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十年,江平是以一名公共知識分子自詡的。這是他對自己的清楚定位,正是有了這樣的期許,他的關(guān)注領(lǐng)域和吶喊范圍,才超出了法學的領(lǐng)域,進入眾多公共話題及敏感區(qū)域,全方位推動中國前進。
　　
　　我曾兩次見到江平先生,一次是前年,“京報講堂”項目邀請他在國家圖書館作一次演講,我去他家里接他。由于堵車再加上走錯路,眼看有遲到之虞,江平先生焦急萬分的神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擔心讓聽眾們等他。好在最后提前兩分鐘到會場,作了《中國三十年法治進程的軌跡和曲線》的演講。
　　演講內(nèi)容之精彩不必說了,意外發(fā)生在聽眾問答環(huán)節(jié),有人問起了楊佳案,這在當時是一個超級敏感話題,認為楊佳應該判決無罪的和反對這一說法的水火不容,對這個話題學者們也是回避者多。但江平說,“這個問題我是可以說一下的。”他說了兩層意思,一是楊佳犯下那么大的錯,不判死刑于法不容,二是在審判楊佳時,程序上有疑點,不公開,不能服眾。
　　那是江平首次公開談到楊佳案。江平話音剛落,一個學生站起來大聲喊道,“江平,如果我手里有臭雞蛋我就扔到你身上!”而擁護江平的大學生,又起身大聲斥責那個不禮貌的學生。氣氛瞬間激化,成了一起虛擬的“臭雞蛋事件”。
　　另一次見江平是在剛過去的十月,他參加鳳凰周刊創(chuàng)辦十周年的論壇,并第一個發(fā)言,發(fā)表了“中國的法治正在倒退”的觀點。他不是第一次講這番話了,今年80大壽時,他就發(fā)表了同樣的盛世危言。在這次論壇上呢,仍然是聽眾問答環(huán)節(jié),又有人問起了近時期的敏感話題,在座學者多是沉默,只有江平仍然率直地回答了問題,并且又成為一個小小的事件。
　　這是我兩次見到江平,每次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由于工作原因,我近距離接觸過不少知識分子,江平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引起我的思考最多,這也是我對《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這本書格外關(guān)注的原因。
　　
　　從法學界精神脊梁到社會良心
　　江平的經(jīng)歷相當坎坷,他是燕京大學學生,參加過學生運動,建國初期,成為第一批赴蘇聯(lián)留學生中的一員,并提前一年畢業(yè),是馬上要大展宏圖的青年才俊,誰知回國就被打成右派。這是江平人生中第一大挫折。另他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塊赴蘇留學歸來剛剛結(jié)婚的愛人,馬上宣布跟他離婚,海誓山盟成為泡影。而在被強制勞動時,江平被火車拖入車輪之下,萬幸撿回一條命,但一條腿被軋斷,從此成為世間畸零人。這三重打擊,對江平的傷害至為深重,當時要經(jīng)過怎樣的煉獄歷程,也是可以想見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江平,是一個熱情洋溢、勇猛精進的大學者,我們應該感到慶幸,因為這樣的幾率并不高。
　　在書中,江平對自己的人生路有一個概括,就是22年逆境,22年順境。1956年至1978年,這是噩夢般的22年,而從1978年到2000年,這是一個22年的順境。這個劃分是在2000年他70壽辰時說的,他認為上天是公平的,用同樣多的順境來補償他的悲慘的22年逆境,讓他做了很多工作。當然,在22年順境里,江平也遇到過大挫折,1989年之后,他被免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職位,從此成為一名純粹的教授�，F(xiàn)在距離江平提出人生兩分法又是十年了,我看這十年可以稱為江平“新憲政運動”的十年,那么他的人生就是三個階段了。應該把這十年歸為逆境還是順境呢?從推動憲政的成果來看,似可以劃為逆境時期,因為江平說中國法治在這十年出現(xiàn)了不小的倒退。而從江平的個人來看,他仍然為中國法治做了大量的工作,雖然處處掣肘,但法律實績還是不小。所以這個十年,一言難盡。
　　作為一個法學家,江平闡述問題從來不馬虎,跟模糊、混沌這些詞匯無緣,在講到自己的時候,也是一板一眼、一五一十。梁啟超講課時曾說,“啟超沒有什么學問�！比缓笤傺a一句,“可是也有一點嘍�！边@是文人的自謙。但江平評價自己說,“我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因為我沒有認真讀過多少法學名著,也沒有寫出什么像樣的法學專著。我是一個法學教育家,我以學校為舞臺,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現(xiàn)代法治觀念的,具有民主、自由開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學家。我是一個法律活動家,我以社會為舞臺,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門、企業(yè)等諸多領(lǐng)域為建立現(xiàn)代法治國家助推一把力。”
　　說自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江平真是太謙虛了,但認真想來,他對自己的評價又非�？陀^,雖然過于嚴格。有了這個前提,他說自己是法學教育家和法律活動家,我們就心悅誠服地贊同他的說法。他在法學教育和法律建設方面的建樹,的確是他對中國法學界的最大貢獻。
　　其實江平還說過一點,不過鮮見于他的日常訪談與發(fā)言,即在最近十年,江平是以一名公共知識分子自詡的。這是他對自己的清楚定位,正是有了這樣的期許,他的關(guān)注領(lǐng)域和吶喊范圍,才超出了法學的領(lǐng)域,進入眾多公共話題及敏感區(qū)域,全方位推動中國前進。他與吳敬璉先生成立研究所,在眾多公共活動中簽名聯(lián)署,為推動憲政的努力奔走,包括他眾多的授課與演講,都使他超越了法學教育家,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江平從法學界的精神脊梁,而成為整個社會的良心。
　　
　　不妥協(xié)卻能適應現(xiàn)實
　　在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吶喊》一書中,法學家季衛(wèi)東曾提出一個問題:“將來的史學家以及人民將會怎樣評判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法律界的學術(shù)、實務以及人物?”他認為,江平的存在,無論如何都會對今后那次無法避免的“審判者也被審判”的公堂對簿以及各自的供詞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在對良知進行交叉詢問之際,有些人可能要說我們“愧對江平”。
　　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追問。
　　《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中寫,“文化生活平庸化的一個最顯著的表現(xiàn)就是知識分子變成特別不重要的人。一個美國評論者斷定,與薩特這類人相比,今天的法國知識分子看起來更像小技術(shù)官僚�！狈▏�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說,“要想擁有知識分子這一頭銜,文化生產(chǎn)者必須把他們在特定文化領(lǐng)域里的特殊專長用于這一領(lǐng)域之外的政治活動�！�
　　“小技術(shù)官僚”是歐洲式的自我批判,這個詞用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才真正傳神得入骨。國家權(quán)力的無處不在,學界衙門化的現(xiàn)實,讓知識分子迎來了一個“小技術(shù)官僚”遍地的時代。他們附著于國家權(quán)力的縫隙,以迎合的姿態(tài)討得一點吃食,這樣的確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學者艾爾曼認為:“一個人的腦力勞動越受外部力量、法則、常規(guī)、檢查者等的注意,就越少感覺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蔽蚁�,即使我們愿意,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很少認同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了吧,那意味著太多的責任。知識分子最贊許的一個美德,是有能力追求獨立的和自由的生活,我們還有哪些知識分子還具備這個能力呢?
　　在《美國知識分子》一書的序言中,學者林賢治寫道,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一群充滿活力、勇猛精進的知識分子,不能由此前后形成一個具有創(chuàng)新意識的、穩(wěn)定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要建設一個文明社會將變得加倍艱難。他還意味深長地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是斷裂的�！彼�的潛臺詞不難理解。
　　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可以肯定未來一定會對我們這個時代進行發(fā)問。令我們氣沮的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的確已經(jīng)沉沒,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讓我們稍感欣慰的是,畢竟還有一些,在他們的特殊專長之外,在公共事物領(lǐng)域發(fā)出獨立的聲音,并有實際的作為,而江平就是閃光的一個。
　　如果按照嚴格的標準,思想領(lǐng)域?qū)W者的表現(xiàn)是難以令人滿意的。最具思想原創(chuàng)力的李澤厚,是思想界的一代宗師,本可成為有號召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提出的“告別革命”、“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等概念,也具有干預現(xiàn)實的意義,但他太甘于寂寞了,他的聲音和思想是獨立的,但他困守書齋獨醒自許的姿態(tài),以及行動能力與勇氣的缺失,決定了他只能是一個清醒的學者。朱學勤、汪暉是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學問與氣質(zhì)也為一時之選,但囿于格局不夠大,多年來拘泥于左右問題,少見推動社會進步的公共作為。目前在此領(lǐng)域,秦暉一人而已。
　　反倒在其他專業(yè)領(lǐng)域,如吳敬璉從經(jīng)濟出發(fā),江平、賀衛(wèi)方等從法學出發(fā),逐漸擴展到政治領(lǐng)域,崔衛(wèi)平、徐友漁、劉蘇里等知識分子,也都做出了實際成果,影響了政治生態(tài)的進步。他們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當然這里面也有區(qū)分,有些人對江平、吳敬璉先生看法有分歧,認為他們是體制內(nèi)的,這就是門戶之見了。有人是舊體制的批判者,而江平吳敬璉兩位,更多的是一種新體制的建設者。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的一句話:“最高境界的處世藝術(shù)是不妥協(xié)卻能適應現(xiàn)實。而極端不幸的個人素質(zhì)是盡管不斷地妥協(xié)卻總是達不到適應現(xiàn)實的要求�！辈煌讌f(xié)卻能適應現(xiàn)實,真正走得很遠,并作出了大貢獻的知識分子,反倒是這兩位“體制內(nèi)”知識分子。這里面有平臺的便利,有人格的力量,也有做事的藝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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