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家學的淵源,還是自我的修養(yǎng),梁從誡的舉止透著儒雅�？捎袝r他也會對人們說:我也要說點難聽的話。說起今人對于環(huán)境的破壞,他就氣不打一處來;看到長江的污染,他直接質問縣長:這條江是不是你們污染的?他還自嘲他們一家三代都是失敗的英雄;是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
　　
　　最后一次和梁從誡先生出差是在2004年春天,我們一起去內蒙古的額爾古納,那是一片保留著原始風貌的森林與濕地的地方。那次梁先生的話已經很少了,一路上我都在逗著他說話。我還說,你這樣老不說話,容易老年癡呆的。我自己的父親晚年就是從不說話,開始越來越老的。聽我這么說,梁先生也只是笑笑,還是沒有什么話,這和以往的梁先生不同了。
　　不過那次,當我們站在中俄邊境一個哨卡看到一位正在站崗的小戰(zhàn)士時,梁先生走過去親切地對他說:你辛苦了,你這是在為祖國保護邊疆,職責是神圣的。后來,梁先生還特意讓我給他和那位小戰(zhàn)士一起拍張照。那一刻梁先生臉上的笑容一掃他幾天來的沉默。
　　上世紀90年代,我還和梁先生一起去過一個農村小學。那所小學的學生和老師們愛小鳥,愛到了癡的程度。在小學參加農村孩子的愛鳥活動,梁先生的歡實勁和孩子們不分高低。至今我的腦子里還有著返璞歸真的梁先生,如同孩子般在農村小學的操場上和孩子們一起跑跑跳跳的情形。在大自然里,梁先生總是比在城里快樂很多。
　　
　　“我也要說點難聽的話”
　　說到自己是怎么認識梁先生的,還真有一段故事。1994年春天我在美國舊金山采訪時,一位朋友托我打聽一個叫“梁孔捷”的人。我朋友當時在美國一家NGO工作。她說在《世界日報》上看到“梁孔捷”等四人在北京成立了一個環(huán)保組織叫“自然之友”,他們希望和這個組織建立聯系。
　　回到北京后我四處打聽,1994年中國的環(huán)保民間組織不像現在這么家喻戶曉。直到1994年秋天在一次中華環(huán)�；�金會的采訪活動中我才知道“梁孔捷”應該是梁從誡。因為《世界日報》上那條消息是從英文翻譯過去的,“梁孔捷”是梁從誡的譯音。
　　中國的民間環(huán)保,不知是不是就是從《世界日報》上的“梁孔捷”開始走向世界的。
　　認識梁先生后,我很快就被他拉入“自然之友”,并成為理事。1996年我在美國訪問了一個月,在我所到之處都講著“自然之友”,講著梁先生。梁先生一家人對中國的貢獻,使海外華人發(fā)自內心地崇拜。
　　無論是家學的淵源,還是自我的修養(yǎng),梁先生的舉止透著儒雅�？闪合壬�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脾氣。有時他也會對人們說:我也要說點難聽的話。雖然他曾多次深有感觸地和我說過:“搞環(huán)保這么多年最大的改變是學會了不生氣�！笨烧f是這么說,我還是不止一次聽到他老人家十分激動地對人們說:“我們全體中國人現在都希望、追求盡快地把自己的物質生活豐富起來,這是很文雅的表述方式。要說得難聽一點,就是發(fā)財的愿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強!不是一個兩個人有發(fā)財愿望,是13億人發(fā)財的愿望。13億人的國家各個都想發(fā)財,各個都想當大款,那么其結果會是怎么樣?就這點資源,各個都想成大款,款得起來嗎?”
　　每當說到這些時,梁先生真的就是氣不打一處來。
　　2001年的春天,我、梁先生,還有北京地球村的廖曉義共同發(fā)起并組織了一次有關北京昆玉河河底硬襯的對話會。那次會上,梁先生發(fā)了脾氣。當時他的生氣倒不是因為一定要給民間組織的會議正名,而是到會的北京市領導不承認當時正在拆北京一個名人家的四合院。
　　那次會后,我和當時環(huán)保局的一位官員回到辦公室都被領導叫去談話,因為這事已經通報組織系統(tǒng),我們被人家告了狀。
　　還好我們的頭兒和我說:知道你汪永晨是在干什么,以后和領導打交道客氣點。后來我把這次談話告訴了梁先生。我說,你在會上發(fā)火,我替你受過呢。梁先生很嚴肅地問我:你覺得我不該發(fā)火嗎?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么回應梁先生的,但是對一些不敬畏大自然的官員發(fā)火的事情,后來我在梁先生身上還看到很多次。
　　2005年印度洋海嘯后,我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有關敬畏自然的文章。后來有位院士反駁我的文章,說“敬畏自然是反科學”、“敬畏自然是反人類”。
　　梁先生看到這位院士的文章后,非�？焖俚貙懥嘶貞�文章《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態(tài)度》。梁先生在文中說:我的理解,“人要敬畏大自然”這個提法有兩層含意:一、人類應當尊重大自然;二、人類應當畏懼大自然。我想,人類的聰明才智發(fā)展到今天,沒有人會把這個命題理解為既然“敬畏”,人類就只能匍匐在大自然腳下而無所作為。事實上,自猿猴從樹上下來變成人類,回顧歷史,特別是近幾十年的中國當代史,我們所做的違反自然規(guī)律,從而遭到大自然“報復”的事還少嗎?“大躍進”時代的“豪言壯語”,比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大煉鋼鐵,超英趕美”之類的話及其后果,想來何院士也還不致忘記。誰能保證,我們今后就不會再干這種蠢事呢?所以,我個人認為,讓人類敬畏大自然,在大自然面前謙卑一點、謹慎一點,不要那么自信乃至狂妄,不要認為整個大自然都天然地以人為“中心”,只要我們“一聲吼”,地球就得“抖三抖”,這并沒有什么壞處,上不到“反科學”的綱上去的。
　　如果說,2001年我們那次有關昆玉河河底硬襯的對話會沒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4年以后,2005年4月,在北京圓明園湖底硬襯時召開的聽證會上,NGO代表則被請到了會上并作了專題發(fā)言。4年的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瞬間,但在中國NGO發(fā)展史上,卻走得一步一個腳印十會艱難。
　　
　　“歷史的冷眼在注視著我們”
　　作為國家環(huán)保局的“環(huán)境使者”,我和梁先生曾一起去過三峽,當時長江汛期已過,可是黃褐色的江水在舷外波濤不興。梁先生回憶著抗戰(zhàn)時期在揚子江畔度過的童年時代,那時每當秋季來臨,江水已是青綠色了。
　　那天在長江上,梁先生還無法從剛剛路過的一個縣看到長江邊上一條像醬油一樣的黑湯沿著江水往下流、黑水足足有半里路寬的情景中恢復過來。在那個縣里,梁先生亮出了自己政協委員的身份,為的是要問問縣長,這條江是不是他們污染的?縣長說是一個造紙廠的問題。“為什么不裝處理污水的裝置?”梁先生接著發(fā)問。縣長說這個造紙廠是1958年“大躍進”時靠兩口大鍋起家的,當時叫“因陋就簡,白手起家”,現在要裝一臺廢水處理裝置,投資要超過那個廠的全部固定資產,再說三峽水庫修好后,這個廠子在淹沒線以下,就幾年了,污水處理裝置就是裝好了,也又要被水淹了,就沒去治理�！澳菫槭裁床煌．a,你看看把長江污染成這個樣子�！绷合壬�不依不撓。廠長說2000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6000人,一個小縣城只有幾萬人,這6000人誰給我養(yǎng)活啊?
　　事后,梁先生和我們幾個同行的“環(huán)境使者”說:當時他確實是被問得啞口無言。這種事情光高唱“還我藍天、還我青山、還我綠水”是唱不出來的。
　　在那次我們的采訪中,梁先生一直在說“一個縣對長江的污染”,在問“6000人誰給養(yǎng)活”,應該怎么辦。
　　三峽工程總指揮賀恭先生聽梁先生誠懇地說著這些時,建議我們去一下宜昌市夷陵區(qū)(原宜昌縣)考察黃柏河口污染治理的狀況。
　　黃柏河是宜昌以上長江左岸的一條小支流,注入電站以上的葛洲壩庫區(qū),是一條發(fā)源于湖北北部山區(qū)的小河,也是夷陵區(qū)居民的唯一水源。
　　黃柏河原本很清澈。那天,當我們站在黃柏河邊時,當地人認為治理得不錯的河水雖不像前面那個縣邊的長江都成了醬油色,但作家徐剛蹲在江邊撈起一把水草,再站起來時,眉頭皺起來,鼻子和嘴也都擠在了一起。
　　那一刻,梁先生又沒有客氣地對陪著我們的環(huán)保局干部說:人的認識當然是要有一個過程的。20年前,在黃柏河還清可見底的那個時代,要人們認識到水庫將對鄰近水域帶來多么嚴重的負面后果,也許不夠現實。然而到了80年代末,在黃柏河已經開始由綠變黑的時候,在論證中還把“對水污染的影響”列為“影響較小,采取有效措施后可減小危害”一類,甚至時至今日,還在說三峽水庫污染“問題不大”,就很難說是實事求是的了。
　　記得那次三峽歸來,梁先生把登有他長篇文章的一本雜志送給我。文中表述了他對長江污染應如何面對的見解。動情之處他是這樣寫的:“江水輕拍船舷,船在微微晃動。舟上有人難眠。遙想當年,李白遇赦,從奉節(jié)東下,一路神采飛揚,留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朽名句。寥寥數字,向我們透露了一千多年前三峽森林茂密、野生動物出沒的環(huán)境、生態(tài)消息。今人面對兩岸濯濯童山,峽中滔滔黃水,李白詩中景色,已無法想象;森林與猴子什么年代起從這里消失,也不可考。若詩仙再世,與我輩同行,又會寫下怎樣的詩句留給后人?歷史的冷眼將始終注視著三峽,注視著長江,注視著我們!”
　　
　　一個人要有社會責任感
　　我曾親耳聽梁從誡自嘲說,他們一家三代都是失敗的英雄;是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還說:自己如果說從祖父和父母身上繼承了點什么的話,那就是信念:一個人要有社會責任感。
　　我?guī)状温牭竭^梁先生對中國字“豪”的解釋:新中國成立初期,“豪”字是個貶義詞。因為,“土豪劣紳”、“巧取豪奪”等,使“豪”字成了壞字眼。今天倒過來了:豪宅、豪車、豪飲、豪宴、豪華裝修,什么都是“豪”,好像一用那個“豪”字,你就真“豪”了。梁先生很著急地說,這種追求、這種心態(tài)對我們的威脅是非常之大的。我國人均資源本來就處在世界排名100多位以后,比如水、耕地、森林、草原、礦產和日用能源等排名非常落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13億人都要過豪華生活,真的“豪”得起來嗎?
　　每一次我們談過這樣的話后,接下來這位老人還會和我們一起分析這一切問題出在哪兒,是怎么造成的。梁先生會說,這是我們所有人一起造成的。并不只是現在的政府沒搞好,環(huán)保局不像話。作為消費者,對于環(huán)境的改善,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和梁先生打了這么多年交道,我當然知道他的這些忠告不僅僅是掛在嘴上。他從沒有把自己放在“救世主”的位置上。
　　從2003年春天,中國民間環(huán)保與媒體共同關注中國江河開始,梁先生是我們這支隊伍中的老將,一個頂倆。
　　2004年的“兩會”,梁先生帶到政協會上的四份提案中有兩份與環(huán)境保護有關。一份是關于停止對怒江梯級開發(fā)的提案;另一份是關于對河流應分類規(guī)劃治理的提案。在那次的政協會上,他指著地圖讓會議代表們看:中國的河流也就只有雅魯藏布江和怒江是自由的了,其他的河流哪一條上不是修滿了堤壩和水電站,尤其東南部的河流幾乎沒有一條不被污染。我們能不能讓中華大地上留一條自由的河流?
　　梁先生說,在西北地區(qū),水是人類生存發(fā)展的關鍵制約因素,修水庫、打深井,包括設想中的雪水截流等,都不是造水,而是挪用。歷史上許多綠洲因過度地開墾,已經變?yōu)樯衬�。目前中國每年荒漠化的總凈擴增面積已經超過一千萬畝。
　　后來,在很多場合,梁先生也都會對一些人不能全面領會中央開發(fā)西部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擔憂。
　　梁先生說,西部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與深圳、海南和浦東等東部魚米之鄉(xiāng)不同。作為農業(yè)、能源和工業(yè)原材料的基地,西部已經為東部付出了很多,包括相當的環(huán)境代價,開發(fā)建設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歷史告訴我們:生態(tài)脆弱、干旱而貧困的地方,大自然和人一樣,最需要的首先是休養(yǎng)生息,最怕的是一哄而上、‘人定勝天’的‘壯舉’。那種趁開發(fā)西部肥水快流,或去馬上大撈一把的心態(tài)是很危險的�！�
　　我在很多場合,包括在和一些外國高層領導的會談中,見過梁先生常常這樣算賬:眾所周知,我國現在人均資源量非常緊張。我們不妨回過頭看看,300年前中國的人口剛剛超過1億人;100年前,中國人口約為4.5億;50年前,大概是5億多一點;到了1956年,毛澤東寫了一首詩《重上井岡山》,詩里有兩句話,“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大家算算,從1956年到現在還不到50年,我們的人口從6億,一下子躥到了13億。13億人要吃、要穿、要住,國家支撐得起嗎?在人均資源空前低少的情況下,我們的市場經濟卻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guī)模發(fā)展著,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這些年,因和梁先生同在一個“戰(zhàn)壕”里,梁先生和所有獻身于中國環(huán)保事業(yè)的人遇到過多少困難,我心里是有數的。可每當遇到困難,我也會時不時地想起梁先生說過的話:困難里面相當重要的一個困難,就是非政府組織這種形式、民間組織這個形式,50年來在我們國家里太稀少了。我們國家這50年來習慣于政府什么事情都包了,所以給非政府組織社會活動的空間非常有限。很多事情民間推不動,一方面是政府不給民間留出足夠的活動余地,好像這種事情不歸你們管,你們起不了什么作用。這個事兒我們都管不了,你們還管得了嗎?另外,就是來自民間的不理解。什么民間組織,你們是干什么的?可別上我們這兒來推銷產品啊!
　　不過,從2003年中國民間開始關注怒江到今天,整整7年了,這條大江因我們民間的關注與努力,繼續(xù)在自然地流淌著,這是中國民間環(huán)保值得自豪的一個案例。而和我們在一個“戰(zhàn)壕”里肩并肩、手挽手的梁先生卻再也不能出現在我們的行列中。
　　在這篇文章的最后,我還想再寫一段可能只有我聽到的梁先生說過的話。那時我和梁先生一起得了“地球獎”,當我把2萬元獎金作為綠家園教育基金捐給中華環(huán)保基金會時,梁先生說他的獎金要用來看病。因為前不久,他和“自然之友”的幾位會員一起到可可西里索南達杰站開展保護藏羚羊的活動時遭遇車禍。他右肩脫臼、胸部挫傷。同行的其他幾個人也都輕重不一地傷著了。其中他和另一位沒有公費醫(yī)療。
　　我是記者,有公費醫(yī)療。梁先生原來所在的中國文化書院屬于民間機構,沒有退休這么一說。那些年我常聽他老人家說的一句話是:我是靠老伴的退休金養(yǎng)活的。
　　這就是我認識的梁先生,這就是我們中國民間環(huán)保人士的生活細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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