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當年大學畢業(yè)時，你本可以留校。你為何選擇了到艱苦的地方“支邊”? 　　莊學義：當時，毛主席號召“扎根邊疆一輩子”，并且趕上林業(yè)部要開發(fā)大興安嶺，我自身的情況是。革命家庭，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去邊疆，所以就報名去了。我們全班35個人，報名支邊就有10多個。
　　如果不去支邊，在學校教書，平平安安一輩子，也該是教授什么的了，但往事不能假設。
　　人物周刊：你后悔到大興安嶺嗎?
　　莊學義：不后悔。我只是覺得知識分子在沒有背景的情況下，不應該從政，而應該做自己的專業(yè)工作。
　　人物周刊：那你怎么能當上林業(yè)局局長呢?
　　莊學義：從政非我本愿，因為我工作干得比較出色，“文革”中又沒有參加什么派別，當時知青之間武斗，木棒上都綁著釘子，我基本不參與。“文革”結束后，重用知識分子，我就從車隊隊長、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一步一步被提拔為局長，都是被推著走的。
　　如果可以選擇，我不會選從政這條路。
　　人物周刊：你后悔從政了?
　　莊學義：后悔。在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從政是個高危的職業(yè)。我白白喪失了20年寶貴時間，唉!
　　人物周刊：從管轄一萬多人的林業(yè)局局長到階下囚，在監(jiān)獄里你有反思嗎?
　　莊學義：這個社會太復雜，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簡單。政治的漩渦也太厲害了。我這么透明、實在的人，就這么稀里糊涂陷進去了。
　　最難過的是，自己當年支邊吃了那么多的苦，結果落得這么個下場，也影響了孩子，很心寒，很不是滋味……
　　人物周刊：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為你鳴冤叫屈?
　　莊學義：他們都是覺得，我在火災中確實履行了職責，不應該受到處分和判刑，特別是那些跟著我一起救火的同志，都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來自基層的群眾最樸實。
　　人物周刊：但他們都因為你受到牽連。
　　莊學義：我覺得他們不應該被撤職，或者受到其他處分。憲法規(guī)定了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自由，黨章也規(guī)定黨員有向組織反映情況的權利。所以這么多年來，我每次申訴，都沒有忘記提到受我牽連的群體，這不僅僅是為自己爭取，也是在為他們。
　　人物周刊：從監(jiān)獄保外就醫(yī)之后，你為何要躲避追捕?
　　莊學義：把我從監(jiān)獄內保出來，大興安嶺檢察機關就有意見，想再把我抓進去。我當時的念頭就是：我要保存自己，一旦被他們給抓回去，就完了。
　　人物周刊：當時你已經回了連云港，他們是怎么抓你的?
　　莊學義：他們經常搞突襲，推開我親戚家的門，看我在不在；有時候還會掀開簾子，看我在不在房間內。記得有一次，他們派兩個警察在連云港住了一個多月，就為了抓我回去。
　　人物周刊：這樣的狀況持續(xù)了多久?
　　莊學義：從1988年底我保外就醫(yī)回到江蘇，一直到1993年，整整五六年時間。后來我給大興安嶺地委寫信。說你們這樣整天派人來抓我，想把人整死啊。可能地委的人給檢察長說了，才不抓了。
　　人物周刊：從2000年你的案子開始進入再審序列。到2004年才宣判無罪。為何拖了4年之久?
　　莊學義：老是在哈爾濱與大興安嶺之間來回折騰，復查也經過十多道程序，中間又被“非典”耽誤了一段時間，所以到2004年才有結果出來。這個期間，我和家人就一直等啊等啊。
　　從2000年以后，我年年都去大興安嶺和哈爾濱。2004年之后，又是年年都去，唉，辦點事情，你知道有多難嗎?
　　人物周刊：如果沒有領導批示，你的案子會怎樣?
　　莊學義：那或許就根本沒法立案。
　　人物周刊：最先知道自己無罪的消息時，你激動嗎?
　　莊學義：并不激動。這是遲來的正義，將近20年的時間已經耽誤了，對我的家庭造成的傷害無法挽回，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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