人，多數(shù)是沒有在中國的學校里工作過的人。
　　我不喜歡有太多群體結構或對群體過多強調。但就像我在書中所解釋的那樣，我因自己的個性和文化而認識到這個問題。作為一個作家我對個人主義有很充分的尊重。我小時候在美國就不很喜歡學校，我討厭群體工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確定如果在一個中國學校里我會更悲慘。我認為在這樣的教育系統(tǒng)中產(chǎn)生一個作家是很難的。
　　人物周刊：在（麗水的）內衣配件公司里，工人們在他們的個性中表現(xiàn)出許多好的或壞的東西。你覺得這個（轉型）過程會改變他們的看法嗎？或者這種改變只是城市化中的普通進程？這會不會成為農民工中的共同現(xiàn)象？
　　何偉：這些人當然被轉化了。他們中的許多人朝著好的方向改變――比如羅師傅、陶氏姐妹，在我認識他們的相當短暫的時間里，變得更加自信和成功。這是一種教育。有時我覺得從鄉(xiāng)村里來的人，在工廠世界里比在學校里更快地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陶玉鳳絕對在裝配線和宿舍里學到許多更有用的東西。這么說使我覺得有些尷尬，因為我非常珍視教育。但這就是我觀察到的。
　　人物周刊：你在麗水所遇見的那些官員我們稱之為“技術官僚”。他們重視經(jīng)濟建設，但并不怎么關心社會進步。你對他們是怎么想的？他們會改變嗎？或者他們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脊梁？
　　何偉：這是一個好的用語。我覺得這是中國的一個問題，而這種模式的代價在未來數(shù)年中將會更加明顯。我相信這是下一個階段：中國社會，尤其是政府，需要探索一個更少經(jīng)濟取向，或者更少實用主義的階段。
　　人物周刊：政治系統(tǒng)比較少出現(xiàn)在你的書中，但是它其實無所不在。你提到中產(chǎn)階級會逐漸意識到這是改革中的一個障礙。但是會持續(xù)多長時間呢？你樂觀嗎？
　　何偉：我傾向于相信中國的變化會來自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中產(chǎn)階級和上層階級。當然，這是普遍的變化方式。我對于變化是樂觀的――對人們的能力我印象深刻。當他們需要什么東西的時候，他們會謀求。但是他們得決定什么時候需要政治改變。我覺得現(xiàn)在人們的腦子里有那么多東西，這不是他們的首選。
　　人物周刊：你的寫作非常深入中國人的生活，他們的思考和行為模式，你覺得美國的讀者會難以理解嗎？
　　何偉：不會。我認為對一個美國人來說，理解一個中國人的動機和想法相對容易。問題在于兩國之間傳統(tǒng)上有巨大的距離，而外國記者又無法深入。但是現(xiàn)在一個作家可以花很多時間在人、社區(qū)上面，并且真正去理解他們。我發(fā)現(xiàn)中國人非常理性而且根本上很踏實，這對美國讀者來說非常容易理解。有一些性情我們是共有的。我相信美國人和中國人通常非常隨意、非常直接而且很幽默。這就是我一直在中國很舒服的一個原因。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記者，你的生活非常深刻地和你的角色們糾纏在一起，你難道不擔憂這會誤導你的判斷或者影響你的客觀性？
　　何偉：在寫作《江城》的時候我比較擔憂，我擔心人們會因為我寫的東西遇到麻煩。那時候沒有很多關于中國的書，特別很少關于中國小城市的，所以我不知道會有怎樣的反應出來。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我的擔憂越來越少，因為沒有發(fā)生什么問題。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告訴讀者你和角色的關系是什么，這就是為什么第一人稱這么關鍵。讀者知道我和魏嘉是朋友，這似乎影響了我作為一個作者的角色，但它沒有摧毀關系，只是不同的關系。所以我需要向讀者說清楚。而在麗水，我并沒有這種關系。我沒有直接卷入我的角色的生活。我相信這兩種關系都沒有問題，而每一種都有其優(yōu)勢。有一些差別是好的。如果我只寫在中國的朋友，那就會有問題。但我并沒有這樣。關鍵在于對你的關系完全坦誠。
　　人物周刊：你在中國呆了10年，寫了3本關于中國的書，但是你似乎還有很多故事沒有說。你對中國的未來寫作計劃是什么？
　　何偉：經(jīng)過10年之后，我決定是時候寫寫不同部分的世界了。我感覺《尋路中國》是一個自然停止點，并且我很滿意這一套3本書。主要的是，我感覺我可以從寫作其他地方學到新的技巧，迎接新的挑戰(zhàn)。因此我們回到美國，我最近開始寫作科羅拉多州農民。今年夏天我們將遷居到中東。我總的計劃是在五六年內回到中國。我覺得它會給我一個新的角度。當我回來的時候，我會有新的能力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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